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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琪、付随鑫:弗州冲突与大选以来美国政治的极化

2017-08-22 07:05:31

8月12日,美国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举行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与抗议者之间爆发暴力冲突,秉持截然不同政治诉求的双方阵营彻底掀去了言论自由的面纱而直接诉诸暴力对抗,白人国家主义者作为另类右翼从极端群体转化为政治主流。实际上,自2016年总统大选以来,美国政治即面临诸多异变,其传统政治制度和原则经历了种种挑战,而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极化政治潮流推波助澜的结果。本文撰于去年美国大选期间,详细分析了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迅速崛起背后的共同原因,重温此文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弗州冲突背后的政治逻辑。

美国弗吉尼亚州暴力冲突 现场 

在2016年美国总统的选举过程中,爆出许多滑稽和荒唐的场面,其最后的发展方向也屡屡出人意料。其中最引人注目和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就是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异军突起和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的迅猛上升,虽然两人分属左、右两翼,但他们的竞选都呈现出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选民基础、竞选手段以及政策立场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在特朗普和桑德斯的迅速崛起背后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原因,其中包括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经济全球化的威胁、民主制度陷入困境以及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等等。

特朗普的异军突起

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之所以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和明确政治观念的人,居然能在共和党众多候选人的激烈角逐中,力压群雄而拔得头筹。70岁的特朗普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地产商和真人秀主持人,他在政治上曾多次在共和党、民主党和无党派之间进行转换。特朗普完全没有执政经验,这在美国两大党的总统竞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他在政商两界均声名不佳,竞选之初几乎没有受到认真对待。但在宣布参加竞选后仅一个月,特朗普的平均民调支持率就超过其他共和党参选人,之后基本上一路遥遥领先。

特朗普的意识形态在共和党和当前美国主流政治中都属于异类。在从左到右的美国政治光谱上,桑德斯处于远左端,希拉里所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属于中间偏左的温和派,共和党建制派迄今已经大幅度右转,克鲁兹所代表的茶党等社会保守派则处于最右端。共和党建制派至今基本上仍坚持里根保守主义,即秉持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和传统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共和党内的茶党比建制派更加保守和极端,其成员认为建制派的意识形态不够纯洁,对奥巴马政府妥协过多。自茶党2009年兴起以来,它已经迫使共和党进一步右转。特朗普及其核心支持者虽然也自称为共和党人,但他们却不属于上述两个群体。许多共和党精英和媒体都指责特朗普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特朗普的意识形态非常混杂,与共和党正统观念大相径庭。他在经济和社会议题上相对温和,并不反对政府资助的医保体系;他支持经济民族主义,反对共和党长期坚持的自由贸易观念,要求废除美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不被其他国家夺走;他还攻击华尔街和大银行,说它们剥削了人民却几乎完全不缴税,因而他不愿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管制。

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具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这与共和党建制派支持的海外干预政策背道而驰。特朗普最鲜明的主张体现在他对非法移民的态度上,他指责非法移民摧毁了美国,要求墨西哥出钱在美墨边境修筑一道隔离墙;他还要求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而共和党建制派则由于担心失去少数族裔选票,在这个问题上持暧昧态度。

总的来说,除了在移民等少数议题上非常极端之外,在其他大多数经济与社会议题上,特朗普只是相对温和的赞同政府干预的保守派。虽然特朗普的意识形态算不上十分保守,但他在不少单一议题上的态度却非常极端。

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在经济上陷入危机、在政治上受到忽视的中下层白人,其中主要是白人蓝领阶层。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可大体分为三类:亲商业的保守派、社会保守派和赞同政府干预的保守派。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第三类,也有一部分来自另外两类。其典型支持者具有以下几种特征:年龄较大的白人男性、未受过大学教育、收入相对较低、排斥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意识形态上不很保守、不反对政府增加支出、政治上遭受忽视、对共和党精英充满抱怨,等等。这个群体其实主要就是白人蓝领阶层,他们是文化上的右派和经济上的左派,依赖政府而疏远华尔街。

像特朗普一样,他们的意识形态非常混杂甚至矛盾,但算不上十分保守。这个群体属于共和党选民中被边缘化的和沉默的群体,其人数在不断减少,在政治上也不很活跃,两党精英都对他们缺乏代表性,也很少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回应。他们并不关心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却急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愤怒。这个群体还信奉威权主义,希望出现一个强人来保护自己,带他们走出困境。特朗普这个许诺“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共和党“异端”的出现,恰好给了这个群体一个选择的机会。

