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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汉清:农村学生该去哪儿上中学 ——关于农村中学教育的几点思考

2019-09-02 08:00:15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邓汉清】

2018年的夏天,笔者一行11人在中部一所农村中学——长江中学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查。在调查的日子里,有一类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每年中考之前,这个中学的老师会去镇上的初中进行招生宣传,在宣传中,这些故事会被反复提及。

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这样的:一位在镇上初中学习成绩叱咤风云的学子,到城里的重点中学上学,但其后的高考成绩却不甚理想;与之对比的是,本来初中成绩不如他(她)的同学,在长江中学就读后反而取得了比他(她)好的成绩。

这些故事中的主角每年都会变化,但故事情节总是如此。虽然其中会有学校的主观成分,但据我们的深入调查,情况基本属实。这样的故事年复一年地发生,很难使人相信这是单纯的随机事件。

这些故事阐明了一个经验事实,即农村学生是难以进入城市教育体系的,也就是说城市教育体系对农村学生有着一定的排斥。那么城市教育体系是怎么样排斥农村学生的?其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机制与逻辑呢?这实际上反映了农村学校与农村生源之间内在的亲和性,而这种亲和性又是生源的社会属性的重要具体表现。

农村中学(资料图/视觉中国)

农村学校和农村家庭的亲和性

在调研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描述:“长江中学是一所校风很好的学校,而它在历史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正是源于它的优良校风”。一位城郊农村的学生告诉我们,她本可以去城里的重点中学读书,但因为台子(即一自然村)上有一位长江中学的老校友告诉她家里人,长江中学的校风很好,加之这位校友个人成功经历(在某知名211大学任教)的示范,她才到了这所农村中学读书。

类似的案例我们接触到许多,在周围的几个乡镇,民众对长江中学的校风评价普遍较高。具体的评价话语各有不同,但总体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要点:老师认真负责,学生勤奋刻苦,学校严格封闭化管理。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校风被视为一个潜变量。在一个经过严格信效度检验的校风量表中,校风被视为包含3个二阶因子和若干个一阶因子的变量,其中的3个二阶因子便分别是关于老师、学生和学校整体氛围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校风的好与坏是一个量的问题,或者更为严谨科学的说是一个等级的问题。

长江中学在3个维度上都拥有很高的得分,因而它是一所校风很好的学校,因此它取得了不错的高考成绩。这样的逻辑在长江中学这样一个单独的个案的经验中,是完全说得通的。但是将这种解释扩展到该市的其他学校,却显得缺乏解释力。

该市的两所“省重点”高中,在人们的描述中,既没有像长江中学那样认真负责的老师,也没有采用封闭式的管理,身在闹市区校园却近乎开放。那么这两所省重点在上面那个量表的两个维度得分都是很低的,它的校风不能说是好的,可它们却能够教出上清北的高分学生,也能够培养出两院的院士。说这两所学校的校风很差,怕是真的很冤枉。

实际上,校风不仅是量或者等级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个“类型”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的家庭往往希望学校有长江中学这样的校风,强调老师的尽责、学生的刻苦、学校的严格封闭式管理。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严格管教,勤能补拙”。这实际上与农村的家庭教育模式是息息相关的。

在中西部农村,教育往往并不是家庭的责任,加之务工潮所带来的普遍的隔代教育,教育的责任便全落在了学校身上。在许多中西部农村,如果孩子的学习出现了问题,大家会觉得是老师没有教好,而不是自己没有教好。家庭在教育中的缺位,使得老师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家长的角色,这必然要求老师要尽心、要负责,不仅要关心学习,还要关心生活。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农村孩子普遍没有很好的学习习惯,特别是自主学习的习惯与能力十分缺乏,厌学情绪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学校、老师就必须要严格的管理。

另外,教育作为农民重要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许多农民都认为只有上好大学才能出人头地,因此十分强调通过勤奋的学习考出高分。

在城市,情况当然就有了一些变化。城市的家庭教育不像农村一样是缺位的,相反,它有着相当强的“在场”的感觉。

城市的家庭教育使得老师能够专注于“教学”,因而被看重的往往不是老师的“负责”,而更多是老师的教学能力。城市的孩子由于良好的家庭教育,有着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因此学校并不需要时时严格管教学生,督促其学习,学校更需要的是良好的教育资源和平台。

虽然城市的孩子也需要考出好成绩而获得进入好大学的机会,但因为充足的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与农村学生相比,这种追求少了些许“唯分数论”的色彩。故而在城市学校中,大家竞争的不仅仅是靠勤奋得来的分数,而是一种“综合素养”,勤奋的因素在其中相对被淡化了。

