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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逻辑——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

2017-07-28 07:16:11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当前正处于一种暧昧不清的状况当中。晚近以来,研究者或者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种长时段提法将“中国现代文学”含而化之,或者用“二十年代文学”、“三十年代文学”这类更细致也更实证的命名方式将其搁置或分离,或者用“民国文学”的概念将其替换。

有些还在使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学者,则或者追步异域执着于“现代”、“现代性”等理论概念的反复定义,或者径直用“新民主主义”、“西方文明”、“个人主体性”、“民族国家想象”等来指涉“现代”。上述各项研究的价值容当结合各自所从出的历史现场浓墨再述,这里要呈现的是一种略有差异的观点。

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有其独立性,并且,“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为“现代”,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它使用了“现代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这种从形式层面展开的表述透露了对于“现代”的一种凝固的实证化也是自我循环式的理解,也不是因为它从外部指涉了“世界文明”或者“民族国家想象”之类——这种外部性的视角说到底是“反映论”的,从而将“文学”置于客体的位置,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的“内部”直面了中国的现实困境,并且近乎是毫无凭借地对这一困境展开了思考。本文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一特质简要概括为“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

“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在一种极端的意义上,意味着“政治”即对同时代中国之困局的挣扎和突破,不能在“文学”以外的任何领域找到现成的答案,唯有文学,唯有通过文学式的思考,困局的呈现和突破才有根柢上的可能性。

在中国现代史上,包括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内的各式主义和理论体系都曾走马灯式地上演,这些主义对于同时代中国的困局都有相当程度的思考和解答,中国现代文学和这些主义所指涉的内容时有交叉重叠,有时候甚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党派性,但中国现代文学内核性的特质,它的真正的自我规定性,在于它在根柢上对于所有这些主义的不信任,而赤手空拳、一空依傍地走在一条独自面对同时代现实困局的道路上。这种对于所有规范性的思想和制度的怀疑,对于所有宣称是答案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抵抗,眼光始终向下,向着现实的更深处探求的努力,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品格。

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自我规定性,不是说中国现代文学面对各式思想和理论体系有意识地采取了自我封闭和退缩的姿态,不是说它排斥思想和理论体系而坠入一般的修辞和审美之域。恰恰相反,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各式思想和理论体系采取了极为主动,甚至可以说是急切的对话与交锋的姿态,而对话和交锋的结果不是让自己成为既定思想理论的传声筒,而是促使所有这些思想和理论体系都在其作为思想体系的位置上产生裂变、动摇乃至瓦解,促使其从作为答案的位置上转变为问题。

“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对所有自我标榜为药方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抵抗,源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刻体认。这种体认的深刻性和独特性表现在并不只是将危机对象化,而且是将自身也放在危机当中来认识,甚至将认识这种危机是否可能也问题化了的意识。鲁迅的“自在暗中,看一切暗”[2]的姿态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这种意识。

相比于革命、宪政、西化、复古等各色药方,这种认为连对危机的认识是否可能也需要充分问题化的思想意识是相当无力的。然而,也许可以说,正是这种无力性反过来使得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一个从内部观察中国社会的契机。

因为只有彻头彻尾忠实于这种无力感,才能获得一个站在危机之最底部的位置,从而整全性地把握这一危机的契机,才能最大可能地将危机的深重性凸显出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以这种无力感深刻把握现实危机之深重性的是一种可归于广义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紧紧围绕“现实”这个范畴所展开的文学实践和理论探索,它们在“现实”这个铁砧上反复锤炼自己,以至于要把自身都消弭到“现实”中去。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是最忠于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知识领域,用现象学的语言来描述,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存在”而非“存在者”的高度上联系了和同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

由此可以说,“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也就是在现实内部思考政治。这一思考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一般地重视作为经验对象的现实,而是思考者自身也处在复杂现实的牵绊当中,这种牵绊如此之纠缠,以至于遑论把握现实,就是将现实对象化也是极为困难的。

因此,通常说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自然是对的,但也不能不说这种概括是太过平面化了。因为现实主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创作手法,而是需要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把握的范畴。对于这样的现实主义,就不能局限在一般文学理论或者文学创作技巧的层面去认识,也不能径直上溯到欧洲或者俄国的源头处去做对等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特点应当从“中国的现实”这个角度去认识,和唯物论一样,它是在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把握中国现实的方式。

