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尹哲】14日上午，“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迈入新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等出席并发表演讲。

易纲表示，近年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跨境人民币使用、沪港通、债券通、原油期货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先行先试，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此，我们本届论坛主题确定为“迈入新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个主题在现在这个时刻讨论，是非常有意义。

易纲表示：“人民银行一直高度重视和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采取有效措施，继续支持上海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先行先试。”

一是坚持市场驱动的原则，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支持上海创新试点人民币跨境业务和产品，发挥好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结算功能，充分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投融资支持。

二是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外汇管理改革，拓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自由贸易账户功能，推进资本项目的管理便利化和可兑换。

三是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在我国股市、债市、货币市场、汇市，上海都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今后，我们将在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交易的便利程度和效率，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交易的托管、清算等基础设施方面加强建设，使上海的市场功能得以进一步发挥，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市场中心。同时，在金融服务方面，上海聚集着人才的优势，有着巨大的潜力，在支付清算、第三方支付、银行卡支付和评级机构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人才优势和地域优势。对外资机构有着吸引力，并且在业务上有广阔的空间。

四是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未来的主线是按照国民待遇原则逐步放开股比限制和业务牌照限制。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方面的竞争优势是得天独厚的。我知道，有许多外资银行、证券、保险、投行机构在考虑未来全球业务布局时，上海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重点。所以，在金融机构建设方面，在未来一段时间，上海也是中国的亮点和世界的亮点。

五是在引领金融科技发展方面，上海也有着巨大的潜力和优势。上海各金融机构和相关的企业，在金融科技研发和创新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今后这方面的发展还会进一步加强和进一步创新。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目前上海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机构最集中、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城市之一。

李强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再次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特别是郑重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再次向世界亮明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李强介绍道：“上海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的决策部署，迅速行动，提出了六个方面扩大金融开放、争取先行先试的具体举措，并正在推进相关项目落地。在接受申报的两批23个项目中，开放领域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行业；开放内容既有新设外资持股比例达51%的证券公司、寿险公司，也有扩大外资银行、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合资证券公司经营范围和允许外资从事第三方支付业务。”

开放对象既面向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面向约旦、摩洛哥等发展中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其中，工银安盛人寿保险公司发起筹建资产管理公司已获批复同意，英国韦莱保险经纪公司和怡和保险经纪公司已获批扩大经营范围，摩洛哥外贸银行上海分行、台湾国泰世华银行在沪分行转子行已获批筹建。

“当然，这些项目还只是先期的，这些成果还只是初步的，随着我们开放举措的进一步落实，还会有更多的项目在上海落地、更多的成果展示出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作主旨演讲时指出，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规金融要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融资，形成全社会“几家抬”的良好局面。

央行要从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等货币政策方面考虑，提高银行对小微企业的支持；监管机构要有差别化监管，充分考虑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溢价；财政部门要给小微企业贷款一定的税收优惠；商业银行自身要坚持从各方面为小微企业服务。

易纲说，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我国的实践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发展非常迅速，目前有2000多万小微企业法人和6000多万个体工商户，其个数在市场主体中占比90%以上，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他表示，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贷款及小微企业主贷款这三项在中国接近1000万户，是政策聚焦的重点。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央行已采取定向降准，调动约4000亿元资金为小微企业服务。下一步将大幅增加对小微企业再贷款和再贴现的额度，建立小微企业台账管理（即为小微企业进行贷款的银行台账如果符合条件，可获得较低资金成本的再贷款和再贴现支持），同时央行支持商业银行为小微银行贷款可作为抵押品，盘活贷款流动性。

易纲说，要强化商业银行内部的考核机制。“商业银行为小微企业服务不仅仅是普惠金融部的事情，公司部、零售部、信用卡部、结算部等都要为小微企业服务。此外，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可以更优惠些。”同时，央行与财政部共同协商，今后将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的税收采取更优惠的税收政策。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主旨演讲中提到，在打击非法集资过程中，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他指出，要充分解决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非金融机构，所有的融资都要在阳光下进行，做假账就是违法犯罪，但现在还有很多虚假广告、欺骗性宣传，已经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公害，说到底还是处罚太轻，不足以形成震慑，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另外，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面，郭树清说，有的同志对金融业对外开放心存顾虑，认为开放金融服务业可能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引进外资股东可能威胁国家金融安全，这种担忧是多余的。

“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只有1.3%，外资保险公司也不过6%左右。事实上，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更无法想象有许多中国金融企业进入全球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前列。”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扩大开放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必由之路。

