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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从台湾、日本史料看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

2017-09-19 07:54:30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阿蒙】

第一次长沙会战对于国军是小败、第二次长沙会战是大败,发生在1941年末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对于国军是一次小胜,此役国军吸取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所犯错误并加以改进,为同盟国对日作战首胜,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荣誉。

第三次长沙会战交战背景和敌我双方的战役意图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同时对菲律宾、马来、香港若干岛屿发动侵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命令各战区全面发起进攻策应友邦作战。特令第四战区攻击广州方面之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自广西、四川、云南转用,准备入缅直接援助英军作战。1第三次长沙会战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

同日,日第23军开始进攻香港,发现重庆军(日军战史称国民党军)的暂编第2军和第4军从长沙附近开始南下。得知国军开始移动,日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牵制国军南下的行动,在12月12日给第23军发出“第4军的移动对贵军有何影响”的电报,委婉的提出第1军是否需要采取牵制行动。13日木下勇召集作战参谋传达了作战的必要性和想法后,向阿南惟几做了报告。

阿南惟几当场予以批准,并向日军大本营汇报,大本营同意进行此次作战,作战代号“沙”。日军杉山元参谋长于13日受到日天皇询问:“围绕进攻香港对于广州和九龙半岛方面有无中国军队反攻的忧虑。”杉山元回答:“中国派遣军已有所准备。”

对于实施这一作战计划,木下勇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次长沙会战(指的是通常所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是一次深思熟虑的作战,敌人轻视我们,以旺盛的战斗意志,连续不断大举向汨水河畔出动,使我军进行了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获得很多战利品。第二次长沙会战,决定的很快,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12月13日夜,在就寝中考虑了战况,决心对广东方面予以牵制,当即制定了作战大纲。”

阿南惟几在日记中写道:“第23军的佐野兵团到昨天12日止,已突围英国军队主力阵地,完全占领九龙一带,现正在向英军劝降,同时准备攻击,事态紧急时该方面准备抽出18师团,因为此时株洲方面的敌第4军和暂编第2军等有南下攻击广东的迹象。于此我军向汨水(汨罗江)方面采取攻势,拟使用第6师团主力,第40军、第3师团半数,并下达准备命令,同时致电总司令官。即使不能拖住敌人,也将给予其他重庆军队以严重威胁”。2

12月15日,日军第11军确定12月22日前后开始进攻,计划在汨水两岸击歼守军第20军和第37军后结束作战。预定作战时间为两星期左右。其进攻的方案为:以第6、第3、第40师团并列由岳阳以南地区的麻塘、龙湾、筻口一线强渡新墙河,击歼第20军后继续向汨水南岸攻击前进,击溃第37军后结束作战,返回驻地。

图片来源蒋纬国《抗日御侮》八卷,从图中可以看出日军原没有进攻长沙的意图

但在战役发起前围绕是否“进攻长沙”日军第11军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吵,第11军作战参谋大都反对“进攻长沙”,而11军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支持进攻长沙,开战前日军内部不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再看看国军方面从第二次长沙会战吸取了哪些教训呢?

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及上高会战的经验教训,即在日军进攻的地区内彻底破坏道路,实施空室清野,设置纵深伏击阵地,诱敌深入,以尾击、邀击、侧击、夹击,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天然熔炉”,将日军围歼于内。

其实他这套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没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实际效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天壤之别。

针对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中暴露出的问题,国军设定的“逐步抵抗”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直线向后退变成一场大溃逃,冲击后方阵地,然后变成一溃千里,冲击决战地区。所以决定向身后斜侧后山地撤退,这样一般不会冲乱决战地区。

但是当时第九战区进行阵地战时都采用“反八字形(或称袋装阵地)”,向右侧后撤其左翼部队不容易转过弯来。日军抓住第九战区阵地构筑的弱点,每次都是攻击都是先包围其右翼。因为其右翼都是山岳地带,左翼是洞庭湖或湘江,只要将其右翼围住,左翼很难跑掉。

相反包围左翼的话可以撤到山区。第九战区在修改作战指导要领时明确规定,“如敌人压迫我内翼时,可以适当的抵抗;敌人压迫我外翼时,应主动先撤退内翼,在适时撤退外翼,不得陷入内线,招致失败。”经此修正,第一次长沙会战拟定的“逐步抵抗、诱敌深入”趋于完善。

