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宋鲁郑此前赴美考察大选，与美国专家学者多有交流。面对本次选举的乱象，许多学者对西式民主制度都有所反思，但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对他们来说恐怕还是遥远的存在。本文具体比较了两种制度的诸多差异。】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丁梦丽、栗潇远】

25年前，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落，长达近半世纪的美苏冷战落下帷幕。作为冷战的最后赢家，美国的制度自信彼时迅速膨胀。“民主和平论”“华盛顿共识”等论调盛行于世，弗朗西斯·福山更是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中直言，历史将终结于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

弗朗西斯·福山

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并未朝着福山预言的方向前行。2008年，金融危机始于美国并迅速席卷全球，西方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制度自曝其短，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加速崛起，世界权势逐渐从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美国的制度自信因深陷内外困局而遭受折损，由此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是否因内部制度缺陷而衰落的讨论。时隔多年，弗朗西斯·福山又再次抛出“美国政治制度衰败”论。

八年之后，尚未从金融海啸中恢复的美国迎来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此次大选更为清晰地在政治层面折射出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困境与衰颓。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在民主路上的长期求索与努力日益赢得国际社会的关注，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开始逐渐显露自身优势。

故而，借本次美国总统大选之机，参照国家、政党、社会三个维度，通过对美国大选中映照出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旨在阐明两国民主制度迥异的设计逻辑与发展特征，进而揭示中国民主制度的独特优势所在。

国家层面民主制度比较

民主形式：选举还是协商？

在西方，英文中“民主”的概念源自希腊文“demokratia”，意为人民的政权，启蒙思想家洛克与卢梭沿袭了古希腊的民主含义，对民主的人民统治或人民主权含义进行了系统阐释。为了将民主理念转化为实践，近代西方的代议与选举制度应运而生。然而，代议与选举制度在实践过程中逐渐褪去被启蒙思想家赋予的理想主义色彩。20世纪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把民主归结为人民的统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民主的现实含义是人民有权通过投票决定由谁来充当“统治精英”。[1]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将精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各类集团的领袖人物。[2]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

就此而言，美式选举制度实际是已经抽象掉民主本质的程序民主制，人民并未真正实现统治，仅仅拥有在不同精英团体之间做出选择的有限权利，而这种选择的有限性在本次美国大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邮件门”的持续发酵使民众认为希拉里是一个满口谎言的“骗子”，《卫报》记者称，他们走访美国超市、教堂和集市时，遇到的很多选民对希拉里的印象都是“不值得信任”“敛财”“不关心选民”，她被视为美国腐朽政治制度的缩影。另一方面，特朗普一些诸如“妇女是肥胖的猪、狗、笨蛋……任何令人作呕的动物”、“在美墨边境修筑长城”、“惩罚走出国门的美国大公司”、“伊斯兰国的武器比美国要好”等偏激言论被许多美国民众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而美国民众却需要在这次大选中“在骗子与疯子之间做出选择”。

无怪乎有人戏言，若希拉里与特朗普同时掉入水中，谁会得救？答案是美国。戏谑与嘲弄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民众对精英主导政治过程的不满与无力，而选民政治效能感的下降与政治冷漠的固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精英与民众的政治不平等。

此次选举的吊诡之处还在于，作为精英一员的特朗普获胜恰恰体现了美国民众对精英统治的失望。与希拉里相比，特朗普实为精英的“异类”。特朗普自诩为“华盛顿政治圈外人”，他的政治主张甚至与本党传统立场大相径庭，导致此次大选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即共和党的主流精英拒绝支持本党的候选人。特朗普反复向选民传达的信息与其精英立场完全相反：华盛顿政客不为普通美国民众服务，只有他才能改变现状。在失望和愤怒成为选民主流情绪的背景下，特朗普的“反建制”旗号在普通民众中更有吸引力。

从本质而言,这种精英与民众政治影响力不断走向分化的局面是由社会阶层的经济不平等导致的。[3]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金钱政治泛滥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在目前的竞选体制下，没有金钱作后盾，没有大财团的支持，普通民众很难加入精英俱乐部，在选举中成为领袖。基于巨额资金支持的政治体系无疑“将有能力但却缺乏经济后盾的参选者拒之门外”。根据美国独立机构“响应政治中心”的统计，2016年美国大选（包括总统选举与国会选举）一共花费超过69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花销最大的政治选举，仅总统选举的花费就超过了26亿美元。