他提到，今年以来，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上海原油期货上市不到三个月，交易量和持仓量均超过迪拜原油期货，稳步迈入世界前三。

“证监会加大了资本市场开放力度，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不断完善沪深港通规则制度，扩大标的股票范围和每日额度。目前沪深累计成交金额已达到10万亿元。

最近，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大幅度更改了目前QFII和RQFII的规则。方星海说：“（证监会）认真听取国际机构投资者对QFII、RQFII政策改革意见，与有关部门协同利用QFII和RQFII开展跨境融资。”

“我昨天和国际投资者谈到这个事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振奋，非常欢迎这个改革”，他补充道。

曾在过去九届陆家嘴论坛中，以央行行长的身份出席了6 次的周小川，再度亮相。而这一次，周小川的身份变成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主旨演讲的题目聚焦在了“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治理体系”。

周小川强调，我们应该去回顾一下还有哪些需要做，这些做法会对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进，以及防范下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有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话，真是没有把握说下一轮危机会不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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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李强主旨演讲全文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在美丽的黄浦江畔，共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计，这既是一项国家战略，也是上海承担的重大使命。

陆家嘴论坛，诞生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这个背景赋予了论坛很强的建设性。10年过去了，我们共同经历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风雨历程，今年又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如果说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浦东则是上海改革开放的“缩影”，而陆家嘴又是浦东开发开放的“标志”。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点，在这样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点，我们回望走过的路、远眺前行的路，都会有更多的感慨和感悟。这里，我谈三点想法，跟大家作个交流。

第一，上海具有强大的金融基因。

在我们这个会场西侧的不远处，静静流淌的黄浦江，见证了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百年沧桑，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发展的奇迹般变化。从这里看对岸，可以看到著名的外滩，看到上海的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外滩的万国建筑群，曾集聚了数百家海内外金融机构，被誉为“东方华尔街”，上海也因此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从对岸看过来，可以看到上海城市的新地标，看到被誉为“东方曼哈顿”的陆家嘴金融城，而在28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农田。从这样的视角眺望陆家嘴，我们更能深深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当我们把“看上海的历史”和“看上海的发展”这两个意象并列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这就是金融的身影和元素触目可及，金融的因子和内核蕴含其中，金融是上海发展变化中最活跃的因素、最引人注目的标识。换言之，上海这座城市具有强大的金融基因，上海发展金融具有独特的禀赋优势。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总是随着时代风云激荡，随着国家兴衰起伏。尤其是近代以来，金融愈益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要素，成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纵观历史上大国之崛起，无不以金融兴盛为标志，强国之鼎盛，无不有赖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世界经济强国往往都拥有一个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正如大家所熟知的，纽约之于美国，伦敦之于英国，均是如此。今天的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建设强大的金融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打造与我国经济实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而这个重大的使命和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上海的身上。

第二，改革开放始终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不竭动力。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央交给上海的光荣使命，是重要的国家战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经常讲，上海是靠“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同样如此。

上世纪80年代，中央酝酿启动我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就已在上海落点布子。新中国第一只股票在上海诞生，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在上海开办，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上海开业，这些都开启了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先河。

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后，中央正式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构想，赋予了上海当先锋、打头阵的重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曾充分肯定上海浦东开发“金融先行”的理念，强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1990年，陆家嘴成为我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命名的开发区。1992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被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进一步明确。200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国务院又专门出台了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蹄疾步稳、全面发力的新阶段。金融领域制度创新加速突破，自由贸易账户不断拓展，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等试点效应不断放大，“沪港通”、“债券通”、黄金国际板、原油期货等相继启动运行，“沪伦通’’将开通，国内首家金融法院经有关部门批准将在上海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全球清算对手方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先后落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打开新局面。

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上海金融市场从无到有，金融资源配置从国内走向国际，金融服务功能从单一走向多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目前，上海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机构最集中、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城市之一，持牌金融机构超过1500家，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超过30%，金融市场年成交量超过1400万亿人民币，金融从业人员36万人，股票、债券、期货、黄金等交易量跃居世界前列。与改革开放相伴生并从中汲取不竭的动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展现出广阔前景。