令人深思的是,特朗普现象并不是孤立的,特朗普在民主党中也有其对应者——桑德斯。作为民主党内的反建制派,桑德斯同样获得了民主党选民相当大的支持。

桑德斯的迅猛上升势头

桑德斯在民主党内的迅猛上升势头也同样大出人意料。桑德斯现年75岁,年轻时曾积极参加民权运动,并长期以独立派身份担任国会议员,但直到2015年11月份才加入民主党。他在民主党内和全美的知名度远不及希拉里,在竞选最初并不被人看好,但其上升势头非常迅猛。他在白人比例高的北部各州具有很大的优势,而希拉里获胜的州主要集中在黑人和拉丁裔比例高的南部。虽然桑德斯获得民主党提名已经基本无望,但与他竞选之初的情况和大多数人对他的预期相比,目前的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个超乎寻常的胜利。

桑德斯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偏好都非常独特。他一直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希望将美国建设成瑞典、芬兰那样的北欧福利国家,因此他可以被视为民主党中的左翼。虽然美国主流社会厌恶社会主义,但桑德斯仍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选。一名候选人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而且在最初的几个州连连获胜,这在美国两大党总统竞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桑德斯的行动和政策偏好体现了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他声称其目的是要通过积聚草根力量在美国掀起一场“政治革命”。这场革命包括一整套激进政策,即建立一套覆盖所有人的、由联邦政府单独支付的医疗保险体系,取消公立大学和学院的学费,拆解华尔街的大银行,加强对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监管,对富人和企业大幅度增税,限制自由贸易和区域贸易协定,反对美国介入国际争端和参战,实施带薪产假,缩短非法移民的归化时间,对污染企业征收碳税,等等。

实际上,桑德斯的矛头主要指向美国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他认为贫富分化主要是华尔街金融势力以及被其收买的腐败政治精英所造成的。他直言民主党做错了许多事,批评奥巴马在消除经济不平等方面做得不够。他试图通过积聚草根力量来增强民主党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迫使民主党继续左转,从而推动彻底的政治变革。桑德斯确实拥有大批坚定的草根支持者,这些人主要是年轻人和中下层白人。

桑德斯的竞选已经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仅仅作为两大党总统竞选史上首位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身份参选之人,桑德斯就创造了历史。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至今多数美国人仍对社会主义心存怀疑和反感。

然而,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年轻人中却越来越受欢迎。随着年轻人更多地涉足政治,桑德斯开创的新政治联盟未来还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桑德斯的施政纲领在极化的政治环境和债台高筑的政府财政形势下很难实现,但是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来自左、右两翼的反建制派民粹主义

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政策立场上讲,桑德斯和特朗普都绝对不属于同一阵营,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又存在不少相似之处。

首先,桑德斯和特朗普的竞选都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运动至少具有两个共同的核心特征:崇拜和直接诉诸人民,反对某些精英群体。桑德斯号召人民行动起来进行反对权势阶层的政治革命,特别是反对富人和大企业。而特朗普则发动人民去驱逐非法移民、排斥少数族裔、阻挡穆斯林和攻击华尔街。两人都在制造“他者”,都试图让他们所认定的破坏美国的人付出代价。

桑德斯和特朗普及其各自的支持者都对华尔街、大企业和两党建制派表示出不满甚至愤怒,但两人的侧重点有很大的不同。桑德斯发动的实际上是一场阶级斗争,旨在将受害者的愤怒导向富人和大企业,而特朗普却将主要矛头指向非法移民和少数族裔,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他们的做法分别体现了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左翼民粹主义往往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右翼民粹主义则通常带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色彩。左右两种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的危机时刻曾多次出现。

近年来兴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即分别属于左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桑德斯和特朗普都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焦虑情绪,但特朗普对“焦虑政治”的利用比桑德斯更进了一步,他还利用了白人蓝领阶层的文化焦虑。这一阶层对自身数量和地位的下降感到恐惧,并由于传统信仰的基础被快速的社会变迁所动摇而感到困惑,对美国失去全球领导力感到不安。这些文化或身份焦虑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观念。桑德斯的民粹主义主要集中在经济议题上,而在其他方面则继承了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国际主义成分。

其次,两人的选民基础有一定的重合。两人的支持者中白人的比例很高,桑德斯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年轻人,虽然他也得到大量中下层白人的支持,而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后者。不过,两个支持者群体的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差别,桑德斯的支持者从整体上讲偏于极端自由主义,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则属于温和的保守派。