第二次长沙会战守军原拟定经过逐步抵抗,达到消耗和迟滞日军的目的后,撤退到右侧山中,待日军撤退再从山里打出来,切断日军退路。但是日军侧翼都有护卫,国军很难冲开日军的侧卫,所有战斗中的追击计划命令都成为一纸空文。

在两次长沙会战中都有这种现象,当日军沿着一定的方向和道路追击、进攻时,国军沿着日军攻击方向逃,就要被击垮,如果向路旁的山林中闪,日军就不管了,依旧按照原来制定的方案攻击。于是第九战区制定的作战方案中规定:在逐步抵抗中“以一部离开道路,潜伏于新墙河至捞刀河间偏僻荫蔽地区;俟日军撤退时,猛烈攻袭日军,切断他的退路。”

能撤退到指定地点的就撤退到指定地点,不能的就近躲到路边山地,等到日军撤退时,从路边钻出来堵住日军退路,同时还以逸待劳。

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建议将决战地区选择在浏阳河流域。日军攻击新墙河一线阵地时只使用一部分兵力,在进攻汨罗江时开始使用主力,但还控制着强大的二线兵团,到捞刀河时才全部放出来-“三而竭”。

为了诱使日军攻击长沙,长沙城只放第10军,日军攻击长沙时埋伏在长沙附近的国军不打,待战斗打到胶着的时候,对日军进行合围。

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因为被日军打的惨败被撤职,薛岳为收买人心,让李玉堂戴罪立功,以军情紧急为名将军委会派下来接任的钟彬闲置。

李玉堂积极修建长沙的守备工事,修正暗堡射击孔扫除盲区、打开射界,从日军进攻新墙河开始,饿了就在修建工事的阵地边上吃馒头、喝凉水,长沙城内工事比第二次长沙会战要完备很多。

第十军官兵说:“打好这一仗,要回老军长。”李玉堂还是很得军心的。

加强情报收集并作出正确的判断。1941年11月下旬,据前方部队及派在日军后方的情报人员称:赣北日军又有所减少,并且缩小阵地,连西山火车站地区都放弃,在赣江以西修水以南放弃生米街、牛行等据点。后又报湘北日军增加。

最初,对于此种情况第九战区颇为怀疑,认为第二次长沙会战过后才俩月,难道又要进攻?至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九战区判断日军将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兵力愈小愈要以攻代守,再把第九战区扫荡一次,以消除中国日后进攻威胁。

针对电报密码被日军破译,使用有线电话进行战役指挥等等,正是对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的正确总结,才有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的小胜。

12月23日,阿南惟几发出作战指令,集结完毕的日军在雨雪交加中,向守卫新墙河的中国第二十军发起攻击。

24日晨,据日军飞机侦查,国军北上列车很多,估计第10军很可能集结在长沙附近,日军又破译了薛岳的命令,命令说:“第37军再汨水南岸坚守阵地15天,不得已时可退至社港市,金井方面。第78军,应从平江方面进攻南进的日军。”

阿南惟几对情报相当满意,在日记写道:“正好达到了牵制的目的”。他在对国军37军、78军的行动记述道:“与上次一样,只有被我捕捉而已。”3防守新墙河阵地的二十军接到的命令是防守十天,给大部队集结赢得时间。24日晚,经过激烈交锋,日军凭借优势武器装备,陆续渡过新墙河。

25日,日军分东、中、西三路向中国守军第二线阵地继续发动进攻。中国第五十八军在第二十军的配合下挫败日军锋锐,并给日军以极大的消耗后,随即按照预定计划转入新的阵地,以诱敌深入。

守卫傅家冲、洪桥两据点的第398团第2、第3营依托工事顽强抗击,曾数次击退日军的冲击,第2营营长王超奎完成阻击日军三日的任务后,让副营长杨义臣率领剩余士兵到高地掩护,自己冲入阵地前方与日军拼杀,掩护据点内士兵撤退,被日军机枪射中光荣殉国。