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对应着哲学上的唯物论,共同折射了中国现代史的独特性。从消极的角度说,这种独特性来自于中国现代史迫使所有现成答案均显示为无效的难题性;从积极的角度说,这种独特性来自于中国现代史沿着孙中山所说的“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3]的指示探索自己道路的新颖性。换言之,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几乎唯一有效的思考支点,或者根本还只是思考的起点的,就是中国现代史本身,就是现实主义的“现实”,就是唯物论的“物”。

诚然,并不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同等地领受了中国现代历史的难题性,并且勇敢地也是退无可退地在文学内部思考了这一难题性。甚至可以说,长久以来为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文学,可能恰好就是那些在各式既定的主义、理念面前充当了媒介的文学,或者是从域外的各种关于“文学”的规范性定义那边出发的文学,乃至是从这个难题性上不断退缩的文学,并且以这种对于中国现实之难题性采取了回避态度的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统。

“从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自然不是要拒绝政治,守护文学的所谓独立性,但也不是要文学屈从既定的政治架构,去充当既定政治倾向的媒介和传声筒,而是要把“政治”拉回到“文学”内部,展开持续的拷问与思考,从而发出现代文学自己的“心声”。我们反对文学屈从政治,不是因为政治会“损害”文学,而是因为这实在是“降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能量。

我们认为,正是那些把现实难题放在思考的中心,面对现实难题迎头而上,不轻信任何许诺而把现实的难度尽可能表现出来的作家和作品才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得以成立。做出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要由此抹杀比如现代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或通俗文学等的价值[4],这里想强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上述特点尽管没有匀质地表现在每个作家身上,但或许正是它构成了理解具体的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内核,而把握各不相同的现代作家和作品之现代品质的成色,正可视其与这个内核的距离远近而定。

正如丸山升指出的:“与人生-社会紧邻这一性质赋予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特色。这一特色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5]也正是这个特色支撑了“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独立性,使得它强烈地区别于“中国当代文学”。

以上,是就中国现代文学之特质的简要提示。为了更好把握这一特质,我们需要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脉动中去,在具体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去探索这一特质萌生、成立、展开、变形的印痕。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我们获得了“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前提性理解,我们才能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如下进程。

梁启超

在晚清,准确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经由梁启超等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潮流的推动,文学的位置才变得分外醒目。在这之前,思想界所鼓动的主流是因应了富国强兵之需而备受推崇的“实学”思潮[6],文学在整体上是达官贵人或失意文人饱食之余的消遣之具。海外学界早有“被压抑的现代性”之说为晚清文学张目,但究其实,那些所谓求新求变的文学试验并没有真正介入对同时代难题的思考,毋宁说还只是时代难题的浮萍一般的衍生物,如谭嗣同所言:“中外虎争,文无所用”[7]。

正是在“小说界革命”中,才有梁启超将“小说”与“群治”并举,鼓吹“政治小说”,并且自己动手写作了《新中国未来记》,把素被轻视的小说和政治问题关联在一起。但是,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并不足以构成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因为在这里,文学与“政治”的关联还是外部性的。所谓外部性,是指对于康、梁及他们的论敌来说,政治,即对晚清政局的思考早已有了答案,这答案或者是君主立宪,或者是共和革命,但无一不是既成性的东西。文学只是将这一既成性的答案传播出去的媒介,文学本身并不需要思考政治之出路何在,文学并不直接面对中国社会之难题性。因此梁启超的努力终究不脱传统“文以载道”的框架。

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文学不应该和“道”发生关联,更不是要流于鼓吹文学的所谓自主性。我们不同意“文以载道”的框架,关节点在于这个框架预设了“文”外之“道”的先验存在。在这框架内,“文”的生命最终是系于“道”的。一般狭邪小说、侠义小说不必说,就是晚清文学的优秀之作“谴责小说”也只是经验性地罗列零散的现象,将现实黑暗景观化而已,“谴责者”自身是置身在这景观之外的。在内在逻辑上,这和中国传统的道德劝诫作品一样,共享“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识,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描写的往往是个人,而这里呈现的是社会和官场。由此,也可以理解“小说界革命”之结束,从根本上说,并非源于文学市场的变动或者文学杂志的浮沉,而是因为20世纪最初十年的多数小说作品所鼓吹的“立宪政治”的终结。当着“政治”终结之后,仅仅作为媒介而存在的“文学”自然也就翻腾不出更多的花样。

