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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郑新业谈雾霾治理:欢送高耗能的“曹德旺”走

2017-01-09 08:56:52

据《新京报》1月9日报道,1月7日20时,在持续了212小时后,北京重污染“橙色预警”得以解除。

就在前一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主持召开媒体见面会表示,环境质量改善是处在一个负“重”前行的阶段,高污染的背后是偏重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非绿色生活方式。

那么,宏观经济应如何调整以利于治霾?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为何总保持在70%?有无可替代的新能源?

就上述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能源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

郑新业 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能源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谋定

三大基金需投入精力形成多学科研究

新京报:你觉得近期京津冀的持续雾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郑新业:我认为主要包括四方面因素,第一是能源结构,这个很重要,第二是季节性因素,冬季供暖增加,前两个是主要原因;第三个高耗能产业在去年出现反弹,第四是与风速有关。后两者属于偶发性因素。

新京报:雾霾治理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郑新业:在于谋定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不要急于做决策,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急于去骂人。我们要意识到,多种因素是造成雾霾的原因。

在雾霾的成因识别和政策效果两方面,政策也只是减少雾霾的一个因素。既不要轻易否定某一个元素不是雾霾的原因,也不要轻易肯定。

新京报:你提到我们要谋定最重要的事情,那应该如何谋?

郑新业:我呼吁三大研究基金——国家社会和自然基金,教育部基金,北京市的各种基金,都要投入精力,研究雾霾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自然、社会现象太复杂了,研究能力,数据获取受到方法论的限制,所以一定要反复研究。另外,要加大对于政策效果的研究,哪个性价比最高。

三大基金需要把精力投入到这个方面来,包括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工程的,雾霾是个超复杂的情况,要多学科形成互补型研究。

我们都是盲人摸象,放在一起讲故事。雾霾治理也不是单一政策可以解决的,所以它是现代版的“盲人摸象”,我们凑在一起研究,纷纷呈现出我们各自领域摸出来的象是什么样子,形成一个完整拼图。

现状

煤炭的清洁利用应是核心能源政策

新京报:你提到能源结构的问题,这个怎么讲?

郑新业:我之前提出一个理论叫“既又还”,也叫“不可能三角”。就是说在中国有一种现象:我们要求既要有能源用,还想能源便宜,汽油贵了有人要骂,我们又要干净、不污染。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我们的参照系是国际,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这么干。但我们忘了一件事,能源是有禀赋的,各个国家不一样。

我们的能源问题有两个,第一是我们能源消耗增长太快了,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了;

第二个,我们国家的能源禀赋是以煤为主,但是我们的参照系却是国际,可是我们国家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的5亿吨标煤,还是现在40亿吨标煤,煤在我们的能源结构中总是在70%左右,一个东西如果总是在70%左右,可以预见未来是很难改的。

新京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郑新业:因为我们没有,全世界天然气的能源比重是22%,我们能占到10%就喜滋滋了。我们现在的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很大,这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我们石油,天然气都在他国,我们的运输线路将面临能源安全问题。

太过于依赖国际市场,无论是数量还是价格,都不能自主。

如果我们像别国一样,有充足的石油、天然气,那我们国家的能源问题就会好多了。

所以在其他能源不利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要考虑拿煤炼油了?

新京报:对于这个问题你认为我们应如何应对?

郑新业:我一直倡导,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应该是我国的核心能源政策。比如说,新能源发电可能只占到3%-4%,但是新能源干了十多年了,发电量才能达到这个级别,未来它能成为主力能源吗?

天然气想占到22%几乎不可能,石油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但石油存在安全问题,核电也遇阻。

因此,在我国需求量如此巨大的背景下,我的判断是,需要有充足供应,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是我国主力能源。

所以,社会要引起共识,在能源的“不可能三角”的三个目标中,我们只能选二,我的建议是,能源充足和清洁。

措施

三点建言:控制内需、改善结构、能源监管

“曹德旺出走是三赢”

新京报:按照你的分析,我们治理雾霾应该如何着手?

