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一段历史的开端的认定，必然已经包含着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部理解。比如鸦片战争（本文的“鸦片战争”均指第一次鸦片战争），在一场战争之外被我们赋予了很多其他意义，它长期被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并为整个现代中国的兴起的叙事框架设定了一个初始条件，进而对这个叙事框架做出了限定。它是近世中国习惯性失败的原点，一切屈辱从这里开始遭受，一切我者与他者在这里重新得到界定，一切必须进行的改变从这里得到证明，也得到延伸，直到当代仍锚在中国叙事的主轴上。它像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把中国历史劈成了两个走向：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落后与先进、野蛮与文明、世界之外与世界之中。而现在，随着大量细部研究的出现，整个近代史的框架亟需全面调整，而鸦片战争，也到了重新安放的时候，因为它对中国史的叙事体系的咬合已经出现了严重松动，对其前后历史所做的规定，已经全面崩塌。

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七月一日前后有一些纪念，但很快便悄然无声，而对香港回归这一事件的前因——鸦片战争，更是少有人提及，香港正是在这次战争后被“赏借”给英国。其实这场战争并未完全被遗忘，4月即有一部长篇历史小说《鸦片战争》首次出版，作者王晓秦，这是中文世界近年来少见的以鸦片战争为主题的作品。6月，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再版（1996年香港回归前夕首版）。2015年则有英国人蓝诗玲的同名专著在中文世界问世，且被多个图书榜单推崇，各路媒体称引频仍，然该书问题颇多，两年来尚未见到持平而深入的批评，本文受篇幅限制，暂且按下不表，待另拟专文商榷。而王著刚刚面世，褒贬待人，本文即从此书切入，来展开讨论。

一本还原历史现场的佳作

王著虽是小说，但作者在后记中称“引用的文献全都有案可查，使用的数字全有历史记录，配用的插图全有出处，重要人物全都实有其人，主要事件全都实有其事，我只对事件做了文学性的描述，赋予人物以思想、性格、话语和动作。可以说，本书是一部以史料分析为基础撰写的小说，不是天马行空的戏说”。由此可见，作者希望给读者呈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虚构的故事。下面举一个例子，可证作者所言。

在王著的叙述中，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消息传到伦敦被大加渲染，朝野震动，英国外相巴麦尊和国防大臣马考雷对此事有一番议论。马考雷说到：“鸦片给我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但迟早要惹下大麻烦。侨商们不仅向中国出售鸦片，还把大量鸦片运到国内，去年一年就运来九百箱，制造了成千上万个瘾君子。”西方人曾渲染一种观点，把鸦片和中国人种捆绑起来，认为鸦片所代表的沉沦堕落正是人种堕落的表现，然而，王著这里提醒我们，鸦片在同时期的英国也泛滥成灾，所不同的是，英国当时没有明令禁止，在对鸦片形势的防范意识上显然落后于中国。

王著所叙述的马考雷这一观察，在其他文献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1839年，在华英国商人的刊物《广州周报》一篇文章指出，“最近10年内，（在英国）鸦片消费有了令人恐怖的迅速增长”，其结果是在英国社会制造了大量形销骨立、如同骷髅的烟鬼。1840年，伦敦出版的《英国对华事务管理评论》，对中英两国的鸦片吸食消费进行计算后得出结论：1836年至1837年中国约有鸦片吸食者1426113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245；而英国大约有399575人吸鸦片，相当于当时英国人口的1/62。也就是说，英国吸食鸦片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中国的4倍。

1820—1839年英国进口鸦片情况 资料来源：1821—1823年、1839年，Anonymous,Review of the Management of Our Affairs in China,since the Opening of the Trade in 1834,pp.46,47;1834—1836年，”The Opium Trade”,The Canton Register,June 25th,1839.转引自（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

由此看出，王著的相关设定，看似漫不经心，也许在阅读的不经意间一晃而过，其实都有所凭据，特别是一些关节处，读者不可当成可有可无的戏说轻易放过。所以，我们的确可以放心地把该书叙述的主要人物和情节当成作者试图以他的考察得出的史实而非任意的戏剧化的文学想象。

在王著中，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双方各个层面的人物和事件，都得到了详略不同的描写，比如：朝廷禁烟的决策形成，林则徐禁烟活动的经过，垄断了与西方商人贸易权的广州行商的困境，中英双方鸦片贩子联合走私鸦片的操作细节和案例，在华英国商人与广东当局的冲突，伦敦为战争所做的舆论准备和军力部署，战争开始后每一场重要战役的经过，直到最后的谈判签约，等等。所以，此书对历史现场的还原，确实有助于今人对那场战争前后的历史获得更多的了解。

近代中国在被“看”中遭受缺席审判

不过，长期以来形成的清朝中国闭关锁国、无知闭塞、盲目自大的旧有认识，在王著中被贯彻始终，所有详尽的细节最后却汇集成固有的理解和印象，我们通过此书对鸦片战争的总体判断较以往并没有获得更多，这就让本书的叙事基调和宏观认知缺乏突破。