第三,两人的竞选手段也都是反传统的。在金钱政治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桑德斯和特朗普都宣称反对金钱政治,并拒绝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桑德斯主要依靠小额捐款,而特朗普则是使用自己的资金。两人也都坚持反建制派的立场,桑德斯不断批评民主党高层的错误,而特朗普则直接藐视建制派,他们也都没有获得两党建制派的首肯。虽然两人都希望尽可能吸引更广泛的选民,但他们依靠的主要还是各自的核心支持者。桑德斯的吸引力一直没有明显扩大到少数族裔中去,而特朗普未能将共和党选民团结起来。

第四,桑德斯和特朗普的政策偏好都具有很多反主流政治的特征。两人都支持经济上处于弱势、政治上不受关注的群体,如年轻人和蓝领工人。当前在美国,年轻人面临的是沉重的学费、大学贷款和就业压力,而蓝领阶层面临的是就业机会的消失。桑德斯与特朗普也都主张推行全民医保,都拒绝两党精英所拥护的自由贸易理论,并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全球化和区域贸易协定。

桑德斯和特朗普都认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导致中国、日本等国夺走了美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因而他们都攻击克林顿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奥巴马签订的TPP协议,并要求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两人都拒绝美国发动海外干涉行动,但桑德斯的外交思想主要基于和平主义,而特朗普则具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桑德斯和特朗普都不是典型的美国总统参选人,反而更像是欧洲的左翼和右翼政客。

左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

尽管在本次大选中以特朗普和桑德斯为代表的左右翼民粹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大差异,但两者兴起的背后有一些共同原因,其中包括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经济全球化的威胁、民主制度陷入困境以及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等等。具体来讲:

第一,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更为激进。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缩小,目前已经降到人口的50%以下。而且最近20多年里,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蓝领阶层的衰落更加严重,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技术进步,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外迁或外包。即使奥巴马政府努力推行再工业化,美国的制造业也将更加依赖技术而非劳动力。目前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已经不足总量的9%。

“美国例外论”的一个核心信条是: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中产阶级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具有很强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因此激进的政治运动在美国缺乏生存土壤。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却在不断缩减,大量中产阶级成员跌入低收入阶层,而蓝领阶层的上升通道变得日益狭窄。

面对这些剧烈的社会变迁,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变得更加激进,同时在政治上被忽略的白人蓝领阶层也爆发了大反叛。美国中下层的反叛往往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桑德斯和特朗普为他们提供了左右两种极端的民粹主义解决方案,将矛头分别指向富人、华尔街、金融阶层,或者是非法移民、少数族裔等不同的对象。由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衰落的重要原因,因此两人也竭力反对两党建制派的自由贸易、区域贸易协定等现行政策,要求将工作机会重新带回美国。

第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激发了中下阶层对特权阶层的愤怒。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新镀金时代,经济不平等程度重攀历史高峰。2014年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增加到0.48,这不仅远超过0.4的警戒线,而且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也是最高的。此外,美国的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最富有的人手里,到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与中下层90%的家庭几乎相等。导致严重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缺乏欧洲那样的税收与再分配政策。

严重的贫富分化引起中下阶层对特权阶层的强烈不满。总的来说,美国政治精英对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选民的回应性更强,对低收入选民基本没有回应。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共和党精英对高收入选民做出回应的增强幅度最大,而民主党精英对中等收入选民做出回应的增强幅度最大。因此,经济不平等加大了富人对政治的影响力。正因为此,桑德斯将经济不平等作为其最主要竞选议题,特朗普也不时发出攻击华尔街的言论。

第三,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全球化是当今美国社会危机的一个新的根本性因素。经济全球化使得美国的富人和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谋取和转移财富,但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却只能受困于本地经济的衰退。而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多数选民是根据本地经济情况来投票的,这就为“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支持者。这种情况实际上造就了“两个美国”: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和本土的经济弱势群体。民粹主义运动试图利用本地的政治力量去缓解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弱势群体造成的伤害,这也是其在地方选举中得势的主要原因。

第四,美国民主制度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极化日益加剧。奥巴马执政的几年是20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极化最严重的时期。经济不平等是加剧政治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并没有导致任何一个党派占据上风,相反,由于美国政治传统下的分权制衡机制,美国政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对立和僵局,特别是在国会中的立法投票上。民主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妥协与共识被福山所谓的“否决政治”所取代。

