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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工业党”康有为眼中的德国工商业

2016-08-21 09:26:31

康有为在作于1904年的《物质救国论》指出:“科学为救国之第一事。”又云:

……夫人道之始,国势之初,皆造端于实力。其文学、哲理之发生皆其后起,既强盛之后,而后乃从而文之。故物质学乎,乃一切事理之托命。如有平地矣,而后可跳舞践蹈;有巨舰矣,而后可临阵赋诗。若皮之不存,毛将焉傅?故无新物质学,则军国民无所托依以为命,而被人吞割,何复云云?

戊戌前后康有为对于民权的热切关注,在其流亡之后日渐淡化,而对物质力量的关注日渐上升。这一变化有深刻的原因:

(1)戊戌之时,康有为可谓朝野极为激进的民权派,主要对手是反对变革的守旧派,而在流亡之后,其主要论战对手已经变成了比自身更为激进的革命派,此时高谈民权,可能恰恰会为革命作嫁衣裳。

(2)周游列国的经验,使得康有为对“国竞”的残酷性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对一国而言,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以自存于列国时代,非物质文明的进步就无所依傍。而民权建设与物质建设的关系,也绝非前者促进后者那么简单,相反,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是一定的物质基础,才使得民权的扩大成为可能。比如说,议会制度之所以能够大行于世,“实因物质发明,铁路、电线之缩地为之”。

科技进步使得以往感受到的辽阔的空间变小了,而使得代议制政府成为可能。从这一原理出发,在康有为授予德国的无数个“第一”之中,“工商第一”无疑处于基础的位置。

1906年,康有为曾向墨西哥总统迪亚斯,请求给予投资保护

康有为第一次进入德国,在慕尼黑停留时,即被慕尼黑的啤酒所触动。慕尼黑的啤酒, 第一是口味佳,“吾饮欧美各国之啤酒矣,皆略有苦味,不宜于喉胃,惟猫匿之啤酒入喉如甘露,沁人心脾,别有趣味。”第二是杯子大。“其饮啤之玻杯奇大如碗,圆径三四寸,有高八寸而圆径二存,初视骇人,全欧美所无也。”第三是饮酒风俗独特,去德国餐厅里,不喝酒反而要多收一马克。好奇之下,康有为也开始喝慕尼黑啤酒,最后喝上瘾了。

他观察到,啤酒有益于国民健康,度数比威士忌要低得多,多饮也不易损害身体,适量饮用更是美容美颜。“德人颜如渥丹,仪表壮伟冠绝天下,则啤酒之功之赐也。”而支撑德国好酒之风的,是一个庞大的啤酒工业:“酒场二万五千,虽酿二千四百万樽,费麦九十六万吨,每吨可造酒二十五樽,普十之六,巴威十之三,平均每人饮二十加仑,天下皆谓德人好酒。”

汉堡港  摄/海裔

德国的啤酒工业给康有为带来了最初的触动,而此后参观克虏伯炮厂、游各地博物院、造船厂等经历,更使康有为坚定了对德国经济实力的信心。他注意到,德国土地贫瘠,虽然工业化使得农业产量大大增加,但粮食仍无法自给,需要大量进口。但在其他方面,德国的各项指标都相当可圈可点。

康有为对德国与英、法进行了多项对比。如在蒸汽动力上,德国当下是765万匹马力,英国是1297万匹马力,而法国则只有491万匹马力;在船舶吨位上,德国是155万吨,英国是896万吨,而法国只有89万吨;德国的铁路历程达到27850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超过英法两国的20900里;德国的商品输出为3亿75000万磅,比法国多出7000万磅,而在普法战争之前,法国的商品输出量占优。

在各项指标的对比中,康有为通常会刻意强调德国对法国的超越,旨在给读者造成法国经济没落的印象,而其进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论述德国治理得法,法国空谈自由误国。同时,他也热衷于做纵向对比,指出德国的经济增速惊人,今日的各行业的产量,往往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几十年前的产量,以佐证其对德国国势蒸蒸日上的判断。