第3营副营长吕海群及所属官兵全部壮烈牺牲。27日,日军强渡汨罗江,猛攻当面中国守军阵地。中国第九十九、第三十七军在给予日军大量杀伤后,依旧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逐次抵抗后撤至日军两翼,待机反攻。

日军第十一军的作战任务,仅是牵制中国第九战区兵力南下援助英军。实际上,驻香港英军已于25日向日军投降,这意味着日军第十一军已经完成了牵制的任务。

为了将日军第十一军拖进“天炉”阵,薛岳命令部队提前后退,制造“溃败”的假象。阿南惟几在26日日记中写道:“香港虽已陷落,但敌人之攻势(向广东方面)于今后数日中仍有极大危险。”

日军作战主任参谋岛村钜康反对进攻长沙。日军大本营本部也否定了阿南惟几进攻长沙的方案,阿南惟几决定抗命,决定于天气转晴后的29日进攻长沙。日军的3个师团接到阿南惟几进攻长沙的命令后于29日开始进攻,为争抢功劳,迅速展开行动。

薛岳随即命令第十军固守长沙,顿挫日军进攻,其余各部以长沙为目标,从南、东、北三面围攻进攻长沙的日军。为了就近指挥和督促各部作战,薛岳还将第九战区司令部战时指挥所搬到岳麓山爱晚亭附近。

12月3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致电第九战区长官部:“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位置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趁其攻击顿挫,举各方全力一齐向敌围攻,以主动地位把握战机。”

30日薛岳于当晚7点向战区各部发出命令:“战区以包围歼灭进攻长沙之敌为目的,决以各兵团向长沙外围敌军,行求心攻势歼灭之。”31日,薛岳得到日军主力已分别到达长沙外围附近的报告后,下达总攻命令。

为严肃战场纪律薛岳规定“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本人“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罗卓英代行职务,按预定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

1942年1月1日,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六师团向长沙守军发起猛烈进攻(具体作战经过就不详细叙述了)。

负责守卫长沙的中国第十军李玉堂部,在岳麓山第二十三军炮兵旅的支援下,与日军展开激战,屡挫日军攻势,拼死坚守阵地,并歼灭大量日军。

在战斗最紧张的攻击长沙修械厂战斗中,预备第十师方先觉把伙夫、警卫等非战斗人员发放武器增援修械所,一个小号兵在争夺八角亭战斗中赤手空拳与日寇拼杀并夺取一支三八大盖。战斗中预备第十师击毙日军第三师团“王牌”大队的大队长加藤素一,并从加藤身上搜出日军作战命令和阵中日记等重要文件。

由此得知日军各师团的作战目的,特别是携带弹药的数量,步枪子弹120发;轻机枪子弹1000发、重机枪4000发、山炮弹150发、小炮90发、手榴弹1发、枪榴弹20发。4薛岳非常高兴的敲着桌子说:“一纸虽轻,胜似机枪万挺!”

2日晨长沙前面的迫击炮和岳麓山的重炮,突然向日军轰击。日军第3师团长进入炮兵观测所差点被100毫米加农炮轰击炸死。由于日军孤军深入,且伤亡惨重,补给线被切断,粮食弹药无法正常供给,只能靠飞机空投接济但是很多弹药空投到国军阵地,如负责掩护40师团的龟川联队连伤兵都一块留下打阻击,步枪子弹每人不超过10到15发,手榴弹每一分队只有1-2枚。5

另一方面,薛岳调动的援军也陆续到达指定位置,以大举合围之势发动全线反击。3日日军参谋们一起向阿南惟几建议返转,阿南惟几不得不于4日晚仓促后撤。

日军返回驻地过程中受到国军的围攻,损失惨重。蒋介石发布严令:“从哪个军当面突围,枪毙哪个军军长。”虽然第1飞行团出动全部飞机支援,第13联队仍无法突出重围。联队长友成敏惟恐被歼后文件落入中国军队之手,下令将文件全部焚毁。

日军第40师团由金井向春华山前进时,沿途遭到第37军的多次阻击与侧击,其第236联队伤亡惨重,第2大队长水泽辉雄、第5中队长三宅善识及第6中队长关田生吉等均被打死。