两党的长期对立造成民众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民调显示,目前仅有20%的美国人在大多数时候信任政府,只有7%的人信任国会。对政府和政客缺乏信任,无疑是代议制民主对某些群体缺乏代表性的重要体现,这为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在今年的选举中,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激烈地攻击两党的建制派。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蓝领阶层倾向于大政府的利益诉求,一直被秉持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理念的共和党建制派所忽略。美国的年轻人曾在2008年热烈拥护奥巴马,但他们随后发现,奥巴马并未兑现其在竞选中所许诺的政治变革,因此他们抛弃了奥巴马所支持的希拉里·克林顿,转而支持立场更左的桑德斯。特朗普全然不理睬精英阶层和民众中早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正确”原则,也毫不顾忌共和党的正统原则,而桑德斯则大胆地突破了美国政治传统,直言不讳地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

不过,特朗普和桑德斯所领导的两种反叛在两党内的相对位置有明显差别。桑德斯是美国政治极化趋势的延续,而特朗普却是对它的反动。桑德斯的竞选迫使民主党进一步左倾,它或许代表了民主党的未来发展方向;而特朗普的竞选则试图使共和党回归温和的保守意识形态,但它可能只是共和党的异端。

第五,特朗普和桑德斯现象反映了美国人对美国特性的认知差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 亨廷顿曾探讨过美国的特性问题。他认为,未来美国界定自我特性可以有世界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三种方案。世界主义的方案要求美国人更多地遵从于国际规则;帝国主义的方案是由美国来改造世界;而民族主义的方案则是,美国人重新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按照亨廷顿的定义,目前美国两党的主流似乎更倾向于帝国主义的方案。虽然在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认为美国的力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在必要时美国应当发动海外军事干预,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坚持自由贸易原则。

特朗普反对两党在这方面的共识。他在对外政策上带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他以商人的眼光质疑美国军事干预、海外驻军甚至维持北约的合理性。特朗普还以极端的方式捍卫美国的独特性,他强烈排斥拉美裔和穆斯林移民,坚决反对自由贸易和区域贸易协定。特朗普所宣称的“美国第一”原则或许更符合亨廷顿所说的民族主义方案。

桑德斯也试图打破当前对美国特性的主流认知,但他的方向与特朗普的完全相反。桑德斯也反对海外军事干预,但却是基于和平主义的。他同样反对区域贸易协定,但出发点却是全球化对弱势群体和人类发展的危害。桑德斯热烈地赞扬北欧福利国家,希望美国建成北欧那样的福利制度。他对美国身份的界定更符合亨廷顿的世界主义方案:他希望美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像某些其他国家。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桑德斯,都已经不再坚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上无以匹敌、美国价值观普遍适用的帝国主义方案。这反映了美国国际地位和相对实力下降后,相当大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特性做了重新认识。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路线表明,他们两人及其支持者在面对美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尽管如此,他们及其支持者的主张很难被各自党内的主流派完全接纳。

对未来美国政治的可能影响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两党建制派将不得不对他们做出一定的让步。特朗普不仅将白人蓝领阶层带回政治舞台,严重撕裂了共和党,而且代表了一种与两党主流派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他还屡屡打破美国政治传统,突破“政治正确”的原则,拉低政治斗争的下限。桑德斯的竞选则体现了美国年轻人的力量与诉求,其直接影响是迫使希拉里和民主党建制派接受其部分主张,例如反对TPP,加强对金融设施的管制等;其长远影响是使“社会主义”这个词在美国一定程度上“脱敏”了。

更重要的是,此次民粹主义运动使得经济不平等、移民、全球化、海外干预等重大问题突显出来。虽然这些问题是美国当前社会所亟待解决的,但两党建制派却出于政治原因而尽力回避它们。特朗普和桑德斯成功地将上述问题带入主流政治议程之中,并且很可能使其长时间存在下去。

民粹主义的不时爆发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特征。左右两种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的危机时刻曾多次出现。它们虽然可能造成一时的混乱,但其部分主张往往被两大政党所吸纳,这有助于从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然而,期望近期的民粹主义运动产生根本性效果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

第一,其联盟在各自党内都不够强大。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层白人,这是一个不断衰落的阶层,很难指望他们的主张能成为共和党的主流观念。桑德斯的支持者主要是年轻人,这个群体虽然富有激情和理想,但其投票率往往很低,况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很可能会变得保守,他们的激进行为也可能引起主流社会的反感。

第二,特朗普和桑德斯各自的支持者很难形成一个左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政治联盟。虽然他们的政策选择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却大相径庭。

第三,虽然此次大选中的民粹主义现象有很多新时期的新特点,但其形式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其激进程度也远不及内战、大萧条、1960年代等前几次危机时的程度。

第四,目前的民粹主义运动虽然提出了不少重大问题,但却没有给出多少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本文转自《文化纵横 》2016年6月号刊文)

周琪

周琪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付随鑫

付随鑫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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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纵横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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