下面选择王著的一段叙述做具体分析。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的8天后，命令行商传谕外国商人，三天之内，将趸船上所贮数万箱鸦片悉数呈缴，并签具甘结合同，声明以后再夹带鸦片，一经查出，“人即正法，货即没官”。同时还给各国商人颁下谕令。三天后，外国商人并没有遵令。24日，林则徐作出最后决定：一、中止一切中外交易；二、封锁商馆，撤退仆役，断绝供应。也就是说，林则徐将位于广州城外西南角的商馆区变成一个大拘留所，将其中约350名外国商人关了禁闭。28日，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表示“遵照钦差大人特谕”。随即开始缴烟工作。5月2日，林则徐认定缴烟工作能如期完成时，便撤消了对商馆的封锁，除颠地等16名大鸦片商外，其他外国人都准许离开广州。1839年6月虎门销烟期间，林则徐尝试通过美国人所办《中国丛报》的主笔裨治文，把敦促英国政府管理属民的信交给英国国王。在裨治文与林则徐交谈完回到住处后，王著设置了一段裨治文与商人查理·京两个美国人对这次谈话及林则徐禁烟活动的议论。书中这样叙述：

观瞻完后，裨治文与查理·京返回“马礼逊”号商船，抚舷交谈。裨治文问道：“你对钦差大臣的印象如何？”“他是一个精彩的人，一个敢于冒大险办大事的人，他销毁的鸦片价值不菲，亘古未有。但是，他也是一个自负的人，不知晓天外有天。”裨治文道：“是的，我赞赏他的禁烟措施，不过，他不懂爱邻如己的基督教教义，不懂欧美国家的物理人情和法律制度，不懂如何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关系。他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我们‘俯首输诚，倾心向化’，却不知晓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比中国文明优越，国力比中国强大。”查理·京道：“他缺乏策略手段粗糙，竟然动用军队把鸦片贩子和无辜者们软禁在一起，涉及多国人员！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欧洲或美洲，必然引起一场滔天巨澜，甚至一场战争。我将致信我国政府，强烈要求派兵保护侨商的安全，我国政府不会对公民在海外遭受的磨难等闲视之。”裨治文嗟叹道：“这要归咎于大清国的制度。这个国家自以为是中央之花，把其他国家视为蛮夷，只肯与它们建立封贡关系，一俟出现纠纷和争议，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只好诉诸蛮力。”

由于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的冲突，两个美国人就仿佛拥有了一种第三方的无利益关系的身份，他们的议论在读者眼中也便获得客观中立的信服力。选择两人对话为这段叙述作结，就造成了一种本书作者借他们之口说出自己看法并希望读者接受的叙述态势，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作者为何选择呈现这段议论，而且在这一部分仅仅呈现这段议论，同时又没有对议论所及相关事件进一步多方求证和呈现。也即是说，林则徐及中国当局昧于时势、盲目自大、闭目塞听、行事蛮横的看法是应该接受的，这一看法在本书其他多处也有表示。两个美国人的议论事实上也比较集中地表达了当时主张发动战争的英国人和此后西方人的看法。后来，这一看法也被中国人接受，成为关于鸦片战争的一个常见观点，后文会围绕这些观点来展开讨论。

裨治文与查理·京的议论之后，王著关于这场见面的叙述戛然而止，立即转向别处，却没有适度地设置一段用第三人称以林则徐和中国当局的立场陈述的行事缘由或他们的自我陈述，仿佛法庭没有给被告做无罪辩护的机会，而是一场缺席审判。被告无回应，单方面宣判就成了唯一可供读者参考的意见。

这其实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遭遇：处于被“看”的位置，遭受缺席审判。西方人则通过对中国的“看”，获得认知主体的地位，进而垄断了对绝对价值标准的制定权和阐释权。这种“看”中国人的叙事结构，在后来对鸦片战争的回溯中逐渐渗透在西方认知中国的各个环节，并随之进入到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滚滚大势如此，王著只是在潜移默化中不自觉地顺从着那样的结构，所以我们也不应给王著一个单独的责难。当鸦片战争的结局读者已然知晓，即中国军事上的最终失败，带着这种认知反观之前的中英两国，其呈现的图景便是：英国人每一个行动都有他自身的逻辑和对全局的把控，而中国人却始终深陷于无知的盲动，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对结局了然于胸，这是后人在评判历史时天然拥有的相较当事人的绝对优势，然而，以结局为依据来反观当事人的行事，就相当于考试作弊，可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数对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中国失败史的叙述，就正是带着这样的绝对优势来作弊的。

