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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谈互联网+、工业4.0:要踏踏实实迈过工业化

2015-10-13 17:18:5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日前接受了福布斯的专访。任正非畅谈了对于当前中国创新、互联网+、工业4.0等热门话题的看法,并再次强调华为“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会变。

任正非表示,保护知识产权对于创新至关重要。“别人劳动产生的东西,为啥不保护呢?只有保护知识产权,才会有原创发明的产生。”任正非说。

对于时下流行的“互联网+”概念,任正非坦言,互联网只是工具,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解决人们的生存、幸福问题。实业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任正非认为,工业4.0的目标超过了社会实际,最后会成为夹心饼干。我们国家要踏踏实实迈过工业化。

谈到有些外国科技企业可以在家办公,任正非认为,真正想做将军的人,要经历千辛万苦。“第一,你要成功,就要奋斗。第二,你要想吃饭,就得要做工,没人为你做马牛。”

作者杨林,福布斯英文网“中国企业的国际愿景”专栏栏主。“Innovation Ideas Institute”智库创办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青年领袖”;历任哈佛大学研究员,客座讲师;前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主播。


以下为原文:

北京的初秋天高气爽,96日,我参观访问了华为公司,并在一个美丽的户外花园里,有幸与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先生进行了一场开放式、轻松的交谈。特分享如下:

杨林:国内关于您的报道很多,我也看过很多文章,觉得任总您是这个浮躁的时代里最不浮躁的企业家。

任正非:外面的报道把我们说得太好了,我们真实也有许多缺点。很多网站在转发我的讲话文章时,有时会把标题更改了,有时会把内容改了,这样会曲解了原意。可以直接从华为内网下载,其提供给你的内容,是没有被修改过的。

另外,我们其实也很浮躁。但我们只对一个简单的目标浮躁。十几万人、几十年只对着一个目标前进,就走到世界前列了。但是没有一个广泛、可拷贝的管理经验。

杨林:中国经济发展30年,虽然取得很大的成绩,经济体量是全世界第二位了,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创新。您怎么看?

任正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邓小平释放了中国能量。三十多年前,中国的生活条件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房间里面会有洗手间,我们不知道洗手间是可以很干净的。整个思想结构上处于一种封闭落后的状态,如热力学所说的封闭定律。

热力学讲不开放就要死亡,因为封闭系统内部的热量一定是从高温流到低温,水一定从高处流到低处,如果这个系统封闭起来,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就不可能再重新产生温差,也没有风。

第二,水流到低处不能再回流,那是零降雨量,那么这个世界全部是超级沙漠,最后就会死亡,这就是热力学提到的“熵死”。社会也是一样,需要开放,需要加强能量的交换,吸收外来的优秀要素,推动内部的改革开放,增强势能。

外来能量是什么呢?

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先进的思想意识冲击。但是思想意识的冲击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中国到底是得到了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中国这三十年的繁荣,总体来说,我们得到了正能量,虽然也有负能量进来。

常有人说和西方合作,至今没拿到技术。我们是要技术,还是要繁荣?当然我们是要繁荣。有技术更好,没有技术我们也繁荣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改变,受教育程度也在改变,国人改变了,其实这个社会基本启动了。

现在习主席推动深化改革开放,逐渐让中国不要回到自给自足。其实这些思想意识与体制的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它对未来100年释放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今天还不算十分强大,即使非常强大了,也要向世界开放。其实美国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就是开放的历史。

华为这28年来,坚持做一个开放的群体,始终没有停止过开放。我们以开放为中心,和世界进行能量交换。只有开放,才有今天的华为。

杨林:现在国家提出来的全民创新、全民创业,您怎么看?

任正非:创新是要有理论基础的。如果没有理论的创新,就没有深度投资,很难成就大产业。

理论上要想有突破,首先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创新的动力。美国之所以这么厉害,因为它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这样美国的创新环境才特别好,所以容易出现大公司。

杨林:您也接触了这么多国际上的创新公司,您觉得中国的创新和美国的创新有什么差异?创新是开放的,有没有可能国家与国家之间协同创新,而不是保护主义?