那种认为“政治”已经在某个地方,已经作为一种完成的东西存在着了的观念,经由辛亥革命——亚洲的第一场共和革命——而得以实现。但是,很快,这种完成了的“政治”就被一系列政坛乱象出卖了。如孙中山所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8]。最先进的共和革命的夭折,迫使时代的思考者们转而谋求民众之“最后觉悟”,要求刮磨“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9]。

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由此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化”的方式将同时代最大的“政治”,即“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的状况纳入自己内部的一次尝试。概括地说,这是“在文化内部思考政治”。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内部思考政治”的“文化”不能直接等同于有某种确定内容的“思想文化”,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学”、“民主”、“反传统”等具体方案。实际上,对科学和民主的介绍早在晚清就开始了,对于章太炎来说,这反而应该是需要批判的对象。[10]近代对于传统和儒学的批判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今文经学家对“刘歆作伪”的考察,到了晚清则进一步汇合为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两方面对于中国历史和儒学传统的再评价。[11]

这些主题出现在运动当中,并且由新文化运动而得以强化。但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新颖性并不在此,而是在于陈独秀用拗口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传递出来的“觉悟”一语。“觉悟”不是陈独秀个人的用词,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调。这一出自佛学的词汇,正如在佛学的脉络中指示着“空”的意思一样,在新文化运动中,“觉悟”也指向了一片虚空。不同的是,在佛学脉络中,“空”是般若智所把握的最高真理,而在新文化运动中,“空”则包含更多的否定性,即“觉悟”包含着更多否定性。

《新青年》杂志

“觉悟”表达了一种要和以前的一切进行断裂的意识,即所有既成的东西均在这个瞬间被意识为无效的。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基于一种彻底的废墟感而产生的运动,“新青年”、“新潮”、“青春”、“少年中国”等意象所传递出的创造气息,也只有在理解了这种废墟感之后才能真正地把握。否定性的“空”的意识在原理上将截断任何自鸣得意的形而上学思路,对于这种“空”的意识,对于这种“废墟感”而言,唯一的真实就是废墟本身。

因此,抓住乃至不惜深陷到废墟一样的中国现实,恐怕就是面对中国的最忠实的态度。而这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一开始就借鲁迅之手而表现出来的态度。“觉悟”的“空”,在文学上的对应物就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的《狂人日记》所描写的“难见真的人”。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代表性实绩的《呐喊》诸篇,正是以“难见真的人”为起点而展开。对于这“难见真的人”的中国现实,鲁迅的态度不是“批判”,自居于高明而擅长“批判”的是那些“穿长衫者”。对于鲁迅来说,阿Q们是黑暗的,但是,他们却是“黑暗的积极人物”[12]。

我想,阿Q们之所以是“积极的”,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觉醒的瞬间[13],更在于他们就是中国唯一的实存,因为要么干脆放弃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只要哪怕是尝试着思考中国,就必须正视阿Q们的存在,就必须和阿Q们一同前行,“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14]。在这里,容不得任何延宕开去的许诺和预言:“仰慕往古的,会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15]我们认为,这可以概括为“现在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它凝结了鲁迅“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努力。

“现在主义”以其对于“现在”和“地上”的毒蛇怨鬼般的执着持续冲撞着所有堂皇、明确的改革方案,也内在地否定了自身作为一种主义话语的规范性,而且,这一借助了“文学”的样式而发展出来的思想方法还进一步突破了“文学”的规定性,并翻转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当鲁迅说“我希望我攻击时弊的文字和时弊同时灭亡”的时候,这不只是鲁迅的谦虚,而是对于鲁迅而言,文学并不是完成于自身的,而是完成于和现实问题的交锋,只有在与“现在”及“地上”的现实难题交锋的界面上,鲁迅的文学才存在。

