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董旻杰】

本篇文章要讲述的是冷战爆发前雅尔塔会议的一些台前幕后的小故事和趣闻，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角色，历史正是他们共同谱写下来的。

说到现代世界政治局势演变和冷战，雅尔塔会议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举个例子来说，新中国就诞生于二战之后的雅尔塔国际格局之中。我们都知道，极具戏剧色彩的雅尔塔会议预示着两场完全不同的战争——世界大战与冷战——的结束与开始，只是当时的与会者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雅尔塔会议犹如一把锁头和一把钥匙，锁上了旧世界的窗户，却打开了一个至今仍在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大门。

这是一场承前启后的会议，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雄心万丈的斯大林即将率领苏联人民取得代价高昂却又前所未有的大捷；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根本想不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仍在兴致勃勃地与盟友讨价还价，致力于成立能为后世带来和平与发展的联合国机构；至于与人民共同度过最黑暗时期的丘吉尔，他预测到了战后欧洲政治形势的变化，却没料到自己会在自由选举中败下阵来。

此刻的欧洲正处于变革的临界点上，战胜国重新划定了欧洲的政治和地理版图，东西方“最亲密”的盟友彼此还没有扯破脸，但随着共同的敌人即将咽下最后一口气，一道“铁幕”已经隐隐出现在了东欧和西欧的上空。可以这么说，随着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消亡，当胜利者为各自应得的战利品争论不休时，冷战的开端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作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超过四届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位已经有12年了。在最后一次选举过程中，为了在选民中营造强壮、不屈、乐观的总统形象，批驳竞选对手“疲惫不堪的老人”的抨击，罗斯福公开了医生的健康证明，还在恶劣天气中参加竞选活动，乘坐敞篷汽车在纽约的倾盆暴雨中穿梭。他终于成功连任，同时也消耗了大部分精力。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出席雅尔塔会议的罗斯福身体状况很不好，体重骤减的他看起来瘦骨嶙峋，用杜鲁门的话来说，“没想到他的身体已经衰弱到这种地步，向茶里加奶油的时候，洒在碟子上的比倒进去的还要多。他精神上还健全，但身体已经开始崩溃”。

早在1944年3月，心脏病专家霍华德·布鲁恩海军少校在给总统体检时，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希望总统能尽可能休息，减少工作负担，但这显然不可能。罗斯福的身体状况被严格保密，只有几名白宫的医生了解病情，连总统本人都不知道，因为他不喜欢听坏消息，包括打听自己的病情。

1945年2月3日，罗斯福成为首位踏足苏联乃至俄国的美国现任总统。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美国和苏联在政治上就谈不上什么共同语言了，直到德国入侵苏联。美国参战后，苏联的形象在美国民众之中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大转变，电影屏幕上的苏联人从恶棍小丑变成了英勇的战士和勤奋的工人。

即便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时刻提醒华盛顿苏联正在成为“世界霸主”，最好和苏联划清界线，但天生对“帝国”和“势力范围”等字眼感到厌恶的罗斯福一点都不打算和苏联瓜分欧洲，相反在他构想的宏大计划里，一个新的世界性组织将会在战胜国的合理督导下，承担起维持基本“持续和平”的责任。

最初，准备来到雅尔塔的英国和美国代表团的总人数不会超过100人，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各类官员都觉得自己属于“不可或缺”的人物，于是两个代表团的人数不断增加，直至人员总数达到700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到机场迎接罗斯福的专机，美国代表团的专机落地后20分钟，丘吉尔乘坐的运输机也降落了。众多的元帅、大臣、将军和大使簇拥在巨大的帐篷里享用苏联人准备的丰盛早餐和热茶，随后参加了苏联人准备的欢迎仪式。

罗斯福坐在吉普车上，丘吉尔和莫洛托夫在车旁步行检阅了红军仪仗队，人们都对罗斯福的脆弱病态感到震惊和悲伤，丘吉尔的私人医生查尔斯·威尔逊后来写道：“首相走在总统的车旁边，就像一位印度随从走在年迈的维多利亚女王座驾身边一样，他们面前是一群一边拍照一边后退的摄影记者。总统看上去衰老、瘦弱、憔悴；在肩膀上的围巾或斗篷的包裹下，看上去干瘪无力；他张着嘴巴，眼睛注视着前方，却好像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所有人都被他的样子吓坏了，这也成了大家谈论的话题。”