英国与天下的冲突

对于裨治文与查理·京的议论，林则徐和历史其实是有回应的。

首先，查理·京针对被软禁所说的“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欧洲或美洲，必然引起一场滔天巨澜，甚至一场战争”，是毫无依据的虚妄之词。林则徐撤走外国商馆的中国雇用者，英国人的生活确实不像以前那样舒适，因为英国人需要做煎鸡蛋这类以前不必亲自做的事情。但根据一位亲身经历的英国商人帕特森的回忆，当时被封锁的一条英国商船每天都得到一条中国船的供给，在广州的商人也受到很友好的对待，可以自由到商馆对面的广场玩球（张馨保《林钦差和鸦片战争》）。软禁开始没几天，经林则徐同意，又有通事雇佣的人来给他们做家务活，如洗衣、缝补、打扫和做饭等。度假的心态在商馆区流行起来（《黄金圈住地》）。

在此之前，清政府已经多次重申禁烟法律，并严格执行，林则徐在包围商馆之前一直通过行商通知英商上交鸦片。而英国议员斯坦霍普在伦敦的上议院辩论中说，中国的执法措施实属平和，因为在英国遇到这种情况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英国议会辩论档案：Earl Stanhope, HL Deb 12 May 1840 vol. 54 col 19.）。事实上，查理·京在1840年1月于《中国丛报》发表的文章中也称“东方模式并不比西方模式更为严厉”，与英国议员斯坦霍普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英国人在缴出鸦片集体撤离广州后，他们居然还要求其他国家的商人一同撤出，查理·京认为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审慎、不明智的，因为这“将无辜者与有罪者搅合在一起，会使合法的贸易商承受巨大损失”，“当英国人选择离开广州时，美国人决定留下”（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这样的立场也与查理·京在王著中的说法完全相反。而查理·京所说“我将致信我国政府，强烈要求派兵保护侨商的安全，我国政府不会对公民在海外遭受的磨难等闲视之”，最后美国国务院也没有给予回应，类似当代中国到利比亚撤侨的海外行动，并没有在美国人身上发生。

其次，事实上美国人并不无辜，他们所办的旗昌洋行，在鸦片贸易中名列第三，仅位于英国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之后。所以，当1840年4月25日美国代办领事多喇那向林则徐递交禀帖表示美国在中英冲突中保持中立时，英国人的《广州纪事报》以长篇评论文章对其加以嘲讽，对禀帖中所言美国为“旁观之国”的言论尤为不满（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在这次禁烟中，旗昌洋行上缴给林则徐1437箱鸦片（关于美国人的鸦片贸易，《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 1784-1844》一书有专节论之甚详）。顺带一提，这个旗昌洋行的主要股东小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正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多次被美国人评为最佳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

更重要的是，尽管有旗昌洋行这样的贩毒集团，美国人总体来讲在禁烟中是受益的。自从1839年5月底义律率领英商离开广州，并宣布禁止英商进口贸易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甚至其他国家也一度为英国所惑，徘徊不前。对此，林则徐多次向外商宣传中国的禁烟政策，强调区分良莠和不咎既往、严惩将来的原则，并在贸易方面对遵式具结的商人给予优惠待遇，提供保护措施，结果局面很快打开了。“自严办鸦片以来，各夷埠均有传闻，以鸦片出自英国，此后该国买卖可减，别国买卖可增。如连国（丹麦）、瑞国及单鹰（普鲁士）、甚波拉等国，历年不过偶来一二船，本年来者特多，是他夷皆有欣欣向荣之象”（《筹办夷务始末》）。美国更是乘虚而入，很快取代英国的商业地位，并伙同其他几国瓜分了英国在中国的全部商业利益。在1839年下半年中，各国具结进口的商船有62只，其中45只为美国船。这个数目比以往美国全年来华的船数还多。所以，1840年4月25日，林则徐命广州知府余保纯转告美国代办领事多喇那，当时对于愿意具结进口的外国船只，并无“故意耽搁”之事，美国人在英人被禁止贸易后，已经获益“数倍于往年”。真正对各国的正常贸易造成损害的，是来自英国的军事封锁。1840年6月22日，英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宣布封锁珠江口，各国贸易均无法进行，美国人首当其冲。他们联名写出抗议信，指出英军的封锁伤害了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国际法和现存的条约，是非法的和没有先例的”。（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

事实上，英国人非法破坏诸国自由贸易的行径，在四十多年前便受到中国当局的警惕。乾隆在写给他的亲信大臣的谕旨中，曾经几次流露出他的不安，他担心英国人通过排挤那些与中国保持长期贸易关系的其他国家，借机垄断在广州的对华贸易。乾隆五十八年（1793）10月2日的谕旨中提到：“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清高宗实录》）故从18世纪初年直至19世纪，清政府在向外商发布的公告中，一再重申“一视同仁”政策，目的都是抑制英国在大清国的扩张。直到1839年9月1日林则徐上疏道光时，对英国“侵凌他国之术”也是充满警惕的（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当印度和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一个接着一个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清政府这项政策，其实比较成功地抗拒了英国的殖民地野心（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