长江中学的校风在农村家庭看来,或许是十分有吸引力的,但是在城市家庭眼中却不尽然。同样地,城市的家庭或许觉得那两所省重点学校的校风很好,相比之长江中学的校风则不那么好。

校风不应被简单地看作一个变量,它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校风实际上是一种学校教育模式,它与不同的家庭教育模式相互适应。简单来说,校风与家风相互适应,互为补充。因此校风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模式,是一套教育体系。

这种校风与家风的亲和性,实际上就是生源与学校之间亲和性的一个极大的组成部分。

农村学校和农村社会的亲和性

除此之外,这种亲和性主要表现在学校内部的日常社会交往中。姑且用笔者自身的经历来说明这个道理。

笔者小学在村里就读,初中时候到了镇上。刚上初中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深深困扰着我:

一个是送礼问题。镇里的孩子们流行生日和重要节日送礼物,这在村里的小学是闻所未闻的。送什么礼,怎么送礼,甚至于怎么包装,于我而言都是问题。

第二个是穿着打扮问题。在村里的时候,大家都穿着极为“乡土”的衣服,都是那种镇里的集贸市场买到的廉价的款式老土的衣服。裤子上大兜小兜,在村里小学是极为正常的事,但是在镇里初中,大家都有了些许时尚意识,觉着那种裤子上兜少的紧身牛仔裤才好看。

还有一个是交际问题。我记得初一那年圣诞节,和班上同学们去KTV,那时候我们家里没有音响,没听过音乐,我也根本没有会唱的歌曲,只能在一旁发呆。

这些问题困扰了我许久,直到我熟悉这一切。这是我自己的特殊个案,但背后却有普遍的机制。

在村庄中,农民有一套完整的日常交往模式。在村庄中,农民非常清楚自己要怎么和人交往,遵守怎么样的规范。对于周围的人,农民是熟悉的,对于周围人的行为,农民也是熟悉的。但是当农村学生进入城市学校,他就会面对城市的那一套日常交往模式。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对于农村学生而言,这一切都是陌生的。对于城市的学生来说,农村学生也是显得另类,无法理解的。这不单单是进入新的学校的问题,而且还是进入新的文化规范的问题,那么这时候他会有一个适应的问题,或者说面临一种社会排斥。笔者在进入镇上初中时所面临的问题,相信也是很多农村学生进入城市学校时所面临的问题。

长江中学一些学生的家长认为,城里的两所省重点虽好,但是城里学校攀比成风,也瞧不起农村学生,因此还是让孩子在镇上就读。这种看法背后隐藏的并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是两套交往规范之间的差异。

从家风和校风的关系来看,农村学校和农村家庭有着内在亲和性;从学校内的日常交往来看,农村学校和村庄社会有着内在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实际上说明了生源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它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学生或者生源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同质的“物”,而是实实在在存在于一定社会结构中的异质的人。因此教育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首先是个社会的问题。

上个月,笔者在北京市顺义区某个城郊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查。在一间狭小拥挤的无照早餐店内,老板娘向我们讲起了关于孩子教育的事情。

老大今年15岁,在县里的私立中学上学,这是一所封闭式管理的学校。她告诉我们,虽然这所学校的教育水平在县里的公立中学之下,但比农村中学要好一些。如果要去县里的公立学校就读,就只能走读而不能寄宿。并且现在政策变了,要到县里上学必须要有县城的户口。虽然12年就在县城买了房子,但是没有户口。

小儿子今年8岁,小学在北京上,但在北京上不了初中。考虑到小儿子的教育问题,所以她决定回到县里生活,让小儿子也去私立学校读书。虽然收入比北京低,但是能照顾到孩子的教育问题。

为什么私立学校能够发展起来,其背后有深刻的结构性因素,它实际上是农民的教育困境的一个出口。

不同教育的不同排斥性

在前文中,我们看到城市的公立教育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排斥农村学生的,它一部分是一种社会排斥,另一部分是一种制度和经济排斥,这是我们在下文要论述的。

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在既有的教育实践中,普遍采取一种划片招生的制度。作为这个制度的具体组成,必然会有一些学校的准入制度,这些制度在大部分时候都和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或者以“学区房”这样的形式与房产联系在一起(户籍和房产也很大程度上联系在一起)。就比如老板娘如果想要让孩子进入县里的公立学校,就必须在县里有房,政策改变后还必须有县城的户口。

在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它的内在合理性,从生源与学校的亲和性的角度来理解,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下,它又是一种对教育资源的垄断。