长长的车队向雅尔塔进发，100多公里的道路两侧站列着数千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男女军人，一路上到处都是战争残骸，这是罗斯福首次亲身体验德国人造成的破坏。途径荒芜的平原和死气沉沉的城镇，沿着崎岖的山路，傍晚时分罗斯福一行终于抵达了安排给美国代表团的下榻地里瓦几亚宫，这里曾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最钟爱的度假胜地。

当地时间2017年11月18日，雅尔塔里瓦几亚宫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纪念碑揭幕仪式举行，俄总统普京出席（@视觉中国）

苏联人竭尽所能为美国代表团提供服务，数以千计的苏联军人和罗马尼亚战俘对这座被德国人洗劫一空的宫殿进行了修缮，数百列火车皮从莫斯科运来了所需的家具、古董和各种用品，并从莫斯科的一流酒店里找来了女仆、侍者和厨师。

为了取得最好的视觉效果和最佳生活体验，美国的先遣队和苏方人员反复调整宫殿内的各种摆设与布局，不厌其烦精益求精。罗斯福一行进驻之后却沮丧地发现这里没有冰块和“必不可少”的马提尼酒。

昔日在里瓦几亚宫设计阶段，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提出了大量建议和要求，融合了各种建筑风格，完全是按照她的意愿来建造的。宫殿建成后末代沙皇一家曾在此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沙皇的一个女儿留言说“在圣彼得堡我们是在工作，而在里瓦几亚才是生活”。由于当初设计时并没有想到宫殿里会住很多人，因此宫殿里卫生间数量不多。除了罗斯福可以独自享用一间外，近百名美军高级将领和高级官员只能共用6个洗手间。

除了个别级别最高的官员，连马歇尔上将都要和金海军上将共用一个卧室套间，好歹两位五星上将还不用睡在同一间屋子里，而二十多名上校军官只能挤在两个大房间里，床挨着床，和军营里的美国大兵没啥区别。

第一次全体会议计划在2月4日下午17点开始，上午10点30分，罗斯福将代表团的高级官员召集起来讨论他和斯大林、丘吉尔会谈的要点。总统对面前国务院准备的一大摞黑色封面的资料和报告毫无兴趣，不耐烦地让人把它们搬走，现在他关心的是如何处理好与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关系。罗斯福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足以保证斯大林同意建立起一个联合国组织，即便这意味着要同意苏联对于旧波兰东部的领土主权，他把斯大林当成了一个和自己类似的政治家，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人。

相比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内的高官，罗斯福觉得斯大林还是比较喜欢自己和他打交道，当然，政治家们的友谊很多时候都是基于冷冰冰的政治考量。

无论是当初的军事策略评估还是现实，都证明苏联在对德作战中起到了决定性做用，如果苏联不参战，就无法击败纳粹德国，现在已经可以预期苏联会成为战后欧洲的主导力量，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结论就是对苏联“必须给予一切帮助，并尽一切力量来和它结成同盟”。

罗斯福认为，苏联付出的伤亡人数和美国的伤亡人数会成反比，这个无情的现实表明苏联人死得越多，美国人就死得越少。总统希望纳粹德国投降后苏联能加入对日作战，这样就能尽快结束战争，而美国的伤亡人数和资源消耗代价就会小很多。现在的问题是，让斯大林同意对日作战，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价码。

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认为苏联会提出下列要求：把萨哈林岛（库页岛）南半部分划归苏联；恢复对满洲（中国东北）的统治权；重新获得中东铁路（通往大连港和旅顺港的铁路）控制权；获得日本北部的千叶群岛。

俄罗斯的萨哈林州

罗斯福是一名善于临场发挥的政治家，他觉得能依靠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人生中积累的精湛政治技巧来同斯大林打交道，他深信能搞定对方。尽管疾病缠身精力不济，他依然有信心可以完成那些平庸政治家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最大的天赋就是让人喜欢并信任他，这在多次选举中已经得到了证实，他也打算对斯大林采用同样的方法。

