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喜欢到不喜欢到又喜欢：我的阅读经验

1978年3月陈映真于《台湾文艺》发表小说《夜行货车》，这是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小说。(1)翌年底，远景出版社出了《夜行货车》小说集，收录了陈映真入狱前的多篇旧作以及他出狱后发表于1978年的三篇新作（《贺大哥》、《夜行货车》与《上班族的一日》）。

1980年代初，从这本集子，我读到了这篇同名小说。我对小说集的封面印象深刻，是一幅暗绿色调低头写作着的、沈思着的，或忏悔着的作者人像油画。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画这画的人是陈映真的发小、同志，与难友──已故画家吴耀忠；我那时似乎也只是朦胧地知道陈映真有“政治犯”这么个神秘印记。

这本选集我后来送给一个如今已失联多年的朋友。直到近些年重读陈映真，我才以一种不忍陈先生的书在二手书店与众流浪书参伍其间的感情吧，又在二手书店购得两本《夜行货车》。在我现在正翻阅的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书的原主人，紧沿着装订线，字迹端正地写下一行字：“美玲75年8月6日于国正书局”。

那是解严前的最后一个夏日，一个在全台湾有着成千上万以此为芳名的女子，在“诚品”那类巨型连锁书店垄断所有认真出版物营销通路之前，在某一个市镇的街角书店购得的吧。这个女子为何买了这本书？她读了没？她喜欢哪些篇？包括《夜行货车》吗？这些，大概都永远无法得知了。

然而，我倒是还记得当初二十出头的我阅读《夜行货车》这篇小说时的一些较深刻的感受。我记得，那个洋经理旁若无人的哗笑开骂，常把华人职员骂得灰头土脸，却又能嘻嘻哈哈地用毛茸茸的大手拍着下属肩膀。我记得，林荣平经理开着公司配的车手握方向盘时心里美的：“同样是新车子，福特开起来就是和裕隆不一样”。(2)我也记得，那当然，被陈映真以男性之眼所奇情描绘的女主人公“小母马儿”刘小玲之非美女之美。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全篇小说的高潮，男主人公愤怒青年（乃至醉后会殴打女人的暴力青年）詹奕宏，在公司的欢送晚宴里抗议洋经理辱华语言的“霍然地站了起来”。我犹记得我初次读到这段时，我那青春身心深层的某种无名的压抑、屈辱乃至愤懑，似乎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杯文字烈酒所激发调动起来了。当然，之后是一种宿命的平复，我还是我。

回忆起来，《夜行货车》的“霍然而起”，也是我之后留学美国时，当面临某些虽不常见但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华洋之际”时，所浮出的有点那么阿Q“精神胜利法”意味的“文学记忆”。

因此，《夜行货车》是我那时印象比较深刻也比较喜欢的一篇陈映真小说。而且可能不只是我喜欢，应该是很多人喜欢；它甚至接近了陈映真小说一般而言颇难达到的大众或市场接受度。因此才会有1992年台湾电视公司摄制的《夜行货车》连续剧。而更早在1980年代中期，大陆也上演过一部由一位有台湾背景的导演谢雨辰所导的改编自《夜行货车》的通俗电影《午夜特快》。

但是，到了2000年代末，我再度拿起陈映真重读时，我对这篇小说的感觉就比较矛盾复杂了，还是觉得它耐读好看，但好看得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相较于作为一个高度思想型作家的陈映真的绝大多数其他作品，这篇小说，特别是在结尾处，人物性格与感情变化过激、作者所投射出的希望也太空泛浪漫，甚至，在2000年代末的语境下，显得有些媚俗，从而与陈映真文学向来所底蕴的思想性与现实性颇不相俦。

小说写得太“浪漫主义”了；美而不信。愤青詹奕宏在各种复杂的情感激荡下，霍然而起，大声向洋经理辞职抗议，大步迈出宴会厅，而本来已经分手而决意去美国的刘小玲也“忽然站了起来”，“提起触地的长裙”跟着跑出，追上了他，和解并再度相爱，然后詹奕宏把一枚景泰蓝戒指套上她的指头，然后向她提出“跟我回乡下去”的请求，然后她流着难以抑制的泪，点头如擣蒜，此时，在詹奕宏的心里漾起一道意象：“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小说终）。

分析起来，问题出在两点。

其一、关于主体觉悟的问题。陈映真并没有交代詹奕宏的学习与改变的过程，而诉诸“霍然而起”。这个主体短路，所造成的困难是清楚的，鲁迅早在他的随笔《娜拉走后怎样》(3)表达得很清楚，此处就不多说了。倒是好几年前我的一个大学部的女生在她的作业里曾问了一个和鲁迅的意思颇类似的尖锐问题，值得重录：“詹奕宏回到故乡后，还打不打老婆呢？”

其二，关于城乡流动的问题。这似乎是一篇肯定无法写出续集的故事。因为无论是作者，或是我们读者，都无法想象这两位“从台北下来的”年轻人在乡下能干嘛？或许有人会以今天的流行传说回答：“他们可以回去当有机小农啊！”但这是1970年代的故事，而詹家并没有田地（詹父是一个小学老师），而詹生似乎也从未曾下过田，更何况以“有机农业”作为结构性城乡倒流的论证，本身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因此，几年前，我常常觉得这个“跟我回乡下去”的冲动，是一个陈映真文学中甚少出现的一个“廉价”，只能让我联想起那因在都会受挫而回归田园的亚流现代文学作品，例如史考特‧费兹杰罗的《伟大的盖兹比》里的那位叙事者。(4)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我最近这一年对《夜行货车》改变评价，再度喜欢上它了呢？先扼要回答：因为我终于体会到作者陈映真那时在多方危机（感）之下的的高度焦虑，以及他在这个高度焦虑下的介入企图──企图以文学为手段导引现实。因此，能够重新喜欢这篇小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看到了那长在缺点旁的花朵──作者不轻言放弃的希望与善意。

我曾经提出我所以为的研究陈映真文学的最适合方法是掌握文本、作者与时代这三维之间的相互穿透，（5）但我在前些年（2010年左右）对《夜行货车》的阅读，反而多少是懈怠了自己的方法规定，在理解与诠释上陷入一种既存概念窠臼，好比，把这篇小说仅仅以一种反跨国企业、反美……的“批判”框架来理解。任何框架或视角，本身都可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抽离了历史脉络依赖它们，则可能会造成对文本的理解贫瘠与评价失公。

因此，透过更细密地结合文本与作者与他的时代的重新阅读，我在本文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意思是：《夜行货车》这篇小说是陈映真在台湾战后关于历史诠释、关于社会性质、关于文学范式的一个最重要的论战──“乡土文学论战”──的一个经典介入；透过小说，陈映真现身说法了“对我而言的‘乡土文学’”（6）。

但这篇小说的这样一种介入性与战斗性的角色，长期以来隐而不彰，结果是大家提起在那场论战的陈映真，只记得他的其他几篇杂文与文论，好像陈映真不是“乡土文学作家”，而只是乡土文学理论家似的。我认为，要将小说与作者约略同时期的其他写作互文地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更恰当地理解这篇小说，以及，以此之故，更深入理解那些写作，以及陈映真在那个时期较整体的思想状态，以及长期以来陈映真以小说为思想斗争的战士性格。

2 重新建立与“乡土文学论战”语境的深度联系

于是，我重新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说理解一个文本要求同时理解作者与他的时代，那么，要理解发表于1978年3月的《夜行货车》，能不理解它的作者与乡土文学论战之间的关系吗？关于《夜行货车》的发生学脉络，我们不能遗忘的一点是：它是在乡土文学论战高潮之中书写的。(7)

乡土文学论战起始于1977年5月，而于当年夏天达到白热期，是时，国民党文艺带头人之一彭歌与现代派诗人余光中相继发表白色檄文，定性“乡土文学”为红色文学，并影射某些乡土文学作家（特别是陈映真）是在按照中共文学理论进行创作，宣扬残酷阶级斗争，是“工农兵文学”。

余光中并以“狼来了！”故下惊世之标题，以致文坛乃至社会一时为之惊怵惶惑。而那就定义而言本应支持乡土文学的文人作家（例如以《台湾文艺》为聚集的，且在1980年代之后渐次以“本土文学”或“台湾文学”为号令申论那割离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的文人作家），则大都作壁上观，神秘不发一语──“其留如诅盟”。

在这个“血滴子”随时会落下的时刻，(8)国民党政权，部分由于它的正当性因势在弦上的“美匪（中共）建交”与“中坜事件”而在危机之中，不复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虎狼之威，部分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意见无法统合──胡秋原、徐复观、郑学稼等国民党理论大老或泛归国民党阵营的大学者，纷纷表态支持乡土文学，才决定草草结束这场由它所发起的思想清算运动。国民党中央在1978年元月表了态，说乡土思想“基本上是好的”，但要“动机纯正，尤其切防为中共所利用”。(9)

但如果我们脱离了作者与时代脉络，以文求文，那是很难体会到作者在写作《夜行货车》时的“论战状态”，因为“乡土文学”这四个字，在《夜行货车》里没出现，只在“华盛顿大楼系列”里的最后一篇《万商帝君》（1982）里出现过一次，在那儿，陈映真以一种无奈的方式调侃了当“乡土”变成了“本土”，而“本土”又继而变成了以“本土”为名的跨国公司营销手段。

在那之后，陈映真结束了他本来说要盖十层的“华盛顿大楼”，盖了四层就权且结案，从而战略撤退到他文学创作上的另一个时期──回到被当代记忆封存的阴暗角落里救赎被遗忘的革命意义，让我们重聆远处风雷──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山路》与《铃璫花》系列了。

如果说，陈映真的《万商帝君》是一篇“后乡土文学论战”时期的作品，反映了陈映真在1980年代初的深刻败北感──“胜利者”一无所获，反而在台独派駸駸然之下有围城之感，那么，《夜行货车》则是作者在乡土文学论战的白热烟硝未散之中，同时应战党国派、现代派，以及，本土派这三方论敌，且因对象不同而必须在战术上有轻重缓急考量的战略行动。

