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逝世终年87岁 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来源:观察者网综合

2014-04-18 07:39

许多年以后,当人们追忆加西亚·马尔克斯时,一定会想起他曾经说过“死后150年都不给中国作品版权”,然后在去世前4年(2010年)将《百年孤独》授权给中国的一家民营出版社。北京时间今天(18日)凌晨,哥伦比亚著名作家、《百年孤独》作者、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

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对中国一代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等著名作家都曾从中获益,该书直接助推了寻根文学和故乡书写热,其经典开头“许多年以后……”曾遭众多中国作家仿写。

《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于今天凌晨逝世 终年87岁

几天前媒体曾报道了马尔克斯身体恶化的消息。据墨西哥媒体报道,马尔克斯1999年就被查出癌症。在美国接受化疗后,肿瘤缩小。今年3月,马尔克斯因肺部和尿道感染在墨西哥接受治疗。医生再次对其进行检查时发现,马尔克斯癌症扩散至肺部、肝脏。4月8日,马尔克斯出院回家做保守治疗。

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出生于哥伦比亚,1961年移居墨西哥继续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百年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霍乱时期的爱情》、《上校无人来信》等。

哥伦比亚总统曼努埃尔·桑托斯当天在其个人微博上说,马尔克斯是史上最伟大的哥伦比亚人,伟人永远不会与世长辞。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当天表示,他以国家名义向当今最伟大作家的去世表示哀悼和惋惜,认为马尔克斯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走向了全世界。

对中国作家影响巨大

行销全球的《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所有作品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部,是文学潮流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对于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青年,此书影响甚广。在当时出名的一批中国作家中,多位都直接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百年孤独》的这一开卷句式,曾出现在众多中国作家的笔下,如马原的《虚构》、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雷祸》、洪峰的《和平年代》、刘恒的《虚证》、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格非的《褐色鸟群》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余华甚至在2007年的新作《兄弟》的开篇中,重复了这样的马尔克斯式的句子。甚至“把写作变成一门好生意”的“八零后”青春偶像写手郭敬明在其高三写就的成名作《幻城》中,也没有忘记用这句“很多年以后”作开篇。

也许不仅仅是开篇的写法上有如此多的模仿痕迹,陈忠实的《白鹿原》某种程度上就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中国版。《白鹿原》的扉页上是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对应起的就是《百年孤独》。

1984年,尚未成为作家的莫言在读到《百年孤独》后,感慨“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曾表示:“如果我早些知道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法,说不定我早就写出了一部《百年孤独》了。”著名作家余华曾说:“马尔克斯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我对他除了崇敬,没有别的。”

2012年,在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题为“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演讲中称:“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2007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参加正在此间举行的第四届世界西班牙语大会时表达了他对马尔克斯的喜爱,称他为“文学英雄”。克林顿称其独生女切尔西读完他全部的西班牙语著作。

马尔克斯生平

1927年3月6日,马尔克斯生于哥伦比亚的小镇阿拉卡塔卡。8岁前,马尔克斯一直居住在外祖父家,他的外祖父是上校,曾经两次参加哥伦比亚内战,外祖母是一个勤劳的农妇,对拉美传统神话故事非常熟悉。

1940年,马尔克斯迁居首都波哥大,1947年入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并开始文学创作,在大学期间,马尔克斯如饥似渴地阅读西班牙黄金时代的诗歌,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马尔克斯因哥伦比亚内战中途辍学,不久他进入报界,任《观察家报》记者。1955年,他因连载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海难而被迫离开哥伦比亚,任《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他在该年出版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枯枝败叶》。他花了7年时间才找到愿意出版它的人。马尔克斯曾经写道,“在所有他的作品中(截至1973年),《枯枝败叶》是他最喜欢的作品,因为他觉得它最真诚和自然。”

1958年,马尔克斯结婚,次年有了第一个儿子。 1960年,马尔克斯任古巴拉丁通讯社记者。1961年至1967年,他移居墨西哥,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之后他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和欧洲,继续其文学创作。 1975年,他为抗议智利政变举行文学罢工,搁笔5年。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任法国西班牙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同年,哥伦比亚地震,他回到祖国。

