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经济学人的偏执性思维

识别和勘定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是保障现代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但学术界似乎迄今依然没有形成基本共识。穆勒当年就说：“支持政府干预的人，只是满足于坚持说，只要干预是有用的，政府就有权也有职责进行干预；而属于自由放任学派的人们，则力图明确限定政府的职权范围，往往把政府的职权范围限定为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使其免受暴力和欺诈的危害，但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无论他们自己还是其他人都不会同意这种限定，因为……它排除了某些必不可少的、为人们一致承认的政府职责。”

为何会出现这种状态呢？根本上就在于，我们还缺乏对政府和市场本质特性及其内在缺陷的认识；同时也在于，我们迄今还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两者能够充分发展其效能并抑制其内在的“恶”。

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学者们也往往以政治性和实用性思维而非学术性和哲理性思维来理解政府和市场等术语，以致论战往往不是缩小而是加大对事物认知的原有分歧，乃至出现对立和两极的态度。

譬如，田国强一再强调，“一个有效的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 因为“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本质差别就在于，是着眼中长期发展还是着眼短期发展，是强调改革还是不强调改革，是靠制度还是靠政策，是落脚于国家治理还是不落脚于国家治理。” 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源自田国强的个人理解，而且还是一种错误认知。

林毅夫、田国强之辩

究其原因，(1)有为政府根本不是不要改革，只不过是要认识和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不是“唯市场化”的改革；(2)有为政府也不是只关注短期问题，相反恰恰是集中于中长期发展，尽管也会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去关注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3)相应地，有为政府根本上就不仅仅是政策性的而更主要是制度性，致力于探寻一个促进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间互补共进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仅仅由市场失灵就可以推论出政府功能的合理存在，现代经济学教材中也常常承认存在市场失灵问题。譬如，即使被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以及其他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共同视为思想教父的哈耶克，也指出，“大凡在能够用市场为人们提供所需服务的场合，诉诸市场可以说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市场无法提供这些服务的场合，我们就不可以诉诸其他方法了。”

更不要说，被现代主流经济学奉为自由主义先驱和市场学说缔造者的斯密，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被视为有为政府的支持者，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最小政府的鼓吹者；因为他主张政府应该举办和维护那些私营企业、无利可图的公共福利事业和公共设施，也主张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不同产品和行业征收不同的税收。

在斯密看来，政府承担的工作内容至少包括：

(1)管制纸币类的银行业务，包括在允许部分准备金制度的银行业务以后，禁止小面额银行券发行；

(2)举办公共交通企业，包括公路、桥梁和港口等公共工程，因为私人企业将没有以适当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的“动机”；

(3)铸造货币和建立邮政局，因为这些是有利可图的；

(4)建立有限期的专利和版权制度；

(5)设立高利贷法，主张设立稍微高于对初始借贷者收取的利率的5%的利息率上限，使信贷能够达到朴素的初始接待人手里，而远离那些投资者和“铺张浪费的”消费者；

(6)对抵押贷款实行强制登记，竭力使经济转向有利于更多“生产劳动”的资本投资和更少的消费；

(7)对“谷物”出口实行某些限制，并允许某些暂时特许的垄断公司；

(8)建立公共教育，斯密特别强调公共教育的作用，认为这些作用虽然有限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抵消劳动分工使人变愚蠢这一结果；

(9)通过差别性税收来引导产业发展、贸易竞争、消费取向、财富分配以及资源配置。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奥地利学派总体上还是反对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和产业政策，其直接的理由就是，政府同样存在失灵，甚至比市场失灵更严重。那么，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经济学人为何极力反对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作用进而否定有为政府说呢？除了根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和自然主义的分析思维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认知结构，很大程度上，认识和信念是比利益更能深刻地左右学者政策主张的东西。

哈耶克就曾写道：“凡是不抱这种偏见的人应当坦率面对的第一点是，决定着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当然，哈耶克将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的，他说，“必须承认，大体而言，今天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越是受着良好的愿望和理智的引导，他就越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 但是，这句话实际上适用于所有学者，尤其是适用于那种信守传统智慧并以此来驳斥他人的“经院主义学者”。