就此而言,相比于称鲁迅是文学家,不如称他为战士更能表现出他的位置。进一步说,不仅鲁迅,而且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不也是一种“战士”的态度吗?当着茅盾宣告“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16]时,当着创造社诸位要求“重新创造自我”[17],相信“打破这现状是新文学家的天职”[18]时在在显示的不都是“战士”的态度吗,何曾有一丝一毫顾惜规范化“文学”的意思?而当我们联系到鲁迅1931年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19],则甚至可以说,“战士”已经不仅是一种态度,它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的真实的身份。无疑,这不是整个现代时期所有作家的态度和身份,但如果说它潜在地支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品质,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

鲁迅

从一个稍微拉长的视野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在整体上乃笼罩于一种“日之将夕”“以梦为邻”[20]的令人郁结、烦闷的压抑气息当中。而新文化运动正是接续了洪秀全的“尽把凡情丢却去”、谭嗣同的“冲决一切罗网”的精神,对这种压抑气息的总释放,因其彻底的否定性而带来的思想解放的效果是空前的。但是,对于所有旧的东西的否定并不能自然带来新的东西的创造,思想解放也并不能自动带来真实的社会解放,不能带来对于军阀和帝国主义这同时代的两大压迫力量的消除。

实际上,就在运动尚在进行的1920年,罗家伦就发现了新文化运动本身所包含的创造乏力的现象,其中最集中表现为作为运动之主体的青年学生面对因为运动的深化而新出现的“群众”而无可措手的问题。[21]绾合了新文化运动的能量同时也接手了新文化运动所没有解答的难题的新的力量,是1920年代以新的面目出现的政党。作为一种现代政治之表象的政党,在中国结胎于清末的立宪运动,最早的政党大概是清朝资政院由民选议员所组织的宪友会。[22]

但是,早年的政党运动都是逡巡于既有政治架构内,整体上甚至不脱旧时“朋党”的气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并且试图凭借政党自身的理念和动员能力彻底改造政治架构,特别是要联合“群众”这一崭新的政治力量的政党的成立和完善,则是1920年代的事情,其标志就是1921年中共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也可以说,正是在1920年代,一种新型的“政党政治”出现了,并在此后的整个现代时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政治形式。

政党政治,是要以政党“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23],“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24]。因此,当着“必须为中国造一个最有力量的革命党,除了这没有法子救中国”[25]这样的意识成为思想界一种普遍性认识的时候,政党就获得了整个时代之枢纽的位置,它将吸纳和牵引全社会各领域的思想和实践的运行方向。这不仅是因为政党立足的理论体系比同时代其他理论体系更高明、更完整[26]——既能说明社会难题的成因,又能提供解答难题的对策,更能勾画未来远景,而且也因为作为思想之肉身的政党有着将思想本身现实化的行动能力。因此,同样以“政治”,即探求中国危机之出路为主要课题的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可避免地也受到政党政治,特别是政党政治所据以立足的那套完整思想体系的影响,甚至径直被收编于那套完整的思想体系。[27]创造社从初期的“《创造》季刊时期”到五卅前后的“《洪水》时期”再到大革命失败后的“《文化批判》时期”的整个演变过程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这一影响。不仅创造社在1920年代的演变如此,通常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重要组成环节的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杂志《中国青年》等发起的革命文学的讨论、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和茅盾等人的批判、左联的成立、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和创作、对《新月派》和“民族主义”文学潮流等的批判、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和创作,更不用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和此后整个解放区的文艺实践,可以说都是在政党政治的框架内部展开的,有的直接接受了党的领导。

创造社主办的《洪水》杂志

政党政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支配性的影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实。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停留于政党政治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单向的影响作用,或者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看成是中国革命史的文学版,则仍然是回到了梁启超的思路,从外部去把握文学,并且也不期然而然地割裂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我认为,即使在政党政治持续发挥效力的历史行程中,中国现代文学还是执着地持守了“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特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刻,这一特质时而因为政党政治而受到阻碍,时而又因为政党政治而得以深化。要理解在和政党政治的复杂纠葛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需要把握政党政治自身的复杂性并从几个层次来分析。

最显而易见的层次,是站在规范化的政党政治的对立面,从抵抗的角度所发展出来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如前所述,“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意味着对于所有自我宣称为答案的形而上学思路的怀疑,它要求沉入现实的更深处,将中国现实的难题性最大可能地呈现出来,这是一种不轻言“未来”的“现在主义”的思考方式。而政党政治在逻辑上则相反,其理论基础是体系性的,也就是必然要预设政治斗争的出路、方向和必胜的前景。