第三，加快推进新时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面向未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正在掀起澎湃热潮。上海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一贯要求，以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决心和勇气，坚定不移地做深做透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再次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特别是郑重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再次向世界亮明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上海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的决策部署，迅速行动，提出了六个方面扩大金融开放、争取先行先试的具体举措，并正在推进相关项目落地。在接受申报的两批23个项目中，开放领域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行业；开放内容既有新设外资持股比例达51%的证券公司、寿险公司，也有扩大外资银行、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合资证券公司经营范围和允许外资从事第三方支付业务；开放对象既面向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面向约旦、摩洛哥等发展中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其中，工银安盛人寿保险公司发起筹建资产管理公司已获批复同意，英国韦莱保险经纪公司和怡和保险经纪公司已获批扩大经营范围，摩洛哥外贸银行上海分行、台湾国泰世华银行在沪分行转子行已获批筹建。当然，这些项目还只是先期的，这些成果还只是初步的，随着我们开放举措的进一步落实，还会有更多的项目在上海落地、更多的成果展示出来。

我们深知，国家扩大开放的政策举措，对海内外金融机构来说，是重大的发展机遇，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说，必定注入蓬勃的发展活力。刚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先生宣布央行支持上海下一轮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五条重大政策，我们表示非常感谢。我们相信这些政策一定会更加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我们愿与海内外的有识之士一道，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大潮中，乘势而进，奋发作为，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是着力打造扩大金融开放的新高地。主动承接、加快推进国家金融服务业开放重大举措落地，加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自贸试验区建设联动。集聚更多国际金融高端资源要素，构建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服务体系，形成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上海价格”，持续提升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

二是着力构筑金融改革创新的新平台。积极争取国家把重要金融改革创新举措放在上海先行先试。充分用好自贸区平台，让中外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到“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来，为国家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金融改革探路。鼓励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和市场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最大程度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着力形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能级。推动金融回归本源，既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的本分，更作为金融发展的深厚土壤，面向长三角、面向全国，拓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空间。加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建设的金融支持。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为切实解决融资难、融资贵提供更多创新手段。积极开展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服务，大力发展科技金融，让科技创新之火更旺、实体经济“血脉”更畅。

四是着力构建金融良性发展的新生态。营造崇尚法治的市场环境，特别是要以上海金融法院设立为契机，在金融法治建设上持续用力，给各类市场主体以更稳定的预期，更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切实回应解决好海内外金融人才在上海落户、子女就学、医疗等方面的需求，让优秀人才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大舞台上更好发挥作用。坚定不移维护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切实完善风险防范机制，提升金融监管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按照上述思路，我们首先在长三角地区深化金融合作，推动区域金融改革创新。在深化长三角地区金融合作方面，我们将实实在在抓好几件重点事项：一是推动上海期货交易所与浙江自贸试验区合作建设油品交割基地，加强期现对接，共同建设多层次油品交易市场；二是推动上海证券交易所服务基地建设，搭建企业上市服务咨询平台，支持优质创新型企业在沪上市；三是支持长三角地区发债主体来上海发行债券，支持设立各类产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四是围绕全国首个信用建设区域合作示范区的目标，长三角是国家确定的信用合作示范区，我们将围绕这个目标，推进信用信息交换共享和开发利用，建立重点领域跨区域联合奖惩机制，加快建设“信用长三角”。我们将通过三省一市的共同努力，打造功能互补、优势叠加、特色鲜明的长三角金融集聚生态圈，并以此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各位来宾、朋友们，新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尤其需要我们加强与国内外各界的交流合作。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中外金融界人士的积极参与下，陆家嘴论坛“十年磨一剑”，已成为连接世界、分享智慧的全球金融盛会。今天在座的都是业内的精英，非常期待各位贡献更多的智慧。我们也将打造更好的平台、搭建更大的舞台，热忱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共同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共享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红利。谢谢大家！ 

以下为易纲主旨演讲全文：

各位，今天我想谈一谈对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几点看法。

大家都知道，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国际上来看，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约是50%左右，对就业的贡献是60%-70%左右。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我们有2000多万小微企业法人，此外还有6000多万的个体工商户。这些小微企业占市场主体总数的90%以上，他们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由此可见，小微企业非常重要。我今天要谈的就是，从金融的角度怎样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

第一，金融机构要考虑覆盖小微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小微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融资方式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小微企业遵循从内源融资、股权融资到债券融资的顺序，在早期都是靠自己的钱或者亲戚朋友的钱，用股权很难从银行贷到款。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有些VC、创投会对他们有兴趣，再发展一定时间以后，有了信用记录，这时候银行和发债融资就成为了可能。

对小微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金融机构一定要有不同的金融服务。这些年来，我国私募市场发展非常快，去年我们的私募基金达到了200多亿，是十年以前的70倍。私募在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适应小微企业发展初期阶段，已经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正规金融机构要给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正规金融应该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军。同时，民间融资应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补充。我国小微企业在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融资的比例大约是6：4，六成是从正规金融来，四成来自民间金融。在民间和正规金融之间，融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我们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的平均贷款利率大约在6%左右，网络借贷利率大约在13%，温州的民间借贷登记利率在15%以上，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的贷款利率在15%-20%区间。大家可以看到，在不同的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时候，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正规金融提供的服务多一些，小微企业融资加权平均成本就会下降一些。

