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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咸鱼:钟会姜维叛乱与蜀汉帝国的谢幕

2017-09-03 08:20:50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臭咸鱼】

2013年初,在天府广场东北侧的四川大剧院建筑工地上,一尊石兽重现天日引来考古界的瞩目。经过几年的发掘工作,近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向媒体透露:从此遗迹中获得的汉代遗存所占比重最大,以及结合史料记载,此初遗迹极有可能为蜀汉宫城。

这里说的蜀汉便是三国鼎立之时的蜀汉帝国,由刘备于公元221年在成都建国,亡于公元263年。这个存在历史长河中短短四十余年的帝国(从刘备实际控制蜀地开始算则有近50年。),却留下了无数供后人缅怀的名胜与传说。

笔者借蜀汉宫城这个话题,说说蜀汉帝国的谢幕:钟会之乱。

在三国鼎立后期,曹魏帝国内部出现了巨大变革,自司马氏专权后的淮南三叛(最后一次是于公元258年结束的诸葛诞叛乱),皆以司马氏得胜而告终,历史的天平已经倾向于司马氏。然而在公元260年发生的“高贵乡公曹髦之死”所带来的道德舆论压力却始终是司马昭代魏的巨大阻力。在此情况下,司马昭只有建立更大的功业来提升威望,从而走出实现魏晋易代实质性的一步。

与此同时,曹魏皇帝曹奂多次下诏加司马昭九锡、晋相国之位,司马昭无一例外地拒绝了。司马昭并非谦虚,而是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弑君而带来的道德舆论压力也令司马昭不敢贸然接受九锡之赐。

高贵乡公曹髦被杀,成济和王经成为了替罪羊

另一边的蜀汉帝国已是君昏臣黯、奸臣弄权,即使有赤胆忠心的大将军姜维在只手扶天,也难以改变大厦将倾的命运。既知蜀汉颓势已显,司马昭便欲以伐蜀之资作为政治上的进身之阶。可是当他提出伐蜀后,出乎意料之外,朝臣大多数都持反对意见。只有心腹钟会明白司马昭的心思,竭力赞成。

司马昭向众人解释说从平定寿春诸葛诞扰乱以来已经六年了,吴地广大下湿,难以用武,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可水陆并进,乘势灭吴。并言蜀国军士不过九万,留守成都和保卫其他地方的就不下四万,剩下的不过有五万人罢了。且姜维远在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

在这个议题上,征西将军邓艾坚持反对,以至于司马昭派主簿师纂亲自说服邓艾,邓艾这才同意。我们从此也可以看出邓艾在政治上的迟钝,在司马昭已经决定伐蜀后,邓艾竟然还屡次反对。作为将领,没有政治眼光是不行的,邓艾的悲剧不得不说也是源于此。

景元三年(262年)冬,曹魏帝国开始筹备战事。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司马昭敕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做出将要伐吴的姿态以迷惑吴国。

次年(263年),五月,曹魏帝国伐蜀大军开始调动。司马昭遣征西将军邓艾督三万余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连缀姜维;以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馀人自祁山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以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趣汉中。以廷尉卫瓘为监军,行镇西将军钟会司马,“持节监艾、会军事。”

姜维听到魏国将要伐蜀的消息后,上表汉主刘禅,建议派遣车骑将军张翼、廖化督领诸军分守阳安关口,以防未然。然而后主亲信佞臣黄皓素来相信巫鬼之事,认为敌人不会来,让后主罢其事,因此蜀汉大臣都不知道此事。

蜀汉灭亡之责任固然在于后主听信谗言,然而姜维也难逃其咎,汉中为蜀汉门户,关乎蜀地生死存亡,姜维在得知曹魏伐蜀后,没有全力坚守汉中,反而一直在沓中,也是一大过失。

八月,钟会在洛阳举行誓师大会后,大军开始出发。蜀汉方面安排廖化率兵前往沓中支持姜维,张翼、董厥前往阳安关口为外围助力。或许刘禅是真的慌了,将景耀六年改为炎兴元年,汉为火德,“炎兴”也就是蜀汉兴旺,希望通过改元的当时祈求上苍保佑蜀汉政权。