由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中国当局恰恰是一直在非常积极努力地去维护贸易的正常进行，并试图在各国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然而，此时正凭借工业体系的汲取能力和强大的海军力量进行四处扩张掠夺的英国，对中国这种“一视同仁”的政策已经很不耐烦，他们不希望得到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待遇，而希望有更多独享的特权。

早在鸦片战争前的1834年，英国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律劳卑在给两广总督卢坤的告示中说：“以英国大主权能嵬嵬，版图洋洋，四方皆有所服；地出广汪，土产丰盛，即大清亦非能比权。有勇猛兵卒，集成火单，所攻皆胜；亦有水师大船，内有带至百二十大炮者，巡弋各洋。并中华之人所未敢驶到各海，亦无不到。”（《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律劳卑言辞间那种缺乏教养、无所顾忌的耀武扬威，把英国人的心态充分体现出来。

再来看19世纪英国大众文化，一本名为《神仙们的爱好》的儿童读物中，为我们勾绘了一幅各国朝拜维多利亚女王的朝贡图：

来自远东地区的国王们，（印度）高尔贡达的王子们，塞林伽巴丹的君主们，帝王，摩洛哥的皇帝，西藏达赖喇嘛和菲菲佛夫的喇嘛，所有这些人都光着膝盖匍匐前行，拜倒在女王的宝座前，他们背上扛着大袋的珠宝，口袋中还有给女王的特别的礼物。她拥有所有这些价值连城的礼物，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金条，来自澳大利亚这块富饶土地的满载着金矿的船只。女王的宝库堆满了金锭以及大量珍贵的宝石。

W.B.Wallen，《女王接见缅甸使节》（1872）  图片源自Arthur Lawrence Merrill,Life and Times and Times of Queen Victoria(1901).

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60年代初，T.琼斯.巴克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油画，题目是《英格兰如此伟大之奥秘何在》，又名为《维多利亚女王向非洲酋长赠送圣经》。在这幅画里，代表帝国尊贵形象的维多利亚女王身着华丽礼服，两手捧着一部《圣经》，与一位跪倒在地的非洲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女王对照，无论是跪者躬着的背，还是他伸出的双臂，还有那渴望的眼神，都表明了他处于种族和文化的弱势地位。在女王和跪着的非洲人身后，站着英国军官和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这幅画完成之后，即被运往英国各地巡回展出，所经之处包括英伦岛屿最偏远的地域，也包括1864年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举办的一次展览。对那些从未见过一个非洲人或印第安人的英国人来说，这些巡回展览，有效地向他们展示了大英帝国与异教徒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野蛮人如何归顺了基督教圣经和英国君主的统治。（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

T.琼斯巴克，《英格兰如此伟大之奥秘所在》（约1863）。图片源自伦敦国家肖像画美术馆

这些例证就是19世纪的英国人希望与其他国家形成的相处方式，其中完全看不到对其他国家的平等意识。正因为如此，1835年10月24日英国在华所办报纸《广州周报》上，一位英国人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任何（国家）的政府眼里都是讨厌和怀疑的对象。”（A Citizen of the World,“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Press”,The Canton Press,October 24th,1835.）

正如刘禾所说，当19世纪英国官员把他们的帝国野心和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带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碰到的不是政治真空，而是清王朝自己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比如林则徐在给英国国王的信中，开篇即言中国对于中外关系的总体思路是：“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以天地之心为心。”这种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即天下体系。孔子曰：“天无私载，地无私覆，日月无私照。”天只有一个，天无外，所以天无偏私。《礼记》曰：“天子不言出。”天下任何地方皆为天子之家，天子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走出天下之内，整个世界都是内部而无外部，世界是一个没有外部性而只有内部性的世界。天下体系希望世界所有地方都成为天下的内部，且任何国家或任何人接受这个体系所能够获得的好处大于破坏这个体系所能获得的好处（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显然，天下体系是一个操作系统而非应用软件，它不是一种帮助中国与他国进行较量的意识形态。读者诸君试想一下，这样无外的天下意识，岂不与我们一度认定的清朝中国的封闭性完全相反？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当时的中国，真的闭关锁国了吗？

清朝中国真的闭关锁国了吗？

1906年，汪精卫在《民报》刊发文章《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其中有云：

“自西力东侵以来，吾国陷于旋涡之地位，既无复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国力颓丧，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终日，国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实惟满洲人秉政之故。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闻者疑吾言乎？试取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古芬氏著最近之支那第四章支那之外交有云：‘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征服支那，而建清朝。专从事于鼓吹国人之排外思想。今日欧美人恒言支那人之排外思想，为其固有之性质。不知鼓吹激励此思想者，实满洲人也。盖满洲人欲以少数之民族制御大国，永使驯服其下，因而遮断外国之交通，杜绝外来之势力，其结果遂致使支那人有强烈之排外感情。勃克曰，满朝势力之确立，全由于锁国政策。然其衰落，亦恐坐是也。可谓名言矣。’以上古芬氏之言也，亦可谓旁观者清矣。”