但是，不论是出之以文学形式或非文学形式，斗争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狭义的文学问题本身，好比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种文学范式孰优的问题──这些都是“指”，而所指的“月”，则是关于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现实的内外支配性力量，以及台湾社会前进方向的问题。就此而言，“乡土文学论战”一词其实是高度误导的。

更接近真实的状况是：某些被称为“乡土文学”的作者，在戒严时期，以文论与文学为载体，与党国右翼文人就上述重要议题，所展开的高度政治敏感从而危机四伏的论战。这场论战以文论与文学为主要形式，逼文学家执戟出马，本身无言地说明了拥抱美式现代化理论的台湾社会科学界在冷战时期支撑既存现实、脱离社会矛盾的“去政治化”。因此，“乡土文学论战”是一场因50年代白色恐怖镇压余波绵延而长期推迟的以冷战意识型态为核心对象的论战。

陈映真后来在1998年的一篇以黄春明在1970年代的小说为对象的讨论中，指出了从1970年代初由保钓运动所开启的左翼文艺与社会思潮，经之后的现代诗论战，到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高峰的台湾1970年代斗争的意义，是在于提出了“美国帝国主义论”以及“台湾殖民经济”的说法，并引发了台湾的经济与社会性质到底是不是与“殖民地”相类的争论。陈映真认为，这基本上是白色恐怖以来台湾头一次的，虽因政治与知识条件不足而难免仅是雏形的一场有关“台湾社会型态（social formation）性质的讨论”。(10)

论者或许会质疑，而且是合理的，用一篇1998年的回顾性文字，重新掌握《夜行货车》的时代脉络，在方法上的不适当。那我们就以陈映真在乡土文学论战之际，所发表的几篇直接涉及到“乡土文学”的文章，作为讨论依据好了；按照先后，这几篇分别发表于1977年6月所发表的《“乡土文学”的盲点》、1977年7月的《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1977年10月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以及1978年8月的《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个合理的设想是，这几篇时间上相邻的议论或论战文字，和1978年3月的《夜行货车》，应有相当稠密的互文关系。

阅读并整理这几篇论文或杂文，我们可以整理出几个一再出现的论点。

首先，战后台湾的发展是属于严重倾斜于美日技术与资本的依附型经济。而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依附也必然带来程度不等的政治、文化、知识，与精神上的依附。

其次，进入1970年代后，台湾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政治上对美依附的稳定感崩坏了，社会经济现实也急遽变化，城乡关系、阶级关系，与环境生态等都乍现危机，同时，钓鱼台事件也让一种反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形成。凡此，都是乡土文学得以出现的重要背景。

其三，由于反帝与反殖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一种对于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民众反抗史的重新评价也得以展开。最后，对陈映真而言，所谓“乡土文学”就是“民族文学”，而这个民族文学的民族主义不是国粹主义的、文化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或地方分离主义的，而是“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有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帝的民族主义”。

然而，在乡土文学论战期间，最让陈映真感到一种棘心焦虑的，我认为，不是来自正面战场──那来自党国派与西化派（现代主义派）分进合击的打击，例如彭歌要大众警戒“赤色思想渗透”的《不谈人性，何来文学？》等评论，以及余光中告发乡土文学作家提倡“工农兵文学”的著名猎巫文章《狼来了！》。对这类因底气虚弱而必须麻辣抹红、抹黑的文字，陈映真的回应严正犀利、大开大阖，逐条回应其攻击，直斥彼等为“几个粗暴、无知的打手”，并要他们的诬陷与攻讦“应该立刻停止”。

但我也注意到，陈映真在他的回应里也明确地表白，面对这些无情且无知的打击污蔑，被攻击的乡土文学作者是“永远不会”“不当地产生分裂主义的情绪。” (11)“分裂主义的情绪”这几个字值得注意；它既是作者的明志，也表达了他对那在1970年代中期的虽低调而沛然的分离主义势头的忧心。

1975年的《台湾政论》的发刊，在不得不委婉其词的限制下，已无疑形成了分离主义的某种政治论述。1977年8月，就在乡土文学论战方酣之时，台湾长老教会发表了《人权宣言》，呼吁“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这就是1970年代台独运动史上（虽然在宣言中一再谨慎宣称教会与“台独完全无关”）著名的“长老会事件”。

陈映真对此事件非常关注，并于翌年六月发表了《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一文，一方面明确指出美国在台湾的宗教政治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但也同时对教会仍可能有反省力抱持期待，并反对政权“以任何敏感性的指控”，加诸于宣言发表方。(12)心中明亮自有一把尺的陈映真，对于同样遭到国民党当局迫害镇压的有独派倾向的人士，总是怀抱着一股善意，不辞谆谆之劳，不放弃任何可加以导引的机会──至少，在1970年代末还是如此的。

同样地，在乡土文学论战期间，最让陈映真小心翼翼拿捏分寸的是当他面对当时的“内部的他者”，也就是那些低调闪烁着分离主义倾向但却与陈映真共同在党国压迫之下的文人与知识分子。

我认为，陈映真回应叶石涛在1977年5月发表在《夏潮杂志》的《台湾乡土文学导论》的《“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就表达了这样的小心翼翼──在提出质疑与警示时，不忘表达高度谨慎的肯定与期待，并在善意的基调上建立起陈映真毫不妥协的“乡土文学”立场。(13)我认为这篇回应是陈映真，作为一名鲁迅意义的战士，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最具战略视角的一次介入，他事实上是把当时作壁上观的“本土派”视为最麻烦的潜在敌人，因为他们正与新兴分离主义政治运动各有所司地共同调动一种意识型态与感情结构；用陈芳明的话：“各自为战，也是相互为用”。(14)

陈映真把这篇回应，发表在当时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主要文学杂志《台湾文艺》上。非常恰巧，这与他为《夜行货车》所选择的发表场地是一样的。我相信，这个“巧合”客观说明了他是在进行一种介入性书写，企图在不直接打击“台湾意识”、或“台湾立场”这些新兴能指的战术下，将它们“导引”到一种左翼的、恢弘的“第三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学”视野中。

在几乎可形容是“温婉曲致”的与叶石涛（们）的对话中，陈映真指出，以“农村和农民”为台湾日据时期文学的关注焦点为由，说台湾彼时的文学是“乡土文学”，从而以此为基础，提出“台湾意识”或“台湾立场”的说法，可能还是有两个盲点的：

其一，这个“特殊性”，当遭遇到我们之前一直视而不见的“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时，就无法显现出它是多有“个性”的了──它必然从属于这“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的大个性之中；

其二，那么，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是不是就只是“第三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呢，从而失去了它在这个大范畴内的个性了呢？不是的，因为它一直是以作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有机构成而存在的──“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15)

陈映真指出了叶石涛的两个盲点：第三世界与中国。多年后，陈映真在2005年发表于《读书》（北京）的《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就指出当初他在回应叶石涛的《“乡土文学”的盲点》时，就起意在“第三世界”意识极端荒废的台湾”，第一次在台湾提出“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这两个词。(16)

陈映真注意到，在叶石涛所谓的“台湾乡土文学”的反帝与反封建的亮堂概念（或修辞？）的表面之下，所隐藏的“盲点”──即一种以“台湾”为一孤立自足的立论空间，自外于“第三世界”与“中国民族的立场”。

陈映真指出，如果少了这样的一种“第三世界”与“以中国为取向的民族主义”，那么无论是“反帝”或是“反封建”都可以被抽象化，进而被收编到同样抽象化了的“台湾”（或以此而言，“台湾人”）这个意识型态范畴上，而为其所用。

这篇文章，何其不幸，如谶纬般地预示了历史之后的主导走向，不但是西化自由派与党国文化派（中华民国派），乃至今日的“反全球化的太阳花左派”，都证明了他们不过是历史的次要角色，都可以不甚困难地为本土派所整编吸纳。而这正也是林载爵所说的乡土文学论战之后的“从乡土到本土”的整个趋势：抽象谈民主但同时取消阶级视野、抽象反封建但实质反中、抽象谈独立但无条件认同乃至依附美日帝国主义霸权、抽象反殖民但肯定日本殖民。(17)

正因为想要更贴近1970年代末的作者状态，我在最近对《夜行货车》重读中，强烈感受到了作者的高度焦虑与介入企图，从而发现我之前对这篇小说的理解是不足的。陈映真是以文学写作为现身说法，定义他的乡土文学观──乡土文学是反殖、反帝的第三世界文学，而且恰恰因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造成了民族的分裂，因此民族的团结本身也是反帝与反殖的必要条件，从而它必然也是民族的文学。

在1970年代末的台湾语境中，作为一个思想者、文学家与战士的陈映真，要重建这样的一种第三世界的、民族的文学，就必得直面具体的时代危机。《夜行货车》是三大危机感的体现：

首先，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秩序正把台湾整编到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与精神全面依附的新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霸权秩序强势到让一般民众感受不到这是问题，而以被吸纳进这个“大美国秩序”（Pax Americana）为荣耀，而对进不去的人们则表现出残酷的鄙视。这是从《夜行货车》到《万商帝君》重复出现的主旋律。这一个让陈映真焦灼万分的主题，无论是在党国文化派、现代主义派或是台独本土派的文学书写中都不曾有类似的展现。于是，在《夜行货车》里，陈映真创造了“JP（林荣平）” 这个角色，批判了岛屿上的新殖民情境。

其次，他焦灼于不知如何面对那伴随着“民主化”过程而日益扩大裂痕的“省籍关系”。他焦灼于那滔滔兴起中的台独论述，以及这个论述对具有某种身家与记忆背景的本省青年的强势召唤。于是，在《夜行货车》里，陈映真创造了“James (詹奕宏)” 这个角色，介入了台独分离主义。

再其次，来自彼岸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残酷的、暴力的面貌也在此时变得日渐清晰──他不知要如何面对这个他向来相许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传统。他焦虑于在这种情形下，要如何重新论述中国。我认为，这也是整个“华盛顿大楼系列”对“中国”貌似失语的由来。于是，在《夜行货车》里，陈映真创造了“刘小玲”这个角色，以及由她所带出的“刘父”，表达了即便在这样的一种困惑状态中，也一定不能接受的一种“中国观”。