在德国的工业产品中,康有为尤关心最高端的产品——机器:“德百物皆廉贱,机器又精美,欲购机器及欧物莫如德矣。”“德国制造”价格比英国能便宜三分之一,比美国便宜一半。要采购机器装备,德国是最好的货源地。康有为建议,中国朝廷和民间公司都应该在柏林派采购代表,购买机器,可以省大半费用。

不过,康有为同时也注意到,当时英国人仍然蔑视德国货。德国货在英国的名声,与今天中国货在欧洲的名声类似。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1887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了侮辱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德国制造”由此成为一个法律新词,意味着远不如英国货的假冒伪劣产品。然而,到了二十世纪,英国人仍然如此歧视德国货,康有为就深感不平。

他指出,英国人的恶意评论,目的在于损害德国货的声誉,以保护自己的产品市场。但不管英国人如何诋毁德国产品,“德国制造”后来居上的态势难以阻挡:“……今德工商业驰骋亚、欧、非、美之国,大夺英商之业,无在不胜,实以美而廉也。”在康有为的其他欧洲游记中,也会在貌似不经意之间提到“德国制造”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此非偶然。

康有为曾造访的莱比锡旧市政厅  摄/海

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制造”为何如此成功?康有为从几个方面思考了德国工业崛起的原因:“完全之教,专门之学,丰厚之资,劳动之力。”“完全之教”和“专门之学”都关乎德国的教育,而且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德国学之尤有实效者,尤在实业,职工学业。其政府专奖励工商,凡有一工业,即设此业之专门学校,使学问之理论与实业之练习合同而化,工人皆有新学之知识而创新改良,学人皆有实测之试验而不蹈空泛论。

康有为通过与英国的比较,凸显出德国在教育上的竞争优势:“英人昔无工商专门学,故以百年工艺先进国骤为德国争长,近亦师德而增立矣。”就是说,在工学和商学的教育上,德国人“逆袭”了英国。

英国为什么没有“工商专门学”呢?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因为英国的正式教育体制贵族气很重,牛津剑桥的富家子弟们更是看不上工厂里的工匠们——康有为在其英国系列游记中,对牛津剑桥学生的风气也有劣评。 另一方面,英国企业里的工匠们不懈地研究技术,研究到一定程度,难免碰到原理上的瓶颈,但英国正式教育体制不回应企业所提出的问题。产学研一脱节,进入19世纪末化学与电气工程时代后,英国虽然能有个别优秀的工业企业,但难以产生优秀的工业企业集群。

相比之下,德国打通了校园和工厂,实现了产学研一条龙。不仅大学里大兴工学教育,上大学无望的穷人也可以进入职业技术学校,成长为有一定理论修养的技术人员。就此而言,康有为对德国工商教育的判断,完全立得住脚。

就“劳动之力”而言,康有为注意到德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普法战争时德国人口是2700万,到20世纪初,已经繁衍到6200多万,翻番不止。德国人口不断向外迁徙,扩展德国的工商影响。康有为说,荷兰人与瑞士北方人基本上是德裔,比利时德法各半,奥匈帝国有一千两百万德裔,“最富贵多才而有权”;伦敦六百万人中,德裔占到一百万。美国纽约、芝加哥德裔都超过百万。德国人在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土耳其等国的工商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欧洲德裔总人口过亿,远超拉丁与斯拉夫民族。

康有为指出,1840年之时,法国人口过于德国,但到今日,法国人口不到4千万。 就出生率而言,“法每千人五年中,生二百二十五人,英则三百零七人,德则三百七十八人。”法国之所以人口增长缓慢,除了康有为所认为的制度和道路劣势之外, 还有一个独特的因素:“闻法妇女,皆尚自由,不乐有子,故以隳胎为事。”堕胎盛行是妇女解放的结果,在这方面,法国又走在英国和德国的前面。男女平等是康有为笔下“大同”的特征,然而在“国竞”之世,女人不愿生子,国家没有足够人口,竞争力就会削弱。

因此,如何防止“抑女过甚”,同时又对当前的妇女“独立之势”有所协调,是令康有为十分纠结的问题。但无疑,在他看来,德国恰恰得益于较为保守的社会风气,以至于人口能繁衍众多。