为这些竞选费用买单的富余阶层通过个人或组织捐赠的方式将资金投放到选举过程中，从而达到控制选举人、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金钱政治为权钱交易与隐形腐败提供沃土，加剧了民众对于选举活动的反感与不信任。

2016年4月2日，上千美国民众在国会大厦前举行了“民主之春”的抗议活动，要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结束政治中的金钱腐败，保证自由公正的选举”。对此，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接受汤姆·哈特曼采访时哀叹“美国政治是寡头政治和金钱政治”，“美国已经不再是民主国家”。

与以金钱政治为依托的精英竞选不同，中国民主政治重要的实现途径为协商民主，其核心在于：使民主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成为社会整合的动力；使权力的运作经过一个协商共议的程序而软化；在社会自治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合作治理。

对于社会共识之于民主的重要意义，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谈到，如果一个民主制度不能成功地创造出价值和程序上的共识，那么就意味着这种民主的衰落或失败。[4]可以看到，不同于美国的选举民主，中国的协商民主从理念上更加重视实质民主，鼓励民众在过程上的参与和协商，以提升其自治能力为导向，从而就避免了民主在形式上的被利用和被操纵的可能。

民主过程：吸引眼球的竞选闹剧还是不可分割的人民意志？

美国的总统大选，可谓是赚足了眼球。在两党候选人展开电视辩论之前，媒体就打出“世纪之辩”的旗号。然而，一场场引来全世界目光的总统辩论却令人失望。一味的互相攻讦与互泼脏水，希拉里与特朗普的“世纪之辩”被誉为“史上最粗俗、最恶毒的总统辩论”。脱离了实质与理性讨论的总统辩论更像一场缺乏内涵、只为吸睛的政治脱口秀。

出于对收视率的追求，大众媒体在这场政治闹剧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娱乐价值”早已超过“政治价值”，政治报道与娱乐新闻之间的极限愈发模糊。在大选初选阶段，民主党与共和党党内候选人共计23名，这些候选人出身、经历和政见均有诸多不同，然而美国主流媒体进行初选报道时，却将大部分的聚焦点投放在一个人身上——娱乐明星与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其中，CNN电视台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报道特朗普。口无遮拦、语出惊人的特朗普迅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宠儿，而这也正是以抢头条为第一原则的特朗普所乐见的。

CNN报道特朗普截图

作为大选最后的赢家，特朗普显然深谙宣传之道。“只要是宣传，就是好的宣传”。在赢得选民关注，迎合目标选民心理方面，特朗普无疑是成功的。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等因素，民众并非总能掌握事态全貌，做出理性判断。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向选民提供相对全面的信息，帮助其做出相对理性的决策，并主动疏导非理性的民族情绪与社会舆论。但在美国现有选举体制下，为了取得大选胜利，与提出替代性政策或进行理性说理相反，特朗普却大量使用煽动性、情绪化的语言宣扬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与军国主义，以迎合、甚至挑动白人蓝领阶层的不安全感和仇恨心理。政策辩论的空洞与低俗、主流媒体的集体堕落、总统候选人的非理性宣传使美国大选演变为一场糟糕的政治闹剧。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代议制决定下的选举民主制所要解决的是权力委托问题和认同问题，并不关心公共事务问题及解决方案的科学与否。不同于这种只围绕公共权力委托问题而形成的代议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首先立足点却是将国家公权力集中于全体人民，由人民来实际掌握国家权力，即人民民主。因而，中国的人民民主强调的是公共事务的处理和解决，其逻辑起点不是个体自由，而是人民共和，具体呈现出人民性整体性、一致性和凝聚性原则，注重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参与。[5]

进而言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强调的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掌握国家权力，不允许国家权力的分割，不允许权力为一部分人所专有和私有，人民意志是国家的最高意志，并据此开展广泛而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在此制度下，与美国主流媒体专注于报道党派之争、挖掘政治的娱乐价值不同，中国的媒体宣传只有聚焦于人民切身事务的解决，才能博取较高的关注度与欢迎度。