以下，是我对这篇小说的解读。

3  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

《夜行货车》并不只是所谓的对“跨国公司”的批判而已，它更是说了台湾作为美国的一个“新殖民地”的故事。我认为这个看起来不太明显的差异其实很重要，因为唯有这样读，我们才不会安于一种局外心与旁观眼──“那是1970年代一个跨国公司里的故事！”，而能体会到“这个故事说的就是我！”──陈映真所说的是一个能帮助我们理解那构成我们生存状况的客观基础的“社会构造的性质”的故事。

陈映真曾用大白话指出1970年代的思想运动的价值就在于前所未有地冒出了这样一种论断：“美日两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台湾施加（新）殖民地支配，而台湾社会经济的性格，是殖民地经济”(18)。

在《夜行货车》里，陈映真透过了“小汽车”这样一个工业化/文明化的标准配备，来暗喻了台湾“殖民地经济”的一般性。洋经理摩根索配的是象征着帝国与资本两位一体的进口“黯红色的林肯车”──毫不张牙舞爪但气度非凡地奔驰于台湾的空间上。而本地人经理林荣平配的则是台湾拼装的“福特跑天下”。

陈映真在小说刚开始，就描述了这个在公司被称为JP的林荣平夹杂着自己的情妇被洋经理欺负但又无可奈何的“悲戚”，夹杂着开着公司新配给他的“跑天下”的得意，边开车边芜杂地想：“同样是新车子，福特开起来就是跟裕隆不一样。”福特是美资美国技术，裕隆则是挂着民族工业招牌名为国产车，事实上却是“日产”（Nissan）“技术合作”的长期对象。

陈映真透过了汽车这个物件，在小说一开始，就点出了“新殖民地”的物质基础，是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其辅翼的对台湾边陲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力外在控制；“福特与裕隆”象征了美为主日为从一起透过资本、技术、设备、组织技术、营销手段，以及商品品牌，“独霸了“现代性”的意义和表征”，从而让民众在日常之网中形成亲美亲日的文化心理。(19)

既是“新殖民地”，那就表示华洋关系中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主奴关系”。不论“华盛顿大楼”看上去多么的文明亮丽，它必然是架构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对照之上，对被殖民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灵扭曲与伤痛。因此，“华盛顿大楼”系列所铺陈的“新殖民地”状况里的“不平等”，并不只是一种普世论的阶级关系可以完全说明的，因为这种“阶级关系”要同时透过“种族”、“文明”、“宗教”、“强势语言”……等因素的中介进行再生产。

于是我记得我以前把“不平等”限定在，尽管是“最终而言”，阶级间的不平等，实在是有些过于化约了。多年前，我参加陈映真他们办的一个研讨会，在发言里曾说，“华盛顿大楼”的压迫和“台塑大楼”的压迫是一样的──如今看来，那显然是一个缺乏第三世界视野的“洋左”姿态。(20)“华盛顿大楼系列”是陈映真这样的一个“土左”，以一种第三世界的立场，对当代新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批判，而“跨国公司”不过是这样的体制一种载体而已。

陈映真对于跨国公司（其实是当代台湾社会）里的文明主体性或是文化自信心的丧失的描述是精准的。“主人”，也就是洋经理，他的优越性并不仅仅是建立在他是“上司”（雇用升迁奖惩之权），或他的薪水高，或他的座车是林肯……等等，而更是建立在瀰漫于日常时空中，一种属于文化心理的、甚或无意识的“优劣”对照。

这首先是优势者的语言，而这里当然是英语。摩根索先生的权威当然也建立在他是英语的“自然的”主人与最高认证者，而其他华人职员则是借用者，以及不同层级的被认证者。英语的娴熟层级恰恰与跨国公司（或台湾社会）内的层级是相同的。从摩根索以下，有使用流利的“经理”（JP，James，以及其他较高阶的管理者），不太流利的职员（带着艳羡的小职员如Alice ），以及根本不会用的仆役（如门房老张）；“老张”连一个英文名字都不必取（或被命名），他是文明世界的化外之人，连“奴”都够不上。

在这个由英语做为优势媒介的空间里，语言的主人以及语言的借用者之间的各种区隔是明显的。在这个空间里，真正放得开、自由自在的人似乎也只有摩根索，而其他人都在一种压抑状态下。摩根索“在紧张中仍不失他那代表动物一般的精力的恶戏：和女职员做即兴式的调笑；说肮脏的笑话；破口开骂，然后用他的大手拍拍挨骂的中国经理的肩膀：OK，Frank，不要让我们的讨论影响了你中午的食欲”，然后──“哗哗大笑”。他还称三十八岁的经理林荣平为“old boy”──因为后者在他眼里永远可以是一个未成年人。凡此，都让我们轻易联想到第三世界文学里经常出现的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风景；联想到美国白人小伙子叫黑人老爷子为“old boy”。

摩根索是这个空间中的兽王，展现出一种掠食动物的威风与华彩，而其他男性都是在这个兽王之下担心被惩罚的小兽，而女性则成为他（想象中）的性对象。而的确，在情人受辱，敢怒而不敢言的JP的感受中，摩根索先生直视他的眼睛让他想起了美洲豹的眼睛来。

因此，陈映真指出了一个吊诡：在跨国公司这么一个一般人认为最文明、最合理的一种空间，其实是一个最野蛮的所在。在文明与财富的炫丽外表下，有着让人棘心的扭曲与伤痛。于是我们看到，当刘小玲哭着告诉他的上司也是情人林荣平她的受辱时，林荣平的反应是从因痛感“雄性”遭受“威胁和羞辱”的愤怒，到关于前程的思前虑后的“理性”，到怒气的迅速流失，以及消失后难以免除的羞耻与愤懑。

在一种“新殖民地”的不张扬的主奴状态下，殖民者男性对被殖民者男性展现去势的胁迫，对女性则肆其猎奇狎淫，而奴的反抗经常容易遭致随后更大的屈辱。这是因为在主奴架构下，主反而才更是人格失败者，不平等使他欠缺了反思能力。因此，我们才能理解摩根索为何会藉着几分酒劲，对着刘小玲喷出那句恶劣的脏话；这正是他对刘小玲淫狎失败后的语言暴力。

饶富趣味的是，陈映真在这样一种“新帝国/新殖民/阶级/性支配”的体制中，发现了在华洋关系里也还是有可能并非嫁接于权力关系之上的“真爱”存在，那是发生在“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另一篇《上班族的一日》里一对为了爱情抛弃一切远走高飞的同志伴侣身上。

我认为这也许是陈映真的一个无意的对照，可能是有理论意涵的；他似乎是在思索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异性情欲之间的复杂关系。于是陈映真也注意到，在1970年代，有二战经历的日本男性观光客鱼贯前来台湾这个前殖民地买春的现象。陈映真评论黄春明的小说《莎哟娜啦‧再见》里的“千人斩”情节，指出黄春明“形象地、批判地描写了日本新殖民主义在其旧殖民地区的复权”。(21)恰恰在《夜行货车》里，我们也看到了北投的日本风酒宿店“小热海”的1970─80年代的常见场景：“两个显然已经喝醉了的日本人，被两个妓女半拥半搀着下了车。”

在这个“新殖民地”场景里，陈映真着墨最力的是代表“新殖民地”菁英知识分子的林荣平。在小说里，林以拼音字首JP行。这让读者不免有点狐疑，对于命名常常饶富兴致的陈映真，是否曾意识到JP既是汉名的缩写，又是某种“英文名字”，又是Japan的缩写？如果是的话，那么陈映真是否欲透过命名来表现林荣平身上的美日新旧殖民因素，以及仍然残存的汉文化根底？而如果是的话，我相信陈映真并不是像今天的流行评价模式一般，把这个状况视为“台湾人的多元性”而加以颂赞，而是深深地看到了在新旧殖民交叉影响下看似健康光鲜的主体的内在扭曲、无能与闇弱，他们的“外表”与“内在”的剧烈反差。

JP，1940年生，38岁。与陈映真约略同代。农家子弟。是战后受国民党教育的第一代。他向往美国与美式生活是很清楚的，但在生活上与文化意识上是否残存了日本殖民的遗迹，就不是那么清楚──除了他喜欢去北投偷情享受日式酒馆情之外。事实上，JP对日本人表达了一种“爱恨交织”，例如会说日本人“有礼无体”。因此，“JP”是否一定表达了“日本殖民遗留”，文本证据不是很充分。但这个问题似乎也不是很重要，因为“旧殖民”与“新殖民”，除了以武力为后盾的直接统治的存否差异外，在很多的操作原则上是惊人类似的。

陈映真曾以殖民主义作为一般，日本殖民台湾作为特定，指出在殖民体制下，“土著知识菁英有三条路”：一、“彻底同化而背弃同胞，憎恶自己的民族，对殖民者百般输诚谄笑”；二、反抗者──这不需多做解释；三、占大多数的“逡巡于同化与抵抗之间，对殖民者面从腹背，在现实生活上委曲求全，但在内心隐密的角落暗藏抵抗。”(22)在这样的一种以旧殖民统治为背景设想的分类里，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新殖民情境下的JP，置放在第三种人之中。

小说透过外省女人刘小玲做为一面镜子（类似《唐倩的喜剧》里的唐倩），折射出林荣平的心灵面貌：渴望现代化的一切享受、纵欲、成就与地位，甚至不惜以牺牲尊严为代价。林荣平忍气吞声，是为了保护他已有的各种在洋主子首肯之下的既得利益。因此，刘小玲说“公司里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奴才胚子。”JP是一个没有脊椎的“柔软的人”，柔软到无法真正恼怒，也无法真正爱。

陈映真对于堕落的JP的自私、干枯、胆怯，看得深入细致，但即便如此，陈是同情他的，看到了他的伤痛。JP是不快乐的：“他是一个结实的，南台湾乡下农家的孩子。然而，在他稀疏的眉宇之间，常常渗透着某种青青的忧悒。”

在小说里，我们看不到关于JP“堕落”历程的描述，但这个历程似乎可以在《上班族的一日》里的主人公黄静雄那儿识得些许眉目。黄静雄可以是林荣平前传，从有理想的或至少是朴质的南部乡下男子在跨国公司中步步为营地堕落，乃至无可自拔，赚得了新殖民地体制所置放的诱人位置，但却也失去了尊严与爱的能力。