罗斯福的想法过于乐观，让那些更了解苏联并对其持怀疑态度的助手们不知所措，焦虑重重。罗斯福总是喜欢“做美梦”，有时候对自己的说服能力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这让哈里曼很担心。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总统“对于苏联还丝毫没有概念，不知道在他们自认为利益攸关的事情上是异常独断的，他们不会让总统，或是其他任何人替他们做决定。总统还以为自己可以劝说斯大林在很多事情上改变看法，我敢保证，斯大林肯定不会照办的”。

约瑟夫•斯大林一直就不喜欢坐飞机，乘机参加德黑兰会议是唯一的一次航空旅行，结果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给斯大林留下了难以描述的心理阴影。有关最高统帅在飞机上的窘态的小道消息在莫斯科不胫而走，最后政治局干脆建议禁止他在战争期间再次乘坐飞机，从此斯大林出门只乘坐专列。

从莫斯科到克里米亚半岛的路程超过1200公里，沿途的主要城市都经历了战火的肆虐，满目疮痍，连大片的森林都成了平地。斯大林将大本营安在了昔日的异装癖亲王费利克斯•尤苏波夫的宫殿里，为了保证安全雅尔塔会议的安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卫部队设置了3道环形警戒圈，仅负责斯大林安全的官兵就有上千人。整个克里米亚地区，近20万鞑靼人被强制驱离，他们被内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大量村庄随着整个民族的迁徙成了废墟。会议召开前，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反间谍总局（SMERSH，音译是施密尔舒，俗称锄奸部） 的特工们对数以万计的人员进行检查和甄别，从中搜寻德国间谍和奸细。

住在尤苏波夫宫的苏联领导人有斯大林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负责保卫工作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自然也在寸步不离，习惯于晚睡的斯大林要一直工作到清晨5点才睡觉，而每天中午他都会和红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一起开会。

此刻的战场形势对苏联来说好得不能再好，1月29日，朱可夫元帅报告说波兰全境已经被解放。到了2月4日，红军先头部队距离柏林只有60公里，红军甚至在柏林东部最后的天然屏障奥得河西岸建立了4个桥头堡，随时可以向德国首都发起突击。

与此相反的是，西线盟军在经历了阿登战役之后才刚刚恢复进攻，但行动迟缓，和东线红军的那种横扫千军如卷席却又全然不顾人员伤亡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苏联在战争中蒙受了极大的伤亡，苏联传记作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写道：“对斯大林来说，只有最终目标才是重要的。面对巨大的损失，他很少会被同情或悲伤等情绪所烦扰，他认为不管最终是胜利还是失败，结果都是苦涩的，这是现代战争中不可回避的事实。”

斯大林所关心的是战后欧洲领土的归属问题，版图如何变迁，至于付出多少代价，他并不是很在意。他曾尖锐地批评西方盟军由于害怕伤亡过大而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

1942年8月，丘吉尔在访问莫斯科时提及匆忙发起跨海登陆作战会给英军造成巨大伤亡和损失，斯大林挖苦他说，红军每天都损失1万名士兵，“不敢冒风险，就别打仗”。而在德黑兰，斯大林在餐桌告诉罗斯福和丘吉尔，苏联红军中不需要懦夫，“在苏联懦夫也能成为英雄，没成为英雄的都死了”。

星期天下午临近16点的时候，斯大林在警卫部队的严密警戒之下来到罗斯福下榻的里瓦几亚宫。当时的美国总统觉得获取斯大林信任的最佳方式就是讨好对方，尽可能让苏联领袖消除英美会联合对方苏联的感觉，这样他们才能像“男人和兄弟”那样对话。

1945年1月27日，前苏联红军解放了纳粹德国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关押的多名囚犯，1月27日被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图片来源：东方IC）  罗斯福觉得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和斯大林找到共同语言，那就是一起挤兑丘吉尔——当丘吉尔在晚宴上生气地表示“英国国会和民众绝对不会容忍苏联在战后处决5万名德国军官”时，罗斯福建议双方妥协，只处决4.9万名德国军官即可 。

两位领导人谈及在德国占领区的划分方面时，罗斯福表示有“不少麻烦”，他觉得“英国人都是奇怪的家伙。他们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而斯大林考虑到为了能让苏联在东欧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向西方盟友“让步”，甚至表示“出于好心”，可以给法国人一块占领区。