因此,受政党政治影响的文学理解必然和在新文化运动中酝酿产生的“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思路发生冲突,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茅盾等人之间发生的“革命文学论战”。在论战中,新锐理论家们或者站在“无产阶级意识”的制高点上俯瞰文学、俯瞰革命[28],或者确认了对于“未来的光明”的信念而要求“落伍的”新文化一代作家具备“政治思想”[29]。他们用福本和夫和藏原惟人等人的理论从外而内、从上而下地把握自己的同时代,对于他们来说,“问题是在观点,而不在题材”[30]。

与之相对,新文化一代作家则执着于“现世”,“正视现实”,反对“标语口号式或广告式的无产文艺”,提倡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31]。而在这一貌似保守的负重姿态的背后,凝结的是对于由辛亥革命的夭折、五四运动的退潮、北伐战争的中废等所串联起来的现代史的无言之恸。

胡风

不必再加铺陈,成为“革命文学论战”之核心的“目前-将来”、“现实-理论”、“黑暗-光明”的矛盾也是贯穿此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构图。它表现在鲁迅对于左联的告诫当中,表现在两个口号的论战当中,表现在延安时期围绕丁玲、王实味等展开的争论当中,也表现在“胡风一派”和“周扬一派”从1930年代就开始的围绕“典型”和“真实”等问题的相互批判当中。[32]1948年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的发表,可以说是作为抵抗的“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脉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最后一搏,但因胡风本身就和政党政治牵涉太深,[33]因此这又是扭曲的一搏。

当然,就像胡风在和苏汶围绕“现实”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中所指出的,“现实”并不等于“现象”,对“现实”的重视并不必然排斥“理论”,胡风所期待的是作为“历史之本质”的现实,是“阶级的主观和历史的客观的一致”[34]。但阶级的主观和历史的客观、政治的正确和艺术的正确究竟该如何取得一致呢?对照1940年代以后胡风和周扬等人的论争历史,可以发现胡风的这一期待并没有取消上述对立。不仅如此,直到建国以后,在围绕社会主义文学能不能写矛盾、能不能写悲剧、如何书写“中间人物”等问题的讨论中,依然能看到上述对立的存在。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强调的“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思路和“政党政治”思路之对立,并不能被径直抽象为一般的“文学与政治”或者“文学与权力”的冲突。这种对立的核心不在于实体性文学与实体性政党的对立,而在于两种不同思想方法的对立。也因此,政党政治并不是天然就和文学对立的,政党政治也可以和文学本身所携带的政治能量有相当的重叠。这一点,对于中国现代史上的左翼政党来说就更是如此。

1942年,毛泽东在鲁艺讲述深入生活的问题

因此,除了这最显见的层面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思路和“政党政治”思路的纠缠重叠,特别是分析中国现代史上的左翼政党本身的复杂性。可以看到“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特质不仅贯穿了上述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些作家的创作,实际上也构成了被政党政治所支配的那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和文学思想的显著标志。不,更确切地应该是说,即使对于这些作家而言,也正是“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特质不断叩击着政党政治的体系性边界而成为其创作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特性紧紧抓住了中国的现实,使得任何同样试图去把握现实的政党不能无视这一特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难题性和独特性迫使政党政治也要不断向着这个难题性、向着现实开放自己,突破既定的框架,实现自我更新乃至理论意义上的自我否定。[35]也就是说,要把自己从“将来”、“理论”、“光明”这一维度上俯下身来,尽可能去拥抱“目前”、“现实”和“黑暗”。

当着左联成员说:“中国劳苦群众所受的痛苦乃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痛苦,他们的生活比任何民族都更非人的。这是中国劳苦群众要求革命的唯一而十足的理由”[36]的时候,当着1940年代延安的理论家们说:“我们改造这世界的工作就只有从认识它的本来面目开始。⋯⋯我们只有说实话,只有大喊大叫的去宣传实话,在那里面才存在着和生长着我们的全部希望、全部力量”[37]的时候,我们所体会到的正是这一种朝向现实的自我更新与自我否定。