其实，任何具有强烈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真正学者，都应该先于普通社会大众去洞识社会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探寻改进的途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指的正是此类人。相应地，在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更多地关注市场失灵问题，进而积极探寻真实市场机制及其缺陷；而在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好的经济学家则应该更多地关注政府失灵问题，进而积极探究政府运行机制及其缺陷。

然而，在大众学术时代，现代经济学人更倾向于接受而不是反思传统智慧。传统智慧的基本特点就是它具有可接受性，需要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或者与流行的保持一致，或者可以得到更著名人物的支持。

相反，那些对传统智慧构成挑战的思维往往很难被人所接受，往往会被批评为没有掌握传统智慧的复杂性，而这种精微之处只有那些始终如一、中规中矩、耐心细致的人才能理解，也即只有与传统智慧密切关系的人才能理解它。显然，自斯密奠立古典经济学体系以来，自由放任就逐渐成为传统智慧，那些坚持这种传统智慧的人就被视为主流经济学家，而对此进行挑战的则被视为非主流而受到漠视和贬斥。

二、新古典经济学人反对有为政府的思维基础

就对国家性质和政府功能的认知而言，学术界至少提出过四种假设：(1)仙女模型，它认为，公共品供给者只解决市场不能和不愿解决的问题，而不会与民争利，更不会损害任何个体的利益；(2)半仙女模型，它认为，公共品的供给者不是着眼于每个个体的利益决定公共品的供给，而是从总体上考虑整个公利的增长；(3)不确定世界模型，它认为，公共品供给者的行为也可能是没有效率或者造成更大损害的，但这并非供给者的本意，而是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4)女巫模型，它认为，公共品的供给者是追求最大化功利的经济人，他们可能促成任何有助于保住或获得职位的活动。

但是，自休谟的政治学将每个人都设想为一个无赖以来，西方主流学术就将国家和政府视为“恶棍”来提防，进而规定了“守夜人”角色。相应地，主流的经济模型大多都根基于理性选择框架，它将任何个体以及组织都视为“恶棍”，会千方百计地追求其独自的利益和偏好。

结果，政府失灵的危害就比市场失灵的危害得到更大程度的宣扬，经过这种反复的宣传否定政府基本作用的舆论就盛行开来。进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传统在经济学中就得到继承和发扬，它将国家和政府视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暴力机关，依靠“政治方式”而非“经济方式”为统治阶级谋取财富，从而最终取消政府。这里简要说明如下。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地承袭了前现代政府功能。前现代政府很少承担经济功能，而主要执行一种统治功能，其征收的税收主要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而不是实现分配正义，转移支付的对象主要是统治阶级而不是弱势群体。19世纪早期美国著名政治家卡尔霍恩写道：“政府代理人和雇员构成了对税收利益的独占性接受者这样一个社会团体。以税收的名义从社会中得到的无论多少，如果不失去，就会以支出或支付的名义流入他们身上”。

相应地，“政府不公平的财政行为的必然结果是将社会划分为两个主要阶级：一方面是实际上支付税收从而当然地单独承担支持政府责任的这些人，另一方面是通过支付而成为税收利益接受者的那些人，他们实际上是被政府支持的。

或者简单地说，社会被分成了税收支付者和税收消费者两个阶级”，从而造成的效果是“在政府的财政活动和所有与之相关的政策方面，他们成为了敌对的关系，因为税收和支付越多，一方的收入就越多而另外一方的损失也越多……那么，税收的每次增加都会使一方变得富裕和强大，而使得另一方变得贫穷和软弱。”

事实上，斯密当初之所以宣扬自由放任主义，主要也是为了限制当时国王及其政府官僚的贪婪和掠夺。问题是，无论是现代政府的职能还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对象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而需要重新理解财政税收的意义。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构设了传统的“利维坦”国家形象。原始契约说认为，国家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基于契约而形成社会机构，或者人民通过契约而创造出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威，这个国家或政治权威一经产生就不受个体的制约而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这就是“利维坦”国家。