在《上班族的一日》里，陈映真曾如此地描述主人公黄静雄：“在那个时候，他有过憧憬，有过一颗在地平线上不住地向着他闪烁的星星；也有过强烈的爱欲。而曾几何时，他成了副经理室闭了又开、开了又闭的那扇贴着柚木皮的、窄小的、欺罔的门的下贱的奴隶。”(23)这，又何尝不会是JP的传记内容呢？

这样一种付出一切代价以求得名利的人生，看起来华丽缤纷，但内在枯槁几近于死亡。于是这篇小说的第一节以“长尾雉的标本”作为这种人生的一个象征，也作为陈映真对于“新殖民地”体制所经营出来的华丽死亡的谴责，也作为日本旧殖民体制在当代台湾虽死仍存的寓言──它是一只“即使在日光灯下，还发出美艷、高贵的色泽”的“日本长尾雉的标本”。

4“省籍大和解”？

我们是可以只按照文本的表层读《夜行货车》，于是我们读到了以某个洋公司为背景曲折展开的一个爱情故事。的确，在所有陈映真小说创作里，这篇小说是有一个相当出众的特点：它是唯一一篇最后有一个“好结局”的“正常的”爱情故事。为何会有这一例外？本身就值得思索。

我认为，把小说读成一对男女的爱憎离合是无谓的，但如果把它以两个人群之间的爱憎离合关系的寓言来读，那就颇有意义了。事实上，贯穿陈映真的小说写作，可以频繁地看到作者对“本省人”与“外省人”关系的深切关怀，也经常以这两个群体的关系为载体，表达他对家国世界等大问题的思考。以外省人刘小玲与本省人詹奕宏为男女主人公的《夜行货车》也是其中之一。以我看，按时间排下来，至少还包括如下这些篇：

1 《猫牠们的祖母》（1961）

2 《那么衰老的眼泪》（1961）

3 《将军族》（1964）

4《一绿色之候鸟》（1964）

5《永恒的大地》（约为1966年作）

6《某一个日午》（约为1966年作）

7《第一件差事》（1967）

8《万商帝君》（1982）

9 《归乡》（1999）

10《夜雾》（2000）

11 《忠孝公园》（2001）

如果我们以这两种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解为一个尺度来检视这些篇小说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十一篇里，除了《万商帝君》（1982）中有一种荒诞的“和解”──所谓“和解”，是在一个本省男性经理与一个外省男性经理，透过共同对跨国资本主义体制完全臣服而达成的──之外，其余的诸篇小说都以失败、荒诞、死亡告终。

这表达了陈映真的一贯看法：一种符合公理正义与人道的，从而是真正的，和解是困难的，因此更加要求我们严肃思考分裂与团结的真实条件，而非寻求廉价的和解姿态，或共同向吃人的体制下跪。

《将军族》的两个底层小人物，一个外省退伍老兵，一个苦命养女，因同是天涯沦落人而相逢，但最后却选择了一起自杀──“下一辈子吧！”。在其他篇的小说里，陈映真则大致是表达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一种悲剧性的缺乏相互理解，即便是《夜雾》里前调查局干员李清皓与他的本省苦命老婆月桃，似乎也只是一种末路同行者罢了。

最经典地表达“相互不理解”的是陈映真小说创作的终篇《忠孝公园》──明明是两个有着类似日本殖民背景的老头，一个伪满州国特务，一个日本殖民时期的台籍军伕，住在同一个小镇，甚至寒暄过一两句，但永恒地各奔南北，永恒地各自被其历史与记忆悲剧缠绕，走不出来。(24)陈映真当然不是“悲剧作家”，他并不耽嗜悲情，他是在严肃思考这两个群体的命运的问题。

以我的理解，陈映真的看法是，这两个群体的相互不理解，并不是简单的“族群因素”、“省籍因素”这样的修辞大帽所能轻易收整的，也不是感性地呼吁“大和解”就能解决的，更不是蓝绿两党之间的“和解”就能解决的，反之，也不完全是由它们所造成的。对他而言，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陌生”、“离异”、“紧张”、“冲突”，是无法只在台湾当代内部寻求解决的，无论是台独或是独台都无法解决。真正的大和解是要克服两岸的历史分断体制──从个人传记到家族历史到民族历史的一连串的分断，而这必需回溯到冷战、国共内战、中日战争，到整个中国近代史。因此，陈映真从来不曾对这民族内部的离散两方有过任何的单向谴责或求责。

然而，《夜行货车》却是唯一的一篇例外。外省刘小玲与本省詹奕宏，经过各种误解的折磨，最终结合，离开城市，回到乡下，重新开始，展现希望。这个唯一的例外又是为什么呢？仅仅因为他们俩是相爱之人吗？

陈映真并非透过降低和解的困难度阀门，来操纵这个和解的达成。相反的，他非常忠实再现了“都会外省”与“南部本省”之间历史形成的经验与感受断层，以及因这个断层所产生的陌生，乃至敌意。

刘小玲的成长背景是台北市的外省菁英圈，与本省人或乡土社会有一定的疏离。她认同她的父亲，而刘父则是一失乡飘零之人，他的失志、枯槁，也应该对刘小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刘父而言，台湾不啻是一片沙漠，什么都没有，而他所有的都俱往矣。作为外省第二代的刘小玲，对所生长的所在，也难以产生一种“故乡”的感觉。因此，她受挫时，就想去美国，虽然美国更非故乡，但对飘零者而言，并无差别。刘小玲因此可说是国共内战、两岸分断、冷战、流亡所造成的伤痛，在第二代身上的延续。但与这个伤痛共生的却也是刘小玲的“大器”，建立在一种都会菁英外省人经常不见得自觉的较西方化的“傲慢”上，与党政的人际关系上，甚至家庭的（例如刘父）的某些文化品位上。

因此，詹奕宏敏感地质问：如她这般的外省人到底是如何认识本省人的呢？透过俚俗愚痴的连续剧吗？这里透露出一种在那个时代不少见的南台湾男性青年在面对都会外省女性时所产生的防卫性自卑感。“刘小玲”现实上对“詹奕宏”构成了某种挑衅，让后者因潜藏的自卑感与敌意交织而萌生征服欲望。这样的关系再加上嫉妒之火，于是又勾引出他的暴力倾向。

来看看詹奕宏的身家背景吧！他是1950年左右生长在南台湾小乡镇的本省青年。詹父是日据时期的中产者，受过日本教育，詹父是广义的“228受害者”，嗣后又因1948年的“金融波动”而生意倒闭，从此即在失败与苦闷中活着，自认“失败者”。小说里，他妈妈“像机器──蹩脚的、生产力很低的机器，一般地工作：帮佣、洗衣服、带小孩……”，而他爸爸则像个窝囊废一样“整天抱怨、整天诅咒……”。詹奕宏的“大男人主义”是家传的，而他的挫折感、愤懑、任性，也都是其来有自的。(25)

詹父厌恨国民党，迁怒外省人，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要他们将来也朝美国发展，离开此岛。在这样的期待下，詹奕宏到了或可说是“搬到台湾的美国”──跨国公司上班，以不负父望。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尽管詹奕宏并不曾把怨气丢向整个外省群体──他对公司看门的外省老张是友好的，但他难免对家世背景优渥或是与统治集团关系接近的外省人，有某种“情结”。

但在铺陈了这个由中国近现代史所造成的“省籍”鸿沟之后，陈映真透过对一个辱华情节，让主人公“霍然而起”，从而拉出了一段戏剧性、浪漫性的“和解”。

细读《夜行货车》，我发现，陈映真并不曾那么过度浪漫。“霍然而起”固然不是经过长期反思后的“觉醒”，但也难说是仅仅由于“民族尊严”。小说家，透过很多细节，很真实地告诉我们：詹奕宏其实是在一种长期压抑下，在这个偶然的临界上找到了爆破点；“霍然而起”其实并不是那么“霍然”的。事实应该是更贴近我下面这一段的整理：

在欢送晚宴里，詹奕宏拒绝了JP虽然客气但无疑是以一种上司的垂顾，对他所提出的由公司出钱去美国念管理学学位的诱惑。这个因对方是上司兼“情敌”的复杂感觉而生的拒绝，使得詹奕宏在那当下必需对JP维持某种道德或自尊的高姿态。是在这样的一种至少是詹奕宏如此感受的一场微妙的关于尊严的斗争时刻，詹奕宏突然低声自言自语：“先生们，当心你们的舌头”，而恰恰这个低声自语又被在旁的JP所听闻，而让JP“讶异地望着他”。这，使得詹奕宏不得不站起来，因为他以及JP都听到了自己的“怯弱的声音”。因为被自己的怯弱刺伤了，因为要保护自己在JP面前的尊严，下不了台的他，于是只有“霍然地站了起来”。

除了这点小心思之外，詹奕宏会站起来，也与另一种小心情有关。试想如果他与刘小玲并没有痛苦地分手，而这又是另一个名目的夜宴，詹会霍然而起吗？他会那么在意“先生们的舌头”吗？这多少应该是他在心之所系的“前情人”之前的某种属于青少年的悲怆的“英雄气概”的勃发吧！此外，也许犬儒些，詹奕宏才28岁，年轻，在这个“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他还没有太多的“投资”。他离开的代价较低，而中年的JP则更被这些年的打拼所捆缚。身家累赘相对较轻，至少也是“霍然而起”的物质条件吧！

陈映真对这个能陷溺人的华美泥潭的警惕，的确曾深刻地表现在同年的小说《上班族的一日》里，那挣扎了半天就是无法霍然而起、而离的主人公黄静雄，不就是个例子吗！当然，细较起来，让詹奕宏能站起来的，也许还包括了某种残存在中国文化深层里对洋人的“藐之”。故事里，詹奕宏对JP说：“在“蕃仔”面前我们不要吵架”。