考虑到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斯大林建议所有的集体会议都放在里瓦几亚宫举行，作为与会者中唯一的国家元首（英国首相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都不是国家元首），罗斯福将担任会议主持。斯大林喜欢和丘吉尔唇枪舌剑展开交锋，但对罗斯福的态度却恭谦得多，在他看来英国人可以在战争中成为盟友，但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是敌人，而美国的工业能力令其感到震惊，因此他无法这样做。

斯大林曾跟身边人开玩笑说，丘吉尔“是那种你一不小心，就会从你口袋里拿走你身上每一个硬币的人，一分钱他都不会放过”，而罗斯福“只拿面值比较大的硬币” 。

苏联红军代理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首先在地图面前为众人解说东线的战场形势，接着马歇尔上将就西线的战况作了说明。随后“一长溜身穿燕尾服，双手将托盘高高举在头顶的服务员”打断了会议进程，苏联人以充满英国范的方式为与会者奉上茶水和点心。

当第一次会议临近尾声时，斯大林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见了，警卫人员四处寻找都没发现，他的侍卫长尼古拉•弗拉西克心急如焚，甚至在走廊上边跑边喊“斯大林在哪儿？他去哪儿了？”。情况一片混乱，人们晕头转向，有人甚至恶意揣测斯大林被美国人绑架了。当然，斯大林很快就重新出现在了众人眼前，他只是去上了一趟宫殿深处的厕所，可能因为比较急，没有跟其他人打招呼。

当天的晚宴上，苏联人准备了诸多美酒佳肴。三位领袖很快就开始相互祝酒，庆祝即将来临的胜利，只是美国人注意到，斯大林在劝酒的同时，自己却喝得不多，而且他还不时地往伏特加里偷偷加水。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领导人，在喝酒的时候并不刻意追求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气氛，相反觥筹交错之中各人的政治观点产生了激烈交锋。

首先斯大林拒绝“以共和主义者的名义”祝英国国王健康长寿，同时他表示拒不接受小国在战后安排上发出声音，认为他们不具备和大国同等的权利和权威。罗斯福和丘吉尔则表示，大国要起决定作用，但是小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英国人引用莎士比亚戏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的台词作为回答：“听闻燕雀的叫声，雄鹰不会烦扰，更不关心其中有何意义。”剧中后面的几句台词也许更合斯大林的口味：“因为它知道，凭借自己的铁翼，它可以随时让这叫声消失。”

谈到发表异议和自由言论的权利这一话题时，现任副外交人民委员，曾在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公审”中担任总检察长的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对于美国人提出的在美国公众意见非常重要的观点，提出了激烈的反对。维辛斯基表示，美国人“应该学会服从领导人”。

乘着酒兴，罗斯福告诉斯大林，他们给斯大林取了个昵称叫“乔大叔”，这令后者不太高兴，因为俄语中大叔具有容易被糊弄的无用老头的意思。罗斯福不得不向斯大林保证这个昵称只为了表示彼此间的关系很亲密，有将其当作家庭成员之意。罗斯福希望斯大林能理解，他想和后者建立起一种轻松友善的关系，就像跟丘吉尔一样，让斯大林觉得他们都是一伙的，能够放松且安心地彼此信任和相处。不过他的手段看起来不太成功，因为斯大林的幽默感仅限于开别人的玩笑，事关领袖的尊严，他可不愿意自嘲，更何况当着他的部下和侍者的面。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莫洛托夫说斯大林没有真的生气，他告诉罗斯福“全苏联人都知道你叫他乔大叔”。而一直没有发言的美国战时动员局局长詹姆斯·弗兰西斯·伯恩斯也接了莫洛托夫的话茬：“既然讨论‘山姆大叔’不是问题，那为什么不能讨论‘乔大叔’呢？”  

提到伯恩斯，这位自视甚高野心勃勃的最高法院前任法官在雅尔塔的表现也很有趣。由于开幕会议没有让他参加——他在会议室门外坐了45分钟冷板凳，连个去跟他打声招呼的人都没有——感到自己不受重视，再加上对副总统的位子被杜鲁门抢走耿耿于怀，一时间勃然大怒。他对罗斯福的女儿安娜扬言不参加晚间的宴会，要“预订飞机”自己回国，以此来抗议自己遭受的待遇。最后，安娜以一个颇为荒诞迷信的理由说服他留了下来——宴会桌能坐下14个人，如果伯恩斯不参加就只剩下13个人，这个不吉利的数字会让罗斯福昏厥。