要抓住现实的脉动,这一点,不仅延安的理论家们意识到了,就是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制定者们也意识到了。国民党在1930年代所推动的民族主义文学和民族文艺运动承接了自晚清以来就涌动的民族主义浪潮,应该说也是抓住了一部分中国现实。但是,国民党自身高度的封闭性,以及粗暴的干涉主义导致其所推动的文学运动只能昙花一现。[38]

与之相对,多数左翼文艺理论家则一直保持着将“理论”开放给“现实”的高度自觉。对于左翼文艺家来说,政党政治所支配的文学虽然总是要立足无产阶级意识,以作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武器,但作品如果没有正视现实,没有真实性,也会“形成生活感的空虚”[39],造成“脸谱主义”[40]。

这里,在对于“无产阶级意识”和“现实”之关系的把握上,不是把二者看成是分离的从而采取兼顾的态度,更不是把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看成是先于正视现实的既定的东西。而是相反,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和它之成为有力的武器,恰需要首先沉入民众生活的深处,和民众产生共感。

不是别的,正是“‘现实’用历史的必然性替无产阶级开辟最后胜利的道路”[41],因为,“高明的先见或批判,不能在人民历史斗争之外产生,而是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时时在新的现实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改正和发展的结果。”[42]这些且都不必再说,就是被冯雪峰批评为东鳞西片地凑拢理论,“实在是一个小钱杏邨”[43]的周扬,不也一直在争夺对于“现实”问题的阐释权吗?所不同的只是周扬更倾向于把握“远景”、“主流”,把握“未来的现实”,但在他看来,这不是离开现实,恰恰是更真实的“现实”:“从现实的主流出发的国防文学无疑地是最现实主义的文学。”[44]

王大化、李波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更进一步说,也正是因为有了政党政治的推动,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这一进路所携带的“智识阶级”的嗅味才慢慢消散,其念兹在兹的“现实”突破“智识阶级”的生活世界而进一步下沉,其关注的“民众”也从抽象走向了具体。而且,以往文学的规范形式也在由政党政治所推动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发生蜕变,从1930年代开始出现了速写游记、墙头小说、小歌剧、朗诵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

且不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迷茫岁月中,以《蚀》三部曲和《从牯岭到东京》等论文传递了“要抓住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45]那样的意思的茅盾,就是到了1931年,鲁迅也还是认为,“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46]就整体而言,在五四以来所谓“民众”文学的作品世界中,居多数的甚至只是“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47]。这也不仅仅是一般的新文学作品的特点,就是政党政治所支配的那些作家也不能摆脱自己同样作为“智识阶级”的局限,往往只能写出“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而站在“智识阶级”前头的是“工农阶级”和“中国的工农的党”,因为这个党的存在,“智识阶级才仿佛被火焰和刀光所验了似地动摇起来”[48]。

因此,尽管在左联成立近两年之后,“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49],尽管萧三到1935年时还认为左翼作家“关于工人领导农村革命及反帝反封建的这一点,无论大的或小的作品差不多完全没有”且存在“关门主义”的毛病[50],但是,毕竟还是因为左联的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才蔚成风潮,描写农村经济的破产、地主阶级的崩溃、工人的斗争、广大的失业、广大的贫民生活,克服作家的小资产阶级性和同路人性等才得到自觉的提倡,出现了包括《春蚕》和《一千八百担》在内的大量表现农村经济的小说。

街头文学运动、工农通信运动、用俗话用工人可以听懂的语言来写作,进而开展一个新的“俗话文学革命运动”等,也都因政党政治的推动而开辟了新的局面:“无产阶级自己的话将要领导和接受一般知识分子现在口头上的俗话——从最普通的日常谈话到政治演讲——使它形成现代的中国普通话。”[51]

如果说在1930年代的中前期,向着现实的深处、向着工农大众的趋近还基本是作为一种理论导引的话,那么在经历抗战之后,这一趋近就成了真正的客观事实。因此抗战的爆发和上海的沦陷,使得现代作家出现了一个地理空间的迁移,从上海到延安的迁移,从沿海到内陆的迁移,“为着工作,为着生活,他们不能不离开安定的故居⋯⋯深入了荒凉落后的内地⋯⋯他们很自然地离开了狭隘单纯的所谓‘作家群’的生活,而开始实践了‘和大众生活在一起’⋯⋯他们不必再以‘想象’和‘回忆’为题材的主要源泉,而可以拿自己周围的现实生活(也就是万千大众的现实生活)为写作的根据”[52]。