第三，要坚持财务可持续，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内在动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怎么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使他们更积极主动为小微企业贷款、为小微企业服务？这必须是一个商业行为，贷款利率和今后的金融服务要能够在国家的支持下，基本覆盖它的成本，这样才能做到可持续。我们希望看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8年左右，日本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为12年，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年左右。也就是说，注册3年以后小微企业还正常经营的概率在1/3。这就意味着小微企业贷款是有风险的。今年3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为2.75%。

我下面讲是几家抬的思路。首先央行要支持，要从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货币政策方面的考虑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小微机构的服务。其次，监管当局要有差别化的监管，考虑到小微企业的风险，对小微企业的监管要充分考虑风险溢价。同时，财政要给小微企业的贷款一定的税收优惠，商业银行自身也要坚持自己从内部转移定价，以及内部服务机制上为小微企业服务。这样全社会各方面共同为小微企业服务，就能够做好增加贷款、降低成本的目的。

一要聚焦单户授信在500万以下的贷款，作为政策的聚焦点和发力点。二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贷款，也是500万授信以下。三是小微企业主的贷款。三项合起来，在中国有接近1000万户。我刚才说了，中国现有2000多万户的小微企业，有6000多万的个体工商户，而我们聚焦的群体差不多有1000万户，可以明显改善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状况。

下面我说几条具体的措施。第一条，央行将强化对小微企业对服务。从货币政策方面的考虑，去年年底，我们对500万授信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进行了定向降准。今年年初实施，调动了大约4000亿资金为小微企业服务。同时，还将大幅增加对小微企业再贷款的额度和再贴现的额度。这样的小微企业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将建立台账管理，在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可以获得较低资金成本的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支持。

第二条，央行支持商业银行在对小微企业进行贷款以后，将贷款作为抵押品与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这样可以盘活商业银行贷款的流动性。这是中央银行政策的考虑。同时，强化商业银行内部的考核机制。

商业银行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除了小微企业部，公司部、信用卡部、结算部都应该为小微企业服务。从结算角度、信用卡角度，从其他角度都可以为小微企业提供综合的金融服务。

第三条，商业银行内部的转移定价可以更优惠一些。我知道有些大银行在内部转移定价上，FTP给小微企业贷款至少25个基本点的优惠，这是商业银行内部的转移定价。这样就使得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拿到一个比较好的资金成本，更有服务积极性。

第四条，我们和财政部一起协商，将来对500万授信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税收采取更优惠的税收政策。这样就形成了几家“抬”的格局。央行从货币政策、准备金、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资金成本等方面支持小微企业进服务。同时，实行差异化的监管，调动商业银行内部各部的积极性，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财政实现优惠的税收政策，这样就可以以几家“抬”的方式，大大改进小微企业的贷款服务情况。

在这里，我要强调，小微企业自身也要积极提高素质，提高质量，聚焦主业，规范经营，注重诚信，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主动对接银行的信贷审批标准。各有关部门，要加快完善守信联合机制和对于失信的联合惩罚机制，打击逃废债和各类欺诈行为。小微企业自身要强身健体、提高质量，形成全社会对小微企业服务的氛围。

目前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协商出台一个对小微企业改善服务、增加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综合政策。所以，我希望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都来关心这个政策的出台，监督各方面共同为小微企业服务好。这样对我国的就业、创新、发展，将会有重大的意义。谢谢大家！ 

以下为郭树清主旨演讲全文：

李强书记、小川理事长、应勇市长、易纲行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时隔六年再次参加这个论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领袖，对金融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也极为罕见。

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就有金融风险。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会发生不平衡、不协调。但是迄今为止，多数国家仍然通过危机来强制调整，付出沉重代价后，恢复经济金融平衡。只有在我们国家，才能够做到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各级政府主动作为，集中动员全社会力量，及早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防止生成系统性金融危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深刻把握现阶段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规律，形成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中国方略。其核心要义就是，从国情现实出发，以自我革命的理念和方法，主动消除经济金融隐患，成功跨越重大关口，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自我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处理新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方式，因而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

我国现阶段的金融问题具有极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面对的矛盾更为复杂，有些风险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必须以更积极的态度处置各类隐患，以经常的“小震”释放压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大震”，总体上要用事先的而不是事后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整体的而不是零散的方法，去矫正各种偏离，及早恢复经济金融平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我们展开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系列战役。在工作实践中，有以下几个方面体会较深。