罗斯福的假设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他将斯大林认作典型的西方政客似的人物，但斯大林不是华盛顿似的人物，他更像伊凡雷帝，是一名绝对的统治者。在苏联，斯大林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领袖，“是列宁的事业最出色的继承者”，可以说他就是苏联的象征，冒犯斯大林，就是冒犯整个苏联。

雅尔塔会议上的斯大林和丘吉尔

自从到了雅尔塔之后，在沃龙佐夫宫下榻的丘吉尔就感觉自己消息闭塞，对此他非常不满，让自己的秘书给伦敦发报，要求尽快改善。通常来说，联络飞机每天都会送来隔天的报纸和战时内阁每天关于各条战线战况的报告，苏联方面也会派一名上校来为丘吉尔的地图室更新苏联军队的最新进展，但2月5日星期一当天，周日的报纸和报告却迟迟未能送达。

实事求是地说，英国方面的情报工作卓有成效，特别是密码破译方面，由于掌握了“超极机密”（ULTRA），德国和日本的密码电报被大量破译，有时候丘吉尔在读报告时会有自己就站在阿道夫·希特勒身后看他写东西的错觉。可是到了雅尔塔之后，出于安全原因，“超极机密”的解密文件不会被送来，这让丘吉尔顿感耳目闭塞，怅然若失。

人的生活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难以改变，每到一地，丘吉尔首先就要求有一张大床，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睡觉舒适而是为了在床上工作，1942年他到访白宫时就因此拒绝入住林肯套房。有了大床

后，他就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第一，我不喜欢在自己房间以外的地方讲话；第二，我讨厌有人在走廊上吹口哨；第三，早餐前，我要在房间里喝一杯雪利酒，午餐前要喝几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晚上睡觉前，我要喝法国香槟和上好的白兰地。”

雅尔塔会议后不久，1945年4月12日，3时35分，罗斯福总统因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享年63岁。白宫的外面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

为了丘吉尔的床英国先遣队和苏联人打了不少口水官司，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从外交礼节上来说，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睡的床应该一样大，于是两张大小一样的双人床从莫斯科被一起运了过来。

通常每天上午首相都在床上工作，有任何需要都是通过摇响床边的铃铛，召唤门外的侍从或秘书来解决，丘吉尔最喜欢的秘书之一玛丽安·霍姆斯早就对首相的各种怪癖和让人捉摸不透的脾气见惯不怪了。丘吉尔的工作习惯看似毫无规律，其实乱中有序，他在演练重要演讲时，最初的听众往往是他那只心爱的橘黄色的猫。丘吉尔每天晚上只睡5个小时，午睡1个小时可以让他有效补充精力。

对于英国和丘吉尔来说，战争已经持续了5年零5个月，胜利终于在望，首相却疾病缠身，他的私人医生麦克莫兰·威尔逊注意到他并非“只是肉体上变得更脆弱”，精神力也已经衰退，开始受到阵发性抑郁的折磨。1940年，“和命运之神走在一起”的丘吉尔激励英国以及整个世界起来反抗纳粹霸权，他在国家和人民最绝望的时候成为了领导人，除了“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还要克服似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难。到了战争末期，丘吉尔很清楚军事权力和战略决定权已经到了斯大林和罗斯福手中，他甚至感觉自己是同盟中的弱势群体。受国力和军力的限制，他不得不提醒英国将领别再指望英国能在军事战略制订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说句大白话，在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中，美国人出了钱，苏联人出了力。

首相把自己看作是“一只小狮子……走在苏联巨熊和美国大象中间”，但是，他仍然暗自期待，“终将证明只有狮子才知道路在何方”。

丘吉尔生前酷爱养猫（图片来源：每日电讯）

第二天的会议上，外交人员也坐到了会议桌旁。罗斯福首先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美军在战后的欧洲驻扎时间不会超过2年，在丘吉尔看来，美军撤退后英国根本无力占领整个德国西部地区，届时如果苏联红军从东欧进入西欧，将无可阻挡。为了克制复兴的德国或扩张的苏联，只有推动法国成为战后占领德国的重要角色，因为欧洲唯有法国才能组建一支规模强大的军队。

