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希腊与欧盟就债务问题已经分别于上周四和本周一进行了两轮谈判，但均未达成重大成果。希腊财长瓦鲁法克斯16日为《纽约时报》撰文，警告欧洲已经“没时间玩游戏了”。瓦鲁法克斯曾长期执教于象牙塔，是一名左翼经济学家，擅长博弈论（game theory，博弈论直译为“游戏理论”——观察者网注）。这位曾专门研究如何“玩游戏”的学者，如今却呼吁欧洲国家不要再继续“玩游戏了”。他号召，欧盟内部的“伙伴们”抛开“民族国家间的分歧”并停止无聊的政治纷争，以泛欧主义的态度，来取消债务-债权人的“狭隘区分”，以便为了全欧洲的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对瓦鲁法克斯来说，希腊的事就是全欧洲的事：希腊所要求的，不过是为了重整经济而进行“必要的宽限”罢了；而坚守反紧缩的“红线”，即便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意义上，也是普遍正当的事情。原标题 欧洲没时间玩游戏了，观察者网 李晽 译】

全文翻译如下：

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与我国的债券人们进行着一项重大的谈判——这项谈判的结果可能会影响整整一代人，甚至将成为欧洲正在展开的货币联盟进程中的转折点。

博弈论专家在分析谈判的时候，把它们当做自私玩家间分蛋糕的游戏。因为我在学院生涯中，曾长期讲授博弈论，所以不少人急于得出结论：成为希腊新任财长的我，一定在忙于虚张声势、玩弄阴谋诡计，还准备从外部寻求帮助，以期努力扭转颓势。

《纽约时报》文章截图

这实在是过于离谱了。

真相是，我的博弈论背景让我确认的无非是，认为希腊与欧洲伙伴国的谈判是一场通过虚张声势和战术欺骗的阴谋，这是无比愚蠢的想法。

正如我过去时常对学生们讲的那样，博弈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把玩家们的动机当做理所当然。在扑克和黑杰克的纸牌游戏中，这一假定是毫无问题的。但就当前的谈判而言，关键在于铸就新的动机。这种新动机就是：为了珍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分歧的思维方式，消解债务人-债权人的区分而鼓励一种泛欧洲主义的视角，并将共同的欧洲利益置于无足轻重的政治纷争之上，还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么做符合欧洲利益，最终揭示理智与责任所规定的红线。

希腊本届政府与上届政府的重大区别是在两个层次上的：我们下定决心与强大的既得利益进行斗争来重启希腊经济，以便赢得伙伴们的信任。我们下定决心的还有，不接受作为债务殖民地的待遇。对大多数萧条经济体而言，最大规模的紧缩原则不仅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也同时是一件离奇的事情。

希腊新财长瓦鲁法克斯（资料图）

别人总是向我问起下述问题：如果获得资助的唯一选择就是越过你们的红线，并接受你们当做是部分问题而非解决方案的那些措施，这将如何？出于对原则的忠实，我无权虚张声势，我的答案是：我们不可能越过自己所确认的红线。否则，红线就不成为真正的红线，而仅仅只是虚张声势。

可如果这为你们的人民带来太多的痛苦，又将如何？你肯定是在虚张声势。

这种论调的问题在于，它与博弈论一道，默认了我们处在因果律的暴政统治之下。当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时，并非在施行什么计谋，而仅仅是因为这是……正确的。

面对冷嘲热讽，希腊新政府将会作出革新。无论结局如何，我们都会抵制对希腊来说以及对欧洲来说的那些错误决议。过去那种在2010年导致希腊公共债务无以为继的、被称作“扩张和伪装”的游戏将会结束。不会有新增的借贷——除非我们拿出可操作的方案以便我们的经济得到增长，从而能够偿还那些债务，帮助中产阶级振作起来，并回应丑恶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尚未对大规模的腐败施以重拳之前，我们拒绝那些针对弱势群体所进行的“改革”，例如靠养老金生存的贫困人群以及家庭经营的小药店。

我们的政府并未要求伙伴国豁免我们的债务。我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数月的金融稳定，这一稳定形势有助于推进希腊人民能力所及范围内的改革任务。这样我们就能够重塑我们的增长并结束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局面。

有人会认为，这种放弃博弈论的态度背后隐藏着某种左翼极端主义的政治议程。事实并非如此。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这样说过，理性与自由摆脱权宜之计的方法就是去做正当的事情。

我们如何知道构成我们红线的温和方案，就一定在康德的意义上是正当的呢？当看到大街上那饥饿的眼神、担忧那些遭受打击的中产，还有想到欧洲货币联盟中那些所有努力工作的人们的利益之时，我们就知道这一定是正当的。不管怎么说，欧洲通过把人民利益置于中心地位的方式，以便再次赢得人民的信任。只有这样，欧洲才能够重新获得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