不论如何，他到底是霍然而起了，而刘小玲也放弃了去美国，随了詹回到南台湾乡下。共同放弃了对美国的认同，回归乡土。

对于这个“南方故乡”的追寻，我在“不喜欢”的阅读阶段中，产生了很多的狐疑，其中有一两点在文章开头也说过了，包括：一、 鲁迅的经典提问：“娜拉走后怎样”；二、 詹奕宏的“大男人主义”与家暴会因“南方”而终止吗？三、他要如何顶得住他父亲对他的期望呢？如何与他的父亲“和解”呢？……凡此，我们都不知道。在愤青状态与那“霍然而起”之间，似乎缺少了一个必要的环节：主体的细致改变过程。而即便是现在又“喜欢”上这篇小说，这个批评点仍然是成立的。

但我不想只是停格在“娜拉”这样的批判──那又如何呢？而是企图别起炉灶重新发问：陈映真塑造了“詹奕宏”这个形象，究竟意欲何为呢？我的朋友吕正惠教授以他在文学圈的听闻感受，曾在2009年的一场陈映真的会议上公开说过，“很多独派的朋友喜欢陈映真的《夜行货车》”。我相信是有可能的。毕竟本省愤青詹奕宏是把一个外省婆子给带回南部故乡本土了──这还不让人提气吗？

为了想多方考证吕教授的这个“证言”，我找到陈芳明教授上下两卷的《台湾新文学史》，想看看陈芳明是如何评价《夜行货车》的，但让我失望的是，上下两卷翻来覆去也没找到一处论及《夜行货车》的。岂止如此，让我惊愕的是，不只这篇小说，整个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四篇小说，该史家也是完全置若罔存；他对陈映真创作历程的讨论是从早期小说，跳过“华盛顿大楼”峡谷，直落《山路》与《忠孝公园》。在论及反帝的乡土文学时，他也只讨论黄春明与王祯和，而完全不提陈映真的从1967年的《六月里的玫瑰花》到1982的《万商帝君》之间的多篇作品。

能这样写文学史吗？我当然不知道何以陈芳明教授会有如此的史胆，但纯粹为了好奇，我细读了他对陈映真“早期小说”的评述。于是我意外发现了何以独派的文学评论者，尤其是男性，对陈映真有那么深的嗔恨怨诽，那是因为他们觉得，作为一个本省人，而且是本省男性，陈映真的小说怎么总是往中国/外省/男性那儿倾斜呢！陈芳明如此总结陈映真的“早期小说”：

陈映真的早期小说，一般论者都认为充满人道主义的精神。不过，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他，对于政治议题的关切较诸任何作家来得急切。他的小说对本省外省、中国台湾、男性女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都有深入的牵涉。双轨思考的进行，构成他小说中的重要特色。然而，这种双元式（binary）的对立，最后总有一方的分量变得较为重要。中国人、外省人、男性的形象，往往不经意之间在他小说里突然膨胀起来。自负与自卑的情结，充塞于小说人物身上。（26）

“社会主义”是如此影响人的么？“辩证关系”是如此“辩证”的么？但是，在这样一种“陈式书写”中，相对清晰的是，原来他是如此理解陈映真小说的，他把“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陈映真的（早期）小说，都理解为“中国/外省/男性”对“台湾/本省/女性”的压迫了；把中国/外省阳性化，把本省台湾阴性化，同时又把男性与女性都国族暗喻化。

我认为这始终是台独叙事里的一种“元”构造，而且是所谓的“省籍大和解”所最难破解的一种意识型态与感觉构造，值得以后深入讨论。此处我想说的只是：陈映真虽然不曾在他早期小说里有过如陈芳明所指控的这种“一方会膨胀起来的”双元式，但陈映真的确在《夜行货车》里展现出一种完全相反于陈芳明所预测的“膨胀”；“膨胀”被颠倒了──是“台湾本省男性”相对于“中国外省女性”膨胀了！

也许是这样的一种无法被陈芳明的“binary”公式所纳入的《夜行货车》，使得他，虽然也许私心良喜，但却陷于评论失语吧！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臆想而已，可能的原因太多了。我还是把注意力导向陈映真关于詹奕宏的描述吧！

5 用心良苦的“导引性”书写

现在，我相信“詹奕宏”这一典型，是1970年代末，陈映真在台独浪潮大起之前用心良苦地为潜在的台独青年所量身打造的“导引性写作”；陈映真以一种“内部人”才有的几乎是身体发肤的敏其感同其情，创造了一个与独派愤青们重叠着“二二八”历史记忆、父亲的挫折、省籍的情结、父子关系的紧张……等等的“詹奕宏”这样一个典型人物。

像詹奕宏这样的一种中产阶级背景，其父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波及者，并从而对国民党与外省人怨恨满满，且出生于1950年代的台籍青年，正好是台独运动*所召唤的典型目标人群，比较容易被召唤到1970年代中期后稳定成长的本土化运动里，即使不投入到政治领域，也容易成为这个运动的潜在支持者或同情者──例如陈映真四年多之后的小说《万商帝君》里的刘福金，当他创造出这个角色时，我们感受到他不再谆谆善诱了。

回顾陈映真的小说创作史，我们看到了《万商帝君》是陈映真头一次以小说的形式直面迎击了台独运动，但不是第一篇直接（而非以寓言的方式）介入台独运动。第一篇是《夜行货车》。必须指出，陈映真在《夜行货车》里所展现的书写位置、书写感情，乃至书写策略，与他在同一时期苦心婉言劝喻叶石涛或是长老教会，是非常近似的。

对这样一个之后风起云涌的政治大潮，陈映真在1977-78年间写作这篇小说时，是否已经侦测到它的先兆？我相信是的，因为台湾社会在1970年代所展现的包括《台湾政论》与《长老教会宣言》等外在变化确实明显。但我认为陈映真的警觉更早，可能最早在1960年代初。

(27)根据陈映真自述，他在1977年与叶石涛“对话”时，就察觉到叶石涛的思维受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影响甚明显，而能这样察觉，是因为陈映真自己早在1960年代，就读过这本书，而且“因为很好奇，读得很细腻，所以，一闻就闻出来他的source在什么地方，因此我就提出所谓的台湾人意识与第三世界文学问题。”(28)

以陈映真的敏锐，他是在预见此一汹涌大潮即将来袭之前，写下这篇小说，并营造了“詹奕宏”这样的一个人物典型，企图“打预防针”，引导青年感觉，导引它走向一个超越狭隘本土意识，具有某种左翼第三世界观与素朴人道主义的政治方向。事后观之，这个计划显然失败，因为人们诠释作品的力量远远超过作者的意图力。

《夜行货车》是被本土派、独派人士喜闻乐见了，但却不是以陈映真所寄望的方式。本土派人士喜闻乐见《夜行货车》，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把“乡土”换为“本土”，把“南方”改为“南部”，把反美/反帝改换成反国民党，并为本省男青年成功地“收编了”外省女性而暗爽。对他们而言，这是陈映真小说家族中最接近独派感觉结构的一篇，因此难以不私下按赞。

在乡土文学的左右翼统独派还没扯破脸的1979年，也就是小说发表翌年，《夜行货车》与宋泽莱的《打牛楠村》共同获得了第十届“吴浊流文学奖──小说创作奖”。这应该是陈映真所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而且竟是由本土派的刊物所颁发的，但之后，进入到1980年代，陈映真在本土派的心目中的位置迅速下沉；一步步转向沉默、敌视，或偶而爆发的攻击。进入到1990年代，陈映真的文学遭到了“台湾文学”几乎是除名式的冷对。

对于独派文人教授而言，“吴浊流文学奖”曾颁给陈映真，那真是一个一点也不美丽的错误，而陈宋并举的奖，也几乎不再可能存在于台湾。时序进到1990年代，到了2000年代，到了2014年的太阳花，陈映真所经营的反美反帝并有第三世界视野的“詹奕宏”形象，在亲美、亲日、反国民党、反中的主流大潮中，几已完全消逝。(29)

然则，若不以成败论英雄，陈映真经营“詹奕宏”的用心是良苦的。

首先，“策动不肖”。詹奕宏在他父亲对他的期盼压力下努力学习，唸完大学又唸硕士，朝着父亲所期盼的“成功”的那条道上蒙着头走。他内心并不顺从，没有充实平和，他分明知道他是被他父亲的失败所奴役，但却又找不到语言来抗拒这种“肖父”压力──这是他之所以成为“愤青”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温情的奴役下，他觉得他失去了自己：“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因此，在詹奕宏的胸臆中，还是有一股不平静（或也可能是理想），不知何去何从地乱窜着。陈映真显然鼓励他做一个不同的人，至少“莫肖尔父”。

其次，“认同人民”。陈映真的“詹奕宏”，对于外省权贵或许还是带着承自其父的某种怨恨情结，但他的可贵在于他有一种素朴的人道主义，让他能够区分出压迫者与被害者，不会盲目地陷入一种“族群民族主义”的感情黑洞中。

小说里，詹同情且愿意与“老张”，一个后来被公司因细故开革的外省“老芋仔”，做朋友、一起喝酒，关心对方。不只是对外省老兵如此，对隐藏在光鲜外表下的世间苦难，陈映真也给了詹奕宏一双敏锐的同情之眼。就说那晚大酒店里满是上流社会衣香鬓影的夜宴场景吧，浑身不自在的詹，就在侍者向他低身询问牛排要几分熟时，“他看见俯着身子的侍者的领口，因汗垢而泛着浅黄。”这个侍者，是这个放眼望去都是洋人与高级华人的大酒店里的“后街”里的另一个“林德旺”。我们记得，在《万商帝君》里，那唯一一位曾对林德旺施以关爱的Rita，也曾抬头看到“林德旺白色的衬衫领子，有些黑黄了。”(30)陈映真给了他的詹奕宏以一种素朴的、人道的，甚至左翼的感情。

其三，“莫忘本源”。陈映真笔下的詹奕宏，对于跨国公司以及美国/西方，并没有一种如JP的奴才式的认同。他也取洋名James，但那是不得不的应个景，在愤怒时，在情感爆发时，他会说：“我不是什么他妈的James，我是詹奕宏。”陈映真鼓励他莫忘民族本源。

其四、“走向南方、立足乡土”。这就牵涉到小说的最关键部分的诠释了：南方、货车、夜行，与故乡。小说结束在“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这一句。在此，陈映真非常谨慎地用“南方”而不用“南部”（或之前他用过一次的“南边”）。一般而言，在台湾，习惯的说法会是“火车开向南部”，或“我的老家在南部”，等等，但陈映真在小说中却刻意用“南方”。