中文文献中最早用“锁国”一词描述清朝中国，乃始于此文，始于此晚清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动员的特殊语境。特别要提醒的是，汪精卫用锁国描述清朝中国，并非首出于己见，而是受外国人启发，引用“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这里的外国人，是暂不可考的欧美人士。随着此文被大加引用，“闭关锁国”即逐渐被广泛接受为诠释清朝历史的标准范式。

汪精卫此文事事引用“外国人（欧美人）之言论以证明之”，然而此处的欧美人之言论并无展开的逻辑和事实的证明，只是一个干瘪空洞的结论。所以，此处对汪精卫的排满立场构成证明的，不是欧美人的论说的细密完备，而是此观点由欧美人的身份来言说，这就假定了欧美人必然比中国人更懂中国的前提。近世中国以来，这个前提是一大思维毒瘤，祸害人间，至今不绝。与之相伴的，是对欧美人永远抱无限的同情之理解、对中国人则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的现象。

汪精卫当时正在日本留学，锁国一词，其实是借用于对日本德川幕府时期与外部打交道的方式的一种流行描述。该词首次见于文献，在1801年日本学者志筑忠雄的《锁国论》，这本是对德国人一篇论文的翻译，该论文题目直译是《关于采取目前这种方式封锁日本帝国，不准国民同一切外国贸易发生关系之当否的探讨》。此德国人的意思，指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把国家完全封闭起来，不同外国发生关系。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官方，从未使用过“锁国”一词来命名对外政策，而是用的“异船御禁止”，也并没有把国家封闭起来，比如长崎就作为通商口岸，与中国贸易从未断绝。（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的“锁国”状态，其实最初都出自欧美人士的观感。西方话语，惯于割裂非西方历史上长期以来与外界产生的关系，把非西方与世界的联系说成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史，否定非西方本来存在的认识主体姿态，否定非西方“被研究者”自己研究自己及研究他人的能力，从而否认其世界观之世界意义。日本非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且按下不表，对清朝中国而言，闭关锁国这一笼统的概括，虽然一再被学者反驳，却因为某种叙事链条的需要，至今仍在被广泛使用，故有再加以澄清的必要。

闭关锁国的印象，最直接的来源是清朝的海禁政策。然而事实上，在1644年至1840年这一百九十六年中，只有1655年至1683年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海禁，1717年至1727年实行了部分地区海禁，总计不过三十九年，其余一百五十七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即使在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其海外贸易额甚至比宋明两朝有所发展。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之前英商强行航至宁波贸易而遭严加驱逐，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的贸易遂被撤销，欧美各国只许在广州进行贸易，这就是英国人在鸦片战争前一再诟病的广州体制的开始，也被许多近代史书写称为“全面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代的开始”和“闭关政策的最后形成”。

但实际上，广州并不是对外唯一的通商口岸，整个清代中国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沿海港口较大的还有泉州、厦门、舟山、宁波、南京（上海），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港口计有一百多处，整个沿海都是开放贸易的，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贸易的关系（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且中国体制早已明定，以不同口岸就近接待不同国家，朝鲜经沈阳入口，苏禄经厦门入口，缅甸、南掌由云南入口，越南由广西入口，琉球由福建入口，暹罗由广州入口，日本由宁波入口，葡萄牙、英国经澳门入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03《朝贡》、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事实上，后来欧美各国通过战争或条约等手段主动要求开港的通商道路和通商港口，仍然在上述范围内。一个主权国家有其体制尊严，来客当须遵依主人规定，英商到浙贸易，要私自开辟新口岸，仿佛野人一样到处乱闯，这是典型的缺乏法律意识和主权意识，故受到驱逐，遂被限定只在广州贸易。

而南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国家，并未受限，仍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乾隆二十三年（1758）上谕：“如系向来到厦番船，自可照例准其贸易。”故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商船，仍然不断到福建厦门等地进行贸易。根据1833年的一次统计，中国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帆船贸易每年的总额为7000万至8000万美元，这一贸易额几乎相当于同时期中英贸易的两倍（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