任正非:保护知识产权要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命题。别人劳动产生的东西,为啥不保护呢?只有保护知识产权,才会有原创发明的产生。才会有对创新的深度投资及对创新的动力与积极性。

没有原创产生,一个国家想成就大产业,是没有可能的。即使就是成功了,也像沙漠上修的楼一样,也不会稳固的。

原创发明的人往往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提出想法,人类社会并不理解他们真知灼见,可能还会认为莫名其妙,把他们看成异类。

科学家在创造的时候是只有少数人掌握了真理,逐渐逐渐再扩散,慢慢人类社会上有更多的人理解,然后在工艺等很多方面的进步,使梦想成为可能,通过几十年时间打好基础,才能为人类社会服务的。

科技创新,要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给教师体面的工资和社会尊重,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华为不就是耐了二、三十年的寂寞吗?我们不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战略竞争力量。几十年聚焦在主航道,突破就有可能。

杨林:我曾看过一篇关于华为的文章,也不知道真假。它提到华为过去没有一项自主性的原创技术,都是从集成、工程、工艺等方面创新的。这个说法准确吗?

任正非:这是十几年前我讲的,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行业的追随者,主要是以工程师为中心的创新。现在我们终于走到行列前列,有能力进行前瞻性研究。华为涌现非常多的科学家,世界各国的很多科学家也来加入华为创新。

华为在全世界有几十个能力中心,这些能力中心就是科学家在探索,包括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技术思想、数学模型、算法……,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些基础理论。

杨林: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华为在推动自主创新?

任正非:我们不强调自主创新,我们强调一定要开放,我们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摸时代的脚。我们还是要继承和发展人类的成果。

杨林:华为在全球的研发中心,主要靠什么样的人才来支撑全球的研发力量?如何招聘到最好的人才?

任正非:我们支持这些研发中心,没有偏狭地认为要找到一种什么模式的人才。我有一篇讲话叫《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我们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这目标其实就是面对未来大数据流量,一定要疏导。

瞄准这个目标,我们是开放的。科学家们只要在这方面有理解的,都进来。这些科学家研究的内容,我们也看不懂,我们没有能力去挑选他们?

而是他们自成体系。很多伟大的突破是带有偶然性的,并非按预定计划发生。所以我们开放包容,不是狭隘地去找什么样的人才,而是比较广泛的领域里面都能吸纳很多人,不同领域带来了思想的碰撞及互相启发。这样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就是强大的。

杨林:华为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方面有些什么举措?

任正非:我们要依靠一个社会大环境来保护知识产权。依靠法律保护创新才会是低成本。其实我们原来是保护不了的,那时,我们把软件截成一段一段的藏到我们的芯片里面,拿到美国去加工,间接地利用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来保护了我们的知识产权。

我们称这个战略,叫软件硬化。为了做这些弯弯绕的事情来保护自己,为此我们多了好几千人,每年多花几亿美金,比别人成本高。其实有时候也保护不了。随着我们越来越前沿,公司对外开放、对内开源的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体系。

过去二、三十年,人类社会走向了网络化;未来二、三十年是信息化,这个时间段会诞生很多伟大的公司,诞生伟大公司的基础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否则就没有机会,机会就是别人的了。

杨林:在国内,大家都讲的是“互联网+”热潮,比如有的公司也在做类似的产品,硬件非常低成本,然后增加很多软件功能,您如何应对?

任正非:互联网是个实现工具,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解决人们的生存、幸福问题。实业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第二,低价格、低质量、低成本,会摧毁我们未来的战略竞争力。企业必须有合理的盈利,才会去持续投资研发。没有适当的利润积累,把利润打这么低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战略上破坏这个产品。

杨林:我看很多国外的文章,说美国在发展智能硬件、机器人,中国还在做“互联网+”,方向不一样?

