“中国是不是民主国家？”“如果有国家退出‘一带一路’怎么办？”——面对西方这类明显不怀好意的“质问”，我们该如何回答？

在7月6日由中国外文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创新论坛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在主旨演讲中，就如何打好话语组合拳，从小切口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分享了他的见解。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做主旨演讲

张维为：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做好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创新”、“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我把这两个题目放在一起，谈一些个人的思考。

首先，我们要有比较强的受众意识。要了解我们的受众是谁，他们一部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人，一部分是对中国非常敌视的人，但这两类都是少数。更大的受众属于中间群体，这些人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对中国比较认可，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这部分人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类受西方话语的长期影响，对中国怀有不少偏见和误解，这个人群数量很大，我们做国际传播时对此要心中有数。

认可中国的群体大都渴望了解中国，比如全球南方学者，我们与他们有不少交流和对话。坦率地说，他们的眼睛里发着光芒，希望了解中国是如何成功的，所以我们需要提供有效的供给，少一点套话，少一点形式主义，讲真故事、真道理，回答真问题。他们有大量的真问题，比方说，为什么我们政府是亲美的，但你们依然与它保持这么好的关系？为什么中国在我国建了这么多学校，却不提供教材？我们做国际传播不能空对空，我们要潜心调研，思考真问题，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问题，这样才能答疑解惑，或至少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思路。

对于怀有偏见和误解的人，由于长期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他们往往对共产党有一种消极、负面的印象。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戳破西方的这种话语宣传。

这就联系到我想讲的第二点：在国际传播中，由于西方话语长期的洗脑，谈中国共产党的时候经常需要做个铺垫，如果时间有限，甚至一句话的铺垫都可以。我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时，往往会先说一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力量。如果只会一板一眼照本宣科，往往效果不好。

第三，我们要打好话语的组合拳。只有官方话语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有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要有这些话语的组合拳。为什么？因为我们面临的是西方话语的全面围剿，这种围剿是西方的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及这些话语的组合拳，如果我们只有官方话语，那是很难进行对话或辩论的。国际传播效果如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能不能和受众进行对话或辩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基本上就成功了。有了话语组合拳，我们就能够进行比较有效的沟通、对话或辩论。

关于学术话语，我自己长期进行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研究，做底层逻辑的解构和建构，这是学术研究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从解构西方指标体系开始。比方说，我经常比较上海和纽约，如果按照官方汇率的计算，纽约人均名义GDP比上海高4倍，问题是纽约的GDP大都是服务业，水分太大：华尔街在纽约，每天海量的金融衍生品交易，SWIFT交易、还有占GDP百分之六以上的律师费用等等，这些跟多数人的生活品质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人说大道至简，我提出了“五合一”指标，一项一项地、实事求是地比较上海和纽约：1.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上海家庭比纽约家庭富裕；2.人均预期寿命，上海比纽约高5岁，这不是一般的高，这是质的不同；3.婴儿死亡率，上海比纽约低；4.基础设施水平，上海领先纽约至少20年；5.社会治安水平，上海比纽约要好许多倍。这些指标都是两地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这属于话语的范式转换，背后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精神，有了这种突破，看问题的格局和传播的效果就不一样了。这种比较也可以扩大到中美其它城市和地区。

不久前，美国国会通过决议称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

网上有人调侃我凭一己之力把中国变成发达国家，这些人大概从来没有看过我的作品，其实我从来不用“发达国家”这个词，除非不得不引用文献，比方说《世界气候框架协议》里提到发达国家的责任等。更确切地说，自从我实地考察了包括冰岛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后，我就再也不用“发达国家”这个概念了，我只说“西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这个概念本身是西方话语的一部分，给了西方国家太多的名不副实的虚假的软实力。

关于大众话语，我昨天看到我们官员回答意大利记者的挑衅性问题：“如果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中国准备怎么办？”我们官员的回答面面俱到，挺好。但我们也可以用大众话语来回答，特别是学者乃至普通百姓，可以回答得更轻松一点。如果这位记者问到我，我可能会调侃他，我说我们上海话中有个说法，叫“脑子瓦特了”（脑子坏掉了），也就是说智商出了问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有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连续九年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你不要这样的市场，你要什么？最终后悔的一定是意大利。

关于国际话语，我自己做原创的中国话语研究，核心概念的提炼一定要精准，包括中外文的准确表达。比方说，我讲西方的政治制度叫选举（Election），我们的制度叫选拔加选举（Selection + Election），这样讲人家能听懂。不久前，一位非洲国家的重要人士专门来上海与我探讨是否可以在其它国家推广Selection + Election，他们也意识到光靠Election肯定不行。总之，只要打好话语组合拳，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式现代化故事讲得更好。

第四，关于中国共产党，从文化、文明角度进行解读，对于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人，往往能产生更好的效果。我一直说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从秦始皇统一之后就形成了“统一执政集团”的传统。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合”的国家，是自己漫长历史上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两千多年前，我们古人就有政治智慧，治理这样的国家必须是统一的执政集团，不能搞对抗性政治。从理论上，我们也可以指出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而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

这是一种基础理论上的突破，也是政治话语的突破，有了这样的突破，再来看西方，真是“一览众山小”。我们可以问西方国家：贵国有没有整体利益党？没有整体利益党，你们怎么进行改革？怎么进行规划？既不能改革，也不能规划，那么你们国家在21世纪怎么可能成功呢？话可以说得更客气些，但这种“中国心胜”非常之重要。

最后，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机会无处不在。比方说，这几天特别炎热，但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空调普及的国家，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用不起空调，因为市政电力跟不上。西方国家用空调的也是少数人，我在欧洲长期生活过，欧洲过去气候比较温和，夏天短，大概两星期左右特别热，所以大家不用空调。现在全球变暖，欧洲夏天的炎热时间也很长，但多数欧洲人现在用不起空调，因为设备贵，人工更贵，现在还有能源危机，电费还要贵。如果家家户户都用空调，估计欧洲的市政电力也跟不上。

中国今天的发电量占全世界的1/3左右，怎么做到的？八十年代初我们提出中国经济要翻两番，2000年要比1980年增加四倍。邓小平当时就问电力部长李鹏，如果我们的经济翻两番，那么我们的电力要增加多少，然后是一个接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和落实，我们才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此外，外国朋友一到中国，首先感到震惊的就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便利，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背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政府、国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一流的高速公路、一流的高速铁路、一流的数字基础设施，村村通，全覆盖，从西藏到新疆，包括山区、村庄、公路、铁路，都可以手机看视频。同时民营企业抓住了机遇，把整个互联网商业服务做到了世界一流。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式现代化故事。这些成功是实实在在的，经得起国际比较。我们不否认中国模式还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我们应该先肯定自己，再自信地改进不足，总之，在国际传播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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