事实上，鸦片战争前，欧美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已经非常大，且一直在增长。在1764年至1806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输入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了九倍，中国输入英国的增加了四倍；美国输入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了四倍，中国输入美国的增加了九十多倍。若以商船为例，据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七十二年中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而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道光十八年（1838）八十年间到粤海关贸易的商船共5107艘，增加了十六倍。（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据美国人统计，18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就超过了其进口总量的1/3，将近英国进口量的3/4（美国是9867208美元，英国是13048022美元，进口总量是26200230美元）。据1833 年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听证会记录，英属殖民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每年为3200万美元，而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是1100万美元。另据同时代人菲普斯估计，中国与英国贸易达4445 万美元，英属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为2743多万美元。中西方各种估算虽有出入，但均可看出中外贸易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这样的规模，与中国当局的积极贸易政策不无关系。比如，实行减税和免税制度、优待外国商人等。粤海关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规定，洋船原额税减去“十之二”，康熙二十四年（1685）“于原减之外，再减二分”。康熙三十七年（1698）“著减广东海关额税银三万二百八五两”。康熙三十八年（1699），减免英商船“原定税收之四分三，以招揽贸易”。康熙四十七年（1708），中国当局对“暹罗贡使所带货物，请听其随便贸易，并免征税”。雍正二年（1724）、三年（1725）、五年（1727）、六年（1728）对暹罗船运米来广州贸易，“概免征税”。乾隆八年（1743）规定：外洋船来“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银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十分之三”。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又准免珍珠，宝石之税”。道光二年（1822）因广州夷商货物被火烧，中国当局又免收其税。道光十年（1830）两广总督李鸿宾又密奏减夷船进口规银，决定“东西洋船饷银俱照额减二征收”。

正因为中国当局的这些优惠政策，在华贸易变得非常有吸引力。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1830年代，英国下议院组织过一个“考察东印度公司的当前情况及大不列颠、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情况小组委员会”，查阅大量文献，在大批和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国、美国和印度商人中进行了广泛细致的调查研究，其所出第一次报告书就达五大卷之多。下面是经营中印贸易的商人阿肯的作证答词：

问：在广州做生意，方不方便？

答：大为方便。

问：你认为在广州做生意和你在你所熟悉的任何其他商埠同样的方便吗？

答：我认为广州更加方便。

问：和在印度一样方便吗？

答：这比印度方便得多。

问：在广州也和在英国同样的方便吗？

答：是的，并且更加方便得多。

这个小组最后作出结论说，绝大多数在广州住过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

1836年，《广州周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华自由贸易》的文章，作者认为“与中国人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很兴旺”，即使没有英国政府官员的保护，“自由商人”也可以很好地照料自己，阻碍只有两个，一是英国政府对进口货（主要是茶叶）征收的重税，一是东印度公司代理人继续插手广州贸易。（“Free Trade with China”,The Canton Press,June 11th,1836）

另外，中国商人并未受限，且从四海关出海贸易的规模也已经非常大。1757年之后，从福建、浙江、江苏沿海港口出海贸易的商船仍是不少，如乾隆二十九年“浙、闽各商携带土丝及二蚕湖丝往柔佛诸国贸易”（《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七）。康熙二十年至道光十九年（1681—1839），东往日本贸易的商船就有3840艘（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后驶往东南亚的帆船共295艘，总吨位达85200吨，道光十一年（1831），中国到南洋各国贸易的商船达到275艘，吨位一般在120吨至900吨之间，平均为300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18 世纪，广州华商已经经营广州与欧洲间货运的帆船贸易。1763 年广州帆船所承担的广州对外贸易货运量占总量的30 % ，约略与英国的货运量相等，余下的40 %由各国来广州的货船分担。从此可见广州帆船货运在当时世界船运中的地位。

而且，当时的中国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商人，广州华南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南海水域伸展到欧、美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美各地。比如，行商伍秉鉴，曾投资于美国的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他的基金还被用于建立美国股票投资公司、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公司。1843 年，伍秉鉴逝世后，其子伍崇曜继续对美大规模投资。他从其父通过巴林洋行在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就入账一百二十五万美元的红利。1891年时伍氏家族在美国尚有一百万多美元受托基金，在1878到1891 年间每年得息四万多美元。

19世纪初，许多美国商人因营运的需要而向中国人大量借钱，广州丽泉行商潘长耀是其债主之一。美商借债逾期不还，单在费城，便有21名商人欠他的债款达五十万美元。为此，潘长耀在1815年曾写信给美国总统麦迪逊，抱怨美国商人欠债不还。伍秉鉴有一次见一位美国商人生意失败，就撕毁了一份七万两千美元的借据，给他一条活路，这位美国商人感动得当场下跪，最终也得以返回家园，东山再起。（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见，无论是走进来还是走出去，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用闭关锁国概括清代中国对外状态完全不符合史实。另一方面，有锁就有门，锁国的同时就意味着紧闭的门，所以又发生了需要把门打开的问题，于是在“锁国”之外又有了“打开大门”这个描述清朝中国被动状况的常见描述。当锁国被证伪后，打开大门这个说法就自然是错误的。中国的门从来就是开着的，并不需要再次打开。

所以，著名史学家李伯重在其新作《火枪与账簿》中谈到全球化时说：“传统的‘明清闭关自守’论，今天已经过时。只有摒弃了这种陈说的束缚，才可以实实在在地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事实上，早在16世纪之前很久，中国就一直在亚洲东部和印度洋东部经济圈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16世纪，欧洲人从海路到达中国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

