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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中国模式是否能更强势?张维为:不要太天真,要实事求是

2019-03-07 10:52:18

“你要真正的要复制我的模式,不仅仅只是学我的经济模式,是全方位的,政治的、经济的、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的。您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更强势一些?”

“你刚才这个表述本身违反了“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实事求是。一个国家的情况一定是自己最了解,所以要有其他国家完全复制你的模式,中国没有这个愿望,也做不到,人家做了可能也要失败。”

3月4日,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八期播出,主讲人张维为谈及“中国模式”的来源、内涵以及对中国发展的意义,并对外界对“中国模式”的误解做出回应和阐释。

以下为本期节目问答部分:

主持人:之前我们编前会小组在讨论的时候也在讨论这个关于大家各自对“中国模式”这样一个提法的理解,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人一听“中国模式”就好像有点紧张,您也说了这样的紧张完全没有必要。那小平同志也说,其实每个国家都可以有每个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咱们的“中国模式”套用一句古话,叫“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参考,您觉得最值得它们参考的是什么?

张维为:实际上任何一个模式,它背后哲学思想是最关键的。中国的哲学思想它是一种实践理性,或者讲白了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千万不要迷信任何书本,任何教条,从事实中寻找真理。现在你跟很多发展中国家学者谈,他们特别后悔。任何东西我们要先做先试验一下,看看效果好不好,比方我们改革开放特别开放,从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的,所以这个特区的概念特别受他们欢迎。

叶青林(节目嘉宾):但是我觉得张老师在讲这个“中国模式”的时候太圆滑,我们为了迎合很多人说这个太尖锐,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学习我们,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可复制的,如果不可(复制),那就是经验就好了,中国经验。你要真正的要复制我的模式,不仅仅只是学我的经济模式,是全方位的,政治的、经济的、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的。您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更强势一些?

张维为:我倒真是觉得我们千万不能太天真,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中国模式虽然很好,但也只是在中国管用。

你刚才这个表述本身违反了“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实事求是。一个国家的情况一定是自己最了解,所以要有其他国家完全复制你的模式,中国没有这个愿望,也做不到,人家做了可能也要失败。你说我总结的比较就是圆滑,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式人家能够听懂,比较中性。你比方说我用一个概念叫“有为政府”,或者“中性政府”,或者叫“强势政府”。如果完全在中国的背景下,我会谈党的领导,但在国际舞台上,你说这个“有为政府”,他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在谈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的作用给他们做一个介绍。

许钦铎(节目嘉宾):你别忘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老是揪着你说,你中国是不是在搞“例外论”,我们讲中国是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比如邓小平前领导人也讲过“中国是大块头”,当然里边内容很丰富,张老师也讲过就是“文明型国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文明型国家”,但我们如果太强调跟别人不一样又不行,太强调不一样的话,你就是“例外论”了,“中国例外论”,我们批评“美国例外论”,我们也不能自己搞“中国例外论”。

主持人:不过刚才钦铎的这个角度,我倒觉得也可能是一些人的困惑,中国它带有特殊性,所以在我们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来的这个模式,别人到底能学多少?

张维为:你现在看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这么多的项目在推动,其中有好几个是很典型地展现“中国模式”,而且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是我们的工业园区模式,我们有一些智库专门给一些国家设计园区,甚至帮它建,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经验的一个具体的做法。另外一个就是规划的制定,一带一路整个的方案,其中有一条规划相通,以我自己对世界的了解,多数国家是没有规划的,怎么个相通法。但后来我就是发觉,实际上你这个中国崛起之后,你提出这么个建议,人家没有规划的,它为了加入一带一路也开始制定规划了,所以这就是你的模式的,不叫输出,影响力的外溢,它要有一些政治协商,执政党跟反对党也要商量一下,尽管就是最后它能不能执行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得有一个东西。

主持人:走出了第一步。

叶青林:规划这个别人很难学的,因为这个都是盯着4年或5年的选票。

主持人:你的意思就是要学就要学全套。

张维为:青林你当心,你这个讲法当时和这个西方推销西方模式一样的。

主持人:要学就学全套。

张维为:要就全部,就是叫什么跳悬崖要一次性跃过去这山沟,不能分两次跃,所以戈尔巴乔夫就上这个当了。

主持人:所以青林也不要让别人上当。张老师再次强调“中国模式”里面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允许你按你的需求取一瓢饮,对,按取一瓢饮,不要说我整个模式给你,这个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义。

张维为:实际上这个世界之大,你比方说它有些国家它是联邦制的,它某个城市自己的自主权很大,而且它说我可以制定规划,你就来帮我这个城市做一个发展规划,这就有可能操作了。

马泽晨(节目嘉宾):张老师说的这个我们国家探索出的这种方式,正好是这个“激进式改革”跟“保守式改革”的一个取中的这么一个选项。这时我就有点感慨,说我们国家说的所谓“中庸”的概念,有时候大家容易偏向到“庸”这个字上,说你是碌碌无为,但其实“中”很重要。通过观察其他人的例子,我们找到了这么样一种做法,也是一个哲学上,就中国这个儒家思想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源泉,能找到一个落实点。

主持人:你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注意到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词是“共同”。就是你刚刚讲的,其实寻找这个“中庸”,寻找大家的最大公约数,对不对?