再者,农民想要进入城里就读,是要支付很大的经济成本的。一方面是生活成本,在中西部农村,上大学对于家庭而言是巨大的经济负担,实际上进入城里的中学读书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另外,许多城市学校是没有寄宿制的,孩子只能走读,而买房或租房,再或者家长进城照顾孩子,哪一项对农民家庭来说都是巨大问题。正如长江中学附近乡镇的农民,都是不希望学校搬走的,因为如果长江中学搬到城里去,那么上学远了,上学贵了,孩子也没人照顾了。

城里的学校上不去,那在农村上学呢?实际上,农村的教育体系,对于农民来说实际上也是“排斥”的。

经过撤点并校的浪潮,小学教育从村退守到镇一级;近年来,由于生源减少等许多原因,中学教育从镇一级退守到县一级。这种现象是切实发生的,也为许多学者所注意到,不管是高度抽象的“文字上移”,还是贴近现象的“中学县城化”,这些概念无不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那么,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实际上是一种几乎真空的状态。并且,优质教育资源长期为城市的学校所占有,农村中学普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教育质量和水平都有较大的下滑,多有“江河日下”的感觉。

农村中学普遍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图/视觉中国)

而且,如果让孩子留在农村上学,父母往往都会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是去大城市务工,还是留在家乡照顾孩子。前者,会面临隔代教育的问题,后者又有面临着收入减少的现实压力。对于农民而言,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私立学校一方面没有对农村学生的准入障碍,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比农村中学更好的教育资源。并且私立学校普遍实行寄宿制和封闭式管理,学生也以农村学生为主,因此它有着比城市公立学校更好的对农村生源的亲和性。

但是我们看到,私立学校是一种市场行为,它有着强烈的自利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教育的异化。并且,私立学校毕竟位于城市,进入它的成本虽然较城市公立学校低得多,但也比在农村中学读书高得多,不是每个家庭能承受的。

在既有的学术研究中,教育的社会属性或多或少是被忽略的,反之强调的是它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的属性。从人力资源生产的视角出发,必然会强调资源的合理配置,那么必然会强调资源的流动。这种简单的视角,无疑是不能理解教育问题的深刻复杂性的。

在这种视角下,城乡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就是简单的资源不平等,或者体制不畅通的问题。可事实哪有这么简单呢?教育是人的“塑造”,而不是简单的物的“生产”,教育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主体是多元的复杂的,而不是被动地接受雕琢。生源是双重性的,既有人力资源性,又有政治社会性。

现有教育实践中的所谓 “城乡教育一体化”,实际上就是被包装了的“教育城市化”。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必须要以乡土社会的城市化,农村家庭模式的完全城市化为前提。

长江中学一位曾长期在初中任教的老师向我们表达了他的心声。他认为,现在农村的初中毕业生,成绩和学习习惯都大不如前,其背后原因是“素质教育”的推行。以前,农村的初中以成绩为导向,老师对学生管理非常严格。现在推行素质教育了,淡化了成绩导向,导致现在学校和老师对学生成绩的要求变松了。可农村哪来的条件推行素质教育,到头来,学生既没有培养出所谓素质,也没有好的学习成绩和学习习惯。

这正是长江中学许多老师的心声。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素质教育本身就是对城市教育模式的一种反映,是与乡土社会和农民家庭教育模式不相合的。

在北京顺义的那个城中村,一位外来务工人员表达了她的辛酸。因为大儿子的辍学,她和丈夫格外注重小女儿的教育。他们每个月花大量的钱给女儿报补习班,可还是不见成效。访谈之余,她向我们反复询问一种“左脑开发”补习班是否靠谱。临走时,她告诉我们,自己文化水平较低,没办法辅导女儿的学业,学校里老师很多题都不会讲清楚,能否要我们的微信,方便以后向我们请教女儿不会的题。这是许多农民工家庭对城市教育体系挣扎适应的一个缩影。

农村生源流失不是单纯的人力资源问题

现在的许多农村中学和县城中学都面临着严重的生源流失问题,学者们也都关注到了这个问题。

生源作为一种人力资源,好的生源能够促进学校发展,使学校吸纳更多优质的生源;而生源质量下降,会使学校发展受影响,从而造成优质生源的进一步流失。这样的“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在教育实践中是相当朴素的道理。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雪球效应”,而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这个雪球停下来并且倒转,从而使得良性循环变为恶性循环。