蜀汉将领坚守不战,退保汉、乐二城,城中各有五千人。随后钟会率领军队到达汉中,顺便派人祭奠了诸葛亮之墓。九月,钟会使前将军李辅围困王含于乐城,护军荀恺围困蒋斌(蒋琬之子)于汉城。

本来汉中就是易守难攻之地,坚守不战无疑是上上之策,然而由于蜀汉将领蒋舒和傅佥存在矛盾(原本蒋舒为主,傅佥为辅,蜀汉以蒋舒无功,用傅佥替代了蒋舒,蒋舒由此愤恨不已),在钟会派胡烈为前锋攻打关口后,蒋舒欺骗傅佥说:“敌人来了不打而闭城自守,这不是所说的‘子以保城获全为功’,我以出战迎敌为大功,咱们各行其是。”蒋舒假装出战迎敌,其实是率大军投降了魏将胡烈,而傅佥却错误地以为蒋舒出战迎敌,也没有在城墙设防。胡烈乘虚偷袭城池,傅佥战死。钟会长驱而入,直取汉中。

傅佥战邓艾

与此同时,邓艾派遣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大营,陇西太守牵弘为前锋邀击,金城太守杨欣向甘松。姜维听闻汉中已失,引兵还,杨欣追姜维至强川口,与之大战,姜维大败,还至阴平,随后退至白水,在剑阁和廖化、张翼以拒钟会。

十月,蜀汉向吴国告急求助,吴孙休派遣大将军丁奉督军向寿春,留平向南郡,丁封、孙异拟向沔中救汉。洛阳捷报频传,司马昭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野心,在三路大军,只攻打下汉中的情况下,立马接受了九锡、相国之赐。

随后的“邓艾灭蜀”于当时情形而言,是出乎司马昭意料之外的,毕竟司马昭也只是把伐蜀当做代魏的阶梯,拿下汉中已经是大功告成了,若是邓艾一军冒险被灭,反而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邓艾进军至阴平,挑选精锐,想要和诸葛绪直取成都,但是诸葛绪自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牵制姜维,拒绝向西,因而引军和钟会会和。

钟会此时,却生出野心,想要吞并诸葛绪的军队,于是暗地里向司马昭上表说诸葛绪懦弱不进,于是诸葛绪被槛车征还,军队由钟会统领。

姜维凭险自守,钟会攻之不克,加上司马昭已经接受相国之位,此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所以钟会借口粮道运输遥远,不如罢兵班师。不料,当初反对伐蜀的邓艾却站出来反对,他认为宜将剩勇追穷寇:“若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馀里,奇兵冲其腹心,出其不意,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

邓艾决定要偷渡阴平

邓艾独自率军直接走阴平小道,行军七百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道路艰险,邓艾裹毡,“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抵达江油后,蜀汉将领马邈不战而降。

随后诸葛瞻(诸葛亮之子)率军到达涪县,黄权之子黄崇多次劝谏诸葛瞻应该拒险自守,不可令敌人到平地。诸葛瞻拒绝,执意出战,要与邓艾正面交战。同时,邓艾派遣使者想要劝降诸葛瞻,“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诸葛瞻拒不投降。

双方开战后,司马师纂初战不利,被邓艾呵斥。师纂、邓忠只得誓死再战,终于逆转占据,此战斩诸葛瞻父子及黄崇。

诸葛瞻战败的消息传来,蜀汉朝廷人心惶惶不安,百姓扰扰,逃到大山里去,朝廷无法禁止。蜀后主召开大会,使群臣发表意见。有人主张奔吴,有人主张奔向南中,光禄大夫谯周却力排众议主张投降,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自古以来,没有寄居他国尚能为天子。如果投降吴国,也是向吴国称臣。

二、大国兼并小国,是自然之理也,魏国可以灭吴,吴国不能灭魏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投降魏国是耻辱,奔吴也是耻辱,然而吴国灭亡还得臣服魏国,还得再受一次亡国之耻。与其二辱不如一辱。

三、南人不可靠。如今大敌当前,祸乱将至,人心难测,恐怕离开成都就有不测,更不用说到南中了。现在看来谯周的投降言论固然令人不耻,然而也并非没有道理可言。所谓的南人不复反不过是史家的溢美之辞,也不是事实,在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的几年里,南中也发生了多次扰乱。甚至“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