除“完全之教,专门之学,丰厚之资,劳动之力”之外,德国的工业成功还得益于产业的组织化,康有为称之为“工业连合之法”,上下游产业经常抱团,一起做大本国产业,挤垮外国同类产品。康有为提到了造船业与铸铁业的联合,而铁路部门也尽力为这种联合减少运营成本。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康有为确实抓住了德国工业体系的一个核心优势。

英国本土的工业体系受到大英帝国扩张的影响,很多产业是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其投资活动受全球市场的波动影响较大。而这造成的结果是,尽管英国企业可以从全球许多地方汲取利润,但本土产业的相互整合程度较低,一旦帝国事业出现波动,其产业受影响也很大。德国在帝国事业上是一个晚来者,并没有广阔的海外空间可供产业布局,德国企业还要和英、法、美等国的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而这恰恰促成了德国工业的组织创新,各产业实现更为紧密的整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率。

德国人还形成了成熟的通过交流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他们很善于搞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甚至让制作器物的技师和学者亲自来现场推销,一是看别人的反馈,二是看同行的创新进展,“既以迎人之意向,又以比较而得进化焉。” 这种竞争和交流机制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加快工业的转型升级。

这样一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无在非学问,无人非学人”、“既善分业以专而致其精,又能合业以核而省其费”。康有为已经贬损过英国,在此不忘把法国人连带着批评一通,说法国人善于搞理论,但不善实业,社会中人人争当医生和律师,这一倾向对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相当不利:毕竟一个国家实力要上台阶,还是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

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康有为观察到:“德政府主干涉,而德人甚愿之。盖国争之世,虽有私人之发愤、大群之协力.更必有政府保护,三者合而后事业成:若开矿、河,铁路、航路,皆赖政府之力。有谓德人异于法,不好民权自由,而上下得以相成。盖凡事皆贵调和。当民权自由盛极之世,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岂能合而与外竞争?方今新世不患专制,故德人上下合力。适以收效。”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在旅欧时阅读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但这一段论述,可表明康有为极其重视政府对于经济的组织作用。而这也正是其《物质救国论》中潜藏着的倾向——因该论提出的种种改善中国物质生产的提议,都有赖于清政府去牵头组织。

柏林技术博物馆  摄/海裔

当然,康有为最后的反思还是落在中国上:“若我国学者,尤为望空,好谈哲学文章而轻鄙工商,故机艺尤绌。” 康有为批评清廷主事者目光不够长远,满足于购买外国舰艇、枪炮,却没有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起成型的军事工业,而外国的技术不断进步,今日购买的武器装备,到明日就变得陈旧,不堪大用。 而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就需要技术、人才和资金。技术和人才的获得,第一靠留学,第二靠延请西方名匠。

就留学而言,康有为提出“职工学宜往德”。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最为完整和成熟,而且物价比英、法、美各国便宜,中国应派遣大批留学生去学习。 同时,在国内大兴物质学,开设实业学校,聘请外国名匠前来讲学,小学教育增设机器、制木二科,大兴博物院、型图馆、制造厂,开设分业职工学校,多举办赛会(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等)。最后,要用好海外华侨力量,与内地形成工商上的相互呼应。 通过这些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建设,中国可以较快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增强国力,改变落后挨打的地位。

用我们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康有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业党”。以往的论者多突出康有为的经学家、政论家的身份,而实际上他又是一个投资家、企业家。他掌握着保皇会的资金,投资遍及地产、交通、出版等多个行业。1906年,他前往墨西哥托雷翁市炒房地产,又开办一家华墨银行,吸收墨西哥华人存款,投资于房地产和交通。1913年回国之后,又在上海炒地皮大赚了一笔。尽管他没有真正在制造业投资,但对于制造业的运作原理,了如指掌。没有这些从身体力行中获得的“物质学”修养,我们就很难想象他在分析问题时,能如此清晰地看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

章永乐

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旧邦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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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略 | 责任编辑:叶娜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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