任正非:我们应该走进新的未来时代,这个时代叫人工智能。首先,我们要强调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了以后,才可能走进信息化。只有信息化后,才能智能化。中国走向信息化,我认为还需要努力。

中国的工业现在还没有走完自动化,还有很多工业连半自动化都做不到。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类似工业4.0的方案,超前了社会实际,最后会成为夹心饼干。

所以我们国家要踏踏实实的迈过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以后,就不需要这么多简单的劳动者了。当前应从提高教育水平、从人的质量入手。

华为二、三十年努力向西方学习,今天也不能说信息化了,因为我们端到端的流程还打不通。我们考虑五年以后,有可能走向信息化,能达到工业3.0这个状态。

再花二、三十年,华为才有可能向世界品牌迈进,因此这个路程很漫长,太着急的口号可能摧毁了这个产业。

杨林:您能否展望一下,未来的通信事业发展的趋势?华为如何来引领这个潮流?

任正非:未来世界二、三十年内,一定会爆发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革命的特征:第一,石墨烯等(黑磷\磷烯)的出现,电子技术发生换代式的改变。

但是石墨烯没有实用之前,我们其实在硅片上也是可以用叠加、并联的方案来突破物理极限。第二,人工智能的出现,造成社会巨大的分流,而人类社会也正因人工智能变化。

生产模式人工智能以后,简单重复性劳动力就不需要了,需要比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教育很重要。当人类社会适应人工智能的时候,西方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工业成本差距,就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改变。

我们如果要赶上新时代的改变,首先要改变教育结构,一定要孩子们都有文化有知识,懂专业、会操作。

第三,生物技术的突破,将会带来巨大的信息社会变化,而且这个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当母语的边界也模糊的时候,连物理的边界也模糊了。

杨林:您刚才讲到华为的机制,关于华为的机制和企业文化,我看国内有很多文章进行探讨,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看法?

任正非:其实我们的文化就只有那么一点,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世界上对我们最好的是客户,我们就要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我们想从客户口袋里赚到钱,就要对客户好,让客户心甘情愿把口袋的钱拿给我们,这样我们和客户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怎么去服务好客户呢?

那就得多吃点苦啊。要合理地激励奋斗的员工,资本与劳动的分配也应一个合理比例。

杨林:华为员工在非洲艰苦奋斗,也算是华为的一种精神吧。那么在国际化过程中,比如招一些外籍人才,这种精神还适用吗?

 

任正非:你想多赚钱,就得多干活,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外籍员工怎么会不理解呢?多劳多得,这就是华为文化的本质,这也是朴实、普适的道理。

杨林:在国外,比如跟美国思科、欧洲爱立信等企业共同竞争人才的时候,你们的薪阶是否比别人高出很大一个档次?

任正非:华为给员工的好处就是“苦”,没有其他。“苦”后有什么?有成就感、自己有改善收入、看着公司前进方向有信心……,这就是新的东西,这就是吸引员工的地方。华为奋斗在非洲的各级骨干大多数是80后、90后,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代。

杨林:您在这个行业接触了很多美国科技公司,比如雅虎、Google的员工很自由,有的可以在家里上班。雅虎新CEO说员工不能在家上班,还引起了很多内部反对。您觉得类似这种文化,跟我们中国艰苦奋斗的文化,哪个更好,哪个更会激励人才?

任正非:咖啡厅里坐坐,快快乐乐,喝喝咖啡就把事情做成了,这也许可能不是大发明,多数是小发明。互联网上有很多小苹果、小桃子,这也是可能的。

我们在主航道进攻,这是代表人类社会在突破,厚积还不一定能薄发,舒舒服服的怎么可能突破,其艰难性可想而知。不眠的硅谷,不是也彰显美国人的奋斗精神吗?这个突破就像奥运会金牌。我们现在跟奥运会竞技没有什么区别。

在主航道,美国公司的很多企业领袖们也是很辛苦的。真正成为大人物,付出的辛劳代价,美国人不比我们少。我和美国、欧洲公司的创始人在一起聊天,发现他们领导的文化也是艰苦的,真正想做将军的人,是要历经千辛万苦的。当然,美国多数人也有快乐度过平凡一生的权力。

杨林:您觉得未来华为的这种文化是不会变化的?