恰恰不是因为清代中国闭关锁国，而是因为中外贸易规模大，互相依赖深，已经难舍难分，无法一拍两散、各飞西东，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日益伴随着更加紧密地加强联系的要求，这才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谁是自由贸易的敌人

英国人（鸦片战争前主要是英国鸦片贩子，打完仗，其他西方人也逐渐加入）用闭关锁国责难中国时，自然而然设置了一个自身的开放形象，这种形象主要表现在其为自身设计的自由贸易播种者的角色上，甚至认为这种角色与西方文明有本质性的关联。然而，这种角色和关联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16世纪开始，欧洲的海外商品和白银逐渐增多，竞争形态和要素发生变化，商业与贸易成为社会资本的主力，封建领主的经济地位逐渐被商人和殖民者取代，英国及西欧诸国便开始了重商主义时代，相应的政策，是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鼓励国外的原料免税进口，禁止本国的原料出口，其措施花样百出，比如荷兰为发展渔业和造船业，规定每周五晚必须吃鱼。

更严厉的是英国。由于英国长期以来的出口贸易几乎都是羊毛及羊毛制品，早在1258年为了限制羊毛原料的自由出口，英国即颁布了“牛津条例”，该条例规定“英国所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14到15世纪多次重申这一规定。后来类似的限制更加严厉，走私活羊出口的首犯会被没收财产砍掉左手，再犯就判死刑；乔治三世（1760—1820在位）为了禁运羊毛和打击走私，甚至还颁布法令，“不准在海滨五英里内剪羊毛”（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1651年，英国议会颁布航海法，规定国货国运、外国船只不准入内，不准外国货进入殖民地；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工商业成本，比如工人偷懒会割掉耳朵，或罚为奴隶给检举者；小孩满4岁即可以上工，每日工作12个小时。

这样的重商主义一直在实行。直到鸦片战争前，英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从未达到所谓自由贸易的水平：1700—1799年是27%；1800—1845年是40%，其中1800—1809年间增长高达36%，1810—1819年间则增长到44%，1820—1829年间达到顶峰55%，而1830—1839年间则为38%，到1840年时征税种类多达1146项。1841年当选为首相的罗伯特·皮尔，其竞选成功所凭借的正是维持《谷物法》的承诺。另外，上文已提到，1836年英国人在华刊物《广州周报》发表《对华自由贸易》一文认为英国商人对华贸易的主要阻碍是英国政府对进口货（主要是茶叶）征收的重税。的确如此，1833年英国对华茶征收96%至100%的进口税，1834年提高到100%至300%。可见，英国高关税对正当贸易的限制，是导致英国商人热衷进行鸦片走私的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高的关税税率，其收入大量用于为发动战争提供的资金支持：1715—1790年间，英国的关税收入占据了国防费用的37%，1790—1815年间为25%，1815—1850年间占到了年均利息支付的70%（利息支付占到了中央政府支出的50%），1850—1913年间累退税收入仍然占到国防费用的60%。在向英国军国主义提供资金支持的过程中，所有原材料中约有60%被征收了关税，其中大多数成为英国工业的重要资本投入。历史学家霍布森在其《帝国主义》中指出，18至19世纪大英帝国正是靠间接税和关税保护主义而强大起来的。

我们再来看同时期中国的关税。

鸦片战争前粤海关主要进出口货物税费征收情况

以1830年代后期的价格为参照，则广东粤海关出口货正税平均税率约在2%左右，实征税费率约在10%左右；进口货正税平均税率约在6％左右，实征税费率平均约在12%左右（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无论是正税还是实征税，中国的关税税率都远远低于同时期的英国，这也是前文提到的在华贸易极具吸引力的原因。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确实接近过自由贸易，如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1849年废除了《航海条例》，然而1846—1860年间，英国关税税率仍然保持在20%的高额水平。虽然此后一度取消了大部分商品的关税，但都是英国有比较优势、不惧任何竞争的产品，或者在整体贸易中无足轻重的产品，而且很快也发生了变化。1931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禁止不正当进口法》，规定贸易部有权决定对某些商品征收100%的保护关税。1932年2月4日，英国议会通过《进口关税法》，规定除小麦、肉类和英国生产或短缺的原材料外，所有的进口商品都要征收进口税。该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在言行上都正式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说，自由放任已经走到尽头，就如同奴隶贸易一样。

从上述史实来看，只有19至20世纪交汇期间英国短暂接近了自由贸易，其历史的大部分时候则与之相去甚远，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所以，那种把鸦片战争看成自由贸易战胜闭关锁国的看法，显而易见是错误的，而把自由贸易与西方文明根基相关联的观点就更是异想天开了。