1999年,马尔克斯得淋巴癌,此后文学产量遽减。 据悉,由于受家族遗传、癌症化疗等因素的消极影响,马尔克斯已罹患老年痴呆症,其写作能力受到严重打击。

2014年4月17日,马尔克斯逝世。

只有这一版本的《百年孤独》经过了马尔克斯的授权

授权之前,中国出版的《百年孤独》

年轻的马尔克斯在写作

马尔克斯和古巴前总统卡斯特罗私交甚好

翻页请看:

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拉丁美洲的孤独

马尔克斯回忆如何走上创作道路:本来没想过当作家

 

拉丁美洲的孤独

(1982年12月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六名科学家——肯尼斯•威尔逊【物理学奖】,阿龙•克卢格【化学奖】,苏恩•伯格斯特龙、本格特•萨米尔松和约翰•R•范恩【医学奖】,乔治•J•斯蒂格勒【经济学奖】——从瑞典国王卡洛斯十六•古斯塔沃和王后西尔维娅手中接过著名的诺贝尔奖章。颁奖典礼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焦点人物,没有穿庄重的燕尾服,而是身着地道的加勒比西装,打破了诺贝尔奖的颁奖习俗。)

跟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安东尼奥,经过我们南美洲之后,写了一篇准确的报道,然而它更像一篇虚构出来的历险记。他这样写道,他看见过肚脐长在背上的猪,还看见过没有爪的鸟,这种鸟的雌鸟在雄鸟背上孵蛋。此外,还有一种酷似鲣鸟却没有舌头的鸟,它们的喙部像把羹匙。他还写道,还有一种奇怪的动物,它们长着驴头和驴耳,身体象骆驼,腿象鹿,叫起来却又象马。他写道,当他们把一面镜子放到在巴塔哥尼亚遇见的第一个土著居民眼前时,那个身材魁梧的巨人,被自己镜子中的形象吓得魂不附体。

从这本引人入胜的小册子里,已经隐约可见我们现在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远非那个时代的现实中最令人惊奇的证明。西印度群岛的史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类似记载。埃尔多拉多这块为人垂涎,但并不存在的国土,长期以来出现在许多地图上,并随着绘图者的想象而不断改变其原来的位置和形状。那位传奇式阿尔瓦尔,为了寻找长生不老的源泉,在墨西哥进行了为期八年的探查。在一次疯狂的远征中,他的同伴们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以至于出发时的六百人,在到达终点时,仅有五人幸存。在无数个从未被揭开的奥秘中,有这样一个:一天,有一万一千头骡子从库斯科出发,每头牲口驮有一百磅黄金,去赎回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可最终并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卡塔赫纳出售过一些在冲积土壤上饲养的母鸡,在它们的鸡肫里发现了金粒。我们开国者的这种黄金狂,直到不久前还在我们中间蔓延。就在上个世纪,研究在巴拿马地峡修筑连结两大洋铁路的德国代表团,还做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铁轨不用当地稀有的车铁来制造而是用黄金,那么方案便是可行的。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后,我们并未摆脱这种疯癫的状态。曾三次连任墨西哥独裁者的安东尼奥将军,竟用豪华的葬礼来掩埋他在一次称之为“糕点”战争中被打败的右腿。在厄瓜多尔进行了十六年君主独裁统治的加夫列尔将军,死后的尸体竟然被穿上大礼服和挂满勋章的铠甲,还安放在总统宝座上让人们守灵。萨尔瓦多特奥索福的独裁者马克西米利亚诺将军,在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使三万农民丧生,他发明了一种用来测试食物中毒的摆锤,还下令用红纸遮盖街灯,以控制猩红热的传染。修建在特古西加尔巴中心广场的佛朗西斯科纪念碑,实际上是从巴黎一个旧雕塑制品仓库里买来的奈元帅的塑像。