398团第2营撤退到指定隐蔽地点的战士,反击中高喊:“为王营长报仇。”其中一名士兵一人就用刀劈死八名日军,被抬下战场的时候身上还挂着三挺轻机枪。

日军护卫军旗的护旗兵被迫击炮炸死,第3师团长亲自护卫军旗,甚至在撤退时轻伤兵和医务队都拿起步枪战斗。据被日军俘虏后逃回来的说,日军在撤退途中,老百姓不给其带路,日寇将中国百姓杀害,拿着手电筒照着地图、指南针摸索前进,只要有一点光,机枪就打过来。

第九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回忆说:“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后来参谋长吴逸志由耒阳回到长沙,让人把已经掩埋的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勒石留念,上书‘倭寇万人冢’,虽没有万人,但冢中也有几百具尸体。”

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军队“引诱日军一直深入到长沙,集中长沙城内外的30万(其实不到)大军将日军包围。尔后,日军第一线部队几经苦战,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牺牲,于1月15日撤回到原驻防地。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6

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6944人,俘139人;国军伤亡、逃亡合计29217人。蒋纬国先生在其书中不敢引国军战报,先引日军战报:人员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然后再引用缩水后的国军战报:敌伤亡万人以上,俘139人。7

除以五之后再引,由俘虏数目也可看出国军战报水分之大,第九战区战区报俘虏139人,而经国民党军令部挨个查人头后是64名。8此次作战日军共出动兵力70000余人,如果真像国军战报说的,日第十一军离被全歼不远了。

一场胜利后薛岳如愿以偿的得到了国军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李玉堂升任27集团军副总司令;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等等。

作为同盟国对日第一次胜利,宣传一下无可厚非但国军第九战区上上下下陶醉于胜利之中不对战斗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必然会导致更大的失败,而且日军不是想占领长沙,“长衡会战”日军只用了一天就占领长沙。

薛岳把他的战法命名为“天炉战”是认为他的战略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日军第三次长沙会战失利的主要原因

蒋纬国先生说:“第11军此次攻势,其主要目的为策应其第23军之香港作战,香港即于25日攻略,第11军目的已达,实无深入长沙之必要,图近利不顾全程战略。实属错误。”9私自更改作战计划,日军中下级军官包括士兵对于此次作战的目的不明——“上下不同欲”;兵力不足,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出动11万人,此次只有7万人。阿南惟几以为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受到严重打击,兵力不足,到了长沙才发现第九战区集结了近250000兵力,差点被全歼。

日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补充了3300吨弹药,而第三次长沙会战只补充了300吨弹药。弹药量不足是日军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长沙守军建的碉堡、暗堡如果日军火力充足的话几炮就打垮了,此次日军远道而来就带了一些野战炮和山炮,而防守长沙的守军在岳麓山有重炮、山炮、重迫击炮上百门,日军这点火力早被国军所压制——火力不足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没有攻下长沙的主要原因。

时任37军140师第420团团长李龙光在阻击日军的过程中发行日军端着枪却不射击,从被击毙的日军尸体中发现日军随身没有一粒子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饿”,随意更改作战计划导致后勤补给线过长,加之第九战区发动人民坚壁清野,日军找不到粮食吃,撤退的匆忙行军锅都扔掉,从农民地里挖点地瓜充饥,还不敢点火只能吃生的,甚至连生的都吃不上——被李龙光部俘虏的日军第6师团24联队士兵都饿得走不动。赵子立说:“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陷入重围,伤亡惨重,但日军的指挥系统未被打乱,日军虽在艰苦条件下撤退,却始终有部署有指导的撤退。”在占尽优势的条件下国军为什么没能全歼日军呢?