如果单纯从生源的人力资源属性角度来分析这一个问题,就会陷入这样一种思维困境,那就是这种现象或者是由于城市中学教育资源的集中,从而吸收周围县域的优质生源而导致的,或者是由于农村中学与县城中学的没落,从而丧失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

但是这样的观点与经验并不是那么契合,城市的教育资源集中是早就存在的事实,并不是近几年的事情。况且近些年来,政府对县城中学的投资,不可谓不大。就以笔者调研的长江中学为例,该市两所省重点,以高考成绩作为指标,最辉煌的年代反而不是现在。但是近几年来,长江中学附近乡镇的许多优秀学生却去到这两所省重点上学。而农村中学与县城中学的没落,其实更应该是生源流失的结果。

从生源的社会属性来看,生源并不是任意流动的资源,而是黏着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上的。生源流失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因素在影响,实际上反映了农村的社会分化和农民的教育需求的转变。

以往的农村社会是低度分化的,不同家庭的教育模式也是差不多的,因此对于学校教育的需求是差不多的。那时候,就算是成绩很好的学生,也会觉得去镇上读书与去城里读书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正是农村中学得以留住大部分农村学生的原因之一。

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农村家庭对于教育的需求出现了分化。一部分经济条件教好,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开始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在这些家庭中,家庭教育不再是缺位的,而是像城市家庭教育开始显示出“在场”的特性。部分家庭也能够为子女教育承担更多的经济成本。

长江中学的陪读生宿舍的修建,就反映了农民教育需求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需求的多样化。

历史上,长江中学和大部分农村中学一样,主要学生都是寄宿的。虽然也有少部分家长陪读,但是大部分都是在高三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陪读一小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陪读的家长越来越多,而且许多都是长期陪读。为了不破坏学校的封闭式管理,也为了学生的安全,学校在2015年修建了陪读生公寓。

在陪读生公寓里,我们访谈了一部分家长。有的是爷爷奶奶陪读,有的是爸爸妈妈陪读。有的陪读就是单纯为了照顾孩子生活,让孩子专心学习,有的还会督促孩子的学习,甚至辅导孩子的学习。这说明,部分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已经开始重新配置家庭的劳动力,这需要巨大的经济成本。同时,在许多家庭中,家庭教育开始“回归“,家庭更多地介入孩子的学习中去。

当然,也有很多家庭还是老样子。正如我们访谈的一户农家,爷爷奶奶在家务农,父母在市里的工厂上班,拿着微薄的工资。当我们问到为什么要让孩子去长江中学上学时,爷爷告诉我们,因为近,来回方便,也熟悉学校,生活成本也低,花钱少。这家很不希望长江中学搬到市里,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开支。

我们看到,由于城镇化的进程,农村中学和县城中学开始丧失对一部分农村生源的亲和性,并且这一部分学生有着更好的家庭教育,往往都是比较优秀的学生。这一部分生源的流失,加之农村生源数量的整体减少,直接导致了农村中学和县城中学生源质量的下降,并且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

资料图:视觉中国

在许多地方,这一个过程是渐进发生的,因此不是那么容易被察觉,但是在长江中学,这个过程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突然“跳跃式”地发生了。

长江中学所面临的生源流失,与学校发展进程的一件大事息息相关。2011年,长江中学所在的乡镇被划入开发区,相应地,依据划片招生的政策,长江中学的招生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长江中学原先在附近的几个乡镇招生,作为一所农村中学,它与这个招生片区的生源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因而能够获得稳定的优质生源。然而,现在的招生片区变成了开发区,是城区和近郊区。这个片区的生源是与城市学校相亲和的,因而在这个地方招生,长江中学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许多开发区来的同学告诉我们,他们是因为分数上不了城市的学校,才来长江中学的。

开发区的学生,很多宁愿去高考成绩远不如长江中学的几所城区高中,也不愿意来长江中学,现在这些学校的中考招生分数线普遍都比长江中学高几十分。长江中学在教育实践中,也朴素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因而在托管之初,便积极向上级争取保持原有的招生片区。现在,长江中学和县一中共同在周围的几个乡镇招生,在这一区域内,两所学校的生源保卫战打得那是一个轰轰烈烈、艰苦卓绝。

实际上这种普遍的生源流失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动的一个结果。我们不能仅仅从“生源市场”这一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而是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它,这样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问题。

生源流失后,如何有效激励农村教师

随着生源的流失,长江中学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其他面临生源流失的中学所共同面对的。其中为笔者注意到,并且让笔者深深担心的问题,是对农村中学教师如何有效激励的问题。