谯周为了打消刘禅的疑虑,更是说如果陛下降魏,魏国不裂土封侯,他会亲自到洛阳给刘禅争之。

北地王刘谌劝父亲背城一战,同死社稷。刘禅不听。刘谌在昭烈庙大哭一场,杀妻子后自杀。

随后后主派遣侍中张绍奉玺绶向邓艾投降,派太仆命令姜维向钟会投降,又派遣李虎送蜀汉士民百姓口簿给邓艾,截止蜀汉灭亡,共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邓艾到成都,接受了蜀汉群臣的投降。

不懂政治的邓艾下场非常悲剧

但是邓艾随后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未经司马昭的允许,擅自承制封“汉主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汉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虽然二百多年前,邓禹也曾经这样做过,但是邓禹遇到的是宽宏大量的汉光武帝刘秀,而邓艾遇到的是内宽外忌、猜疑心重的司马昭。

在伐蜀战役中,我们可以明确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为国捐躯的多是荆州派系的,益州人很少。

《诸葛亮传》:瞻长子尚,与瞻俱没。

《蒋琬传》:蒋斌随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斌弟显,为太子仆,会亦爱其才学,与斌同时死。

《张翼传》:明年正月,随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

《张飞传》:苞子遵为尚书,随诸葛瞻于绵竹,与邓艾战,死。

为何益州人对蜀汉政权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呢?刘备入川,荆楚人显贵,在刘备和诸葛亮执政的情况下,由于诸葛亮开诚布公,公平执政,益州人的基本政治利益还是得到了满足,然而随着诸葛亮死去,蜀汉政权的核心几乎都是荆州派(包括二代士人)或者是亲近荆州派的东州派,益州本地士人几乎全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以外,蜀汉的录尚书事可考的没有一个是益州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益州人自然对蜀汉政权没有认同感。

相反按照汉魏以来的传统惯例,州郡除县令刺史太守之外,都有由本地人充当郡县掾属,把持当地权力。投降魏国,按照九品中正制来选官,以本地人充当州郡中正,垄断选举做官的权力,无疑是对益州人非常有利的。

姜维、张翼等将士听到后主命令他们向钟会投降的消息,无不满怀悲愤,以至于将士们拔刀斫石。最终,姜维率军投奔钟会。

在曹魏帝国这边,司马昭得知蜀汉帝国投降的消息,喜出望外,完全是原计划之外的收获!朝廷下诏任命钟会为司徒,赠邑万户,邓艾为太尉,赠邑二万户,名义上是将此二人升迁为三公以示褒奖,实际上也有剥夺兵权的意味。

邓艾灭蜀后,就变得骄傲自大起来,甚至给司马昭上书说因平蜀之锋芒趁机平吴,甚至还打算“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为顺流之事”,“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完全不能领会司马昭想到此为止的政治意图,司马昭自然回信劝止。

同样的,钟会作为伐蜀总指挥,却让下属邓艾抢了头功,两人势必不能相容,司马昭也预见矛盾,也开始筹备如何完成兵权顺利交接。

灭蜀之后钟会的野心迅速膨胀

对于钟会来说,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出他试图叛乱的念头起于何时,是在赞成司马昭伐蜀议事之时,还是与邓艾争功之后。姜维与邓艾是多年的对手,他在归附钟会后,自然积极挑拨钟会与邓艾之间的矛盾。姜维也希望能引发魏军内乱,自己再趁乱匡扶蜀汉社稷。

钟会对姜维也是青睐有加,“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当成心腹。姜维知道钟会图谋不轨,想趁乱匡扶蜀汉社稷,就以退为进劝钟会效法范蠡泛舟四海,不问政事,钟会闻弦歌而知雅意,自然不同意。

就在邓艾不识时务地反复向司马昭申请伐吴之时,钟会联合卫瓘、师篡一同以邓艾承制封拜官员为理由上表说邓艾意图造反。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少子,本人擅长书法,会模仿别人的字迹。钟会模仿邓艾的笔迹并篡改邓艾的言辞,换成傲慢、狂悖的言辞,并毁了司马昭给邓艾的回信。