民主效果：分裂还是共识？

虽然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获得大选的最终胜利，但如果查看两位候选人的实际得票数，则会是另一番图景——希拉里领先特朗普200余万票。这意味着，“多数”选民要被迫接受“少数”选民投票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少数票”总统显然违背了多数选民的意志，无疑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此外，在选举人团制度下，因各州选举人票额差距较大，总统候选人会倾向于将大部分物力、人力与财力投放在大州或“摇摆州”上，而忽略了其他州的利益。就此而言，美国选举民主所带来的往往是政治生活中不平等及“多数与少数”的潜在分裂。

希拉里·克林顿虽获得多数选民投票支持，但仍错失总统之位

而反观中国人民民主下的协商民主，其实际产生的效果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共识主义民主，不是西方简单的多元相加或妥协而得到的“求同”，也不仅是在横向上针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做出的平衡和分享，[6]而是特别注重纵向上的协商，以实现国家同社会的共治。中国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共存”意义上“和”文化的体现。

例如，中国当前已经较为制度化的民意收集机制，其中具体包括“两会”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群众而来的各类提案、“内参”制度、中共内部的群众性教育活动、信访制度以及听证制度，[7]就十分注重国家同社会的这种纵向上的沟通和洽谈。这种纵向上的协商民主制度避免了美式选举民主的形式化，实现了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参与，同时也很好地维持了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秩序。

政党制度：互相抵牾还是齐心戮力？

在选举民主制度下，作为服务于选举的工具，政党从民族国家内部生发出来，美式民主逐渐形成了竞争性政党的体制。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作为竞争性政党很容易为了选票最大化而造成互相抵牾的局面，很多时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正如福山所言，美国越来越成为一种否决政治（vetocracy），恶性循环的党争使得原本是为了促成权力的顺利运作的分权演变成难解的政治僵局。

例如，2016年2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去世，他的去世留下的大法官空缺引发了民主党与共和党、总统与参议院之争。按照相关程序，美国总统有权提名大法官，但需得到国会批准。2016年3月，奥巴马宣布提名联邦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然而，因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批准奥巴马总统提名的法官人选，时至今日，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位置仍旧空缺。由于剩下8名大法官在意识形态上分属不同阵营，因此，他们在对关键政治问题进行裁决时，极有可能陷入僵局，让最高法院进入“停摆”状态，从而从根本上削弱美国法律与政治体系。

可以预见，倘若不对当前选举与政党制度加以变革，一味出于本党利益，美国两党的精英与领袖将越来越难以超脱出党派意识而体现出一种大局观与长远意识，进而加剧美国民主制度的衰败。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则显示了一种合作性政党的典范。尽管很多时候人们普遍认为这种非竞争性政党制度是非民主的代表，但如果从“争取对提名权的垄断”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同其他西方政党的生存逻辑是完全一致的。

中共的执政逻辑并不仅仅囿于竞选期的持续竞选活动，而是在包括选举前和选举后持续的使命感的基础上，是在相当长的时段上通过政策和制度的不断改革来追求其合法性。如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所言，这种逻辑同样“有助于使一些重要的功能合法化：它们是持续不断地打击‘隐蔽’的反对者——反对现存政权的非法的反对派——的‘确认仪式’”[8]。

另外，对于中国各政党而言，其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分歧，能够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围绕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平台进行平等交流和磋商。这一政治过程也反过来使各政党的精英能够团结一致，常常能从长远出发，并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进行政策制定和提出意见和建议。

基层社会政策：挑动撕裂还是弥合裂痕？

美国的基层社会政策基本是其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在基层的自然延续，美国各地方政权如县、市，均服从于选举与政党分立逻辑下地方各级议会的管理。

可以看到，美国的整套民主体系对基层选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要求在总得票率和最终结果显著不一致的情况下，很大比例上的选民仍需高度认同选举制度与最终结果，屈从于一个并非他们首选的代表作出的决策。

以本次美国大选为例，“多数”选民要被迫接受“少数”选民投票产生的结果。倘若原本的社会分裂程度较深，一方选民就会愈加难以接受另一方选民推选出的代表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这也是为何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全美各地均有选民不满此次投票结果，上街示威抗议特朗普当选。在一片“特朗普，不是我们要的总统”、“不要种族主义者”的反抗声中，一些城市的抗议者甚至采取纵火、砸碎玻璃、烧美国国旗等暴力方式，引发社会骚乱与动荡。事实上，此次总统大选不仅折射出美国社会原本的分裂，更是激化了这种痛苦的撕裂。