国军战役得失

首先战役发起前准备充分,吸取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前文已有所涉及就不多说了。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不仅如前两次长沙会战中积极破路、坚壁清野,还协助军队打击日寇。国民党《中央日报》就记载了:麻林桥一个少年手拿大刀隐藏在山中,日寇撤退过程中见到落单的日军就用大刀砍杀,其一人就砍死日军三人,活捉一人;一老汉积极为守军带路,其一子在带路途中牺牲,其回家带着第二子继续为守军带路。在关王桥战斗中两个伤兵,被农民发现接回家中,将最好的东西给伤兵吃。

士兵归队时流着眼泪说我们再不努力杀敌就没有脸见湖北民众了。守卫长沙的第10军再战斗前一天晚上,勒令长沙西岸的长乐、望岳、含浦、美同四乡“劳军”,很快就凑齐了1000只鸡、10000斤肉。

当时《中央日报》记者感慨道:“这许多食物,就是在重庆,也许不能一天之内供应市面,而长沙四乡之地,竟能在顷刻间募齐,这是不是奇迹!”此次作战共动员40万人民参加破路、救护、运输、侦查等。

战斗中出现的军事上的问题有:实行包围时,战术呆滞;追击时不够大胆。第九战区长官部包围时命令,第一次到达什么位置,第二次到达什么位置等等,企图使各部队齐头并进,因而时部队行动迟缓,结果使日军能够抢占浏阳河㮾梨市渡河点,打开缺口,突围成功,这是限制各部主动出击缺乏灵活性造成的。如第10军参加战斗的有24346人;阵亡2588人;伤1383人;合计3971人。9按照此伤亡数量应该还有余力尾击日军,然而并没有出击;奉命支援的生力军第73军(建制非常完整)只追到汨罗江边接到薛岳命令不再追击就返回了。

外围部队又没有控制所有渡河点,如果像79军及时炸毁浏阳河上桥梁,战果可能会更大。战略上形成包围圈而实际上战术没有形成包围圈,留下许多空隙,实际上为日军留下退路。

不敢放手使用兵力。一般日军辎重部队战斗力是比较弱的,以一个军的兵力拿下没有问题。然而蒋纬国先生总结到:1月4日当日军第6师团从长沙脱离战场前,其战斗部队弹药已将告尽。该师团的辎重联队(兵力一个大队-1200多人)在位于㮾梨市附近,遭79军部队竟日攻击,该处日军虽陷苦战,但未被歼灭。倘当日第79军使用充分兵力,攻击奏功,虏获日军辎重,则日军第6师团脱离战斗后,无从获得补给,战力将尽失。必无法渡浏阳河突围而被歼。10

与之相似茶塘附近3师团辎重部队被26军围攻,但未被歼灭,致使第3师团突围。

情报保密不好,虽然指挥部分使用有线电话但是追击过程中必须使用无线电报,电报密码不经常更换导致追击情报被破译。

如58军134师向文彬团在击毙的日军佐级军官尸体上搜出与国军军用地图一样的日军地图,用红笔标注出防守影珠山的有20A(20军),神鼎山有99A,长沙方面追击的有4A,将国军无线电报全部破译,知道国军围追、堵截战役部署。

追击过程中不敢大胆追击,如暂5师与敌后卫部队一接触就停止不前,即不侧击,又不迂回,呆呆的聚集在一起,结果遭敌飞机轰炸损失惨重。

后勤补给太差,追击部队很多吃不上饭,如某师连续两天没吃上饭。这也是各部不能快速追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畏敌不前。防守武宁、修水的国军三十集团军的第72军军部和34师畏敌如虎,被四五百日军追击逃窜,战后王陵基大发雷霆:“以一师之众被四五百日军打的望风而逃,还不执行总部命令,致使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几乎影响战局,使我这个副总司令下不了台。”

给予72军军长韩全朴撤职、第34师师长陈良基撤职查办处分。

射击技术太差,浪费弹药严重。如国军第10军第3师共参战兵力为6674人。11共消耗手枪弹、步枪弹、机枪弹、特种钢芯机枪弹共666090发;枪榴弹1529发;各种炮弹:八二迫击炮弹、榴弹等9042发。12(笔者据《陆军第10军第3师参加长沙会战武器弹药损耗表》统计而成)

4天的弹药消耗比129师百团大战2月零21天消耗的弹药还多。129师消耗子弹354000发(步、机枪弹合计)、山炮弹200发、迫击炮弹2000发、手榴弹9000枚、机关炮弹200发。13第3师报告其毙伤日军1万余人(这个水分大大的有,日军一个师团才两万人)除去炮兵和医护兵、司令部不拿枪战斗的,假设国军战报数字是真实的国军平均一百发打死一个日军,这还不算炮弹杀伤敌的数量。