司马昭接到钟会等人的奏章,以对邓艾固执反感,自然选择详细钟会等人的说辞。

咸熙元年正月,诏书槛车押送邓艾会回京。与此同时,司马昭这边组织行动起来,预防蜀地再发生兵变。司马昭派遣贾充率兵入斜谷,自率大军至长安观察动静。

钟会派卫瓘到成都捉拿邓艾,暗地里却以为卫瓘兵少,邓艾足以杀卫瓘,然后邓艾便落得个擅自杀监军的罪名。卫瓘知道钟会的打算,于是连夜至成都,向邓艾将领宣布,奉诏捉拿邓艾,其余一律不问。如果归附官军的,赏赐如前。

天亮时,将领都来归附卫瓘。卫瓘乘车直入邓艾营帐,捉拿邓艾,当时邓艾尚未起床。邓艾部将们后来想要劫出邓艾,卫瓘假装上表要向司马昭申明邓艾的冤屈,诸将都选择相信他的话没有行动。

随后,钟会率军抵达成都,接管邓艾旧部,令将邓艾父子送到京师。此时,钟会因为独自统领大军,威震益州,加上姜维的煽动于是决意谋反。

钟会使姜维率五万人出斜谷,自率大军随后至长安。随后钟会得到司马昭的书信得知贾充入斜谷,屯乐城的消息,惊慌不已。此时的他还安慰自己即使不能定天下,还可以退保蜀汉,不失做刘备。

钟会先请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官员和蜀汉官员为魏明元郭太后发丧,矫诏废司马昭,使亲信替代诸将领军,并把胡烈等将领骗来,关押到益州衙门内,并紧闭成都城门宫门,严兵把守。卫瓘坚决不同意参与钟会的政变,与钟会各自拿着刀相持一晚,最后他以身体虚弱,便用装病的方法骗过钟会,得以脱身。

姜维政变以失败而告终

姜维见政变已经开始,便给后主刘禅上书:“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钟会在此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放出卫瓘,卫瓘却将钟会谋反的消息传到魏军军营,组织军队攻打钟会。

同时,钟会属下有个叫丘建的,本是胡烈的属下,钟会非常喜欢他,就把他带到身边。

因故主胡烈被囚禁,丘建于心不忍,于是向钟会请求允许派亲兵出去取食物,胡烈趁机骗亲兵说钟会已经挖了大坑,准备坑尽在内的将领。一夜之间,辗转相告,所有被困的将领都得到了消息,大家不期而遇争先奔向城中,钟会听到消息,不再犹豫,准备派人杀自己囚禁的诸牙门将领和太守,可是为时已晚。

不久城外有人爬梯登城,欲来搭救主将,城内有人的放火烧屋,城内乱成一团,许多被困将领终于趁乱从屋里攀爬而出,与城外自己所属的军队汇合。

最后,城门洞开,魏国将士在卫瓘的率领下,杀向蜀汉皇宫,钟会和姜维率数百人负隅顽抗,不敌而死。

这场战乱,不但造成钟会、姜维身死,蒋琬的两个儿子蒋斌、蒋显,还有张翼都是跟随姜维的蜀汉将军,也在这场兵变中一同遇害。

魏兵甚至趁机在成都城内大肆侵略数天,原蜀汉官民也被杀害,如故尚书卫继。后主刘禅在兵变中,只有秘书令郤正和殿中督张通两人跟随护主,十分狼狈,长子刘璿也死于此难;最著名的事件应该是庞德之子庞会趁乱将关羽子嗣灭门,以报杀父之仇。

在钟会谋反一事中,史书记载不少人未卜先知钟会谋反的事,笔者认为这些都不可信,史官附会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一开始钟会构陷邓艾,司马昭仍然相信钟会,槛车征艾,而且根据《晋书·荀勖传》记载:“及钟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可见司马昭对于一向为自己亲信的钟会谋反感到非常的意外,若是事先知道钟会谋反绝不会如此表现。

钟会究竟何时产生谋反之心呢?以笔者推测,当是是在姜维的鼓动下决定铤而走险,放手一搏,然而钟会率领军队皆是北人,其家属都在中原,将士思归心切,平蜀之功尚未酬赏,哪里会有心思和钟会谋反?正如司马昭所说“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蜀汉刚刚亡国,蜀汉士人朝不保夕、前途未卜,如惊弓之鸟,何足与之谋大事?