郑新业:总共有三件事情。第一,中长期要从能源需求方面控制。比如高耗能产业要不要发展?比如铝的生产,一家企业的耗电量一年下来超过好多省的耗电量。

前段时间“曹德旺走了”,玻璃厂走了的消息引起争论,大家很郁闷。但其实我们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就是想让这些高耗能产业比重下来。

这个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结构变轻,需要经历一个去产业化、去空心化的过程。

比如日本也有一个空心化的过程,虽然其有很多制造业还在,但是已经走高端制造业了。

从国际经验看,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发达国家都走过,换句话说,实体经济下滑是必然的。

因此,从需求侧看,高耗能产业的出走、萎缩,是社会的必然趋势。我们现在不能既要搞高端制造,又要搞服务业,不让“曹德旺”走,我们应该欢送他们走,这是好事儿。

美国人经济去产业化后,美国经济没有塌,日本经济去产业化后,日本经济没有塌,日本没有失去的二十年,英国也没有。

从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无论是节能减排的政策,还是格局演化,都会在能耗的控制上产生影响,增长速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快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所以能源消费,从中长期看,不会再恶化了。

这么看,曹德旺出走是三赢。中国产业结构得到改善,美国制造业回流,曹先生企业的全球布局,国际经济活动不代表你赢我输,完全能实现双赢。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

“支持新能源涨价”

第二,改善能源结构,我们需要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为什么美国人能源消耗和我国差不多,但是他们能源干净呢?因为煤占的比重非常低,同样的能源,因为能源结构不一样,产生的污染是不一样的。

为了实现这种替代,民众需要支持政府,包括企业的成本上升。

企业脱硫脱硝要费钱,设备运转会产生额外成本,企业未必不想用设备,但是如果我的成本因为使用设备有所提升,那么价格就会上升,竞争之下就会被挤出市场。

所以,包括新能源的涨价,建核电,哪怕成本高,民众也应该支持。因为如果民众不支持,成本上不去,污染是谁的呢?相对于健康成本,这是更划算的决策。

不支持新能源涨价,高成本等,民众就要用同样的钱去买口罩,买净化过滤器。

假设我们把新能源,核电,风电全用上,我们或许就不需要买第二个空气净化器了,否则就会花更多的钱去买健康。

大家要用清洁能源,而能源上升的成本,需要民众的支持。

“把城管建制直接归环保部”

第三,就化石能源方面,想要脱硫脱硝,政府就要加强监管核查。

为什么我们有标准但是不见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核查。如果政府不核查坏的企业,就会有损好的企业,因为我的报价低,就会把你挤出市场。

所以我非常欣喜地看到北京市正在搞环境警察,其实环境警察倒不一定,可以把城管的建制直接归环保部接管。

提出这个想法,也是因为涉及环保局的编制安排,要对化石能源进行监管,首先需要赋予环保部权利。

环保部仅有300多个编制,加个零都不够,还包括业务辅助人员,所以环保部需要扩编扩容。

在环保警察还没有出现之前,可以考虑先由城管来做这个事,他们很有能力。

我认为可以分片管理,就像城管的巡逻一样,在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实行全天候,全覆盖的监管,对发电24小时监管,对炼油、钢厂前前后后的监管。

从企业方面看,能源行业中大部分是超级国有企业。这里要强调,国企的经济利益应该是摆在第二位的。

我们也要求国资委对这些企业不仅仅考核经济指标,还要考核环境指标,比如环保不达标,一票否决制考核。监管者、央企的党组,以及背后的国资委,三管齐下,化石能源的供应就能极大缓解。

除了经济效益方面,也需要要求国企的社会责任,环境保护责任。

税收

提高污染型产品税率 降低非污染型产品税率

新京报:除了监管方面,在税收方面是否要调整?

郑新业:我们一直倡导,把煤电价格涨上去。有人说我国税收很重,但是别忘了政府需要税收,国防、教育、医疗、基建设施后面是数以亿计的群众。治理污染是不是需要对能源加税?是不是要规定炭市场?所谓炭市场的赋税,最后结果都是涨价。

因此我的建议是,我们增值税率是17%,但是奶粉等生活必需品其实和煤炭是一样的,所以我建议把生活必需品降到9%,也就是降低没有污染的产品,把剩下的污染型产品提高到30%,调节污染型产品和非污染型产品间的比价。

我们会发现,企业会更多使用清洁能源,而且有的企业税负涨了,有的降了,其实是平衡的。

对家庭也是这样,虽然电涨了,但是买的馒头,衣服等相应降低。通过税收结构调整,把污染型产品涨上去,非污染型产品降下去。

比如,如果火电从现在的5毛/度涨到1.2元/度,我们就不需要补助新能源了。

但是很多人不平,说火电怎么能涨价?但事实上,电在家庭消费中比重是很低的,如果电真的涨到1.2元,华北地区的新能源整个消纳,很有可能我们不需要口罩了。

具体到家庭来看,我们电费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口罩减少了,药减少了。所以对于家庭、企业和政府,都是部分增加,部分减少,宏观上达到平衡,最后清洁能源得以使用。

(新京报记者 盖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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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 责任编辑:吴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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