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一直都是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2018年初，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明确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战略定位。

经济全球化造就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布局，出现大量产业内和企业内贸易，这有别于过去的国家间贸易，真正内在关系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大量的经济联系。全球城市就此应运而生。

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主动融入全球化，这与全球城市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高度吻合。同时，在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然需要有一些城市来充当全球城市、担任全球资源配置的角色。

事实上，这一概念从正式提出至今近三十年，被中国学者引荐到国内也已十几年，但在学术研究、政策语境、通俗传播等方面，仍存在着失衡。因此观察者网采访了上海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厘清全球城市是什么、有什么不同、未来走向何处。】

观察者网：去年4月，您做了一场关于上海与全球城市的演讲，邀请了“全球城市”的提出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萨斯基娅·萨森女士。您是萨森女士《全球城市》一书的中文版译者，早在2005年引进出版，所以首先请教周老师，您最早是如何接触并开始研究“全球城市”，并基于什么想法在国内提出？

周振华：大概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开始研究城市问题。当时上海社科院组织了几次国际研讨会，其中一次把萨森教授请来了，因为她最早提出了全球城市这个概念。讨论过程中，我感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城市研究有了新的特定含义，有些城市顺应经济全球化要求，逐步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当时就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

从上海城市发展历史来看，曾经是远东经济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改革开放后又从工商城市转向经济中心城市，在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又提出进入新世纪上海要建设“四个中心” 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既然上海未来是这样的发展轨迹和趋势，那么与全球城市非常贴切，上海更进一步的发展，就要往全球城市这个方向走。（观察者网注：“四个中心”，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

图片来自解放日报

切入点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这和全球城市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是高度吻合的。同时，这也是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条必由之路。因为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肯定要有一些城市来充当全球城市、担任全球资源配置的角色。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的产物，另一方面这是上海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扮演的战略角色。

有了这个意识后，就开始着手研究全球城市，并将萨森的《全球城市》翻译成中文，我们现在还在翻译她的另一本专著《世界经济中的城市》，里面提到了全球城市出现的新变化。翻译时也更加觉得全球城市特别适合上海未来的发展定位。

不过，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因为目前全球城市研究还是以西方学者为主，第一，他们大多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为蓝本进行分析；第二，他们描述的全球城市，或者说关于全球城市的理论化工作基本上是对一些已经成为全球城市的案例进行特征描述、内部结构分析、全球连通特点等，但对我们而言，这个理论的支撑性好像就不太够。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上海是正在兴起、未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城市，但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全球城市。

所以需要把这一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全球城市形成的路径肯定存在着差异，因为面临的背景不同。同样是经济全球化，西方全球城市是在早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进程中。此外，全球城市所在国的情况也不一样，就中国来看，不管是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区域发展大格局，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都促使我深入思考。

2007年，我出版了《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专门讲述中国模式下全球城市崛起的路径依赖有何特殊性，也让我对上海未来迈向全球城市的定位更加清晰。特别是2012年以后，从战略研究角度出发，上海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那到2050年呢？未来30年上海怎么发展怎么定位，这是当时就已经考虑的一个问题。

正好我那时在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就给领导提建议，应该开展面向未来30年上海发展战略研究。市领导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关系到上海今后发展目标和路径，于是就在全市展开一场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有一点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很多人、特别是学者，对全球城市没有太大排斥，认为上海未来发展和全球城市目标定位比较符合，并提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中国崛起，总要有几个城市来充当这个角色，比较分析后发现上海应该是既有历史底蕴也有现实基础。

首先国际化大都市的现实基础比较好，其次从上世纪初以来到改革开放，一直处在开放前沿，也更有条件来充当这一战略角色。最后，上海市在制定2017-2035年城市总体规划中，把“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个目标写了进去，报国务院批准。

