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

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大家有共识的是，经济发展已经由紧缺阶段进入了相对过剩的阶段。其中有供给方面的问题，即有效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还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如说降成本，其实空间已经很小了，[1]降成本过程是不同部门的收益重新分摊，制造业成本下降，上游企业提供资源、提供资金的收益，包括政府的税收，都会受到影响。有效的供给改革是以能够激发潜在需求为前提，包括推进创新与结构性调整，根本上是因为激发了潜在的需求。

中国经济发展更长远的挑战是有效需求不足。我们现在面临状况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本因为追逐利润而去生产，它的本性驱使它不断地积累资本扩大生产，随着生产率越来越高，需求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所以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或者说生产过剩，造成利润率下降，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观点，马克思说：“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2]资本的复利式的无限积累与有效总需求的有限扩张是矛盾的。

2016年11月17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港码头工人在吊装外运钢材。 （图:司伟 / 东方IC）

资本无限积累特性会导致持续性的产能过剩与生产过剩，并进而导致资本投资回报率持续的下滑。亚当·斯密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增加，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资本的竞争加剧，资本产生的利润必然减少。[3] 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持资本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根据布伦纳计算G7的净利润率从1950-1970的26.2%，下降到1970-1993的15.7%。[4] 2001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处于战后最低水平。[5]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也都观察到同样的趋势。[6]

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突破有效需求边界，包括发动世界大战、进行产业转移，也包括在虚拟产业中追逐更高的利润等，最根本是依靠创新。但创新也有一个瓶颈，大家可以看到，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一个又一个新的产品出来，市场马上又被填补，而其创新进一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未来我们和欧美国家一样都会面临有效边界不足的瓶颈。

二、需求侧的“六驾马车”

经济学告诉我们需求就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而这里可以增加一个维度，将私人和公共分类。这样，三驾马车会变成六驾马车：公共投资、公共消费、全球公共品，企业投资，私人消费以及出口。（见表1）

在新的分类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潜在的需求尚未得到有效地供给，可以利用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加以充分挖掘并转化为现实的需求，从而支撑中长期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公共投资需求空间，包括基础设施的升级，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卫生、教育、生态环境、国防、水利等各方面投资都还有很大地欠账。同时，公共投资也会拉动私人企业投资需求的增长。

在公共消费领域，除了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大量的人民的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在私人消费领域，由于贫富差距较大，大量的中等及以下收入人口的消费需求并未得到有效释放。在全球范围内，占世界百分八十人口的南方国家，仍然需求潜力巨大，而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失灵问题突出。

潜在的巨大需求由于消费需求与购买能力在人群不匹配，长期需求与短期收益不匹配，公共需求与私人利益不匹配，使得其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生产方式，从而束缚了生产中人的杠杆与物的杠杆的结合，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匹配。

这就需要我们利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复合优势，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总需求，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长期利润率下降的危机。

三、新鸟笼经济

改革开放后，陈云同志提出了“鸟笼经济”的设想，经济要搞活，就好像鸟儿要飞，捏在手里就死了，但是要有个“笼子”，不然鸟就飞跑了，他说的“笼子”就是计划指导。

我在新书《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的四个三十年》中提出一个看法，参考鸟笼经济的思想，可以建立一个“新鸟笼经济”机制，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公共品增大的趋势，根据公共品、混合品与私人品的性质不同，实现市场、信息、计划机制结合，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结合，利润导向与需求导向结合，自由竞争逻辑与共同体逻辑结合，发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复合优势，以创造比自由市场机制更持续的增长机制。

激发潜在的公共投资并不是简单地依靠投资刺激经济，不是靠政府举债拉高杠杆率然后拓宽投资渠道，而是建立一个国家与市场的金融共同体，来激发潜在需求。目前，由于市场失灵阻碍了市场资金与公共投资需求的结合。一方面，市场的资金还是比较充裕的，但是缺乏投资与获利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对公共投资又由于投资周期长、外部性强、不确定性强，私人资本不愿意进入。

金融创新实际上可以在这方面做大量的工作，构建国家与市场金融共同体。例如，复旦大学的史正富提出的方式，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这种基金在中、短期难有回报，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7]

史正富老师资料图

激发潜在的公共消费需求，同样需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

首先，需要探索个人、集体、国家共同体的民生品提供机制。原有的单位体制解体之后，本以为社会化的组织力量来形成民生问题的解决机制，但是实际上是原子化的个体被抛入到市场的洪流中。在过度市场化的环境中，随着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上升，作为劳动者的个体，无论如何努力，已经无法靠个人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广泛探索共同体的解决机制。

