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子实】

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阿波罗神在总结众神关于惩罚阿喀琉斯的决议时是这么说的，“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的愤怒，虽然他是好的。”这一点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前呼后应，但也是众多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没法明白的一点。

中间站立者为阿喀琉斯形象

《伊利亚特》的这一情节很形象地体现了中外文化不同造成的意见分歧，以及互相理解对方历史的困难。中国和西方（本文专指欧洲）对于历史的研究方向、方法和目的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通过问题对比，能促进文化交流和双方的互相理解。

在史学界，对西方历史有两种最常见的批评：其一，西方史届对历史有关资料记录不全、不细致；其二，西方史学界在历史上缺乏诸如《二十四史》之类的贯穿文明史的“正史”。其实，对于这两点，我们都不难找出支持相反理论的证据。

即使在罗马帝国最动乱的蛮族入侵时期，西方都保存了大量详细的历史记载，比如史学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故事。

出生于希腊行省的罗马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曾跟随马克西米努斯的使团拜访匈奴帝国，并在宫殿面见其王阿提拉。在他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与罗马著名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笔下残酷暴虐的阿提拉不一样的一面。

匈牙利阿提拉博物馆中的阿提拉像

普利斯库斯先是记载了他们从康斯坦丁堡（东罗马帝国首府）到位于下多瑙河流域的西徐亚地带（阿提拉的营地所在地和实际控制区）的过程。在经历了一些困难之后，普利斯库斯终于见上了阿提拉王。当时，阿提拉王和匈奴部队正打算向北进军，普利斯库斯及其使团决定跟随阿提拉移动。在抵达一个城镇时，普利斯库斯如下描写道：

据传闻，阿提拉在此处的行宫要比他拥有的其他任何行宫都要辉煌。行宫的设计用到了打磨后的木板，用木板搭建起多间隔间，而这些并不是为了防御和保护，更多是为了满足审美的需要。匈人酋长Onegesius（注：阿提拉的二把手）的行宫仅次于阿提拉的，也是由木头房间组成，但没像阿提拉一样配备了瞭望塔。在距Onegesius行宫不远的地方，是由从Pannonia运来的石头建成的浴池（bath）——因匈奴所在地没有这些精致的材料，所以他们搭建建筑时都需从外地调度。

从记录的史料来看，普利斯库斯不但详细记录了匈奴的行程，还记载了匈奴的建筑、官职、长官的名称、行宫的建筑风格等等。最引人注目的，即他提出的带有全新意义的两点：

一、匈奴有打磨、抛光木板的技术；

二、匈奴有公共浴室。

这两点乍看上去可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罗马帝国的历史知识细细品味，不难看出以下两点：

一、匈奴有审美观，对文化艺术有追求。这一点和我们还有西方人传统意义上——至少是当时社会——对匈奴“野蛮人”的理解来说，是背道而驰的。从匈奴对于建筑材料挑剔的眼光来看，还有对建筑风格是为了舒适审美而不是为了防御的目的来讲，都能证明当时匈奴自有一套美学。

二、匈奴已被罗马化、“文明化”了。当时罗马帝国区分阶层的一个指标就是个人卫生——贵族阶级有私人浴室，中产阶级经常去公共浴室，而平民阶级只能时不时地去一些设施没有那么全面的浴室。匈奴引进了罗马的概念与意识，被罗马文明所同化。这就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实行汉化改革：北魏孝文帝先整顿吏治，立三长法，实行均田制；之后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

之后，普利斯库斯还叙述了阿提拉王邀请他赴宴，书中详细记载了阿提拉王的家室（包括妻儿的名字）、匈奴的仪式、礼节及其服饰等各方面。

由此可看出，中外史学之间在概论上较少存在一个细致的区分，恰恰相反，两者都追求对历史事件的详细记载，争取通过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来反射当时的历史背景。

对于第二个中外史学的分歧，笔者既有赞同，也有一点相反的意见。

欧洲没有“史官”，这点我是赞同的，因为除了罗马帝国和纳粹帝国之外，欧洲从来没有被统一过。这一说法放在亚洲也成立。但是，欧洲各国都有史官，这些史官也撰写了大量的正史。比如，当年英国国王威廉下令著作的《末日审判书》；法国除了皇家史官，还有皇家诗人、皇家画师等等。这点和我国很相似。

当年英国红白玫瑰战争的时候，王位更替频繁，有时甚至会出现两王现象——兰开斯特和约克家族同时声称对王位有正统权。这时，双方的史官就会以偏向自家的立场来粉饰历史，这一点和我国历史上几段政权更换频繁的时期都很相似。如对“尧舜禹禅让”的记载，也有诸多异同声。李白《远别离》的诗句“尧幽囚，舜野死”、《竹书纪年》里的“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中的“舜勤民事而野死”都提出了“不和谐”的说法，即尧舜禹不是大家浪漫化了的禅让于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残酷的政治斗争。

对“正史”的定义，也是影响这一观点形成的因素。很多人认为，希腊罗马时期之前没有成型的历史。对此，我并不赞同。《奥德赛》虽是希腊传唱的史诗，但它能够反映希腊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这种价值并不少于于其他专业的史书。