而这种空间的迁移同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和吸引力的结果。地理空间的迁移使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现实感”真正得以落实,“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所执着的现实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强化,“工农兵”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农民”成为这个新的“现实”的具体肉身。由“智识阶级”的视野出发所看到的“现实”一转而成由“农民”的视野出发所看到的“现实”。众所周知,从理论上总结了文学面对这一新的现实所应采取的姿态的指导性纲领就是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然而,我们也发现,就在“现实”经过了漫长的“下沉”过程获得了自己具体化的肉身,特别是当这一肉身最终结晶为“人民”这一概念的同时,“现实”也逐渐出现了凝固化的倾向。在几乎整个现代史上作为一个难题的现实,或者说现实本身的“难题性”在慢慢消散。如上文所论,在现代文学史上,李初梨们的“无产阶级意识”以及后来周扬们的“正确的世界观”,乃至整个政党政治在文学问题上的基本姿态是倾向于从外部俯瞰中国社会现实,以必胜的信心来面对中国社会的难题的,但是,这条线索毕竟还只是整个现代文学史的某种组成环节,且不断受到政党政治内外两方面的批判和反思,没有别的,这正是由中国社会固有的难题性和中国革命的新颖性迫使所有的规范性答案不得不一一按照中国历史自身的脉动来调整自身所导致的。

然而,从1940年代开始,特别是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提法之后,这条线索似乎越来越扩张为主线。[53]周扬一派和胡风一派之间围绕“主观”、“现实”等问题的论争正是这一扩张在客观上的表现。没有政党政治的推动,就没有“现实”的深化,但是,深化的结果似乎又带来了凝固化的问题,这一悖论凝结在“人民”这个概念上。进一步说,也表现在此后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

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同意作者所说的文艺“如果能够描写现在,深深的彻到核仁,达了常人凡俗的目所不及的深处,这同时也就是对于未来的大的启示、预言。”[54]也就是说,“对于未来的大的启示、预言”是“深深的彻到现在的核仁”的一个一个可能性,是“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的一个效果。

但是,从1940年代开始,这个结构被慢慢翻转了,“未来”不是作为“现在”的可能性的结果,而是“未来”越来越被作为一个无比确定的东西从而成为借以把握“现在”的出发点。我们曾在钱杏邨们那里领略过的对于“未来的光明”的信念如果说还基本上是作为理论推导的结果,那么到了1942年的周扬们那里,这种信念就变成了确信,因为“光明不是一个抽象观念,而是具体的实际的存在”[55]。

如所周知,这种对于“光明”的确认也构成了建国后当代文学的基本设定。无需赘述,论述这些并非说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史越来越趋向于光明的进程表示怀疑,也不是要因此贬低当代文学的发展,更不是说我们格外迷恋难题和矛盾。当代文学自身所承载的历史课题,特别是它力图创造现实、成为“革命的推动者”[56]的使命容当结合中国当代史详细论述。

只是,当我们回溯历史,特别是意识到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进程所遭遇到的若干挫折的时候,就会不由得看重被现代文学作家们所普遍视为创作出发点的对于中国社会之难题性的把握,以及由此带来的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失败感”。持续地保持这种“失败感”才可能走向真正的胜利,而丧失了“失败感”就会不期然迎来失败,这或许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启示吧?

(本文原载“保马”微信公众号,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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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初稿完成后,曾先后得到王晓明、汪晖、袁先欣、Gaia、张翔、何吉贤等师友的批评指正,谨此致谢,文责自负。

[2]  鲁迅:《夜颂》,《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3]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民报》,1905年第1号。

[4]  进一步或许可以说,确立“从文学内部思考政治”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内核的位置,正是希望由此反思乃至破除包括现代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左翼文学等在内的各种固定概念,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些概念或是从规范化的角度展开的,或是从外部赋予的,都没有真正深入“现代中国”的历史内部。

[5]  丸山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收入《鲁迅·革命·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5页。