而1942年晋察冀边区春季反扫荡一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战斗总结报告说:“射击技术及指挥差:如在第一阶段里,平均68.6粒子弹和1.6个手榴弹毙伤敌一名;第二阶段,平均54.1一粒子弹和3.8个手榴弹,毙伤敌一人。整个战役中平均61.3粒子弹和2.7颗手榴弹毙伤敌一人。”

军纪太差。《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记载:影珠山阻击日军撤退时,日军死伤不少,留下一些战利品。在日军还在继续射击的情况下,有些官兵竟然前往争夺,贻误战机,还被日军杀伤不少。因互相争夺,各部之间还互相射击。人民积极支援国军作战而国军如何对待人民呢?第10军第3师《阵中日记》记载,长沙守军正与日军激战时,薛岳命令驻守岳麓山的第77师于1月3日渡过湘江,准备对日军出击。第77师(杂牌军)渡江之后,集结在碧湘街一带,不作任何出击准备,而去彻夜翻箱倒柜,勒索民财,而且还有三、四个士兵抓住一个中年孕妇进行轮奸。

蒋纬国编辑的《抗日御侮》虽然有为尊者讳——曲笔不写蒋介石军事指挥错误,单纯的从军事角度看还不错,但是因为其自身属性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指出国军失败的政治原因,这个核心问题。

国军军事的错误实质是政治的不良

大家看这样的兵如何打仗?能活下去都不易。图片来源于网络

毛泽东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国军军事上的错误的根源是其政治不良。1942年国民党战史会编《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提到:“士兵待遇过低,营养不足,以致体力羸弱”,后果“牺牲于敌人白刃下者为数甚多”。因饥寒交迫冻死战壕的——仅12月26日晚冻死者就有十余人。国民党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由于国军普遍存在的吃空饷,不仅杂牌军存在,国军嫡系部队也是如此。《剑桥中华民国史》引用了不少美国人眼中的国军,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国军嫡系部队)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

《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因为医疗条件太差导致战斗受伤就离死不远了。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

国军将领这么做的目的用宋希濂的话说:“(远征军)有许多空缺,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及到战争失败(第一次入缅参战),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被敌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当入缅军丧师辱国,举国震动,士兵的亲属得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时候,入缅军的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对他们就愈有利,他们就愈高兴。”14

对于这一切蒋介石全都知道,40年3月20日上午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对兵役会议出席人員讲话说:“名义上早已补充的部队,实际上往往经过三、五个月还没有补充。即如第十八军(嫡系)去年十一月所应补充的部队,到現在已经五个多月,还没有收到!”15

由于吃不饱、穿不暖还饱受国军军官的欺压。高戈里老师采访了许多原国民党六十军起义战士,一个起义战士(手被连长打的终身残疾)几十年之后提起在国军的遭遇仍涕不成声:“狗日的国民党太不把当兵的当人看!”

美国记者白修德看到的国军:“中国军官对待士兵好像畜生。士兵可以被拷打、被杀掉,责罚的方法中包括割耳朵和鞭打。常可以看到士兵被罚以赤裸的膝盖,跪在石子很多的操场上,两手反绑着,直到昏倒为止。”

蒋介石在1944年7月21日讲话称:“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16

《剑桥中华民国史》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

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台湾1966年出版的《国防年鉴》说抗战期间征兵1405万(截止到45年初,到抗战结束前应不止)。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的兵力约170余万人,还有50万壮丁,合计220万余人;1945年5月14日何应钦在国民党六大上的军事报告说有兵力650万。

蒋纬国先生在《抗日御侮》中统计国军官兵伤亡3216087人;除去加入伪军的50万;整编缩减了180余万。大家可以算一下,咋算也算不出650万,人都哪去了?

