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6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十三期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邀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世界经济学会创始执委会委员陈平先生进行了主题为“重新反思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定位：兼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的讲座。在两个小时时间里，陈平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百余名师生一道，分享了自己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见解，并与在场观众亲切互动。

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知识积累还是技术竞争造成的产业新陈代谢？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究竟是追求以人均GDP测量的高收入国家，还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并占领科技、工业、军事、金融的世界制高点？文明发展的轨迹究竟是西方中心的成就向周边地区扩散，还是多中心的竞争造成大国兴衰和文明变迁？重新审视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定位，对把握当今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世界格局，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陈平教授从非均衡的演化观和代谢经济学的角度，对史观经济学做出了新的探索。

世界的多样文明和三大经济中心的竞争历史

陈平教授通过自己对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实地考察，定量和定性的观察，加上历史典型案例的研究三者互补，重新梳理已有的历史、考古和科学证据，发现西方科学民主和东方愚昧专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编造的西方中心论的现代神话。世界历史是三个中心的互动，而非西方中心的统治。

从一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开始到一次大战，位于亚非欧大陆交界处的中东-近东地区才是农业文明的源头和世界贸易的中心。其东边的中国文明一直是出口贸易的中心，而西边的希腊罗马文明最初只是以两河流域为核心的中东、近东文明的边缘区。希腊的文字、神庙、航海术、和罗马的战车，都是从北非、埃及、和赫梯等近东古国学来的。后起的西方国家一直试图争夺世界中心的地位，但在西罗马帝国消亡后西方世界从来没有统一过。从意大利城邦到西欧诸国的此起彼伏，都在争夺通往东方的交通要道。，

世界格局变迁的源头，恰恰是政治和文化统一的中华文明成功抵制游牧民族的南侵，迫使游牧民族大规模西迁。两千年来，军事和宗教合一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先后控制着东西方贸易的要道。15世纪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导致地中海贸易的衰落，迫使意大利航海家西向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线，才得以发现美洲新大陆，激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西欧的科学革命，导致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崛起。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五百年时间，西方大国争霸的此起彼伏，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世界中心。只有中华文明维持长期的国家统一和文化统一。如今，新中国的崛起，再次动摇了美国的霸权。伊斯兰的复兴加剧了欧洲的衰落。世界的经济政治中心正在从大西洋两岸向东亚移动。

中华文明有着持续两千年的绵长历史，其国家统一和文化整合的凝聚力是西方和中近东国家都难以比拟的。中国近代百年科技的落伍和西方对中国海战的胜利一度使中国的启蒙运动家全盘否定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转而采取赶超西方的发展战略。面对今天西方世界衰落的历史机遇，打破启蒙运动制造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神话和西方空想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教条思维，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未来发展战略，是中国把握未来的关键所在。

打破西方经济学思想的限制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空想资本主义的鼻祖。他一方面看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所以归根到底财富是一种规模竞争的权势。但是他又幻想分工加交易可以协调市场，自由主义政策可以保证国际贸易自动平衡，而无需战争和殖民。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描写的均衡世界，只是小农经济和小作坊的现象，无法理解工业革命造成的规模经济和复杂网络。西方主流经济学宣扬的经济均衡论与制度趋同论的实质是西方中心论，不符合人类社会多样文明的发展经验。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证明西方高耗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发展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避免英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搞虚拟经济挤出失业的衰败老路。更要要利用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打破西方经济思想的局限，才能占领科技、产业、军事和金融的制高点，摆脱对西方的依赖经济。

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差别从基本理论而言，是中国发展了市场之外的社会协作方式，克服了西方模式劳动分工造成的不稳定性和社会瓦解。由于强大的政府行动力，中国混合经济竞争下，社会主义的分区实验和协作体制，使中国经济兼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国际竞争力远远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因此当前中国的经济地位不是19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等国，后两者始终是美国的依赖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类似1900年的美国，虽然工业产量已经世界第一，但是占领科技、军事、金融的制高点，还有几十年的发展空间。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科技和金融体系使中国的决策不受美国制约，中国巨大的体量和内地未开发的资源可以保证中国持续的中高速增长。目前的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具备塑造后危机时代国际新秩序的巨大潜能。

中国的民族性和生存方式和西方国家有巨大的差别。希腊罗马在地震带修神庙，意在制造文化优越的形象恐吓挑战者。但是这种征服自然的文化最终面临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文明用军事工程和水利工程来维护国家的统一，用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适应自然，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和文明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在危机时抱团，富裕时竞争。而西方国家恰恰相反，败则各奔东西，胜了入伙分利。因此西方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明难以形成稳定的国家和中心，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多元混合经济，比其他文明有更强的学习竞争能力和文化融合的凝聚力。

摈弃小农经济思维，占领战略制高点

国资委目前推行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战略是小农经济短线思维的产物。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夕阳产业的资产可以保值增值。要打破西方国家的市场限制和技术垄断，就必须把战略目标定为中长期的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特别是科技和金融的制高点。模仿西方资本追逐短期的经济效益而牺牲长期的国家利益，是西方金融危机挤出实体经济的败亡之道，中国万万不可仿效西方失败的老路。

科技方面，中国要用“招才引智”来替代“招商引资”，因为中国目前是人才稀缺，但是资本过剩，才会有沿海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我们要学习二战后美国大规模引进欧洲科技人才到乡村大学发展科研教育系统的历史经验，在生态良好的内地三线小城市建设高科技的大学和研究院，用低廉的生活成本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全世界的科技人才，同时缓解一线城市学区房造成的房价压力，用知识资本吸引商业资本和老龄人口向内地移动，促进教育医疗的均衡发展，从而建立比西方富国更可持续的全面小康社会。

金融方面，要打破美国石油美元的强势和西方金融寡头制造的市场波动来转嫁金融危机。中国如果与资源国家建立直接的长期互惠贸易，即使在大宗商品价格巨幅波动的条件下，双方可以用领子期权的方式合理定价分享盈亏，可以绕开金融寡头对期货市场的控制，削弱西方金融的定价权。西方国家的老龄化和福利制度的危机导致西方国债面临零利率和负利率的困境，从根本上动摇西方退休基金的金融基础。中国巨大的基础建设规模和政府的社会协作能力，可以借此机会开放国债市场，吸引西方的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的长期国债，使西方老龄社会的稳定性，取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从而大大削弱新冷战的经济势力，并使中国成为新的长期稳定的世界金融中心。

如果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占领科技和金融的制高点，就能巩固产业和军事的制高点，进而带动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最终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经济区，经济协作的范围包括太平洋的两岸和亚非欧大陆，进而完成世界中心从西方向东亚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