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尽管学者、学界对全球城市的认识比较清楚，但政界、企业界及一般公众，可能就心存疑虑：全球城市与一直在说的“国际大都市”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在研究上海迈向21世纪要建设四个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时，眼光已经面向全球、面向未来，但那时我们国家刚刚大规模融入经济全球化，所以当时考虑上海的定位更多是着重城市的集散功能，不管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还是航运中心，着眼点都是如何使上海这个城市有更大的集聚和扩散功能，更注重各种要素的流通。

但全球城市的特质是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不仅仅是枢纽的概念；全球资源配置除了要成为枢纽通道以外，还要有相应的资源配置能力而不只是资源要素的集散。相较于城市集聚，其扩散是不对称的，大量东西进来后就在上海沉淀下来，或者转化为投资、财富，真正流出或对周边有溢出效应的非常少，这与全球资源配置所要求的要素大规模流入流出不相符。

全球城市强调全球资源配置功能，首先要具备“四梁八柱”，即要有大量全球功能性的机构/企业，比如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全球服务公司，国际投资机构，研发中心等。这些机构不是为上海服务的，也不只是做上海、长三角或中国业务，而是全球业务。

第二，需要能开展全球业务的大平台。除了流通平台，像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还要有各种资源配置的平台，如资金配置平台，就是金融市场，再如人才配置平台，进行知识信息的交流配置。否则，全球功能性机构，不会在这里集聚，因为没法开展全球业务。

第三，要有大规模流量，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在这里大进大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黑洞，吸进去就沉淀下来，而是有进有出。在大进大出的流动过程中进行配置，而且也不是在上海这个地点进行配置，很多情况下是离岸配置：在这里接了订单，生产制造交给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用再回来，而是直接运到其他国家或使用者手里。这种形式的全球配置并非要求最终配置终点必须到上海，但是配置机构、配置交易契约都是在这里发出。

第四，充满创新创业的活力，想要进行全球业务，没有创新创业，没有新模式，没有新鲜血液，那配置效率肯定很低。

第五，要实行全球村标准，按照国际通行观点乃至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还有开展全球业务的语境。虽然我们讲中国特色，但讲特色的同时也要能够和别人对话、做生意，所以要有全球商业的语境和语言环境。

上述提到的全球城市所需的要件，和过去所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含义不太一样。国际大都市的概念在很早以前、甚至工业革命前就已经出现，比如大航海时代就有一些城市成为商业和贸易集聚地，但它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传统上讲国际贸易，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但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布局后，就出现很多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这己不是传统的国家与国家间的贸易问题，就好像现在中美贸易战变成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但其实很多是美国公司或其他国家跨国公司的某一个生产环节从中国出口到其它地方或中间产品进口到中国，这是内部产业链上的贸易行为，并不是真正的国家与国家的贸易。

这就出现了新情况：当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为主时，国家主权就非常突出重要，它的主体是国家，空间是一个国家的疆土。但是，跨国公司的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其主体不是国家而是跨国公司，空间载体也不是一个国家的疆土，而是具体的城市；它的地区总部机构设在一个个城市里面，真正发生的内在关系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大量的经济联系。

这样一来，城市的功能地位便越来越凸显，因为跨国公司越强，城市的功能地位越大。而且跨国公司总部一定是集聚在少数城市，总部具有控制、指挥、命令、管理、协调等重要功能，因为价值链的最高两端都集中在总部。这些城市就和一般城市区别开来了，也就是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跟随制造业跨国公司走向世界的是大型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而且生产者服务业的全球布局比制造业产业链的全球布局还要广泛，还要更明显地集聚在城市。工厂不一定设在城市，可以在郊区或小城市，但服务业的机构设置一定是在大城市，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广告公司都是如此，所以服务业又配合制造业形成更广泛的城市联系，同时也是高度集聚在主要城市。

生产者服务业对产业价值链有协调管理作用，制造业跨国公司将一些服务外包给它们，比如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培训、市场调查、产品推销等，所以两者结合起来并集聚在城市中，就使得这个城市具有全球资源配置的特殊功能。相较于过去我们讲得国际大都市，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