蒋介石对于国军出现的问题、弊病极为清楚,总结了12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赌博;二是走私;三是运吸鸦片;四是勒索扰民;五是经营商业;六是加入帮会;七是军官带眷属住在部队附近;八是新兵殴打官长,中途哗变;九是部队接收新兵之弊病:士兵发生疾病而任意弃丢不顾,省出伙食费归入接兵官私囊,强拉民众充数,为防其逃跑,乃用绳索串缚,视同罪囚等;十是高级主官不到下层部队;十一是部队主官不能彻底监督命令之执行;十二是说谎。”17

话题有些沉重,说点轻松的,我一个长辈的老父亲抗战时在晋冀鲁豫当八爷(八路军)。其所在村有一个傻子,每当八路军吃饭的时候,在旁边看到战士碗里剩下小半碗的时候,向战士饭碗吐一口唾沫,趁战士吃惊拿起饭碗就跑。

脑补一下,一个穿着破衣烂衫、傻乎乎的庄稼汉前面一边跑,一边用手向嘴里划拉饭,八路军小战士在后面满村追,这情景也是颇令人莞尔的。傻子其实一点都不傻,一是等到战士碗里的饭只剩下小半碗,另一个也就是抢八路军的饭,换做国军——“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吃你几个破西瓜……”不好意思拿错剧本了,国军对人民的盘剥不比日寇差。

1942年国民党战史会编《第三次长沙会战》其中战斗检讨说:“查该战区长官部对战时任务之给养,及其征用民伕之工资,均有规定。然就实地考察,下级往往不能遵办,即如本团(军令部之考察团)经过途中所见破路修筑工事之民伕多自带冷饭或番薯充饥,并无给养,状殊可悯。”

人民帮助国军破路、救护伤员等没有钱拿,还需要自己带粮食,甚至还要挨打,挨打不算国军随意枪杀百姓的也是有的。也就是说第10军募集的1000只鸡、10000斤肉一分钱不给,虽然马上要上战场吃点好的无可厚非,但是起码应该给人民一些补偿,然而非但补偿不给还变法鱼肉乡里。

陈诚抗战期间曾任湖北省主席,其说:“我于三十一年十月因为要解决五战区军粮问题,而有鄂北之行。……据我从旁的方面调查,知道夫费应得的五角,竟有不发者,也有仅发三角或四角者。又征夫不到,即加棍责,甚至有被枪毙者。……还有我看到的,就是沿途耕作,妇孺参加者甚众,而田地荒芜之处,仍所在多有,可见这一带的民力已至竭蹶之地。又鄂东李品仙部,以七元一石的谷价,勒令人民送至数百里外,谷价吃尽,讨饭而归者,盖踵相接也。役使人民到了这般地步,可谓暗无天日已极。”18

吃农民种的粮不给钱,还来田赋预征——也就是今年把明年的田赋征了,甚至某些地方征到八、九十年代;抗战初期还多少给农民点钱后来征农民的粮干脆打白条,更令人发指的是不管你家几口人,也得把农民家的顶梁柱拉壮丁——地主家的儿子不在其中。

史迪威在其日记中说:地主家的儿子二十多了有了两个孩子还在学校念大狗蹦、小狗跳(国府规定学生不用服兵役)。

其实八路军也犯过许多错误,包括浪费弹药、军纪也出现过问题。1940年12月4日罗荣桓对于浪费弹药,批评:“个别部队曾消耗四千余发子弹射击溃兵,仅伤四人;以千余发子弹射击羊群而未伤亡羊;以机枪火力猛烈射击围墙企图吓跑敌人。”

八路军刚到冀中的时候一个外国神甫形容八爷的军纪“他们就像天堂来的军队”(都是老红军),随着队伍的扩大也出现了乱拿老百姓东西等等现象。“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毛泽东。

浪费子弹:刘伯承司令员在42年反扫荡总结中提到“某些部队用17.9发子弹击伤亡一名日军。”日军战史曾记载: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又如关押在龙华县公安局的一名八路军士兵,曾因在某村宿营时与一妇女秘密谈话而受到处分,其军纪之严以至于此,让敌人都不得不敬佩。19而国民党犯过的错误不断地、重复的继续犯下去,一直到解放战争也没有改变。

1947年6月1日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讲话:“我们高级官长对于部下的基本动作,如瞄准、射击、侦探、联络,不去切实注意考验,以致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长官尚茫无所知。官长对于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这样上下生活脱节,自然情感毫无,官长既然如此对待士兵,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听命牺牲!”20

