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关注，在微信端的阅读量超过了10万。文章作者范雨素是一位农民工，因为一夜爆红后压力过大，已经“躲”入深山，目前电话仍处于关机状态。除了她以外，她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还有很多人也是文学爱好者。人民网记者4月27日对皮村工人之家文学小组的张慧瑜老师进行了采访。

以下是原报道：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两天，范雨素突然火了，她的那篇《我是范雨素》成为刷屏朋友圈的“爆款”。她将人生的每个阶段、诸多遭遇一一解剖，娓娓道来，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在范雨素的心中，皮村工人之家文学小组的“慧瑜老师”是对她影响很大的人，教会她读书、写作。其实，不仅是范雨素，她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还有很多人用一支笔写着自己的悲喜。今天，人民网记者带你走近张慧瑜，带你认识“范雨素们”和他们的老师。

张慧瑜 （人民网陈灿 摄）

记者与张慧瑜约在他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他的温和、睿智、包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眼中，范雨素是一个对名利看得很淡，有判断力又理性的人，能经受任何的风浪。他评价范雨素的文字“不刺眼、不悲情、很平淡，却也曲折、有力量。”张慧瑜眼中的工友们是文学爱好者，但他们从不做文学梦。在教学中，他不仅会分享经典名著，还会评论社会时事，甚至讲过冯远征学习戏剧的故事。他把在文学小组的教学描述为“平等的交流与分享”，和工友是“圆桌式的关系”。我们聊天时，有一位学校的同事路过，打趣他“你也成了网红！”慧瑜老师笑着说，“我也是想要更多人了解、传播工人文化呀。”

人民网记者：从14年到17年，您已经在皮村进行了三年文学小组的教学，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

张慧瑜：其实没有三年，我中间出国了一年，15年下半年和16年上半年都不在。我的很多好朋友也都会去那里教学，比如我们做文化研究的，还有一些一直关注工友之家活动的老师，一共有十几个人。比如中央党校的刘忱老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孟登迎老师，这些老师在文学小组之前就在关注他们了。大家文化背景不同，我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参与进来，比如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王洪喆老师就从传媒的角度进行分析。我是去的比较连续、长久的一个，因为我时间比较充裕。

人民网记者：除了时间原因，您自身的热情是否也是让您坚持的原因？

张慧瑜：我觉得这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也很有意义，对我来说也不难。我觉得和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接触是比较舒服的，他们很真诚，对文学也很崇拜、渴望，没有把文学当做消费品。

人民网记者：这三年来，从您第一次去到现在，您的心态有改变吗？有没有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张慧瑜：其实心态没什么变化，因为我平时大多数时间就在上课、做研究，是书斋里的生活。这恰好是能让我与底层群众接触的一个渠道。我觉得皮村文学小组这样一个文化空间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能让城里人与打工者相遇、交流。还有一些法律专家、医务工作者也会去那里提供服务，很多学媒体、社会学的大学生会去那里做义工。

张慧瑜给工友上课（人民网陈灿 摄）

人民网记者：我知道那里也有电影小组，您在艺术研究院教电影，为什么没有去电影小组，反而去了文学小组？

张慧瑜：电影小组互动性不够，主要是拍电影。他们去年拍了一个叫《移民二代》的片子，二三月份的时候在一些艺术空间放映了。每周，他们还有固定的电影放映活动。其实我对他们放的电影不是很满意，大家还是更喜欢看娱乐片，我总想着给他们放点更艺术的或是与工人相关的电影。他们最喜欢武侠片。

人民网记者：那当初是个怎样的契机让您进入到他们之间呢？

张慧瑜：14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小组了，当时的负责人小付就说也有很多工友喜欢文学，能不能有一个文学小组教他们写作，就这样诞生了。

人民网记者：所以文学小组是最后一个成立的？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张慧瑜：相比戏曲小组等其他小组，文学小组是最后一个成立的。可能是因为我去的比较勤，小组的学习一直没有中断。还有一个没有中断的原因是大家创作的热情很高，小付也努力给他们发出去，挺好的。