一是底线思维防患未然。总书记指出，要把各种困难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可能的风险和挑战想得更深入一些，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国自古就有“治未病”的医学思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需要树立预防为主的意识，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努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近年来，针对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债务和互联网金融等系统性风险隐患较大的领域，我们设定审慎监控指标，开展压力测试，加强清理规范，及早介入干预，有效遏制了风险累积。

二是稳定大局逐步加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治理金融业内部层层嵌套、自我循环，必须充分考虑机构和市场的承受能力。在化解“类信贷”业务风险过程中，我们没有全线出击、四面作战，而是合理安排过渡期,先由机构自查再由监管部门检查，有计划、分步骤，渐次达成目标。在整治同业业务时，重点整治同业投资和同业理财，而对同业存放和同业存单调整力度比较小。直至去年底今年初，对表外业务才开始启动规范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同样没有采取“一刀切”和急刹车的办法。

三是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优先处理最可能影响全局、威胁整体的问题。在推动去杠杆过程中，金融管理部门坚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优先推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降低杠杆率。针对交叉金融野蛮生长、影子银行急剧膨胀等突出问题，我们及时开展市场乱象综合整治，有力遏制了银行业和保险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一年多来，银行业在保持12%以上信贷增速的同时，总资产规模少扩张20多万亿元。在发展方式转变和总保费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保险业的保障功能不断增强，今年前4个月，人身险中纯保障类产品占比上升2.9个百分点。

四是区别对待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的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个性化的办法。工作实践中，对于不法分子控制的金融集团等“恶性肿瘤”，毫不手软，及时实施“外科手术”。对于情况复杂、牵涉面广的案例，采取徐缓调理的办法，通过“慢撒气”逐步缓释，条件具备时再果断出手。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感谢上海市的支持和配合。对于“金融科技”，英国等国家提出了“监管沙盒”的概念，而我们采取的实际上类似“监管沙房子”的框架，可能需要逐步调整优化。 

五是抓住时机攻坚克难。应对金融风险和挑战必然要付出代价、经历痛苦，我们必须勇于直面问题，敢于碰硬、善于碰硬，把握时机，主动出手。去年以来，我们督促银行利用当前拨备较充足的有利条件，做实贷款分类，真实反映信用风险。目前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已由高峰期的近120%降至100%以内。同时鼓励银行综合运用坏账核销、现金清收和批量转让等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2017年以来共处置不良贷款1.9万亿元。有的观察家将这些行动解读为银行的负面讯息，恐怕不太合理。

六是标本兼治依法规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系统性工程，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强力治标，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市场上的歪风邪气压制下去。但是从根本建立起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更要注重补齐监管短板。2017年，银行业重点推进70多项补短板项目，其中已完成48项，今年又新提出40多项；保险业去年以来修订出台规章和规范性文件60多项。

七是回归本源服务实体。总书记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金融系统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国成立1.68万个债权人委员会，积极推动企业的财务重组和破产重整。在着力破除无效供给的同时，支持培育新动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2017年银行业新增减费让利440亿元，今年一系列新的降成本措施正在陆续出台。信贷增速继续明显超过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目前，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17.3%，申贷获得率95.1%，但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需做出新的努力。 

八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总书记指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深化改革。在利率、汇率市场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我们积极推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股权管理，优化机构布局，健全市场体系，持续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有的同志对金融业对外开放心存顾虑，认为开放金融服务业可能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引进外资股东可能威胁国家金融安全，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只有1.3%，外资保险公司也不过6%左右。事实上，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更无法想象有许多中国金融企业进入全球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前列。

九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并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人民群众既是金融监管保护的对象，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依靠力量。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注重发动群众，让群众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提升自身免疫力，同时成长为金融治乱象的生力军。在打击非法集资过程中，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一旦发现承诺高回报的理财产品和投资公司，就要相互提醒、积极举报，让各种金融诈骗和不断变异的庞氏骗局无所遁形。

在充分看到成绩、树立必胜信心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自我革命本身意味着许多特有的困难。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知易行难。二是道德风险根深蒂固。相当多的金融机构仍然存在“垒大户”情结，不少企业高度依赖债务投入，各类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没有真正打破，“预算软约束”“投资饥渴症”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特别是市场化法治化破产机制远未形成。三是一些地方、部门、银行和企业缺乏应有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对去产能、去杠杆心存侥幸，对不良资产处置和“僵尸企业”出清等待观望、犹豫不决，总希望国家出台政策给予救助。四是平衡各方利益面临很多制约。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兼顾多重利益的难度越来越大，调整越来越困难，有待于各个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征程上，需要着力解决一些领域滞后的问题，加强薄弱环节。当前需要优先考虑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企业结构调整。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处于胶着状态，必须求同存异，寻找最大公约数，建立健全企业、银行、政府各方责任共当和损失分担机制。