走向世界的起点

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初步确定的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原则，承认在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更高权威，被追认为现代国家间关系的源头。既然国家主权意味着不存在更高的政治权威，那么，欧洲各国互相承认国家主权就等于制造了欧洲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如果局限于国家这个思考单位，则政治意义上的有制度、有管理、有秩序的“世界”尚未存在，而地理或物理意义上的世界就成为一个没有人对它负责人的荒地，是可以被任意掠夺和争夺的公共资源，是进行征服的战场（赵汀阳《天下体系》）。所以欧洲所在的世界是一个丛林，一个非世界，它只是个地理存在而不是政治存在，地理意义上的世界毫无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政治世界，所以17世纪之后的欧洲并不在世界之中。

同时期的中国，与其周边国家一起，却建立了一个以零关税的积极贸易为经济内容（1839年林则徐致英国女王的信中说“利则天下公之”）、以互相承认荣誉性的象征关系为政治形式的共生网络（这个共生网络通常被称为朝贡体系，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下体系），中国扮演该网络形式上的最高仲裁和各成员相互间交往渠道的角色（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于是，该网络内至少有一个组织在名义上不能只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而是被她自己和其他成员赋予了必须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维持国家间正常关系的象征性义务，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主导的这个网络里的国家间关系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一个有世界制度意识的政治世界。孟子云：“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制定《祖训录》明确地对后继者们说：“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由此，“因为有了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东亚世界各国之间在近代以前发生的冲突，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规模来说，都远远少于同期的欧洲、中亚、西亚等地区。”（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把人类一切现代成就归于英国、顽固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也感叹道：“欧洲的战乱频仍和日本或中国的持久和平对比鲜明。”（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

而欧洲各国之间，则因无政府状态而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把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当成了征服的战场。英格兰在1689年至1815年126年间有73年在打仗，而1100年至1900年则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打仗，像17世纪三十年战争导致德国三分之一人口被毁灭的事情，在欧洲史上更是屡屡发生。这样频繁的战争，具有决定性地塑造了欧洲的现代国家（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由此培养出来的杀戮欲也深深植根于欧洲人的文化基因（雅各比《杀戮欲》）。而且，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并不能看成是独立主权国家间的战争，因为这样会忽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欧洲国家相互之间其实有很深的权力和人员的交叉，从如下哈布斯堡家族后期君主拥有的头衔就可以看出：

奥地利皇帝；匈牙利、波西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利西亚、罗德美利亚、与伊利里亚之王；耶路撒冷等地之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与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尔茨堡、史地利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与布科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拉维亚边境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与瓜斯地拉，奥斯维茨和萨托，泰申、福里奥、拉古萨与扎拉大公；哈布斯堡与蒂洛尔、基堡、哥兹、格拉迪斯卡伯爵；特兰托与布利琛公爵；上下洛斯茨与伊斯的利亚边境伯爵；霍恩姆斯、费尔得克奇、布莱根茨、索能堡等地之伯爵；的里雅斯特领主；卡塔罗与温地斯马克领主；伏伊伏丁那与塞尔维亚大公……

这个头衔是哈布斯堡家族无数次联姻、讨价还价和掠夺的记录。欧洲这些古老的君主制国家，不只通过战争，也靠一种“性的政治”来进行扩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在这样的扩张中达成政治的深切交互，从而很难把各个国家看成相对独立的主权国家。

再举1914年至1918年的欧战的例子。这次战争的各参战国的元首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而维多利亚女王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妻亚历山德拉的祖母（沙皇的皇后则将维多利亚所携带的血友病基因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沙皇本人就是乔治五世的大表哥，他们两人都是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九世外孙，从照片上看他们像孪生兄弟。此外，各家族间通婚的密集网络，把从瑞典、挪威和丹麦到西班牙、比利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小一点的欧洲国家的国王和王后们联系起来（《杀戮欲》）。这次欧战，是一场最典型的家族间的内战，这也可以看出，欧洲人屠戮自己人的热情其实远远超过对于亚非拉，在英法德意俄等欧洲国家之间世世代代的血海深仇和循环鄙视链面前，亚非拉所遭受欧美的那些侵略就并不显得特别屈辱了。

当欧洲以战争和“性的政治”为主要手段进行对外活动，明朝在东亚便自觉地以强烈的象征性和荣誉感的互授为核心的国家礼仪和以“利与天下公之”为原则展开的自由贸易建立了一个无外的政治世界。英国人通过鸦片战争，想更深入地走进这个无外的政治世界，且这场战争给英国人争取到的对华贸易的诸多权利，开创了先例，被后来的欧美国家所效仿，于是我们可以说，欧美从无意义的地理世界即非世界，走进了有意义的政治世界即真正的世界。所以，鸦片战争不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而是欧美走向世界的起点。

（说明：本文预设的读者是手机端网络平台，为方便阅读，只随文夹注参考著作名称而不包含出版信息和页码，若由此造成引用不清，则凡文中创见与前此发表的研究雷同，发明权均归原作者。特此声明。）

（本文原发于微信公众号“自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