我认为只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南部”是地理名词，而“南方”则可以且经常是政治概念。“南方”就是第三世界，只是在小说的限制里，陈映真无法生硬置入“第三世界”这个名词。这种作法就如同他在《“乡土文学”的盲点》里，词费地用“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来代替“第三世界”是一样的道理。“南方”的诠释学意义，至少有三层，一，在全球范围内被发达北方国家宰制的第三世界南方国家；二，类比于文化或文明意义上的相对于西方的“东方”；三，相对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南北”地位对照，南方是被日本殖民、被“进”的对象。(31)陈映真鼓励詹站上一种反抗的第三世界的位置。

那么，这个“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到底是何意思？之前那么多年我的理解是，这代表了来自詹奕宏南部乡下老家的不如归去的呼唤。但是，在现今的解读脉络下，我翻转了“货车”与“故乡”之间的意义关连。

我认为，陈映真透过这一句话，表达了多重意义。

首先，这个“故乡”早已不是那个田园诗的故乡了，而是一个已经被近一二十年来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发展所吸纳所整编的所在了。火车，尤其是载满了（半边陲）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资材、半成品，或生产出来的商品，而非乘客或游子的“货车”，核心地展现了这样的一种正向广大农村蔓延的“非人的”资本主义化。

这样的理解不是我的“臆测”或“推论”，而是有证据的。陈映真在《“乡土文学”的盲点》里，透过引用石家驹（陈映真的一常用笔名）的一篇文章，表达了一个想法：乡土文学在书写农村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是它是否“反映了尚未完全被外来文化吞食的，或者正在向广大农村地带伸展巨爪的外来文化，作着痛苦的……抵抗的农村中人的困境……”。(32)

“货车”如此，那么“夜行”似乎也就不必多做解释了，因为这个“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货车，虽然其行进是如此之“轰隆轰隆”，但整个岛屿似乎报以麻木之沉默。陈映真太息于一个世代的现代化知识分子对这个“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麻木无感。陈映真是如此地戒慎恐惧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那被人们“视为当然”的霸权力量。

因此，詹奕宏不是被右翼的“族群的本土”、“田园的故乡”，甚或“农村与农民的认同”所召唤，以他就是他的主体状态，回到故乡，而是要以一种重新改造的自我，回归那正在快速破碎并失根的南方故乡，且就在那儿战斗。因此，“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所象征的并非光明的本土的亲密召唤，而是一个已经发生或即将到来的“黑暗”的暗喻。

面对这个“黑暗”，陈映真是在召唤一种对于第三世界危机的一个有据点、有立场（即，故乡）的介入。陈映真显然对于现代人的“失去故乡”有很大的焦虑，因为他意识到故乡是道德生活的一个前提──离乡的日本人在台湾的淫乱、离乡的JP在东京的冶游，或离乡的摩根索在台湾的恶戏。

话说回来，在这篇小说里，又有谁还有故乡呢？陈映真对詹奕宏的最深的鼓励是：你要找到你的故乡，但“故乡”不是田园，也不是南部，也不一定是祖坟之所在。故乡展现于当你对那要蒸发、消灭你的故乡的巨大非人力量进行抵抗之时。“故乡”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place)，而是与这个地方结合起来的一种危机的时空意识与一种行动实践。

因此，陈映真曾特别认可锺肇政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作家必需有一个立脚点，这个立脚点就是他的乡土”。(33)而我想，陈映真的理解的逻辑应是“因为是实践的立脚点，所以是故乡”，而非“因为是故乡，所以才是立脚点”，二者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独派的诠释恰恰受限于后者。

对陈映真而言，（新）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压迫在哪儿，反抗就在哪儿，而书写这样的反抗的就是“乡土文学”。因此，乡土文学没有本质主义的优先场景，不必然描写农村、农民或渔村、渔民，如果矛盾激烈地展现在都会的跨国公司的白领身上，那去书写这个矛盾的文学也恰恰是“乡土文学”。广义的、开阔的、战斗的乡土文学，以此之故，就是民族文学，就是第三世界文学。

因此，如何回归故乡，不是一个简单的民粹主义或本土主义的命题所能回答的。经常，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往往让人们离故乡更远，因为它们遮蔽了使人失乡的真正原因。如此说来，台独派恰恰是要让台湾人失乡的一种运动。

文学显然无法为干预的失败负责。要负责的是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没有相对应的政治集体与斗争，使詹奕宏这样走在十字路口上的具有高度政治倾向的青年，能够让他们的苦闷找到真正的历史与社会的根源，从而有不同的政治路径的选择。果如此，那就不是文学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没有支撑这样一种反美、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的反抗的论述与环境。而归根究底，这又和冷战与内战的双战结构，特别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左眼的消失”，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我们还是有疑惑的。在陈映真的《“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中，陈映真为了要“导引”叶石涛的台独分离意识，而指出，台湾的“乡土文学”的个性，必需在第三世界文学中寻求，在以中国为取向的民族文学中找寻。在那儿，我们同时看到第三世界与中国这两个维度。那么，在《夜行货车》里，陈映真是将詹奕宏导引到一种“第三世界”感觉，但似乎并不曾将他导引到一个“中国”感觉上──除了那朦胧得不能再朦胧但又重要到不得不作为篇尾标题的“景泰蓝的戒指”这样一个“中国”象征。那么，如何解释“中国”维度的稀薄朦胧呢？

6 “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认同”

陈映真在不同时期，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境与“敌友”定义，透过文学申述一种左翼的、统派的中国想象，是个大题目，无法在此展开。但是在“华盛顿大楼”系列的书写时期（1978-1982），特别是我们此刻所关注的《夜行货车》书写时刻，我们的确是看到陈映真在申述他的“左翼的、统派的中国想象”上，面临了一种言说困难。

当然，这样的言说，就历史的客观条件而言，一直是非常有限制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没有条件申论除了“中国文化道统”或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外的统派立场，更何况到了1970年代末期，在蒋经国时代下，又开始了一种虽不能言说但现实上展开的独台倾向。

但陈映真的文学书写，不一直都是在与禁忌搏斗吗？──我们难以忘记陈映真在1960年白色恐怖萧萧落木下书写的那位“乡村的教师”吴锦翔。因此，此刻我所说的“言说困难”，更重要的还是陈映真在主观状态上面临了精神危机。

1975年出狱后不久，他接连面临了对中国大陆文革的幻灭，以及那随即展开的同样令他困惑的“改革开放”。直面这样的冲击与困惑，陈映真以一个统左派的立场，在匆匆结束了“华盛顿大楼”系列的书写后，进入了一系列探讨（在台湾的）中国革命及其历史意义的书写。然而，这个改变在之前的小说里不是毫无端倪可寻的。在1982年的《万商帝君》，陈映真就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透过一个洋人管理学教授Alpert的演讲，反映了他的深刻焦虑。兹重录这一段演讲的部分内容。Alpert 教授说：

这两天来，我亲身感受到台湾民众对于美国与中共建交所感受到的悲忿。但是容许我提出一个新的看法：

“使中共和苏联不破坏我们的‘世界购物中心’，不威胁我们的自由、富足生活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们也拉到这个『世界购物中心』里头来。用‘资本主义的皮带’(“the belt of capitalism”)把它们紧紧地绑起来。

“先生们，尤其是台湾的同事们，容许我做个预言：你们将不久就见证这个事实：在你们看来野蛮的中共，从美国与它缔结外交关系之日起，不消多久，我们多国籍公司的万能的管理者的巧思，将逐步把中共资本主义化。我们有这个把握！（掌声）……(34)

这是头一次陈映真在小说创作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大陆“走资”的焦虑，以及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终归徒劳的大恐缦缦。这是1982年底的小说。至于1977- 78年陈映真写作《夜行货车》之际，这样的一种对“走资”的焦虑是否已经浮现，我缺乏足够的论断基础，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崩落的恐惧，则已经很清晰地出现了，虽然恐惧的原因与“改革开放”可能无关，而是对于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暴力，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群体所展现的人身暴力与人格扭曲的震惊。陈映真在1979年底，在《夜行货车》小说集的《序》里，虽然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文学家、知识分子和“全中国人民”的不熄的信念，但也明确表达了他的高度受挫与惊骇。他说：

“在中国，和在古老的亚洲一样，一切不屑于充当本国和外国权贵之俳优妾妓的作家的命运，是和写一切渴望国家独立、民族的自由、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公平、进步的人民一样，注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监禁和死亡中渡过苦艰的一生。近百年来，在中国，有许多作家曾以孤单的身影，面对从不知以暴力为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做过勇敢而坚毅的抗争；也为曾信其必至的幸福和光明，歌唱过美好而充满应许的歌曲。然而，曾几何时，他们也以更其孤单的身影，在腐化和堕落的革命中，或破身亡家、或备尝更其残酷、更其无耻的损害和侮辱。”(35)

如前所论，《夜行货车》表现了多重焦虑，但其中最大的焦虑，毕竟还是“中国”。对展现了一种强烈的第三世界敏锐感觉而相对回避了“中国”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的理解，必须要考虑到作者此时的深度困惑。

相对于1959第一篇小说《面摊》以来那一直不断的“橙红的早星”的参照，以及《山路》对革命理想的痛苦追寻，此时的陈映真不知如何诉说中国，而客观上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他只得论列“第三世界”。这么说来，陈映真的小说，比起陈映真的论文（好比《“乡土文学”的盲点》）来得“更真实”，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非理论意识层次的精神困境──他在论文中毕竟还是可以比较无碍地写“民族文学的立场”，以及民族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互参性……。

今天看来，由于《夜行货车》对“中国”的失语，以及在这个条件下对独派的“导引”企图，使得这篇小说还是不期然地但似又理所当然地落在独派的一厢情愿的喜闻乐见──尽管，陈映真苦心孤诣地丢出“新殖民地”、“南方”或“第三世界”等议题；尽管，陈映真那么费尽心思地塑造了“詹奕宏”这样的主人公；尽管，陈映真似乎是用“景泰蓝的戒指”让男女主人公对“中国”有所盟誓。