张维为:对。

Q1张教授你好,好多年轻人对中国的传统节日(比较漠视),甚至有一个同事之前问我端午节吃什么,我当时我真想抽他,真的,端午节吃什么都不知道。

(叶青林:我跟你讲,这个中国各地很多不是全部都吃粽子的,有些地方是吃这个卷饼。)

Q1: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咱们甚至一些学者,他要想发表一些东西,他甚至都要引荐就是外国的某些著名的人的一些话语或一些哲学思想,我就想难道我们泱泱的大国我们没有自己的指导文化吗?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飞机大炮这样的战争对于我们国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的侵入,那和被别的国家打败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张教授您个人的看法。

张维为:我给你一个简单粗暴的回答。这个问题有解,不用太担心。我这个碰到很多人,当时就说我们经过文革,这文化给摧残了,你不知道中国文化上的很厉害的一个是什么东西,他从外国的东西学过来,然后逐步逐步的,你表面看他是真的怎么这么崇拜别人,最后他全变成自己的东西,整个给它改造。二胡,中亚国家的,慢慢就变成了中国民乐的主要的乐器。现在老外都在说,说你看,中国现在小孩子会玩西洋乐器的太多了,拉小提琴,弹钢琴,特别是大城市里很高的比例,然后古典音乐中国成了最大的市场,你说这是好是坏?你可能会谴责他,但你换一个角度想想看,可能30年40年之后,这古典音乐中国全部改造过来了,真的,以后这个东西都忘了,小提琴就是中国的乐器了。

叶青林:中国文化有一个大法,吸星大法。

主持人:我们的融合能力特别强,但是反过来说我觉得,古典音乐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它也是人类的共同的文化瑰宝,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也都可以来分享。

马泽晨: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一个大环境的事情,你看现在自从习近平主席开始主政以后,很多小学里头,不仅原来有象征性的有书法课,还有很多很多国风的这种课程。我不是说这样的课程可以让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喜欢上这个,这也不现实,但是它会创造一个环境,在90后00后的这个网络文化里面,国风的比例在越来越往上走。尤其江苏、上海这边这些园林的这些景区,你会发现很多穿汉服的小团体,他们在自己自娱自乐,玩得很happy,玩得很高兴。他的传承中会有点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说一谈起这个古风文化,就是一个老者缕着胡须在竹简上写字,这是一个刻板印象。

Q2: 您好,张老师您好。您之前的话有和福山辩论过那个“历史终结论”,各个文明之间,到底会因为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产生和而不同,就是融合成一种新的道路呢,还是说大家因此产生不同的道路被“加强”呢?

张维为:你看福山他是相信“文化趋同论”的,讲白了就是现在你看,大家都喝可乐,吃汉堡包,去麦当劳,穿牛仔裤,进而就是大家都要选票,对不对,然后就是民主,叫“政治文化趋同”,甚至其他文化也趋同。但他的老师亨廷顿,他认为随着全球化,随着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你对别人更加了解的时候,你突然发觉就是你和人家更加不一样,所以他认为是“文明冲突论”。这是客观事实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中国人希望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找到大家的尽可能多的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最后使这个文明冲突可以化解到最低的限度,甚至变成文明融合。

主持人:是不是如果各个地方它地区发展、经济发展不平衡,其实这种冲突有可能会更加的明显?

张维为:特别是在西方这个一神教的文化传统中,你看到实际上所谓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它背后都是这种极端势力的上台,对外国人、对移民、对少数人的群体,它不那么容忍。

Q3:张教授您好,我想请教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倾向于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就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越来越固化了,它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进而它失去了解决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的能力。那么作为对比,您认为中国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解决的呢?谢谢。

张维为:谢谢。首先我同意你这个讲的,我也讲过,就是美国、西方,政治制度中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解决不了,一般以我们的观察,以中国人的视角,美国要进行大量的改革。你比方说控枪,对不对,这个你要好好改,否则每天这么多人都死了。但是美国这个结构,决定了你这个程序改革就要修宪,修宪是不可能通过的,它国会3/4的人通过,这不大可能的,所以你就看不到任何修宪的可能性,就是又改不了了,所以这是佐证,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就是从结构角度来说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我们尝试这么多年,这么多时间,还没有解决好,说明它有一定的顽固性。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另外就是官员的治理。官员治理它就是你只要研究,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官僚系统产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反复地出现。理论上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中国模式特点是它大量的试验,比方政府现在公认的,就深圳是做得非常好的,像浙江在尝试最多跑一次,这都非常成功的。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叫结构性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是就是一些深层次的很多实践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通过这一轮的改革,看能不能有所突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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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谢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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