人民网记者：一般在什么渠道发表呢？

张慧瑜：最开始就是关心工人文化的公号和网站，后来因为李若在网易发过几篇文字，当时还引起了一些关注。当然，这次范雨素引发的公众关注更大了。

人民网记者：那您认为范雨素“火了”有哪些原因呢？

张慧瑜：一方面是她的文字力量，一方面是文学小组的氛围促使她写下了这些文字。

范雨素

人民网记者：您觉得这是一次偶然的走红吗？

张慧瑜：这个当然是偶然的，但是也有其必然性。她的文字不仅打动了知识分子，也打动了普通大众。不刺眼、不悲情、很平淡，却也曲折、有力量。我觉得这波热度也不会持续太久。

人民网记者：您对走红后的小组活动有新的期待吗？

张慧瑜：我希望能有更多机构提供工人文化相关的服务，也是一种文化分享。我在国外的时候，租了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房子，他们会有很多读书交流会之类的文化活动。其实相比中产阶级，农民工更需要这种分享。

人民网记者：您的老师是著名的文化学者戴锦华，您的教学是学术的吗？一般教他们些什么呢？

张慧瑜：我的课分为这几个部分：开始时，我们讲一些社会事件或是历史大事件，比如卡斯特罗逝世、APEC会议或是留守儿童自杀，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的分享。第二部分，我会讲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现当代文学为主，因为我对现当代文学比较熟悉。我们会一起朗读这些文本，进行分析。不过去年重阳节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些重阳节的古诗，也挺有意思的。我其实不是特别系统，因为工友们来的时间也不固定，他们有流动性。第三部分，讲工友们的作品。因为文学小组的初衷就是鼓励大家写自己的故事、身边的故事。大家互相点评，效果是很好的。我们把他们的文字打在幻灯片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发表吧。

人民网记者：也是一种仪式感。

张慧瑜：对，大家都很开心。这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有的工友，比如范雨素和郭福来，很喜欢朗读，而且富有感情。此外，他们在做文艺活动的时候会加一个诗歌朗诵，都是工友的作品。比如今年的“打工春晚”上就有他们的作品，叫《劳动者的诉说》，是大家合作完成的诗歌，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人民网记者：范雨素的文字是怎么“炼成”的？

张慧瑜：范大姐独特的人生经历，比如她做月嫂，抱着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成了“有妈妈的孤儿”。母亲这个形象是范大姐创作的重要主题，她也很在意这个身份。

人民网记者：您多久给他们布置一次作业呢？

张慧瑜：他们都按照自己的状态写，大部分工友都不会使用电脑，用纸笔写完后发给小付，小付录入到电脑里发给我。我会在讲义里体现，进行点评。比如范大姐，她其实不算写得很多，因为她工作很忙。我们没有强制性。

人民网记者：他们的创作什么体裁居多？听说范大姐在写长篇小说？

张慧瑜：诗歌最多。诗歌这个形式在工人文学中也非常突出，比如余秀华；然后就是散文，小说是非常少的，长篇小说更是凤毛麟角。因为写小说不仅需要对文字精准的表达能力，还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推敲。所以我听到范大姐说要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是非常吃惊的。她的构想很奇特，她说要写家人的故事，她的哥哥姐姐，你可能以为是类似《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故事。其实不是，她还要写家人的前世，她认为家人在古代有一个通灵的身份，比如她哥哥就是一个古代的诗人。她有自己的世界观和对世界的理解。

人民网记者：您现在看到这篇小说了吗？

张慧瑜：她可能写了一段时间了，不过我还没看到。我觉得她之前的创作，包括此次的《我是范雨素》，可能都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片段。

人民网记者：范大姐说您教会她写作。从阅读来说，她近期喜欢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您推荐的吗？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

张慧瑜：不是我推荐的，她对80年代以来的作家都非常熟悉，可能某些程度上比我的阅读都更“正”。

人民网记者：您会给工友们推荐书吗？

张慧瑜：不会特别推荐，我会给大家读一些文章，有的甚至是网文。比如我15年曾给大家分享了写作者根据冯远征的口述写的文章《穿墙而过》，是冯远征讲自己80年代去东欧学习戏剧表演的故事。我觉得文笔非常漂亮，故事也很有意思，一个8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与东欧的艺术家二、三十年的友谊。另一方面，它有历史性，这个墙也有“冷战”的意味，他坐着火车，从北京到莫斯科到德国。我觉得从写作来说，语言是一方面，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也很重要。