但平心而论，“误读”的责任固然不都在独派读者身上，但实在也难以说就在小说作者身上，因为陈映真对“中国”的暂时失语，反映的是陈映真所难以逃避的因历史条件而形成的精神危机。《夜行货车》于是现身说法了一个危险教训，那就是，如果无法在思想上面对“中国”这个与台湾社会经纬交错勾连万端的巨大现实，也就意味着这个思想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陷到轻易为对反力量所整编的后果。

以台湾为一种在地实践的空间尺度，以阶级政治替代族群政治，甚或从第三世界立场论述一种左翼理想主义……，这些想法本身诚然良善，但如果它们无法替代对“中国”的思考，那么，以它们为基础、为理由取消“中国”议程，则可能会转变成一种迂回的逃避。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反省我自己以及我长期所属的一个刊物《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由于一种洋左的知识与政治立场，无能把自己的议题与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近现当代重要议题结合起来，反而习惯性地以洋左的进步语汇（包括批判、公共、反全球化、多元主义、基进民主…..）“介入”台湾现实，结果是不但因为不接地气而无介入之效，反而，更不期然地，在社会急遽变化时期，为反动力量拿来当做他们的概念武器。(36)没有理由相信“第三世界”、“去殖民”等“进步”概念在避免这样的收编时，一定占据任何优位。没有“中国”，第三世界站上去也会踩空的。

然而，话说回来，在这篇小说里，陈映真是否又真的完全无法论述“中国”呢？并不是的。他是困惑于不知如何正面论述中国，但这不表示他也不知道何种关于“中国”的理解是错的。于是，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这篇小说比较难理解的一个有关“沙漠”的隐喻。

女主人公刘小玲十多年来不断梦到一片“寂静的、白色的、无边的沙的世界”，其中没有一切生命（好比仙人掌）或生命的遗迹（（好比“野牛的头骷髅”）。

最初，这片沙漠使她骇怕，把她从梦中惊醒，但后来因为常常做这个梦，习以为常了，就敢于在梦中注视它，从而竟然对实体沙漠感到兴味。当晚宴的贵宾达斯曼先生，以其业余生态学研究者的善意，告诉刘小玲沙漠其实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时，刘小玲想表达她的不同感受，但小说并没有让刘小玲完成以“But”开头试图表达不同感受的句子。但我们理解，刘小玲并非要挑战达斯曼先生关于沙漠的科学知识，而是要说，那样一个事实上充满生机的沙漠，可以是很多夜行动物的故乡的沙漠，并不是她在长年的梦境里所感受的沙漠。

沙漠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指向了刘小玲的某种深层的难以言说的恐惧、焦虑或虚空。那么，这个从她中学生以来就纠缠不已的梦境到底要如何解释呢？我以为，“沙漠”是陈映真用来描述作为流亡群体的外省人精神深处的一个最恐惧的状态──一种没有故乡的、失去源头活水的，所有为之灌注下去的水都将快速消失的深度枯竭状态。那么，如何理解刘小玲，作为一个所谓的外省第二代，为何还长期做着“沙漠”的噩梦呢？

要理解这个梦，就必需找到历史切入点：两岸分断与国共内战。

如果说，理解詹奕宏何以是一个如他那般的愤青，非得从他的家庭，他的成长背景，特别是他的父亲处着手，才能寻得解答，那么刘小玲的“祕密”也得从同一路径寻觅。当小说费解地指出刘小玲自从青春期以来就受困于一种如此之噩梦时，我们别无其他线索（事实上，作者也刻意封起其他线索的门窗），只能从刘父那儿获得些许解释路径，特别是小说已经告诉我们刘小玲是在颓唐自弃的老父，与背叛遗弃老父的年轻母亲之间，选择了认同父亲。(37)那么，如果刘小玲认同父亲，那么他父亲不是还有“中国文化”吗？为何她还是做着这样的噩梦呢？

刘父曾是一个“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的华北的过气政客”，人称“刘局长”，根据随着来台的老家人周妈报导，刘局年轻时“一次枪毙十个把人，眼皮都不霎一下”。但来到台湾以后，诸事不问，不修边幅，完全变成一个散人，而在年轻他三十岁且因经商成功而越来越强悍的少妻眼中，则完全成为了一个“脏老头”，一个“破旧的、多余的人”。对于妻子曾对他东山再起的鼓励，他报以“二十岁我从日本学兵回来，什么我没抓过，什么我没见过？”。这样一个刘局，对于妻子的冷落、揶揄乃至背叛，似乎毫不上心，终日一袭长衫，“时而弄弄老庄，时而写写字，又时而练练拳，写一些易经和针学的关系之类的文章，在同乡会的刊物上发表。”

这样的刘父，不是可以说是在“传统中国文化”的庇荫下得以苟全性命、了此余生吗？的确是可以如此说。但这个“传统中国文化”就不再是一个人（更别说一个群）得以安生立命的基础，反而象是一根救命稻草，维系住一个沦落之人的仅存的一点点存在感与自尊。同理，刘小玲认同父亲，也意味着父亲的文化认同对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让她以一种“中国文化的底蕴”（詹奕宏眼中的“她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啊”）优雅地鄙斥了洋人的失态──虽然这无法改变她要奔赴的目的地是美国。小说中，刘小玲的“中国文化底蕴”也只能展现在一个象征着中国审美品味的微物件上──景泰蓝的饰物。

我们是不能粗暴率尔地否定这根稻草，但也无法轻便地赋予它更高的意义。这样说，并非是看轻中国古典文化的某些要素（老庄、易经、书法…….）本身的价值，而是理解到，在刘父这样的一个反共的失意的流离的政客的夕阳人生中，“中国文化”变成了一种极其遥远的乡愁，一种逃避现实的寄托。

这个“中国文化”让他在想象中和“古典中国”产生一种联系，但吊诡地也让他得以脱离“现实中国”，让他完全得以与现当代中国进行心理切割；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文化”，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只有一个和现在与现实既无法也不欲产生关连的凝固的、静止的“过去”。

这个“中国文化”恰恰就是要脱离中国现当代现实并捍卫自己的乡愁的认同的一种手段。因此，这个“中国文化”是一个死境，没有动态生机，因为它完全没有源与流之间的水脉交通；它长不了任何生命，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根的所在，是一片连仙人掌都看不到的白色沙漠。

刘父颓败自弃的晚年，于他自己是一悲剧。但在另一层意义上，刘父所体现的“中国文化认同”，则是一种于今犹盛的政治想象与论述，强有力地展现在当代台湾。刘父的“中国文化”姿态，所展现的恰恰是一种“去中国化”，是一种可以建立在反共、反中、亲美土壤之上的“本土多元文化”的一元。

认同这样的“中国文化”与热诚拥抱西方普世价值与黯然接受台湾独立，是可以完全接通的。如此这般的“中国文化认同”，对于超克民族分断、对于面对中国该往何处去，是没有任何思想意义的──虽然它容或可以，如瑜珈健身或是塔罗相命般，“丰富”现代人的多元趣味的人生。

陈映真在1977-78年顷写作这篇小说时，应是不会料想到，这个“刘父”竟然可以是六、七载后以“野火”扬名于岛屿的龙应台女士，以及再之后马英九先生的关于“中国文化认同、反共、亲美日”三合一的“中华民国派”或“独台派”思路的某种“原型”。我认为，刘父的这样一种“中国想象”，无论如何，是即使是处于对“中国”暂时失语状态的陈映真，也是期期以为不可的。

在《夜行货车》里不曾正面出场，仅仅作为刘小玲记忆片段的“刘父”，却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当然，他的重要性，如同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一般，是必须摆在一个历史框架内才能展现。

在本文最后，我想讨论一下陈映真关于刘父的这么一段介绍：“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的华北的过气政客”。为什么陈映真要在刘父的履历上注明这一段？“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虽然陈映真没有更清楚地说三十年代的什么时候？上半，还是下半？是中日战争结束之前还是之后？

我估计是结束前，也就是1941-45这时期，因为他若是活跃于后半部，那肯定是国民党接收体制的一分子，是当权派，那么就不至于来台后被边缘化乃至前程落空。因此，我的猜测是，这个“活跃于三十年代华北”的意思是，曾经留日的刘父，1945年前在华北的汪伪政权里执掌过某特务系统，血腥镇压过中共地下党人。而这样的“刘父”，毕竟也随着国民党来到了台湾。

刘父虽然来台后仕途不顺，但毕竟还是认同国民党的。而国民党政权包容了“刘父”这一成分，意味着国民党的现代史是扭曲的，有很多阴暗角落，没法正面清理它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纠结关系；只要是在“反共”的前提下，所有的反动势力，包括汉奸，都可以接受，所有的抗日志士，都可以屠杀。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脉络下，出现了战后的228事变与之后的白色恐怖。因此，刘小玲的父亲与詹奕宏的父亲，虽然在这个岛屿上未曾谋面素不相识，但是他们的生命传记却共处于同一个命运天空之下，都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下的“受害者”，但他们却不幸地被殖民、内战、冷战所造成的历史迷雾所隔离，无法相认、相识、相互理解。

所以，早在1978年，陈映真就塑造了2001年陈映真的鸿篇《忠孝公园》里的马正涛与林标的约略平行人物，刘父与詹父。但是，在2001年，我们看到了陈映真的深刻绝望，他没有让马正涛与林标有任何和解的机会，也不给他们后代和解的机会──马无后，林的儿子是失联的游民。但在1978年，陈映真则让刘父与詹父的下一代，突破了“省籍”的藩篱，挑战了新旧殖民主义的压迫与宿命，从国民党的历史白色迷雾中逃出，从不同原因但同样虚无的人生中出走，怀着新生儿，走向南方，走向第三世界，在乡土的实践中找到精神的故乡，而或许──也终将走上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路途上。

7代结语

如果可以一言以蔽之，本文不外乎尝试说明我何以从喜欢到不喜欢到又喜欢上《夜行货车》──虽然如今的喜欢和初度的喜欢无论在内容或是原因上都大不同。我个人的喜欢或不喜欢当然一点儿也不重要，但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除了以上的讨论之外，必然也关乎“文学评论”里的“评价”这一核心问题：这是一篇好小说吗，好在哪？不好吗，不好在哪？

