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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大麻看似权利多元化,实则是解构社会共同体

2019-07-03 14:30:00

【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在讲自己个体和群体的这种利益,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不见了,被解构掉了。 带来的问题就是西方的这种所谓“政治多元主义”,讲得非常理想,说它的政治制度是开放的,所有人可以来进行这种公开的博弈,平等的博弈。但是你想想,消费者集团怎么能博弈得过资本集团、生产商集团,对吧?要求禁枪的群体,怎么能博弈得过美国步枪协会?本身它就是不平等的。

在6月24日的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二十三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补充解释了“西方民主有三个难以克服的基因缺陷”,同时还与节目主讲人张维为教授一起和现场观众进行问答交流。

观察者网整理节目问答部分,以飨读者。】

范勇鹏(节目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张老师提出第一条是“理性人”,我退一步来讲,即便人是完全理性的,在我理性最高的状态,我做我儿子的小学奥数题也做不出来。所以这里边有个能力的问题。政治生活显然是需要能力的。即使你是一个理性的选民,你究竟有没有能力来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你有利的,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再退一步,即使你能够掌握,还有一个概念叫“文化领导权”。最早是苏联早期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后来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都讲过这个问题。即使你是理性的,但是你处在一种文化霸权之下,你有时候未必能认识到你真正的利益在哪里。

文化领导权最初由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1884年间作为推翻沙皇的策略之一提出的。其后,列宁使用这个概念指出,无产阶级不要躲避资产阶级的革命,而要领导社会各阶级去争取推翻沙皇的胜利,同时不能放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图为普列汉诺夫)

再退一步,这种新的技术也会给这种理性人假设带来很大的问题。2016年美国大选里边就冒出一个问题,特朗普就用剑桥数据分析公司,通过社交软件的大数据分析,定点地去投放竞选广告。理性人假设有个前提,就是说你要选的这个东西是客观的,这个杯子放在这儿,我来选它,我决定买不买。但是这种新技术的产生,导致这个杯子本身已经不客观了,你看到的只是它想让你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这时候的选民,还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吗?

像这种新技术的出现,我非常悲观地预见,有可能会带来选举民主的终极失败。将来不光是西方,中国也要面临这种问题,怎么去解决这种新的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的这些挑战。

第二点,张老师讲到权利,绝对的权利。其实西方历史上也不是那么讲权利的,就是从六七十年代之后有个概念叫“赋权运动”,随着进步主义,随着平权运动,权利变成了一种霸权话语。所以你看,在西方所有的问题都变成权利问题了,吸毒的要讲权利,吸大麻也要,都是权利,动物有权利,连空气都有权利。

张维为:还有植物。

范勇鹏(节目嘉宾):对,植物都有权利。这种权利话语的泛滥,其实一定程度上,所有的进步都是两面的。它确实是一个进步,但是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在讲自己个体和群体的这种利益,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不见了,被解构掉了。

带来的问题就是西方的这种所谓“政治多元主义”,讲得非常理想,说它的政治制度是开放的,所有人可以来进行这种公开的博弈,平等的博弈。但是你想想,消费者集团怎么能博弈得过资本集团、生产商集团,对吧?要求禁枪的群体,怎么能博弈得过美国步枪协会?本身它就是不平等的。

张老师讲的第三点是程序万能,程序至上。政治是一个什么问题?政治涉及到人的生命、权利和利益的分配,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程序解决不了的。如果你真的假想完全按照程序至上的原则来进行政治生活,那么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能够更好地应用和操纵这个程序的人,是不是就得到了一种特殊的权利?普通的老百姓,包括我在内,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能力来充分地应用这个程序,我们是不是就变成了受害者?著名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所有人都认为他可能是有罪的,但是因为这个程序最后就不了了之。

辛普森在听到无罪裁定后的反应

我们要从西方的政治危机里边吸取它的教训,来完善我们自己的制度。我们要建的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强调什么?强调在程序的法的基础上,我们要强调结果的正义,我们不能脱离结果,只谈这个程序的正义。

观众1:你好,张教授。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意愿,如何用更好的一种形式和方法把它相结合,让大家都能够各得其所?