第二，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是，收入越来越高，但生活却还是感觉压力巨大。根本上是由于住房、医疗等民生基本品领域的过度商品化、甚至金融化，民生品是极低价格弹性的必需品，民生领域不能作为一个产业来做，而是要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事实上，在这些领域需要推进的改革是去市场化，回归公益性的改革。

第三，探索基于使用价值的民生品配给制。实物配给制固然有其问题，但是也有其优点，就是回归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避免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背离。

北京的二手房十几年市场价格翻了十几倍，但是从使用价值上基本没有变化，其中有大量寻租空间。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核心就是住房要回归它的使用价值。探索基于使用价值由共同体共同承担的民生品配给方式，将使得大量的寻租泡沫挤出，以住房为例，如果对于居民的第一套住房，按照一定条件，采取实物配给制的方式供给只允许使用不允许交易的共有产权房，由于土地是公有的，建造成本实际不高，就可以以很低廉的成本，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中国梦。

最后，探索非货币化的基本公共消费制度。可以尝试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设立基本消费的衣、食、住、行场所，网络购物也设置基本公共消费区。公共消费还包括公园、健身设施、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社交场所的免费开放与提供。

创造性恢复票证制度，每个公民按照一定的配额领取基本公共消费券，不能兑换现金，该券只能在基本公共消费区使用，同时公共消费区的商品禁止用货币购买，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和共享经济、社会服务积分结合起来，避免成为养懒人的制度，富人可以将消费券捐赠或者转让（换取社会服务义务的免除）给穷人使用。通过基本公共消费券制度可以逐步使得所有人不论贫富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可以以非货币化的方式得到满足，又可以释放巨量的社会需求，提高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经济发展创造机会。

总之，我国的市场经济探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市场经济叹为观止的财富创造能力与丛生的弊病，中国人已经目睹与体验，中国既没有条件像美国一样成为金融帝国来转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能重蹈日本等国因产业空心化而进入高收入陷阱。唯有利用其社会主义固有优势，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升级到2.0版本，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推动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健康。或许，我们可以借鉴陈云当年的智慧，把它称为“新鸟笼经济”。

[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7年的降成本调研发现，在约1.5万家被调研的样本企业中，2016年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营业成本额为76.33元，比2015年下降9分钱，比2014年降低约4毛3分钱，样本企业成本略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68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3]亚当·斯密：《国富论》，47-53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

[4]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第5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16年。

[5]《布伦纳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蒋宏达 张露丹 译。

[6]例如：皮凯蒂的数据也表明在英国与法国平均资本利润率从二战后的超过10%大幅度下降到2010年5%左右。但是可能这一结果令他困惑，他又计算了资本的纯收益率发现从长期来说只有微弱的下降，只是从十八、十九世纪的4%-5%，下降到现在的3%-4%。（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205-206页，210页，中信出版社，2014年。）

李民骐和朱安东测算了美国私人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他们认为：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利润率一共经历了四次长波。1869—1897年间的平均利润率为17.5%，1898—1940年间的平均利润率为13.0%，1941—1982年间的平均利润率为11.9%；1983—2000年间的平均利润率为12.7%。（李民骐、朱安东：《当前世界的基本状况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5期。）

谢富胜和李安参照韦斯科普夫、亨利和贝克尔等的分析方法对美国的利润率进行了测算，其结论是1975—2008年间美国利润率平均值为8.35%，中位数为8.53%，分别低于1952—1974年间的平均值10.61%和中位数10.53%。（谢富胜、李安：《美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动态：1975—2008》，《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由于数据和衡量方法的不同，对于利润率长期的趋势评价还是有争议的，也有的研究指出这种趋势还比较微弱。

[7]史正富：《用结构性投资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经济导刊》2016年2月。

《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鄢一龙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提出了六对辩证法（实践知行：处理好摸着石头过河与理论指导的对立统一；群众路线民主：处理好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对立统一；总体阶级：处理好斗争与团结的对立统一；融合经济：有效处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对立统一；驾驭资本：实现经济建设中心与上层建筑变革的对立统一；自主性开放：实现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对立统一），以处理革命与执政，前后三十年的关系，这六组关系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六组基本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