本文当然是在不嫌繁复地说明我现在又喜欢上它的理由。那么，在“不喜欢”的那个二度阅读里，我的“批判”还成立吗？当然还是成立的，因为在我“又喜欢”的第三度阅读里，喜欢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发现那些被“批判”的缺点在重读时消失了，而是因为我如今比较能够体会作者的艰难用心了，从而，那些“缺点”反而散发出别样的华彩了。

如果说，之前我认为小说的缺点是“美而不信”，那么我现在觉得它的优点恰恰是“不信而美”。从这一再变异的阅读体验里，我体会了一个于大家而言可能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批判易，理解难。的确，只就小说文本论小说，那么达成一个“正确的”批评还是容易的，但如果我们把作者写作小说的那片外在天空与自家心境也纳进我们的“批评”活动的话，那就比较难了。批评可以只靠读那“作者已死”的文本，理解则要求理解者进入到一种“关于小说的‘小说’”的发现或“创作”──假如非这么说不可的话。换句话说，理解《夜行货车》，对我而言，在文本之外，还得要说出一个关于陈映真写这篇小说的“故事”。

在同时与新殖民主义西化派、反共亲美本土派，与亲美反共中国文化派的三面作战的困难条件下，陈映真企图藉由文学的力量，对那广大的可能为右翼本土派透过身家叙事进行召唤的台独潜在支持者的青年们，进行用心良苦的“导引”。同时，陈映真也现身说法展演了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左翼乡土派旗手陈映真所理解的“乡土文学”。

因此，“战士”、“教育者”与“立法者”，是《夜行货车》的这位作者除了小说家之外的三重身分。文学介入的成败固可不论，但是陈映真文学的苦心孤诣不许转头成空。今日重读《夜行货车》，能不感慨系之吗？谨以此文献给去年底离开我们的陈映真先生。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赵刚老师授权保马推文。观察者网已获保马授权转载）

注释

* 本文曾发表于《鞭子与提灯：陈映真文学和思想学术研讨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合办，2017年3月17-20日。

（1）《台湾文艺》是由《亚细亚的孤儿》与《台湾连翘》等著名小说的作者吴浊流于1964年创办，之后长期成为日据时期老作家与战后新生代本省籍作家的一个发表园地。根据陈芳明的说法，集结在这个刊物的作家，大致有两个共同旨趣：其一，把当下与殖民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文学史）重新联系上，进行历史记忆的重建工作；其二，反映台湾社会的现实。因此，这个文学聚集与那聚集在台北都会区的、外省人占比极高的、“孜孜于开发潜意识”的现代主义作家，两者之间有一个“默默的”对垒意识。陈芳明因此说，早在19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开始之前，《台湾文艺》已是作为一个先导而存在了。见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下）》，台北：联经，2011，480-485页。

（2）陈映真《夜行货车》，台北：远景，1979，236页。考虑到文章篇幅，之后本文在引用《夜行货车》时不再注明出处。

（3）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鲁迅全集‧第一集‧坟》158-1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在2010年左右的这一阅读时期里，我对《夜行货车》的批评，见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台北：联经，2011，208-213页。

（5）前揭书，26-7页。

（6）这是改写自陈映真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

（7）1978年3月陈映真同时发表了两篇小说：《夜行货车》与发表于《雄狮美术》上的《贺大哥》。这两篇小说的阅读感觉差距非常大，让读者难以觉得它们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夜行货车》是铺陈在1970年代末台湾社会的现实场景上，面对尖锐的现实的当然也是历史的问题的写作，并开启了一系列谓之“华盛顿大楼”系列的书写。但《贺大哥》则以越战与越战的创伤为背景，书写一个参与到战争罪恶中的无政府主义美国青年“贺大哥”的类似圣徒的自我疗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人（大学女生小曹）的启示感召。我自己的阅读是把这篇小说视为作者本人透过创作出一个曾因受伤而倒下但却努力重新站起来的“贺大哥”，对刚从七年牢狱中释放出来的自己所做的反思与期许，以及所做的自我疗愈。从一个视角看，《贺大哥》的深刻的关于主体生命意义的类宗教性的思想探索，使它不必非得透过1970年代下的台湾背景（例如快速的跨国资本化或乡土文学论战）才能深入掌握。但从另一个视角看，《贺大哥》所昭示的是一个对台湾而言的重大事件：越战于1975年结束了，贺大哥是一个努力寻找方向的后越战人物。越战结束，美国败出，象征了从1960年代末反战运动以来，冷战体制的松动达到了另一高峰。在某个意义上，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都反映了这一冷战结构松动的大结构变化。

（8） “血滴子”是论战当时，对于高悬未落的白色恐怖气氛的相当传神的通俗用语；据说它是清朝特务杀人密器，取人首级于不测，而众人亦不测何人首级将落，于是人人自危。1974年香港邵氏电影出品的热门同名电影，使这个名词成为台湾的通俗语词。

（9）陈映真《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七０年代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时代的意义》，《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告别革命文学》，2003年， 164页。

（10）陈映真，《七０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以《莎哟娜啦‧再见》《小寡妇》《我爱玛莉》为中心》116-146页，收于《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左翼传统的复归──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台北：人间， 2008。本文原作于1998年11月。关于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的较全面与深入的考察，见邱士杰，《试论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6期，48-67页。

（11）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25-32页，收于《中国结：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原发表于《中华杂志》1977年10月，第171期。

（12） 陈映真，《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55-73页，收于《中国结：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原发表于《夏潮》1978年6月，四卷六期。

（13）由于这篇回应文字是如此的客气、谨慎、迂回，避免定论，因此也难免导致以后的评论者关于陈映真写作意图与论点的针锋相对。曾健民与陈芳明对这个陈/叶对话就有大相迳庭的解读。见曾健民《反乡土派的嫡传──七批陈芳明的“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岐路”一文》，244-251页，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台湾乡土文学‧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台北：人间，1998。

（14）陈芳明，前揭书，523页。

（15）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1-7页，收于《中国结：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原发表于《台湾文艺》1977年6月，革新2期。

（16）陈映真，《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529-536页，收于薛毅编《陈映真文选》，2009,，北京：三联。但陈映真此处的记忆有两处疏漏：一，他的《“乡土文学”的盲点》并非在1976年，他“出狱的隔年”发表的，而是1977年；二、陈映真第一次提出“第三世界”这个词并不是如他所记忆，是在这篇文章中。但陈先生如此记忆，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确是以颇词费的“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来表达“第三世界文学”──他甚至有些刻意地把亚非拉的习惯次序改为亚拉非。但陈映真还是在一年多后，也就是1978年8月发表的《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中，直接用了“第三世界”一词，见陈映真，《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39-54页，收于《中国结：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原发表于《仙人掌杂志》1978年8月，2卷6号。

（17） 林载爵，《本土之前的乡土》，77-89页，《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台湾乡土文学‧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1998年冬季号，台北：人间。

（18）陈映真《七０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118页。

（19）前引文， 第121-122页。

（20）在陈映真少有的关于自己作品的诠释里，他说『“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和“云”，主要地只写出在现代企业经构下，受薪的企业人的形成以及与这形成过程相应的人的异化过程。因此，这三篇小说中企业体的老板，即使换成中国人，依然是可以成立的…这三个故事的背景是不是跨国企业，其实和小说的题旨可说是并无关连的。』（见，《“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西川满与台湾文学：陈映真作品集12》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 72页。对陈映真的这一自我诠释，我并不同意。

（21）陈映真《七０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125页。

（22）陈映真《七０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126页。

（23）陈映真，《上班族的一日》，《陈映真小说集3：上班族的一日》，台北：洪范， 2001.，221页。

（24）关于陈映真对“大和解”的思索路程的较深入探讨，请参考马雪、罗岗《“大和解”的可能与不可能──论作为“思想剧”的《忠孝公园》》，收于《鞭子与提灯：陈映真文学和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71-405页，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2017年3月17-20日。

（25）这恰恰是郑鸿生的《大范男孩》所要面对的日据时期以来到战后的父子两代家族史所构筑的台湾史的一个侧面所要表达的，而也企图透过对自我的认识“导引”出一个能走出悲情怨恨的文化氛围。见，郑鸿生，《大范男孩》，台北：印刻，2012。

（26）陈芳明，前揭书，392页。

（27）证据是间接的。我阅读《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时，发现陈映真对“奋锐党”的批评几乎完全可以是作为之后对台独民粹主义的批评，见赵刚，《橙红的早星：随着陈映真重访台湾1960年代》，台北：人间，2013。另外，我也注意到，陈映真在1968年被捕之前，就写过一篇并不拟打算立即发表的小说《永恒的大地》，既批判了国民党，也批判了台独作为一种出路的诱惑。这是一篇相当费解的怪诞小说。我将之作为一种以两性关系为譬喻的“政治寓言”，见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台北：联经，2011，84-97页。这两篇都是高度寓言性的写作，因此并不妨碍我论断《夜行货车》是陈映真首次直接介入台独分离主义的小说。

（28）廖玉蕙，《让所有受到侮辱的人重新得到尊严──访陈映真先生谈小说创作》，收于陈映真等着《人间风景 陈映真》，台北：文训杂志社/财团法人趋势文教基金会，2009，191页。

（29）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们还看到学生运动中有所谓的“民学联”的反帝反美的“左翼青年”的身影。东海大学那时还有这样的一个学生社团，刻意以陈映真的“人间杂志”的“人间”为社团名称。但之后，这个社团的一些主要骨干，也大都进到绿色阵营了。

（30）陈映真《万商帝君》，《万商帝君：陈映真小说集4》，2001台北：洪范，143页。

（31）陈映真，《七０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地批判意识》，138页。

（32）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3页

（33）同前引文，2-3页。

（34）陈映真，《万商帝君》，《万商帝君：陈映真小说集4》，2001台北：洪范，249-250页。

（35）陈映真，《序》，《夜行货车》，台北：远景。1979。

（36）赵刚，《台社是太阳花的尖兵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6年3月，第102期。

（37）为了要让人们理解外省人群体流亡失根的虚无感与恐惧感，陈映真写过包括《猫牠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一绿色之候鸟》、《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纍纍》……等多篇小说，其中《第一件差事》尤以此为单一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