张维为:中国的制度,首先我们有个总的指导方针。在宏观的指导上,一个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一个是共产党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两点就确定了大致是要达成一个共识,最后证明它是能够达成共识的。

我觉得一个理想的制度,是应该能够充分照顾到方方面面、各种人群的利益。我们的制度设计要考虑到老年人、年轻人,各个地区的人,甚至还有未来要出生的人的利益等等。我们现在一个是协商民主,一个是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是你可以把各种各样意见全部都集中起来,民主集中制则是通过协商民主进一步提高。

范勇鹏(节目嘉宾):其实我一向认为,真正的民主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是没有矛盾的。这个矛盾从哪来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个概念的误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西方的观念给我们传播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自由民主,或者说代议制民主才是民主。那么我们有一部分人接受了这种观念,就会发现这种民主有时候会和自己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

张维为:我想是这样的,至少西方民主制度,我们刚才以英国“脱欧”为案例,它有个什么问题?中国人很难接受,简单多数、赢者通吃的原则。就以此为例,一个是52%,一个48%,52%就赢了,48%就输了,48%我就不管了。在中国文化中,那是要打内战的。英国“脱欧”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老年人赞成投“脱欧”的多,年轻人反对的多,但年轻人没去投票。想要再做一次,可能就不是这个结果,但没有办法。

范勇鹏(节目嘉宾):今天我们谈到民主,它的运作方式格外侧重一个方面,就是对民意的反应,人民在当下表达出来的意愿。但是很早我们的古人孟子就讲过一个区分,民意和民心是不一样的。什么是民心呢?那就是说长久来看更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意愿。一个政治制度,或者一个政治领导集团,究竟是该服务于更长久的根本利益,还是说仅仅去迎合短期的、暂时的民意,这里边就是一个根本的区别。所以我相信真正的民主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观众2主持人好,教授好。我想提的问题就是,刚才张老师提过说,英国“脱欧”派以3.8%的微弱优势取胜了,但是公投结果出来以后,其实很多“脱欧”派却反悔了。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欧美的所谓民主和咱们中国的民主,最大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张维为:首先这个现象现在很普遍,英文中一个说法叫选完就遗憾。最新的案例就是乌克兰,对不对?选出一个喜剧演员当总统。结果现在又发展出一个运动,开始要让他下台。

金钱的卷入,新社交媒体的卷入,实际上让忽悠老百姓变得非常容易。但忽悠成功之后,很多老百姓发觉要出大问题,又开始后悔,但这个情况不停地出现,隔了四年又可以忽悠。2004年陈水扁选举的时候,我记得是一颗子弹,对不对?然后是赢得0.2%的微弱多数,泛蓝简直是气得晕过去。多少台湾人现在怀念没有蓝绿的时代,对不对?真是这么回事。

应该说中国的民主实践中注意到这个问题,就要避免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重点确实放在一个是协商民主,一个是民主集中制,最终能够形成比较有效的决策,形成共识做事情。

协商民主基本的道理,一个是中国的文化传承,中国人相信有事好商量。另外就是我讲的文明型国家,人的基数太大了,10%的人不同意,那就是1.4个亿,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尽量广泛地民主磋商,否则容易出问题。当然我们还在探索,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这种民主制度的形式。

范勇鹏(节目嘉宾):我用一句话来回应中国民主和西方式民主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人民。因为即使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它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一个人民的画像,它能够以什么方式映射到政治制度里?

按照中国的这种方式,包括张老师刚才讲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共产党的组织这种方式,包括我们的人大,包括我们的协商民主很多方式,最后能够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界别的人民利益,能够体现在这样一个画像里面。

但是大家想一想,这种选举制度,我很长时间都在研究选举制度,它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首先是地方性的,是以选区为基础的。从一个选区里选出的人,他把地方性的利益给带进统一性的政治制度里,政治过程里,最后这个政策的结果就是一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的结果。我们要承认,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有时候确实能够得出一些比较好的结果,但有时候会带来政策的碎片化,无法代表这个国家整体人民的利益。

张维为:我们上次举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加州为什么建不成高铁,对不对?80年代就通过公投要建高铁,但是每个县的议员,代表自己县的利益,说要在我这里建一站,那个站要停一下,最终就建不成了,很简单的例子。什么是整体利益?找不到。

观众3:张老师、范老师好。关于我们平时经常说到“政治正确”的问题,“政治正确”其实现在在欧美非常流行,所以我非常想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政治正确”对我们社会造成的问题?