前文提到的八路军去年住院和当年的连长住在一起,两位老战友聊起往事,连长说:“他刚到连里当政委,连里改善伙食——吃面条,我让警卫员给他成一碗,合计我们俩好好聊聊。他端着碗就和战士一起吃去了,我一生气把碗摔了。”

政委颇为惋惜的说:“白瞎了那个碗。”从这件小事看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区别,毛泽东把“支部建在连上”为这支军队注入了灵魂。

国军政治不良的根源

刘伯承说:“如果蒋介石不犯这些错误的话,他的统治还能维持得长久一些,但是他必然会犯这些错误,这是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一针见血的指出蒋介石明明知道国军战斗、兵役等等弊病无力解决的根源。

比如第二次长沙会战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打了败仗不收拢部队却回家探亲,结果被蒋介石枪毙。

枪毙廖无可厚非但。第74军失利,第九战区没有责任吗?电报密码被日军破译导致74军调动被日军探听;薛岳让26军护住侧翼,26军畏战主力跑到山里,结果74军侧翼被日军击穿;还有王耀武作为一军之长,你自己不会派一部分兵力护住自己侧翼?李天霞收拢部队后不去与日军作战,却避开日军冲击的方向,导致74军军部被突袭。

但是蒋介石是依靠他们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不可能对国军部队出现的问题作出任何改变,于是只能枪毙廖龄奇以安军心;国军将领不敢放手使用兵力的根本原因在国民党政权有兵才有权,没有兵你什么都不是;兵役中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在于国民党代表的是农村大地主和城市买办阶级,陈诚说兵役:“大抵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可用种种方法避役,那么所有的新兵,实大半都是穷苦无告的农民。”现代人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国民党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

写此文不是想否定国军正面战场的抗日,毛泽东说:“没有国民党正面战场就没有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包括蒋介石、薛岳抗日都是有功劳的,但是这不能掩盖国军抗日整体的无能,笔者反对的是无休止的为国军抗战吹嘘!连蒋纬国都不敢采信或除以五之后才敢采信的战报,现在“某些专家”、“学者”不加分辨的采信,如果国军各个战役战报都采信的话,不用美国扔原子弹、苏联出兵,不到45年中国国内的鬼子都不够国军消灭的还得去日本杀。

广大国民党中下级官兵包括一些高级将领都是非常英勇的,前文提到的史思华、王超奎,包括没有留下姓名的小号兵、刀劈八名日军的战士、独自偷袭日军的少年,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非常能说明国军本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为人民所牢记的是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这样的英雄集体;是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这样的普通士兵。

国军士兵也是农民子弟,让士兵知道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如原国民党六十军起义士兵在人民解放军发起的“思想还家”活动中,一个解放战士不停的哭,经干部了解,原来他的母亲、姐姐都曾被地主强奸,而他自己也强奸过妇女,那个士兵痛骂自己不是人。

还有的想起自己家庭的遭遇、自己在国民党旧军队受到种种虐待,哭傻了——不知道吃饭、睡觉,后来干部发现他就听毛主席的话,就说:“毛主席让你睡觉了,毛主席让你吃饭了。”他就吃、他就睡,慢慢的好了;前文提到的手被打残的起义士兵,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老人提起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的浴血奋战说:“就是不想让狗日的国民党再回来!”

知道为谁而战的解放战士爆发了惊人的战斗力,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用鲜血和钢铁般的意志、高超的战斗技能,让世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几年前上万国军被几百个日军打的满处跑,几年之后换了一个军队就能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

这其中的秘密就是毛泽东说的:“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本文资料选择1、7、9、10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 第三部 抗日御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 第八卷98页、118页、153页、149页;2、3、5《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 译稿 长沙作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中华书局1980版139-140页、147-148页、180页;4、8、11、12湖南省档案馆编辑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3卷341-342页、82页、155页、174页、176页;6《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 译稿 中军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第2卷第2册219页;13《百团大战历史文献选编》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解放军出版社1990版147页;14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41—42页;15、16、17、20《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出版出版18卷201页、20卷449页、19卷1651-1653页、22卷138页;18《陈诚先生回忆录》台湾国史馆2005年出版 264页;《华北治安战》上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版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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