人民网记者：工友们自己会选择读什么书呢？

张慧瑜：他们更倾向于经典名著，比如译林出版社出的现实主义小说。他们不怎么看现代主义作品，因为现代主义作品更强调意识流、心理描写，与他们的生活有隔膜。在写作上，他们也不会写虚构的故事，还是写身边的人为主。比如他们很喜欢写小付，就是工友之家的负责人。她是工友之家的工人大学毕业的，年纪很小，几年来也变得越来越干练。工友们眼中的她很生动，比如有工友写小付喜欢军人，要去找个军人的男朋友。

人民网记者：您与他们之间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吗？

张慧瑜：有的，而且让我很感动。去年我从美国回来，知道他们在这期间给我写了好几首诗，范雨素还给我写了首藏头诗（见文末）。不光是我，他们也给其他老师写诗，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动。还有一件事，我去年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饭店给我弄了个小的欢迎仪式，写了“欢迎慧瑜老师回来”，这让我感觉到我在一个充满温暖的社群里，有很多朋友，超越了一般的关系。他们很真诚，让我很感动。其实我只花了很小部分的精力，这种感动与快乐是我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

2015年四月在皮村工人小组上课，老师张慧瑜让农民工学员朗诵各自的作品，范雨素在朗诵中。

人民网记者：这与您在学校里教学生是不一样的体验。

张慧瑜：对，因为工友们的阅历都很丰富，他们有什么问题都是很正常的。你只能用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与他们交流，在社会意义上不会谈太多。我们更多是一种平等的分享，而不是老师与学生。我们是一种“圆桌式的关系”。

人民网记者：您如何定义他们的文字，算“打工文学”吗？

张慧瑜：有人这么称呼，不过我更愿意称为“工人文学”。因为其实你我都是打工的，这个定义比较泛化。而“工人文学”凸显了工人的身份，他们从事工业生产与服务业。比如范大姐是月嫂。我们其实也讲过很多工人诗歌、工人文学，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人民网记者：您觉得在今天我们阅读他们的文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张慧瑜：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感受到文学的意义和力量。我们会觉得文学很高大，很遥远，但他们的文字与生活相关，又有张力。比如他们说，来到北京，这是别人的森林，我们是外来者。对我来说，北京也是“别人的森林”，这些都让人很有共鸣。再比如郭福来，他四十岁才来北京，会写很多思念家人的东西。还有他们生活在皮村，会写生活环境。比如马大勇，做园艺工作，写过一篇“皮村的叫卖声”。他觉得喇叭声很刺耳，人的叫卖声很亲切。小付也写过自己的心路历程，从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自如地开展活动，看到一个小姑娘在社会中的成长。李若写过一篇女生宿舍，她用非常精炼的语言就描述出了女生的小心思，特别有生活趣味。

人民网记者：大家都很乐观。

张慧瑜：对，很积极。其实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苦哈哈”的，抱怨的，悲惨的，大家都很风趣、幽默。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立体的、有喜怒哀乐的人。

人民网记者：他们中有人想以后专门从事文学工作吗？

张慧瑜：他们是文学爱好者，但他们从不做文学梦。他们不会天真地觉得文学可以改变命运，范雨素的文章里也写得很清楚。现在的作家其实都有主业，这是社会常态，包括美国、英国也是这样。范大姐也不会有文学梦。

人民网记者：现在已经有出版社来找范大姐出书了，您怎么看？

张慧瑜：范大姐写作的速度赶不上出版社的需求，她的文字需要有时间来酝酿情感。

人民网记者：范大姐活得很明白，看到网上说她为了躲避媒体去了古庙。

张慧瑜：我觉得范大姐其实挺厉害的，昨天、今天，包括周末的活动，她都不会出现。她对这些东西看得很淡，就像她的文字一样，任何的大风大浪都能坦然面对。在北京，一个单身母亲抚养两个女儿，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更何况她把女儿教育得这么好。她是平凡中有坚韧力量的人，是有判断力、理性的人，她讲述任何苦难的时候都是不抱怨的。

人民网记者：您想过以后自己写一写他们的故事吗？

张慧瑜：我很想写，但目前没有这个能力。文字不仅是技巧而已，更多是对文字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