范勇鹏(节目嘉宾):这位先生问,中国怎么能避免将来出现“政治正确”积重难返的情况?其实很简单,我们真正是要去致力于解决人民,解决劳动者面临的困境。如果我们是为了追求中国人民的根本长远的利益,那么这种政治正确就不会形成恶性发展。

张维为:对待“政治正确”,就要用实事求是来克敌制胜,用实事求是原则。我觉得要有个机制,就是一定要取平衡,在制度设计上,要有好的制度,一定是能够让坏人不能做坏事情,让好人能够做好事、做大事。西方确实“政治正确”搞得走火入魔,比方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法国萨科齐主持内阁,他强调性别要绝对平等,完全地要15个男性部长,15个女性部长。这种走火入魔实际上是不符合中国人讲的实事求是原则。

马泽晨(节目嘉宾):不管是萨科齐、奥朗德,再到现在的马克龙政府,实际内阁中的男女数量从来没平衡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一直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女性,这也是他们拿出来吹的地方,就是说女性领导人也是可以的。但实际上这个不关乎性别,关键看你在这个位置上,能不能把你的领导力发挥出来,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有时候“政治正确”会让人把这个事情看得比较狭隘。

范勇鹏(节目嘉宾):说起“政治正确”,其实有两个层面。广义来讲,政治正确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实也是有正常原因的,就是社会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大家相互之间的尊重有一定的禁忌,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狭义的“政治正确”,一个特定的概念,我们要看它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政治正确”,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概念,背后反映的是“身份政治”。

什么是“身份政治”?比如性别,比如同性恋,比如说残疾人或者老年人。一直到2016年大选之前,很少能听到关于劳动者权利、工人权利。你就会发现,它这个过程实际是用“身份政治”,来排斥劳动者权利(问题)的一个过程。

观众4张教授您好,我就想问,英国“脱欧”主要是那些选民没有意识,相当于不专业的人干了一些不专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为我们不专业的人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您同意吗?

张维为:你这个观点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讲过,实际上也是柏拉图的观点。如果你生病了,你是会找经过专业训练的大夫,还是广场上随便找个人给你看病?一定是找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大夫来给你看病。

政治是一个关系到这么多人生活质量的大事情,它是非常专业的。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要达到一定级别,政治局常委什么的,需要治理过将近1亿人,才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就是你要有大量的治国理政经验,这符合中国整个的文化传统。

范勇鹏(节目嘉宾):其实西方政治学里确实有这样的流派,跟你的观点很接近。它说制造一个手表需要工匠,为什么统治国家这么复杂的事情,一个外行就能来做?

实际上,在二战之后的西方政治学兴起之前,即使在西方文明内部,也是讲究治国要有资质的,也要讲究治国术,只不过它做的没有那么好。特别是进入大众选举时代之后,其实很大程度上选不出合格的领导人来。

中国在这方面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传统。秦汉大一统之后,需要用一种客观的制度形式来完成统治阶层人才的选拔,逐渐地产生了这种从举荐到科举的发展过程。但实际上,科举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宋代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科举做不到的事情,需要学校,需要教育,不能国家不来教,然后只去考。所以考试和教育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到了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这套制度,包含各种各样的组织制度、干部制度,通过培训,各种各样的制度手段,包括酝酿,包括几上几下的这种民意考核,德能勤绩廉的考察,最后选出一个合格的治理国家的人才,这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制度。

张维为:前面范老师提到一点,西方过去把我们这个叫作精英政治,西方相当长时间也是精英政治。法国有个很有名的学校,叫埃纳(ENA,政府行政学院),法国的高级官员都是那个学校毕业的,现在也是被人家批评,说你们导致了法国如今治理得不好,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问题就是,一个是金钱的卷入,一个是新社交媒体的卷入。金钱卷入意味着,只要做过广告就知道,砸多少钱,什么样的效果是可以预期的。我出钱比你多一倍,广告效果就不一样,忽悠的人就更多,对不对?

社交媒体也是,新社交媒体出来之后,怎么办?一个有影响的喜剧演员,粉丝不知比一般的老百姓多多少,他的影响力当然就大,也就越来越难以产生高质量的人。所以我跟西方学者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他们也觉得现在是越来越难。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节目,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世界,用中国的话语来描述事情,不能老是西方在讲中国,我们要讲讲他们,点出他们的不智之处,点出他们的问题所在,来开出个药方。我特别相信,在国际比较中能够把中国事情看得更清楚。


(最后打个广告~张维为老师在两年前出版了《文明型国家》一书,“文明型国家”的概念解构了西方话语关于中国的主流叙述,为讲好“中国故事”,充分认识和包容中国文明特殊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概念工具。

本节目《这就是中国》中不少内容在该书中也有呈现。如果有兴趣,可扫描二维码或点击这里购买,全国包邮,并附赠精美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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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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