我们看待农村中学的师资队伍,传统的思维是说教师队伍的水平相较于城市学校而言要差一些。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看到,正是这样一支我们想来水平不那么高的师资队伍,在历史上却取得了相当优秀的成绩。实际上我们说,与所谓的学术水平相比,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农村教师的认真负责。长江中学能在历史上取得比较辉煌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教师的认真负责,这也正是长江中学优良校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据笔者了解,在一些城市中学和私立中学,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以奖惩机制为主体的正式激励机制。然而这样的正式激励机制,在大部分的农村中学和县城中学,这样的激励机制是不太可行的。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彼此之间都很熟悉。位于这个乡土社会中的农村中学和县城中学,不可避免也会是这个样子。就像长江中学的老师,大部分都来自于周围的乡镇,很多还是同村乃至亲戚关系。再加上事业编制的缘故,教师队伍是相对稳定的,变来变去还是那些人,因此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将农村中学理解为一个关系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大家的关系并不都是简单的“公对公”的关系,很多时候是“私对私”“私对公”的这么一个关系。在这么一个关系网络中,要想建立正式的奖惩机制,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事实上,农村中学的教师激励靠的并不是这样的正式机制,而是别的东西,一方面,靠的正是这种关系。农村中学内,不仅老师之间有着紧密的社会联系,老师和学生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社会联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天然就有一种责任和感情存在,因而教师天然就有一种责任感。另一方面,农村中学所取得的成就,能让教师有着十分强烈的获得感。笔者有一点感性认识,农村教师更多时候并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人,而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

农村教师更像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图/视觉中国)

但是现在这种激励机制却面临着失效的问题。一个是乡土社会的转型,本身的社会关系就开始淡化。更为主要的是,一些新的年轻老师进入农村学校,他们很多都是外地人,这样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原有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的激励机制很大程度上失效了。

长江中学一位优秀的年轻地理教师,因为爱人的原因在长江中学工作,但是一直有回到家乡任教的打算。长江中学为了留住这位老师,只能开出比其他老师高一些的工资。对于年轻教师,农村中学留住他们已经很难,更别提有效的激励。随着市教育系统统一招考制度的实施,长江中学将会迎来更多外地的年轻教师,这一问题将会越来越凸显。另一方面,学校由于生源流失而带来了恶性循环,老师们缺乏获得感。长江中学的许多老师都觉得,现在的学生素质太差,教得太累,也觉得教不出什么东西。

传统激励机制失效了,但是由于社会关系依然存在,正式的激励机制又难以进入。面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有深入的制度创新。

其实把视野放开一些去看,不仅学校内部,学校和教育系统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尤其是在县域内,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县一中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县一中往往是县教育局的“亲儿子”。很多县教育局的领导,有在县中学任教、任职的经历,或者是其他各种形式的关系。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县一中的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县域内的教育资源的配置。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结语

现在我们再来看农民的教育处境,近乎处于一种“进不了城,又返不了乡”的境地。虽然总比曾经那种完全没有教育,那种“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的死循环要好上千万倍,但我们还是认为,农民现在于教育上面临的是一个相当大的困境,农民渴望能有更好的教育。

农村的教育,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终归是要城市化的,但是这是许多年、许多代以后的事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家庭,已经开始去到城市上学。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学生而言,到大城市上学,融入城市的教育体系,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前面已经说过,教育模式的城市化,当以家庭模式的完全城市化为前提,以乡土社会的大转变为前提。在现阶段,大部分的农村家庭还是传统的,乡土社会也没有到完全转变的时候。城市在现阶段,还不能成为农民教育的归宿。但是,我们看到,农村中学现在的发展已是死局,中学在农村已经很难生存下去了,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虽然私立教育以市场为导向,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农民的教育需求,但正如许多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这绝不会是理想的出路,为此,县城必须办好中学。县域对于农民而言,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县城中学对于县域内的农村生源而言,同样具有内在的亲和性。要整合县域内的教育资源,在县域内布局完整的教育生态,以适应农民业已分化的教育需求。最终要实现农村教育的渐进的、在地化的城市化,这是和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相契合的。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要深刻认识到生源的二重性,不能一味地从人力资源性的角度来理解生源问题,不能仅仅强调生源与教育资源的流动,也不能幻想仅仅通过教育资源的投入来解决生源流失的问题。虽然在教育实践中,有许多人认识到了生源是有社会属性的,但只是简单地把它们当作具体的零散问题而不加重视。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生源问题,教育问题是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我们要将教育问题放置在战略的高度来考量。要深刻理解农民的教育困境与心声,要将破解农民教育困境、实现教育公平作为目标。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邓汉清

邓汉清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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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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