二是妥善处理企业债务违约问题。市场经济下出现债务违约十分正常，企业债问题比较突出，相比国外，但事实上我国企业债务违约率总体仍然较低。到2018年5月末，企业债券违约后未兑付金额，只占存量信用债总金额的0.43%。要遵循市场规律，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对于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的企业要坚决退出，对于出现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相关各方要加强沟通协商，采取积极措施共同努力，帮助其渡过难关。

三是大力推进信用建设。金融机构要带头讲诚信，真实反映资产情况，真实披露相关信息。各类企业要依法披露自身信息，特别是对债权人更要及时、全面、准确地通报经营状况。

四是努力解决违法成本过低问题。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都要认识到，做假账就是违法犯罪。所有投融资活动都要在阳光下进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媒体网络虚假广告，误导性宣传，欺骗性投资咨询和理财顾问，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公害。究其原因，说到底还是处罚太轻，不足以形成震慑，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五是合理把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金融创新有利于满足金融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需求，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要有利于金融风险防范。对于不当创新、过度创新等行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制止。对于假创新、伪创新现象更要及早揭露，及时处罚。

六是加强机构投资者队伍建设。持续培育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强化金融机构的专业化分析研究能力，努力促进一流水平投资银行的形成。资管新规和即将发布的理财业务监管办法，有利于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有利于投资资金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解决直接融资比重过低问题，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开正门、堵旁门”，加速走向规范化、透明化和法治化。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一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中国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勇于自我革命，就一定能够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成功跨越这个重大关口。

以下为方星海主旨演讲全文：

尊敬的李强书记、小川理事长、易纲行长、树清主席、应勇市长，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2018陆家嘴论坛。首先我谨代表中国证监会对第十届陆家嘴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十年来，陆家嘴论坛已经发展成为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高层次金融交流平台，对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是上海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中国金融走向世界舞台的一张亮丽名片。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国家战略。如何理解？我认为，不是上海要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是中国需要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决定把它放在上海。本次论坛主题是“迈入新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时代，陆家嘴论坛必将承担更重要的使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

借此机会，我围绕加快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谈一点认识。

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与以往的高速度增长有许多本质的不同。在高速度增长阶段，以能源、交通、电信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普通住宅、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类投资，通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这些投资领域的共同特点，一是市场需求比较稳定，二是生产技术比较稳定，许多技术几十年都可以使用。在这个阶段，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是支持这些领域投资的最适当金融产品。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人民群众的需求更趋多样化，需求的变化频率显著提高，投资面临的市场销售风险大大增加。从供给角度来看，能够满足不断变化需求的生产技术，必定是创新型的。他们本身能否成功，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阶段，更能评估和吸收分担投资风险的资本市场就成为了投融资更恰当的场所。

所以，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新时代、新阶段，资本市场承载着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份重任。中国证监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不断提高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去年下半年以来，证监会党委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研论证，我们深刻感受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紧改革那些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的支持力度。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各有关部委的全面协调支持下，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陆续发布了试点创新企业股票或存托凭证发行交易上市监管、信息披露，以及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等配套制度规则，正式启动了试点工作。推出存托凭证这一新的证券品种，是我国资本市场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

扩大开放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必由之路。证监会加大了资本市场开放力度，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不断完善沪深港通规则制度，扩大标的股票范围和每日额度。目前沪深累计成交金额已达到10万亿元。认真听取国际机构投资者对QFII、RQFII政策改革意见，与有关部门协同利用QFII和RQFII开展跨境融资。最近，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大幅度更改了目前QFII和RQFII的规则。我昨天和国际投资者谈到这个事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振奋，非常欢迎这个改革。

从5月31日开始，A股顺利纳入MSCI指数，进一步顺应国际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从纳入到6月11日为止，沪港通和深港通日均净流入达到31.6亿元。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已经着手研究新的制度与工具安排，以便尽快将目前的A股纳入MSCI的因子从5%提高到15%左右。这其中就包括了股票收盘价格产生机制，规范停复牌制度，以及创造条件与境内外投资者投资股指期货等。推动证券行业开放，放开股比限制相关政策已经落地。目前有三家外资证券机构向证监会提交了申请材料，其中有两家总部会放在上海。还有不少外资机构正在积极接洽。