当代杰出的大诗人,智利的聂鲁达,十一年前,用他精彩的演说使这个地方生辉。那些有良知的欧洲人,当然也有居心不良的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起来自拉美神话般的消息,关注起那个广阔土地上富有幻想的男人和富有历史感的女人,他们生活节俭的程度可同神话故事相媲美。我们从未得到过片刻的安宁,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凭借火焰中的总统府为工事,同一支正规军对抗,最后英勇战死。两次令人怀疑,而又永远无法澄清的空中遇难,使一位性格豪爽的总统和一位恢复了民族尊严的民主军人丧生。爆发过五次战争和十六次政变,出现过一个魔鬼式的独裁者,他以上帝的名义对当代的拉美实行了第一次种族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1970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困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居民不知去向。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便不知道孩子的下落和身份。实际上,他们有的被别人偷偷收养,有的被军事当局送进孤儿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大陆有二十万男女英勇牺牲。十多万人死于中美洲三个任意杀人的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这个比例数用之美国,便相当于四年内有一百六十万人暴卒。

智利这个以好客闻名的国家,竟有一百万人外逃,即占智利人口的百分之十。乌拉圭历来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里,每五个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1979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迫使一人逃难,如果把拉美所有的流亡者和难民合在一起,便可组成一个比挪威人口还要多的国家。

我甚至这样认为,正是拉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表现形式,博得了瑞典学院的重视。这非同寻常的现实并非写在纸上,而是与我们共存的,并且造成我们每时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时它也成为永不枯竭的、充满不幸与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我这个游浪和思乡的哥伦比亚人,只不过是一个被命运圈定的数码而已。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武士和恶棍,总之,我们,一切隶属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的人,很少需要求助于想象力。因为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感到孤独的症结所在。

因此,如果说这些困难尚且造成我们这些了解困难实质的人感觉迟钝,那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有理智、有才干的人们,由于醉心于欣赏自己的文化,便不可能正确有效地理解我们拉美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他们用衡量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而忘却了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并不是平等的;他们忘却了追求平等对我们——如同他们所经历过的一样——是艰巨和残酷的。用他人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生活现实,只能使我们显得更加陌生,只能使我们越发不自由,只能使我们越发感以孤独。假如可尊敬的欧洲乐于用他们的历史来对照我们的今天,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增加一些。如果欧洲人能够记得伦敦曾经需要三百年时间才建成它的城墙,又用另外三百年才有了一位大主教;如果他们能够记得,在埃特鲁里亚,在一位国王确立罗马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前,它曾经在蒙昧的黑暗里挣扎了两千年之久;如果他们能够记得今天用酥香的奶酷和精确的钟表使我们感到快乐的、热爱和平的瑞士人,在十六世纪时曾像野蛮的大兵一样血洗欧洲,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提高一些。就是在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一万二千名由东罗马帝国圈养的德国雇佣军,还对罗马烧杀抢掠,用刀子捅死了八千个当地居民。

我并不想把托尼阿的幻想加以实体化,五十三年前托马斯•曼曾在这个大厅里赞扬过这位主人公统一纯洁的北方和热情的南方的梦想。但是,我相信那些思想敏锐的欧洲人,那些也在为更人道、更正义的伟大国家而奋斗的欧洲人,只要认真地修正自己看待我们的方式,便能够从远方帮助我们。对渴望在世界之林享有一席之地的人民的支持,如果不变成真正的具体行动。而仅仅声援我们的幻想,那是丝毫也不能减少我们的孤独感的。

拉美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他人摆布的棋子。她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在西半球的独立自主地位,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航海技术的进步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然而我们双方在文化上的距离却扩大了。为什么可以允许我们在文学上保持特色,却疑团满腹地拒绝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要求的独立自主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在其国内努力追求的社会正义,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成为拉美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无所顾忌的暴力和过分的痛苦,是世代的不公正和无止无休的苦难的恶果,而不是什么远离我们家园三千海里之外的地方策划出来的预谋。可是,不少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相信这种策划,他们犯了和他们祖辈同样的幼稚病,忘记了他们祖辈年轻时代进取向上的狂热,似乎以为除了任凭世界两大主宰者的摆布之外就没有其它生路。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严重程度。

虽然如此,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饿、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这种优势还在发展,还在加速:每年的出生者要比死亡者多七千四百万,新出生的人口相当于纽约每年人口增长的七倍,而他们大部分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国家里,其中当然包括拉美。相反地,那些最繁荣的国家却积蓄了足够摧毁不仅数百倍于当今存在的人类,而且可以消灭存在于这个倒霉世界上的任何生物的破坏力。