丘吉尔觉得自己跟斯大林打交道比罗斯福更有经验，因为他在1942年8月和1944年10月曾两度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并在第二次会晤中与苏联领导人达成了著名的“百分比协定”。当时丘吉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斯大林看后在纸上打了个蓝色的√，罗马尼亚、希腊、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未来数百万人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协议达成后， 双方都很开心，“越见他，我就越喜欢。现在他们很尊敬我们，而且我确信他们想跟我们合作”，丘吉尔觉得“和斯大林一星期聚一次餐，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的关系正如日中天”。

对于德国战后的补偿方面，苏联提出德国要赔偿给盟国200亿美元，既然苏联损失最大，贡献最大，分得最大的利益也是理所应当的，苏联要占赔偿额度的一半。丘吉尔觉得这个一个天文数字，苏联人认为战后德国最多只能保留现有20%的重工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样，为了避免国内发生大饥荒，德国人得从美国大量贷款。他提出“要让马拉车，就得给它喂料”，斯大林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丘吉尔的观点，但他也回敬了一句“是的，但你得小心这匹马会不会回头踢你一脚”。丘吉尔不得不换了句比喻，“如果你有一辆汽车的话，想让汽车跑就得先给车加油”。当天的会议上，三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以至于巨头手底下的人都在抱怨老大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讨论方式要更简洁才行。

享用完丰盛的晚餐，丘吉尔坐在点着火炉的餐厅里，坐在安乐椅上一边享用雪茄，一边品咂着白兰地，他觉得这里非常舒服，是个很好的地方。至于先前他说过三巨头在雅尔塔会晤会发生灾难这样的话，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相比三巨头的住宿环境，英美代表团中其他人的待遇就差远了，虽然苏联人提供的饮食非常丰盛，但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住宿条件的“不便和脏乱”。英军的参谋长们要挤在一间餐厅里用餐，为了不打扰丘吉尔用餐，他们回卧室时得踩着泥巴穿过花园在室外绕道。

在英国人居住的沃龙佐夫宫，缺乏洗手间的问题甚至比美国代表团下榻的里瓦几亚宫更糟糕。二十多人要共用一个卫生间，为了抢厕所，元帅和将军们不得不提早起床，或者派自己的勤务兵替自己去排队。皇家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空军元帅的脾气不怎么好，一天早上他用木片撬开洗手间门锁，赶走了“没意识到在洗手间里待半个小时是不友善行为的反社会分子”。第二天早晨，他冲进洗手间赶走了一位面红耳赤的陆军元帅。

元帅们尚且如此，其他军官和士兵就不提了，苏联人在花园里搭建了一个公共浴室，除了去洗澡，英国人还把花园当作了公共厕所。人们随意讨论着哪棵灌木能够避开卫兵的视线，发现最佳解手之处是雕像的背后，代表们后来一致同意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浴室和厕所设施问题是除去战争以外“最广泛讨论的话题”。

第三天的会议终于触及了实质性内容——波兰问题。眼下存在两个波兰政府，都拥有自己的军队，都说自己能代表数千万波兰人民，由盟军扶植的流亡政府在伦敦，由苏联红军作为后盾政府设在卢布林，并控制了波兰的大部分地区。罗斯福认为身处美洲大陆的美国能够提供公平的意见，因为美国与波兰相距实在太远了，他同意波兰应当放弃大部分都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东部诸省，将相应领土划归苏联，通过获得其西部的德国领土来补偿所失。但他更强调要尽快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临时政府，为全民选举做好准备，美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民族统一的新政府，能代表波兰国内所有的主流政治派别。丘吉尔则提醒斯大林，英国之所以会卷入战争就是为了维护波兰的独立性，这事关英国的“荣誉”，他同意不能放任某些波兰人反对苏联，但他坚持她必须“是自己房子的女主人，自己灵魂的主宰”。

1945年年初，苏联坦克在华沙街头

斯大林强调，对于苏联来说，波兰的未来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还是个“安全”问题。波兰位于从西部进攻苏联的必经之路上，苏联需要一个“自由、独立而且强大”的波兰，来一劳永逸地关闭这条通路。斯大林的讲话慷慨激昂，甚至站起来挥舞着右臂，他强调伦敦流亡政府的支持者都是“罪犯和强盗”，他们在后方袭击苏联军队，造成了数以百计的人员伤亡。