蜀地大乱后,为安抚人心,司马昭随后下令减免蜀汉赋役。为了防止益州再次割据,从益州分出梁州,将后主及蜀汉官员迁往洛阳,加以控制,并提拔了一些益州士人出任要职。

令人惋惜的是邓艾父子,邓艾营中将士已经把邓艾迎回来了,然而卫瓘自以为曾经和钟会陷构邓艾,怕邓艾告状,于是派遣护军田续(田绪此人和邓艾有仇,邓艾最初进入江油时,田绪不进,邓艾想杀了田绪,最终没有杀他)杀了邓艾。邓艾的悲剧还不至于此,邓艾在洛阳的儿子也全部被司马昭诛杀,邓艾妻子和孙子被流放到西域。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钟会谋反证据确凿,死有余辜。钟会的儿子只有钟毅被杀,钟峻、钟辿不但不受牵连,反而官爵如故。或许有人说可能是因为钟会的哥哥钟毓“曾密启司马文王,言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故宥峻等云”,这简直是小说家言了。

众所周知,钟会是名公之子、出身显贵,其家族是汉魏显赫的颍川钟氏家族,钟会父亲钟繇是曹魏帝国的开国重臣,官至太傅,辅佐曹叡;钟毓和司马昭是少年玩伴,两家有通家之好,钟、荀、陈三大家族相关联姻,编织了一个强大的士族关系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司马昭在魏晋禅代前夕,已经是尽可能减少株连士族弟子,以维持政治稳定。

而邓艾寒门出身,无家族势力可以凭借,完全是靠才能和司马懿的提携才官至高位,邓艾有口吃,更是和善于清谈的魏晋士族弟子格格不入,虽是司马懿的亲信,却非司马昭的亲信,难以融入魏晋士族人际关系网络中。

晋武帝登基后,为安抚人心,对于前朝所诛灭的有罪之家多所宽宥和平反,但始终没有给邓艾平反,上疏为邓艾平反的也是西晋政治网络中的边缘人物。泰始九年,晋武帝下诏:“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虽说任用邓艾孙以示宽宏,然而还是在承认邓艾有罪的前提下,不过是因为邓艾“不逃刑”罢了。毕竟若是公开为邓艾平反,就要追究卫瓘等人的责任,而卫瓘出身河东卫氏,汉晋一流士族高门,本人是武帝亲信,武帝甚至一度曾经想让太子纳卫瓘女儿为太子妃,为邓艾平反势必引起朝中士族人心惶惶,或许在武帝看来是件不划算的事情。

监军卫瓘因为钟、邓二人身死,成为伐蜀的最大利益获得者。钟会、邓艾二将争功并非偶然,十五年后,晋伐吴,同样的事再次发生在王浚、王浑身上,这其实暴露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西晋全盘接受曹魏的政治关系网络,西晋朝廷高官多是曹魏功臣子弟,底层寒门士人被极度排斥,上层权力核心及其封闭。正如刘颂所说“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

蜀地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所谓“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每当天下大乱之际,总会产生过许多的割据政权。

两汉之际,公孙述建立成家权(25年—36年)

东汉末年,益州先是为刘焉、刘璋父子所割据,刘备后建立蜀汉政权(221年—263年);

西晋末,李雄建立成汉权(304年—347年)

东晋末年,焦纵割据四川(405年—413年);

五代时,王建建立前蜀政权(907年—925年),后又为孟知祥建立后蜀政权(934年—965年);

元末,明玉珍建立夏政权(1362年—1371年)

正如饶胜文先生所说:“据蜀者若安于割据,不思进取,则瞿塘虽险,毕竟岑彭、刘光义、汤和曾入其门户,剑阁虽险,毕竟钟会、邓艾、邢峦、尉迟迥、郭崇韬、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险要,至于李势、焦纵据蜀焦纵据蜀,东不过垫江,故桓温、刘敬宣、朱龄石攻蜀时,入川之路畅行无阻。”

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只有政治上积极进取、以德服人、爱民如子,方能保障军事上的兴盛强大。纵观蜀汉历史,诚哉斯言。后主信用奸佞、朝纲败坏、民有菜色,虽有姜维矢志不渝,终究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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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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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三国故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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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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