今年以来，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上海原油期货上市不到三个月，交易量和持仓量均超过迪拜原油期货，稳步迈入世界前三。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力量。我们还将推动更多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更好服务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产业升级调整和实体企业及金融企业的风险管理需求。我们将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目前，总部在法兰克福的中欧国际交易所正在积极筹备中国企业在中欧国际交易所发行股票的第一股的发行工作。上交所已完成对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入股。证监会积极支持交易所与“一带一路”沿线交易所开展包括股权、产品技术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不断深化沿线国家交易所之间的战略合作。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紧密相连，金融业持续扩大开放将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国际投资者投资配置向人民币倾斜的态势非常明显。我认为，现在是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上海形成万商云集局面的大好时机。从国际竞争格局来看，中国需要一个有国际话语权的国际金融中心。单边和贸易保护主义不能长久，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的“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迟”的要求，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一起努力，共同推动新时代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向新台阶。

以下为周小川主题演讲全文：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首先，感谢主持人刚才对我的介绍。本场的主题是讲世界经济的增长和金融治理体系建设。我就这个题目发表一点看法。国际金融治理舞台上，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改进了治理。同时，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未尽事项，也就是还有很多未能完成的改革和规则制定。

今年是陆家嘴论坛第十届，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今年还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这段时间，全球有很多地方都在讨论国际金融治理问题，讨论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危机之后应该做哪些响应和改进，讨论能不能防止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再度发生。十年以前我们在干什么呢？第一届陆家嘴金融论坛举办时，次贷危机已经发生，一些问题也开始显现。十年过去了，我觉得首先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经济终于有所复苏，虽然经济全球性的金融复苏远远落后于2008年当时人们的预期，但现在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尽管前路还很漫长。

我们回忆起来，仍旧还有很多事情并没有真正做好。我先回顾一下十年来都做了什么？简单来说，一个就是采取经济复苏的政策克服经济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们通过G20的舞台出台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二是在危机过程中通过IMF来筹集新的资源。筹集资源是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蔓延，防止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发源于发达国家，但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特别是带来资本外流、贸易融资短缺等问题。我们因此分别在2009年、2012年进行了两轮融资，融资都达到数千亿美元，我们也推进了IMF治理的改革。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治理构架上通过G20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大力支持国际清算银行通过巴塞尔协议更新来修改金融领域的主要规则。

三是宏观审慎。经过这次危机我们推出了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在这个政策框架里我们强调资本缓冲的作用、强调逆周期调节。同时，我们也通过新的规则要求出台了压力测试，使得一些资本薄弱的金融机构加快在资本市场融资，通过新的融资强健资本基础。四是加强了监管。这个监管首先是先针对“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为了在防止对这些机构产生过大的冲击，我们先后明确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各国监管机构自己认定自己国内系统的重要性金融机构。在2014年的G20会议上，我们又提出了对于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的监管，类似的方法也推广到了对保险机构的监管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市场规则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首先是让影子银行大量回归。另外，对衍生品交易进行了规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各种金融市场交易要实行CCP（中央对手方）制度。今天上午方星海副主席也提到了会计制度，尽管这项制度还没有完成，但会计制度的改进和会计制度的审核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此外，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和资本流动问题很重视。2016年中国的人民币纳入了MSDI。在整个经济复苏过程中，通过国际金融舞台大力推进贸易融资、开发性融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期货变化融资等，这些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进展。最后需要提一下的是，宏观调控为了适应危机的情况作出了很多改进和创新的探索，特别是通过量化宽松解决利率零下界的问题，我们也尝试过前瞻性指引等调节措施。 

在取得成绩和改进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很多未尽事项。与2008年时应对金融危机所提出的想法、政策相比，实际做到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个是有些政策机制存在争议，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确实和经济复苏有一定的冲突，经济复苏如果没有实现，有些新的措施出台就有可能给复苏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这会带来一些犹豫不决或者在时间选择上适当拖后。现在已经过了十年，有些政策还没有出来。

我们应该去回顾一下还有哪些需要做，这些做法会对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进，以及防范下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有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话，真是没有把握说下一轮危机会不会再来。我点下几个题目供大家思考。

