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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尚存疑

2013-11-21 08:08:07

“我们想用新加坡的模式,就是“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但是最后我们能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是存疑。”2013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2014财经年会上如此表示。

姚洋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定的目标如果在2020年能够全部实现,那么中国将实现“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新加坡模式是此种模式的典范。但新加坡模式是否适用中国还需存疑。

姚洋具体解释道,新加坡同中国存在四点显著差别。一是规模,中国的规模使得政府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二是中国存在大量国企,政府可以通过国企干预经济;三是中国存在强大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市场中独立运作的实体;四是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远超新加坡。

2013年11月18日-20日,“《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作为嘉宾参加了主题为“政府职能转变与治理能力”的全体大会。

姚洋: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尚存疑

北大教授姚洋: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尚存疑

以下为部分实录:

刚才陈锡文主任也提到这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要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在全会决定里头,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比如减少审批,对内开放,设立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要设立一个时间表,到2020年要完成所有的改革,这当然是近期历史上党的文件里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全会决定所提出来的那些改革都实现,那么到2020年,中国可以基本上实现市场经济。

张燕冬问我说三中全会没有说什么?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但是在三中全会决定里头没有很好地体现

第一,国企改革的问题。虽然国企要上交更多的利润,到2020年要达到30%——这也超出了大家的预料。但是,国企要起到的作用?今后怎么改?这里面基本没有涉及。我们知道,国企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还是非常大。他们的走势大概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经济的走势。

第二,我们说了很多“减少审批”,“限制政府权力”等等,但是有一点没有说清楚,就是政府到底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比如,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程度是非常深的,那么,我们对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如何进行约束,三中全会决定没有说。还有,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按照宽口径计算,政府收入占GDP的总量大概36%左右,还会增加。那么,到底政府应该掌握多少资源?这也没有说。

第三,如何监督政府,我们有没有一个长效机制。当然,决定里头提出来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具体如何去加强?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情,这次决定里头基本也是重复过去所说的事情,没有新东西出来。

到2020年,如果我们把全会所定的这些目标都实现——中国除了国企之外,还有政府作用,大概会实现这么样的一种形式——“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在世界上可能做得最好的,做到极致的就是新加坡模式。但是,问题就在于新加坡模式是不是适用于中国?

我们知道新加坡是做得超好,1960年代的时候,它是属于世界上非常贫困的国家;现在,按照人均收入算,它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人均收入最顶尖的国家。

我想新加坡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规模,新加坡的人口就500多万,新加坡的面积没有我所在的海淀区大,试想一下,如果海淀区能独立出来,海淀区的发展可能也是飞速的。这里头,规定决定成败,原因我觉得是一个信息问题。在新加坡,它一个政府基本上什么都能知道,但是,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政府要掌握所有的信息是不太可能的。再有,中国的模式和新加坡模式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我们有大量的国企,政府可以通过国企来干预经济;另一个就是我们有强大的地方政府,我们有那么多的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市场中独立运作的实体,新加坡也没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政府掌管的资源远远超过新加坡。

所以,我们想用新加坡的模式,就是“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但是最后我们能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是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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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网 | 责任编辑:隆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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