[6]  王仁俊曾于1897年创刊《实学报》,由章太炎主笔,围绕“天学、地学、人学、物学”大力鼓吹“实学”。关于晚清“实学”的演变进程,可参见王尔敏:《晚清实学所表现的学术转型之过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刊。

[7]  谭嗣同:《三十自纪》,《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5页。

[8]  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孙中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8页。

[9]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2页。

[10]  拙文《合群名分、社会主义与五无之制——试论章太炎的进化思想及其相应的政治构想》,《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3期。

[11]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二,《皇清经解》1295卷,上海书店,1988年。刘逢禄的观点后来被康有为继承。早在1891年,康有为就将“二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批判,这是五四“反传统”的先声。具体参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2012年,第2页。

[12]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13]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14]  鲁迅:《太平歌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关于鲁迅此文的分析,可参见丸山升:《“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革命·文学·历史》,第56-57页。

[15]  鲁迅:《杂感》,收入《鲁迅全集·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16]  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第103期,1923年12月31日。

[17]  郭沫若:《创世工程之第七日》,《创造周报》,第1号,1923年5月13日。

[18]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20日。

[19]  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

[20]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7页。

[21]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6月。

[22]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页。

[23]  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收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8页。

[24]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1986年,第122页。

[25]  恽代英:《造党》,《中国青年》,第21期,1924年3月8日。

[26]  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理论体系和同时代其他思想体系的对比,可参见萧楚女:《国民党和最近国内思想界》,《新建设》,第2卷第2期,1924年8月。

[27]  关于政党思想,特别是无产阶级思想对于现代文学影响的分析,可参见黎活仁:《卢卡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特别是该书第二部分对于日本福本主义思想的介绍。

[28]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2月第2号。

[29]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我们太阳》,1928年创刊号。

[30]  转引自芦田肇:《钱杏邨的“新写实主义”——与藏原惟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关系及其他》,李选译,收入王风、白井重范编:《左翼文学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31]  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1928年7月第8卷。

[32]  胡风:《现实主义的一“修正”——关于“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文学》,1936年2月1日,第6卷第2期;周扬:《典型与个性》,《文学》,1936年4月1日,第6卷第4号。

[33]  解志熙:《胡风的问题及左翼的分歧之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4]  胡风:《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用〈现代〉第一卷的创作做例子,评第三种人论争中的中心问题之一》,《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第1卷第5-6期;胡风:《关于现实与现象的问题及其他——杂谈式地答苏汶巴金两先生》,《文艺》,1933年10月15日,第1卷第1期。胡风对“现实”问题的辨析需要再加讨论,但他对“公式主义(标语口号)和自然主义(客观主义)”同时展开批判的姿态的确聚焦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

[35]  拙文《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逻辑——以延安哲学界对力行哲学的批判及其对“唯物论”思想的阐发为中心》,《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

[36]  《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前哨》,1931年,第1卷第1期。

[37]  《宣传唯物论》,《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

[38]  关于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和文学运动失败原因的分析,可参见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9-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7-301页。

[39]  《无产阶级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1930年,第1卷第1期。

[40]  史铁尔(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1932年,第1卷第1期。

[41]  同上。

[42]  冯雪峰:《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1946年2月,收入《文艺运动史料选》第五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44页。

[43]  吕克玉(冯雪峰):《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作家》,1936年,第1卷第6号。该文对于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学界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问题有透彻的分析。

[44]  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光明》,1936年,第1卷第2号。

[45]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号。

[46]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新闻》,1931年第20-21期。

[47]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1932年,第1卷第1期。

[48]  画室(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无轨列车》,1928年第2期。

[49]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1931年11月,第1卷第8期。

[50]  萧三:《给左联的信》,收入《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32页。

[51]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1932年,第1卷第1期。

[52]  以群:《关于抗战文艺活动》,《文艺阵地》,1938年,第1卷第2期。

[53]  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29日。

[54]  转引自唐弢:《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鲁迅的美学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原文可参《鲁迅译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1页。

[55]  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

[56]  可参见王朝闻:《一定要塑造光辉的革命的英雄形象》,《新建设》,1964年第10-11期。从“革命的推动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的意义,这是建国以后在文学界普遍存在的看法。

周展安

周展安

上海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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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保马”微信公众号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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