譬如，“长着翅膀的话语”这个修辞短语在《奥德赛》中出现69次，在《伊利亚特》中出现55次，古希腊语原文是“ἔπεα πτερόεντα”。这种修辞方法能体现出当时古希腊社会的文化、礼节和风俗。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对于人还是事物的主语，荷马总是喜欢用很多形容词加以修饰：例如在第十一章《The Book of the Dead》，奥德赛穿越到了地下世界（冥界），遇到了自己先前的手下Elpenor，他是这么称呼奥德赛的：“宙斯最喜爱的英雄，Laetes的儿子，充满智慧的奥德赛啊！是什么把你领到了冥界，你这不幸的人儿！”。

荷马笔下的人物不论是自我介绍还是提及他人时，都会通过以下的形式来表达出来：“我是XX，我是XX的儿子，我来自/我的家乡是XX，我被世人以XX所称。”第一顺序是姓名，第二是家室，第三是家园，第四是名声。

荷马雕像

最经典的例子是当Alcinous王请他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奥德赛是这么开场的：“我是奥德赛，Laertes的儿子。整个世界都在谈论我出色的战略（注：奥德赛在特洛伊战争中为希腊联军出谋画策，立下汗马功劳），我的名声已经传达到了遥远的天堂。我的家乡是在万里无云天空下的Ithaca。”

对希腊人来说，名字、家室、家园和名声是从最重要到较为重要的概念来排序。为什么名字最重要？因为他可以第一时间体现你是不是在精神生活、文化修养和世界观上“够希腊”；家室第二重要，你有没有希腊人的血统，还是差一点的混血，还是纯野蛮人；家园第三重要，你是不是从物质上的“希腊”来的；名声第四重要，你为希腊干了什么，做了什么贡献。希腊人以希腊文化为荣，认为只有希腊才是世界，除了他们，其余都是野蛮人。所以，会说希腊语也很重要。

这一点和我们当年很多的历史作品很像，史书中立传时，会介绍人物的名字、字、号、哪里人、什么官职、以什么事迹出名等等。例如，《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陈胜字涉，阳城人。吴广字叔，阳夏人也。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然甚久，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胜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鹊之志哉！”

《奥德赛》中，荷马纤细的文笔不知不觉中还影射了希腊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礼节、文化等。他谦虚的态度让这些细节都埋没在了波澜壮阔的奥德赛的归程中。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一点，还有希腊人热情好客的礼节、传统。其中的一个礼节就是款待（hospitality）。热情招待陌生人是希腊文化中一个重要理念，希腊语里是xenos。

第五章《Calypso》第92至93行，把奥德赛囚禁在她的海岛上的Calypso，盛情款待前来传达宙斯让她放奥德赛走的旨意的赫耳墨斯：“女神Calypso把ambrosia面包（注：一种只有神可以吃的面包，希腊语的名字直译是长生不老的意思）放到了桌子上，推到靠近他一边的桌檐，又调配了一杯nectar酒。”（注：希腊人饮用葡萄酒都是兑水喝的）

再例如，化身为普通女孩的雅典娜告诉奥德赛冲到宫殿里，跪在地上，双手环抱王后的膝盖，寻求帮助，这是一种希腊式最能表达尊敬的求救方式——“他冲到了王后Arete和国王Alcinous面前，两臂环抱住了王后Arete的膝盖。”

我们和西方对历史的态度及目的理解不同。

个人认为，中国的历史，讲究的是一个“正”字。“正”，代表了正史，也代表了“正气”、“公正”这样的概念。历史本身是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的。诸如《左传》记载“大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持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崔杼连杀三个史官，都没法阻止他们想要写下崔杼杀齐庄公的历史事实。

而西方历史，虽然和我国一样求“真”，撰写历史必须要有理有据，但西方历史更注意辩论和分析，产生自己的结论，讲究多元性、多样性，允许史官加入大量的个人分析。举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如果有三个史官，他们都会将奥匈帝国皇太子费德勒大公被刺杀作为导火索，但他们可能也会争论到底什么原因影响最大：甲可能说是德国民族意识的崛起，乙可能说是各国之间缔结了太多攻守同盟，丙可能说是欧洲列强想要彻底瓜分世界上的殖民地但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这样来看，因为学术纪律不一样，所以目的不同、特征不同。欧洲历史不是没有90%以上的历史学家可以达成一致的地方，不但有，还有很多，但即使对历史事实达成一致，也会对原因和影响等争论上千年。直到现在，罗马希腊史学家还在争论荷马史诗里面的细节想要表达的意思，也不停探讨里面的历史事件。

因为不同产生的分歧还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我们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讨论到底是中国历史的“正”更好，还是欧洲历史的尊重史官的个人主义更好。我们还可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台阶，承认两种记录历史的方法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是平等的且各有特色，以互相学习的精神来互补。如我前面举的例子，匈奴的罗马化和北魏的汉化很相似，这都是很有意思的，只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的对比下才能得出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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