第一个就是本次金融危机里，金融体系中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或者说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我们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引入负反馈的机制，减少顺周期性。但是我们这个做法做得并不是太有效彻底，经济体系中仍然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正反馈特征，并没有根本解决。这里面也有民粹主义政策的因素。为了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要更多的依赖内部评级，但内部评级也有它的问题，最后大家也在控制对内部评级的依赖程度。到去年年底，“巴塞尔协议Ⅲ”定稿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是内部评级模型的输出和标准法输出的下限决定在72.5%，还是限制了对逆周期因素的引入。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我们也比较少，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资本缓冲，但资本缓冲应用并不容易。

第二，大家都试图解决但没有解决的就是“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大的机构资本比例应该增加，同时如果光是一级资本不能解决问题，就引入“自救债券”和“应急可转债”。对于应急可转债和自救债券的措施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塞浦路斯的危机处理中就成功应用了自救债券的措施。但有的地方不太那么成功。最近大家都关心意大利，意大利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救债券发行的时候有点像新兴市场，信息披露不够，里面有很多的传言，把这些东西的好处和风险没有说透，有很多老百姓买了，最后要转换的时候实现不了转换。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完善。

第三，我谈一下危机的早期。大家共同的认识都是，有些衍生品发展过度。像“CDO平方”、“CDO立方”，这些产品可能过多的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些巨大的风险。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口号在世界上并不是喊得很响，中国2008年底提出这个问题，到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写入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用这个观点来考察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就全球来说，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现了一些纯粹炒作性的、数字类、加密类的一些产品，跟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但仍旧可以继续炒热。所以，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充分。

第四，本轮经济危机中暴露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新兴市场造成一些不利的冲击。这些冲击很大程度上看，可能是由于资本流动所造成的。储备货币是美元，一旦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以后，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会使得资本流动发生异常。这个问题尽管大家很重视，思想观念都进行了更新，也组织了多轮讨论，但最近我们又看到实际上问题还可能继续出现，阿根廷、土耳其甚至还可能有其他国家，在当前的形势下可能再次出现资本流动异常。

第五，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储蓄率密切联系。当年美联储主席说为什么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呢？是因为中国和亚洲国家有储蓄过剩，结果用到了美国，使得美国人过度消费，使得美国人储蓄率降低，最后导致了这个问题。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争议，但这个说法至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一轮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储蓄率的变化确实带来很多的题目值得研究。但是新的现象是什么？在最近一轮贸易战过程当中，大家都关心贸易平衡、贸易赤字。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光是贸易问题，不光是生产能力、生产布局问题，还涉及储蓄率问题。但是现有的美方主要谈判对手都不承认，不认为这个事和储蓄率有任何关系。我们对于危机和不平衡问题的认识也走得不够彻底，讨论也不够彻底。

危机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危机是和财政政策有关系的，特别是2008年到2010年初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当时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希腊，其他几个国家也受到不小的冲击。为了解决财政问题，2010年G20多伦多会议上专门强调了财政整固计划，但财政整固非常慢。危机过去十年了，我们看看各个国家公共财政赤字、公共财政余额占GDP的比重，数字都不太乐观。此外，由于财政政策的空间问题，货币政策运用得比较多。在不少场合中专家都讨论说对于货币政策依赖过度了。大家对于量化宽松、低利率的环境，时间长了都形成习惯了，今后怎么弄也面临新的挑战。长期的低利率也是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后来虽然开始纠正这种现象，但纠正的步伐和台阶偏晚。

十年前我们讨论“两防”，大家始终认为GSE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但美国到现在为止，依旧没有看到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其他的国家也有类似的GSE的问题，也需要加以解决。今天早上易纲行长谈到中小企业融资，郭树清主席也谈到一些监管问题。在监管问题上，总的来说在金融危机以后有共识，但如何解决好对“大中小”的区别对待，不同的金融机构，在监管上如何适应，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最头疼的事就是救助问题。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出台了一些救助措施，争议很大，出台的也很不容易。欧洲特别是英国救助了IBS，后来还有一些救助的动作。在救助过程当中也涉及到跨境处置问题，就是机构出了问题跨境处置怎么办。这些问题虽然说有一定的共识，但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下一次有危机的时候，还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些对我们中国也是有启发的，不光是由于危机造成的金融机构出问题，有的是自己金融机构质量出现问题。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会进入比较全面的复苏阶段。全球金融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要认识到有很多未尽事项。我们需要抓住有利的时机，在有利时机比较容易解决这些问题，但在有利时机也往往容易麻痹，对这些东西可能有所遗忘，要抓紧完善，确保不发生下一轮经济全球危机。在中国我们有这种紧迫感，习近平主席专门强调“三大攻坚战”，第一大攻坚战就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这个题目如果讨论透，对于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如何克服以往的弱点、增强治理能力，会有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