“波兰作为麻烦来源，已经有五百多年了。”会议结束时，罗斯福很是疲惫地说道。

对罗斯福和丘吉尔来说，波兰作为揣测斯大林意图的试金石是再好不过了。无论西方国家愿不愿意，苏联通过这场战争都会讲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欧洲中部和东部地区，甚至包括半个德国，而波兰将首当其冲。换句话说，波兰是决定整个区域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

第三天的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兴奋的睡不着觉，这让他的女儿安娜和医生都担心不已，他的心脏已经承受不起巨大的压力了，而且他的病情还属于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的绝密。罗斯福对波兰问题充满了幻想，他知道苏联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的的绝大部分领土，却仍希望斯大林会做出妥协，他建议将两个波兰政府的领导人都召集到雅尔塔，在三巨头面前达成一个事关未来临时政府的协议。上床睡觉前，他在信件上签了名，派人给斯大林送过去。

此刻的斯大林还在考虑是否马上发动攻克柏林的战役，最终的决定是暂时不动。关于波兰，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他完全明白自己不可能获得伦敦流亡政府和他们领导下的波兰国内军的好感，特别是华沙起义的最终惨败让他们将苏联视为了头号敌人，而非德国。德国军队虽然在节节败退，波兰国内军却在苏联红军的后方发动了一系列袭击，肆意攻击红军补给线和卢布林政府建立的地方政权和警察局，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损失，为此红军不得不从前线抽掉了3个师的内卫部队（NKVD）部署到后方清剿这些反苏的队伍。

斯大林很善于冷静观察、待机而动，无论是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他都不喜欢盲目冒进，为此布哈林曾经称呼他是“把握尺度的天才”。他喜欢尽可能长时间地让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耗费对手精力，找寻对方弱点，然后再发动致命一击。尽快攻克柏林结束战争虽然充满了诱惑力，但在此之前他更想完全控制波兰和东普鲁士。

第四天的会议一开始，斯大林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他收到了昨晚罗斯福派人送来的信件，可他现在找不到卢布林政府的领导人，更无法联系波兰伦敦流亡政府，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买都到雅尔塔来。

莫洛托夫表示，苏联坚持按照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不过可以在某些地区做出不超过10公里的有利于波兰方面的让步，作为补偿，波兰的西部边界可以一直推进到奥得河与西尼斯河沿线，深入现在的德国领土。

苏联同意让一些流亡政府的民主派领导人加入到卢布林政府中来，这个“扩大政府”将得到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的正式认可。组建新议会的选举将尽快举行。

看上去波兰在领土上并没有吃太大的亏，但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番变动会涉及到约1200万人口的大迁徙，这将引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民族清洗事件。即便如此，丘吉尔仍然感到很震惊，他对波兰能否消化掉这些德国领土表示怀疑，“给波兰鹅填喂德国饲料，让它们死于消化不良，这会令人非常惋惜”。

让流亡政府的人在卢布林政府中占二三个席位，斯大林对比并不介意，只要苏联能从政治上对其牢牢掌控住即可。罗斯福和丘吉尔并没有立即领会莫洛托夫所说的“扩大”波兰政府的真正含义，后者的本意并不是说这是新政府的意思。在罗斯福的概念中，“新”政府是由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而莫洛托夫口中的“扩大”政府，将会建立在现有的共产主义者主导的卢布林政府之上，只是在其中象征性地加入几个外人，基本权力架构不会受到影响。这本应通过耗时几个月的外交争论来决定，但是它的重要性却没有在当时立即显现。

波兰和俄国在历史上有着诸多的恩怨情仇，进入苏联时代，双方的关系也从未好转过，甚至还相互添加了一些新的血债。在苏联人眼里，波兰一直对苏联图谋不轨，它是从西方进攻苏联的跳板，还向苏联不停地输入不受欢迎的西方思想。

苏联人觉得波兰永远是他们的麻烦来源；用莫洛托夫的话说就是，“波兰人永远不冷静，永远不会处于和平状态。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总爱骑在别人脖子上。”