近年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美国的东西沿岸城市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与人口，生活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化，对移民、少数族裔、宗教自由与同性婚姻的容忍度和接受度相对较高。与之相比，在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白人蓝领阶层作为全球化的受损者，在美国经济不景气与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下，更为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问题。对他们而言，贸易全球化是导致制造业辉煌不再的罪魁祸首。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坚守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对失业与贫困的现状不满且愤懑，对全球化与外来移民抱有反感情绪。美国沿岸都市与传统“锈带”区的分化，导致社会群体之间难以沟通，因经济分化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差异越发显著。

与尽力弥合社会分裂相反，在现有的选举体制下，希拉里与特朗普之争不仅使沿岸都市与传统“锈带”区、精英与草根之间的裂痕“公开化”，还严重激化了这种撕裂。忽视底层民众利益与呼声，沉醉于精英政治的迷梦，空喊政治正确口号的希拉里使草根对精英的失望情绪达到顶点。利用这种失望情绪以及底层白人的不安全感，鼓动草根民众将仇恨、沮丧与不满转嫁于移民、黑人、穆斯林与少数族裔，特朗普的言论更是激化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拉大了本就难以弥合的社会裂痕。

与激化社会分裂相反，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在建国初期就确立了一个核心，找到了在基层社会中反映人民性的那个“一”，即中共的党组织。因此，在基层党建的前提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基层社会开始进行村居共治的实践，力图实现公共权力对社会利益和社会资源的高效且公平的调控。对于社会中可能引发分裂的性别、民族等问题，中国以法律的形式将原本就属于国家层面的问题固定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对代表中的女性比例做出的强制要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自治区在行政区划上的明确规定等，从而避免了社会的分歧与割裂。

同时，作为联系国家和社会桥梁的群团组织也在积极发挥其领域内的作用，在政党的支持下维护少年儿童、妇女、工人等社会特殊群体的切身权益，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中共新近开展群团改革使政党的社会协调工作更具时代性与科学性，对以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工会为代表的22家中央编制机构中的群众组织加以整合，群团改革使得各群众组织既能承接国家意志，又能团结和联系群众，从而促进形成社会上下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局面。

结语

追本溯源，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最初的建构逻辑是从自然生成的社会的基础上建构国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则缘起于外部现代化冲击下的国家转型任务。进一步看，构建出当今美国基本政治架构的1787年宪法是从州层面向联邦层面发展的，是由各自独立的州政府及其精英精心设计出的一套联邦国家的观念与运作方式。与之相对，中国对现代政治体制的探索是在由独立个体组成的社会尚未孕育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已经具有很强组织力量的党组织的推动下构建的，其核心是通过组织逻辑来构建制度逻辑。

尽管中美两国制度的建构逻辑有所不同，但究其诞生背景，两国均面临着宪政与民主之间的深刻矛盾。可以看到，美国联邦宪法无论在联邦和各州、大州和小州、联邦内部的各个权力，均是采取相互妥协的办法来进行全面和统一的社会控制，美利坚合众国是民主与宪政二者之间深刻协调后的产物。

而中国在建构自身现代政治制度时也面临着这样一对棘手的矛盾——如何在保持内在一致性、促成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同时，建构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现代国家。在这组矛盾中，前者是基于中国自身政治发展的独特逻辑，旨在提升国家能力，保持内在一体性而不至于分化解体；后者是立足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发展人民民主，实现个人和社会创造力的发展。实际上，中美两国在构建国家的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困境是基本一致的：既要通过提升国家能力来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要推动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针对该命题，中美两国分别根据各自国情与民情进行了不同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与社会基层民主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两国的政治实践都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在不同逻辑下的宝贵探索，双方理应相互借鉴与学习。而如今，在美国民主制度当前陷入困境、寻求改革之际，或许抛却固有成见与意识形态偏见、将目光转向东方才不失为其理性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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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建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

[2]罗伯特·达尔著，顾昕译：《民主理论的前言》，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9页。

[3] 汪仕凯：《不平等的民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15页。

[4]乔万尼·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5]林尚立：《论人民民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8-63页。

[6]阿伦∙利普哈特著，陈崎译：《民主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2页。

[7]俞可平：《走向善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8页。

[8]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华青、林恒增等译：《一致与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