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公示已于昨日（6月23日）公示，获奖者包括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等，不过，最吸引人注意的获奖人是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发表于《比较》杂志的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论文奖。

媒体此前报道，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62岁的刘鹤曾参与多项国家改革方略设计，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十八大前夕曾引起争议的著名的383方案，时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的刘鹤就是担纲领衔者之一。

观察者网此前报道，《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总结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十大共同点，并针对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提出三点政策建议，分别是：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

刘鹤是谁？

在大众眼中，刘鹤其实没有他的那些发明那么有名。比如现在叫得很响的“顶层设计”一词，就出于他的构想。“顶层设计”这个名词最早来自信息产业，出现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刘鹤全程参与了该纲要的起草过程。他对此名词是这样解释的：“顶层设计包括基本的价值取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后顺序。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

刘鹤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这个观点在很多场合多次被他提及。

刘鹤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期间主笔的《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因此被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刘鹤主持制定了11个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个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他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还参与“十二五”规划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

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考察福建平潭刘鹤陪同

有政策研究人士称，近年来的一些重大经济政策，都能在刘鹤的论著和言论中看出端倪。本届政府放在重要位置上的城镇化战略，也出现在刘鹤2006年的一封“锦囊”里。他于当年发表《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认为拉美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大量原农牧业劳动者未能被现代经济部门吸纳，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并建议中国稳步推进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和非国有经济，避免拉美化。

比较两次全球大危机研究了什么？

查询可知，《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缘起2010年中央财办启动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期望以史为鉴，理解今天，展望未来。项目报告最后写道：本研究报告的课题组组长刘鹤，总报告执笔人刘鹤。本文形成初稿后，分别征求了吴敬琏、樊纲、易纲、李扬、韩文秀、卢迈、刘春航、魏加宁、蔡洪滨的意见，同时还征求过中央财办内部杨伟民、蒲淳、刘国强、尹艳林、赵建的意见。报告最终成书出版，报告核心成果刊登于2012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较》杂志，观察者网曾全文转载。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封面

据介绍，“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组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参与研究。参与单位分别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机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完成了专题研究报告。中央财办进行了综合研究，完成了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已经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刘鹤尤其写道：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内容截图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中国经济学领域最高奖项，评选始自1984年，每两年评选一次，评选工作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负责。观察者网查询到，为纪念孙冶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发起于1983年6月19日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

相关资料：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化名宋亮、孙宝山、叶非木、勉之等，无锡玉祁镇人，模范共产党员，著名经济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经济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职。

孙冶方（资料图）

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的获得者还包括：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钟宁桦、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张晓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成员。

具体如下：

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章程》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公告的规定，2015年6月20日，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召开评审会议，对初选小组推荐的5部著作、10篇论文进行评审，之后进行无记名投票（29位评委中的27位评委参加投票），根据票数过半原则，共评出获奖著作3部，获奖论文4篇。现予以公示，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著作（以出版时间为序）：

1. 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2. 朱玲、杨春学、魏众、罗楚亮、姚宇、金成武、邓曲恒、王震、何伟：《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3月。

3. 田国强、陈旭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

论文（以发表时间为序）：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负责人：张平，执笔：汪红驹）:《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2. 魏尚进、张晓波：《竞争性储蓄动机：中国持续增长的性别比例与储蓄率》（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n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1年第119卷。

3. 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比较》2012年第5期。

4.姚洋、钟宁桦：《中国企业中的工会与工人的福利》（Unions and Workers’Welfare in Chinese Firms），《劳工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13年7月。

获奖作品公示时间为2015年6月23日至7月23日。在此期间，如对上述著作与论文有任何异议，请通过下面的方式与评奖委员会联系。

电话、传真：（010）68024467

电子邮件：sunyefangjjh@sina.com

通讯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西华饭店329室

邮政编码：100045

特此公告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

2015年6月23日

（翻页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文）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两次危机的共性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10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三大政策思考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也受到很多启示。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比较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比较研究的结论还告诉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报告的课题组组长刘鹤，总报告执笔人刘鹤。本文形成初稿后，分别征求了吴敬琏、樊纲、易纲、李扬、韩文秀、卢迈、刘春航、魏加宁、蔡洪滨的意见，同时还征求过中央财办内部杨伟民、蒲淳、刘国强、尹艳林、赵建的意见。作者对这些同事提出的意见表示由衷感谢。

（本文刊于2012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