“利维坦”国家形象

因此，即使政府确实可以且应该承担越来越广泛的经济职能以及实现市场经济中不如人意的分配正义，但我们如何保障政府能够有效做到这一点呢？如何保证政府及其代理人不会通过财政收支而中饱私囊呢？事实上，即使在原始契约观已经为社会契约所取代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国家以及政府都源于个人之间的协议，每个人在国家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甚至可以通过契约来更换国家组织以及政府机构，但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权力受到制约呢？

阿克顿就提出了广有影响的腐败定律：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确实，在权力分布极端不均衡的前现代社会，国有的存在或权威主要依靠军队和暴力；而且，在商业经济普遍发展以及由此带来权力日益均等化的今天，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贪污和腐化现象。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在绝大多数民主法治比较健全的社会，腐化行为已经得到很大的遏制，日益广泛的人民参与已经建立起了越来越完善的规章制度以制约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行为。布伦南和布坎南就说，“所有的立宪规则，都可以被解释为对潜在的权力的限制。”

再次，新古典经济学承袭了传统的肯定性理性思维。肯定性理性思维往往将真理和现实存在等同起来，认定现实存在中体现了人类的理性因素，尤其是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秩序体现上帝的意志和理性精神；相应地，竞争性市场中达致的就是一种“自然”价格，它体现了上帝意志的公正和正义价格。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就极力推崇自由市场，并将自由市场、自发秩序、自然规则和社会正义合为一体，从而也就看不到分配正义的缺失。

与此不同，早期古典经济学者往往具有更强的批判理性思维，他们往往以理性的眼光审视现实存在与本质之间的脱节，从真理和现实间的差距中产生“是”与“应当”间的紧张；这样，他们就能够更深刻地剖析现实世界的问题，乃至将竞争性市场秩序视为只是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正义要素。伊格尔顿就写道：“马克思总以阴郁的眼光看待人类大部分的历史，是因为历史不过是一种压迫和剥削替代另一种压迫和剥削。

西奥多·阿多诺曾经说，悲观的思想家对人类解放做出的贡献比那些盲目乐观的思想家要大。这是因为他们见证了那些等待我们救赎的社会不公，而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不公早已被我们遗忘。他们向我们展示现实的残酷，并以此激励我们着手改变。” 相应地，针对自由市场交易中所显示出来的机会平等，马克思评论说，“资本主义交易的正义仅仅在于他们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在于资本主义的占有与分配符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服务的正义标准。”

三、本文的写作初衷说明

在系列的5篇文章中，笔者对田国强和林毅夫有关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争做了梳理，并以个人的理论和现实认识做了评述。笔者长期偏居一隅默默地梳理自身的所学、所思和所悟，只在为提升自身认知的“为己之学”，甚少参与时下的学术之争，而更希求死后能够为后人留下值得一观的文字。正是由于偶然的机会，看了林毅夫与张维迎、田国强等人的争论，引起了原来一些思考的共鸣；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真诚的学术态度和求真的学术精神，因而也就会不揣简陋而写下上述东西。

笔者以为，真正的学者往往能够跳出个人利益关系的束缚而承担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责任，努力通过知识探究来启蒙社会大众和促进社会进步。这意味着，作为一个真正学人，他的学术取向和价值立场与其说取决于他的个人利益，不如说与其知识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理念更相关。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前经济学界为何对一些最基本的政府功能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并引起激烈而广泛的争论，根本上就在于他们所接受的不同的理论学说。

就当前经济学界围绕政府功能及其相应的产业政策所展开的激烈论战而言，它既可能带来积极意义，也可能潜含消极因素。

在积极意义方面，如果论战被很好地限制在学术层面，自由的学术交流和争论就有助于深化对政府和市场之关系的认识，进而也有助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探究和发展，这就如20世纪30年代的计划和市场之争最终带来的结果。

在消极因素方面，如果论战被人为地提升到政治和道德层面，相互之间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批判将会扼杀和抑制学术的交流和发展，最终可能使得各自的原有立场更为强化，学说也将更加分化进而日趋极端。笔者希望这次论战的结果是前者，从而笔者也愿意参与讨论以提升自身的“为己之学”。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文章转载于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