观察者网：如您所言，就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来看，国际贸易其实更多是企业间或产业链的内部关系，全球城市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挥作用，而且全球城市会弱化原有国家间的界限，但是一般我们讲国际贸易时都会带上国家主权概念，就像现在谈中美贸易摩擦基本就回到国与国之间的问题，那么，上海未来在走向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从国家边界、机制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周振华：客观上来讲，尽管跨国公司有很长足的发展，规模、数量越来越大，掌握的资产越来越多，但是国家主权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涉及到两者关系的程度问题。一般情况下，国家也要迎合跨国公司的发展要求，比如搞“零关税、零障碍、领补贴”就是这个道理，“三零”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国家主权”的作用降到最低，从而便利投资贸易，而投资贸易的主体不是国家是跨国公司。当然这其中牵扯到有的国家跨国公司多，有的国家跨国公司少，有时候国家主权需要稍微体现出来。

美国以前为什么大力推进WTO或双边、区域性贸易协定等，因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多，这些政策让投资贸易更便利。但当它感觉影响到自己国家经济、就业等问题时，就会突出国家主权的议题，其实这是不利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贸易活动，因为干扰了原来的生产链。

上海自贸区 图片来源：IC Photos

中国现在不讲“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而是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因为这是历史的趋势。某种程度上，国家的干扰，提高关税设置障碍，最终并不利于全球资源配置。

从更合理地进行全球资源配置角度来讲，肯定是要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我在书里面也专门分析过，全球化的命运决定全球城市的命运，因为后者是前者的产物，如果没有全球化，那么也就不需要全球城市了。根据现在分析，不管哪种贸易摩擦，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全球化，因为发展中国家借助全球化实现快速经济起飞，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再比如过去讲的“亚洲四小龙”，如果不是借助于全球化，这种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国不借助全球化，封闭起来搞改革，再怎么改也摆脱不了发展陷阱，还是缺乏资金技术，仅靠自力更生，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绝大部分贫困问题。所以，推进全球化是潮流也是趋势。设置障碍可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全球化有影响、使其进程稍微减缓甚至停顿一下，但阻挡不了。

时至今日，全球化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原材料制成品和大宗商品，其次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特别在直接投资方面。现在很多服务领域进入全球化，服务贸易增长迅速。服务本身是很难贸易的，因为它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步的，所以一定要在某个地方进行，但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服务贸易、尤其是新型服务逐渐拓展，像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文化创业、科研技术、跨境信息数据等。这恰好说明全球城市还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以前中国是融入全球化，现在不仅要融入还要开始引领，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可以说是中国引领全球化的一种方式，而且随着将来中国产品的质量技术越来越提高，还会继续延伸。

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是走向世界经济中心，都意味着中国的真正崛起一定会引领和主导全球化。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体量会进一步上升，这种情况下不引领全球化是不可能的；这不像小国家，不一定要引领全球化，只要借着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起来就可以。所以，更加凸显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全球城市，能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几个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点。

观察者网：您早在十几年前就把全球城市这个想法引进国内并组织讨论、建言献策，其实从现在上海刚确立全球城市的战略定位来看，当时的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分享一些当时在建言过程中遇到的例子吗？

周振华：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漫长的。首先自己要把这个理论吃透，结合中国实际形成自己的观点，再根据上海的发展情况用通俗的语言向别人宣传。如果完全照搬，别人肯定是听不进去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全球城市和国际大都市到底什么区别，有人当时也问了，如果一样的话是不是就是在玩概念游戏。

但要向外界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也是困难的过程，例如这与过去的提法区别在哪里，核心功能是什么，今后面临的路径又是什么，如何构建全球城市四梁八柱和提升城市能级等等。所以后来在两本学术性论著的基础上，最近又做了一个简明读本，主要是把很多概念用更通俗的语言叙述，并以一个个小问题的方式单独列出来解答。

而且我主张用全球城市这个概念，也为了创造一个国际化语境，现在和外国人进行学术讨论或政府间交流时，比较通行的是讲全球城市这一概念，大家都知道其特定涵义，是全球网络的主要节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反映了当下城市发展的前沿。 否则，人家就不很理解，甚至产生误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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