任正非:长期艰苦奋斗的文化是不会变化。这不是中国特色,这是人类特色。第一,你要成功,就要奋斗。第二,你要想吃饭,就得要做工,没人为你做马牛。凭什么你享乐的时候,让我们挣钱养活你啊。

杨林:华为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尤其在欧洲,如何蚕食了您的竞争对手,包括诺基亚、爱立信等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华为从不知名的中国小公司,如何成为今天欧洲市场数一数二的玩家?

任正非:你讲错了,你应该讲,我们怎么与这些公司合作贡献给这个世界的。

这个信息社会长大的速度,比我们的能力长大得快,不然我们也可以打打高尔夫、喝喝咖啡。我们的国际同行在这段时期也变大了,苹果大得皮都不知如何削了。是共同合作发展,满足社会需要。

我们的分享制,从二十多年来对资本与劳动的分享实践,逐步扩展到对客户、供应商分享成功。同时,与领导这个世界的先进公司合作共同制订标准、路标,一起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没有狭隘到如何消灭别人。不断烧钱的目的,是烧到对手烧不动了,就垄断了。我们不谋求市场垄断。我们并没有蚕食它们,也从来不想蚕食他们。而是千方百计希望它们强大,它们强大。像诺基亚和阿朗的合并,我们都非常高兴。

诺基亚的奋斗精神,我认为比别的公司要强,所以诺基亚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上。我们加强和它们的合作,共同为这个社会提供服务。

杨林:我这几年一直在美国做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我走访过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基地,也采访过好几位中国大公司的领头人。很多中国的大企业在美国搞兼并收购,买一栋楼,用美国的“拿来主义”,兼并自己的市场。而华为是通过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踏踏实实地走到让国际企业都害怕的规模,所以大家特别崇拜华为这样的企业。我想问问,您认为华为国际化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任正非:有些企业,他们的经营模式是规模和服务,因此市场需求前景是受限制的,发展是有极限的。而且,同质化竞争,别人也可以挤进来分瓢羹,缩小你的空间。

我们这个行业是高成长行业,拼实力的行业,如果今天你拿不出来先进的东西,没有前瞻性的策略,明天你就垮了。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垮了多少?

中央电视台播了一部《神秘的刚果河》的纪录片:在波涛汹涌的河面上,渔民历经九死一生去捕鱼。

我们也相当于这些在非洲河上的孤胆英雄,坚持20年才划到起跑线。但,起跑线上的突破,就是人类社会认知的突破,这有多难!

所以说,要厚积才能薄发。我们是非上市公司,高层都是着眼未来五至十年的战略构建,不会只考虑现阶段,所以我们就走得比别人快、比他们前瞻。突破是要有战略定力和耐性的。十年、二十年没有突破,甚至一生也没有突破,一生都是世界备胎。

我们现在不是靠赌哪一种技术、哪一种方向,“赌博”一种路线是小公司才会干的,因为他们的投资不够。大公司有足够的资金,在主航道里用多路径、多梯次的前进,使用投资密集型,来缩短探索方向的时间。

在多重机会的作战过程中,可能某种机会成为业界的主潮流,战线变粗,其他战线会慢慢变细了,但也不必关闭别的机会。把有经验的干部调到主线作战,把一批新干部调到支线作战去,继续进攻。

前进的人来自于多元化视角,并不是只有一条路线思想,他带来的是有失败经验的思想在前进,我们就一定会爬到顶端。美国军队要打胜仗,不计弹药量,大家以为他是浪费,其实是靠投资密集度来攻占。

此外,我们有广泛吸纳人才的机制,而且,十五万人“力出一孔,利出一孔”,我们除了胜利,已经无路可走了。

杨林:华为的全球化在欧洲、非洲比较成功,未来五年、十年的全球化计划是什么?