对于战争胜利后获取的战利品，斯大林想要的不仅仅是东欧，昔日俄国沙皇在东亚遇到的羞辱，他肯定要洗刷一番。2月8日下午，斯大林和罗斯福进行了30分钟的密会，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后尽快对日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从日本手中夺取库页岛（苏方称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此外，苏联在中国满洲（中国东北）的利益也将得到恢复，包括租借旅顺港的权利。

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情报部门对盟国代表团驻地使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窃听，所有窃听到的谈话内容都会经过整理再提供给斯大林审阅。英美对此并非没有怀疑，但美国人除了严格涉密的原子弹工程内容完全不谈论之外，对其他的话题并不回避，结果给苏联人提供了大量信息。

对于如此丰富的情报，斯大林甚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们什么都说”。除了窃听手段，苏联方面还有其他的情报来源，甚至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报告，含有诸如反对将千岛群岛划归苏联等内容，很多报告罗斯福都没有精力仔细阅读，斯大林读起来倒是乐此不疲。

在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上，罗斯福没有采纳国务院的意见，对此斯大林很高兴。这个基本无人居住的群岛战略地位并不弱，其控制的海域面积几乎和墨西哥湾差不多大，如果苏联能控制住该群岛，那鄂霍次克海基本上就成了苏联的内湖了。

虽然斯大林对罗斯福和丘吉尔动辄以自己会遭到国会或议会的反对为由跟苏联唱反调表示厌烦，但并不妨碍他在对日宣战的问题上采用同样的“借口”来讨价还价。

他对罗斯福说：说服苏联民众与日本开战并不容易，这跟与德国的战争不同，因为德国直接入侵了苏联，事关亡国灭种，而对日作战的话，必须要让苏联人民看到其中存在很大的直接利益，否则最高苏维埃不会同意。

日本关东军向苏联红军投降

从罗斯福的立场上来说，只要能减少美军伤亡，其他条件都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当时原子弹还没有研制成功，理论上还只属于物理学家们的梦想。军方提供的对日作战方案评估中，除了战争在德国投降后还将持续大半年之外，美军还将伤亡至少20万人，因此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与此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斯大林坚持对日作战的协议内容要对中国保密，他除了要求重新控制中国东北的铁路，还要拥有旅顺港和大连港的特权。罗斯福的理解是中国人无法保守秘密，“和他们说的任何事情都会在24小时之内传得满天下都知道”，不过他承诺会就相关内容先期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系。

丘吉尔抵达会场的时候，吃惊地发现罗斯福和斯大林正在进行私下会晤，连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都只能站在门外。丘吉尔让助手通知罗斯福他到了，此时罗斯福正在同斯大林讲述将香港归还给中国的问题，他甚至还提出美国、苏联和中国共同托管朝鲜的可能性，其中并不包括英国。斯大林开玩笑说丘吉尔要是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一定会“宰了我们”，罗斯福不想让丘吉尔介入此次谈话，他给斯退丁纽斯传了话：“让他等着。”

第五次会议由于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密会而推迟了15分钟才召开，波兰再次成为讨论的主要问题，对于临时政府的组成依然没能达成协议。丘吉尔说外界并不了解现在的波兰局势，更对卢布林政府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伦敦的流亡政府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恐怕会引来抗议风潮。

斯大林则打出了另一张牌，他以法国为例，指出卢布林政府的合法性与戴高乐政府相比并无不同，而后者并非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也从未有人跟苏联讨论过关于戴高乐和法国共产党的权力分配问题，所以不谈法国光谈波兰并不合理。经过“扩大”的卢布林政府将会在波兰国内举行民主选举。

“需要多久才能进行自由选举？”罗斯福问道。

“大概一个月吧，”斯大林一本正经地回答道，“除非前线发生了什么灾难，并让德国人打败了我们。”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说完他被自己的话逗乐了。

其实，罗斯福内心很清楚，西方盟国对波兰这个不幸的国家基本上已经无能为力了，除了与苏联开战，几乎无法通过其他方式来改变这个国家已经被苏联红军占领的事实。

他的看法与丘吉尔完全不同，对于丘吉尔来说，波兰的自由和独立是一个“荣誉”问题，英国正是为了这个勇敢和浪漫的国家才加入战争的。对于罗斯福来说，波兰的困境只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他关心的是美国的600万波兰后裔。在解决波兰问题时，他要考虑如何才能不失去这些选民的选票，起码不能让他们站到民主党的对立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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