也是在象今天这样一个场合里,我的导师福克纳在这个大厅里说过:“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他在三十二年前拒绝接受这一世界灾难的说法,如今它仅仅是纯属科学判断上的一种可能。假若我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便感到不配占据他曾占据的这一讲坛。面对这个出人意外,从人类史看似乎是乌托邦式的现实,我们作为寓言的创造者,想念这一切是可能的;我们感到有权利相信:着手创造一种与这种乌托邦相反的现实还为时不晚,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中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张永泰译)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1970年5月3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在加拉加斯文化艺术中心的讲话。后被刊登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胡安•卡洛斯•萨帕塔在《加博①出生在加拉加斯,而非阿拉卡塔卡》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情形:记者尼古拉斯•特林卡多得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论坛,前去采访,见他“身材消瘦,蓄着浓密的小胡子,点着根烟”。他给听众讲的那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的故事,后来成为1974年路易斯•阿尔科利萨执导的《预感》电影剧本。)

首先,请原谅我坐着说话。因为如果我站着,恐怕会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真的!我原以为,这辈子最可怕的五分钟会是在一架飞机上面对着二三十名乘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对着两百位朋友。说到这儿,正好给了我一个由头谈起文学。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就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我承认,为了不来开这次大会,我什么点子都动过:我想生病,染上肺炎;想理发,让理发师用刀割了我的脖子;最后,我灵机一动,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这样,正式会议应该就会谢绝我入场了。可我忘了,这里是委内瑞拉,穿件衬衫哪儿都能去。因此,我还是坐在了这里,不知带说些什么,就说说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吧!

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学生时代,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上说,新生代对文学毫无贡献,写短篇小说的没有,写长篇小说的也没有。他只刊登老朽的文章,不登年轻人的。他说,不是他不登,是年轻人不写。

这话激发了我对同代人的集体荣誉感。我决定写个短篇,去堵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嘴,他是我的挚友,至少后来成为了我的挚友。我坐下来,写了个短篇,投到《观察家报》,等到下一个周日翻开报纸,我吓了一跳:那个短篇登了个全版,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公开认错,说了些“此文标志着哥伦比亚文坛新星诞生”之类的话。

这下我可真犯了愁,我对自己说:“瞧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怎样才能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下不来台呢?”答案是:继续写。但选材是个问题:动笔前,我得先想个故事。
出了五本书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坦白说,写作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越做越难的行当。当年那个短篇,我做一下午,轻轻巧巧就写完了;可如今,写一页纸都要费我老大的劲。我写作的方法便如刚才所说:事先跟不不知道要写什么,写多少。得先想故事,有好故事,脑子里多过几遍,等它慢慢成形。想好了——有时候要想好多年,《百年孤独》就足足想了十九年——想好了,再坐下来写,接下来就是最麻烦,最无趣的阶段了。想故事最有趣,要怎么把故事编圆,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那么多遍想下来,真要动笔,反而没劲了,至少我觉得没劲。

我来讲一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编得挺圆的故事。现在讲了,等哪天写出来,你们会发现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正好也可以观察其中的演变。想象一下: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女儿还不到十四。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就这样,净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②,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对手说:“我赌一个比索,你中不了。”大家都笑了,这儿子也笑了,可一杆打出去,还真的没中,就输了一个比索。对手问他:“怎么回事?这么容易都击不中?”儿子说:“是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妈妈和一个表妹或孙女什么的女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个比索。”“他怎么笨了?”“笨蛋都能打中的双着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他心慌。”

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位太太,也说要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之后不再赘述。卖肉的半小时就卖光了肉,然后宰了头牛,又卖光了。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的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村里一直这么热!”这里的乐器都用沥青修补,因为天热,乐师们总在阴凉的地方弹奏,要是在太阳底下,乐器非散架不可。有人说:“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小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儿。”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有什么好怕的,我走!”说着,就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了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敢走,我们也走。”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就剩最后一拨人了,有人说:“还有房子呢!可别留在这儿遭难。”就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其他人也跟着烧,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

①加夫列尔的昵称。

②台球术语,指主球在一次击球期间与两个目标球接触。

(观察者网综合人民网、凤凰网、中新网、腾讯网等)

责任编辑:隆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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