任正非:未来物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等将对管道基础设施带来海量的需求。我们的责任就是提供联接,具体就是联接的设备。这个世界的市场非常巨大,我们还做不到在所有国家都成功。我们只能努力把我们能做的国家做好,这就不简单了。

杨林:您如何看待华为在美国的发展状况、机遇和挑战?现在中美之间在进行BIT谈判(双边投资贸易谈判)。您觉得这个谈判是不是对华为有帮助?

任正非: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它先进的制度、灵活的机制、明确清晰的财产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这种良好的商业生态环境,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从而推动亿万人才在美国土地上投资和创新,是一个创新力井喷的国家。

我们推动全面创新,要学习它的好方法、好机制。我们当然会希望在那儿投资,华为和美国没有利益冲突,我们投资也有益美国。

如果,华为成为一个议题,妨碍中美关系改善,那么我们坚持只卖低端产品。低端产品、软件是美国的,芯片是美国的,我们只是代加工而已。

杨林:您作为一位顶级的企业家,您的企业又处于通信这么一个战略行业,企业发展肯定离不开大的政治环境,那您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任正非:我认为中美关系,合作大于对抗,两国有许多互补的地方。暂时的冲突,最终是要互相妥协的,不可能走向对抗。

因为对抗,最后两个国家的力量都全部消耗完了,这不是美国的愿望,也不是中国的愿望。邓小平很早就讲过一句话“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它就在这个中间发展。

对华为而言,我们就避开将来会产生的冲突。不要因为华为,而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我们就老老实实做点事,卖点低端产品,世界那么大,也不能完全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嘛。

杨林:那华为有没有刻意地去对美国的媒体、政府、企业做一些公共关系工作?

任正非:美国太大了,不是哪一个人说服得了美国政府的,浪费那精力,还不如好好服务客户。

杨林:今天机会难得,能问任总的个人问题吗?网上有很多关于您神秘的传说,我见到您以后,才发现您非常诙谐。您今天这么成功,在成长的经历中,有什么因素促成您成功?

任正非: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傻、执着,这是我太太说的。我啥爱好都没有,我就是聚焦在一个窄窄的面上,不做点事,不无聊吗?

杨林:你做这么大的企业,这么成功,现在还负责公司的具体业务吗?你还去办公室吗?很好奇你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任正非:如果我不去办公室,在家呆着,不是更无聊吗?在公司还能玩一下。第二,公司大量的工作,有正常的运作机制、合理的授权,并非事事都要经过我。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跟大家讲讲话。生活也还丰富。

杨林: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现在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您的公司从零开始,发展到现在这么壮大,您是公司的精神领袖,如何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形成企业的连续性,你是怎么考虑的?

任正非:华为文化不是具体的东西,不是数学公式,也不是方程式,它没有边界。也不能说华为文化的定义是什么,是模糊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提法,与东方的“童叟无欺”、西方的“解决方案”,不都是一回事吗?

他们不是也以客户为中心吗?我们反复强调之后,大家都接受这个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就落实到考核激励制上,流程运作上……,员工的行为就牵引到正确的方向上了。

我们盯着的是为客户服务,也就忘了周边有哪个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冲上来,最后就看谁能完成这个结果,谁能接过这个重担,将来就谁来挑。

我们还是一种为社会贡献的理想,支撑着这个情结。因此接班人不是为权力、金钱来接班,而是为理想接班。只要是为了理想接班的人,就一定能领导好,就不用担心他。

如果他没有这种理想,当他捞钱的时候,他下面的人很快也是利用各种手段捞钱,这公司很快就崩溃了。

杨林:全球所有分公司,您或者轮值CEO去都经常会去吗?

任正非:我去得不多,他们也去得很少。我们不是靠人来领导这个公司,我们用规则的确定性来对付结果的不确定。

人家问我“你怎么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我说,我是管长江的堤坝的,长江不发洪水就没有我的事,长江发洪水不太大也没有我的事啊。我们都不愿意有大洪水,但即使发了大洪水,我们早就有预防大洪水的方案,也没有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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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 责任编辑: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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