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晨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宏观研究部副主任；艾玮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姚乐，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职实习生】

6月8日的英国大选出现了选前预测中的最糟糕结局：悬浮议会。

特雷莎·梅此前欲借闪电选举扩大保守党在议会的优势，为其“脱欧”谈判等施政举措争取支持。然而大选结果与梅的预想相去甚远：无一党派获得多数议席。大选一周以来，梅致力于争取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议员的支持，组建少数派政府。在保守党前途未卜的前景下，脱欧谈判已迫在眉睫，一场出人意料的英国大选背后折射出笼罩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迷雾。

英国政治迷雾中的极左翼反建制派兴起

造成保守党此次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工党的投票份额“逆袭”。研究选票地图可以看出，与2015年“脱欧”公投相比，更多“留欧”派选民倒向工党。在年轻的留欧派选民中，保守党选票流失尤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本·劳德戴尔（Ben Lauderdale）教授的议席测算模型显示，25至44岁的城区“留欧”选民成批抛弃保守党。

“脱欧”谈判仅是英国面临的困局之一。工党逆势而上坐收30议席、赢得全国40%的选票，也并非基于单一选区或单一年龄段的选民支持。在多个城市选区，以及对“大不列颠”而非“英格兰”更具身份认同的选民中间，工党斩获尤为明显。

科尔宾所在的工党是英国主要党派中的极左翼政党。在2017年的大选中，科尔宾发表了工党自1983以来最左、最激进的竞选纲领。工党以“服务多数、而非少数”为口号，承诺将邮政、能源、铁路、水资源等公司国有化；提高富人的个人所得税、提高企业税和金融交易税，从而保证医疗投入、养老金、供暖补贴等级。

在媒体与工党上层，科尔宾被描述为臭名昭著。但他极具社会主义色彩、主张加大公投部门投入的左翼主张唤起了基层工党党员和民众的支持。从工党自身的历史流变看，工党的左翼化、激进化趋势将被巩固。由于在选举中投票率上升，工党的极左翼反建制派主张将受到更大关注。

然而需要厘清的是，工党支持率上升，与民众对保守党紧缩政策、硬脱欧政策的不满密切相关。就工党本身而言，在英国工业立国大势已去、转向金融立国的阶段，工党内部分化裂变，如今的极左翼政党路线仍然解决不了英国的问题，也无法成为英国人的主流政治、经济选择。极左翼反建制的兴起本身就是英国政治迷茫的一种体现。如果说在大西洋另一侧特朗普上台代表着极右翼民粹主义逆袭，左翼力量的纠结与兴起在当下的欧洲可以找到更多样本。

左翼激进力量与欧洲社会危机

2017年是欧洲的“选举年”，除英国提前举行了议会选举之外，荷兰、法国等国刚相继经历了大选。在扑朔迷离的选情背后，极右翼民粹主义引发的担忧和极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同样值得关注。

近年来，欧洲极端左、右翼的兴起与民粹主义的泛滥紧密结合在一起。民粹主义的本质，在于刻意强调“我们”与“他者”阵营之间的对立，以民众利益至上为名反对精英和权威，将顺从民意作为一切政治行为合法性的来源，这构成了左、右翼民粹的共同基础。然而，与右翼民粹突出本土民众与外来移民的对立不同，左翼民粹强调的是底层大众和上层精英之间的矛盾冲突。控诉财富、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追求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是其主要诉求。

英国大选中科尔宾所代表的激进左派力量深得人心并非个别现象。在今年4月的法国大选中，极左候选人梅朗雄在选战后期异军突起，支持率在所有候选人中排名第四。与科尔宾的主张非常相似，梅朗雄同样主张财政公平、结束削减和紧缩、对富人增税；在政治方面，他甚至比科尔宾更为激进，要求对法国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解散从1958年延续至今的“第五共和”；彻底改造欧盟，如果不能实现就邀请民众进行脱欧公投。

英、法大选中极左力量的抢眼表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当前面临的多重危机。经济全球化与欧盟一体化所创造的财富并未使所有社会阶层获益。相反，底层民众感受到的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福利不断被削减，生活压力倍增。尤其是2009年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区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无论欧盟层面还是成员国层面发起的经济改革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底层民众的诉求始终无法得到满足。这引发了民众对传统政党、建制派精英领导集团的普遍不信任。

传统左、右派政党经济、社会政策上的趋同让普通民众对现行政策积攒已久的不满无处释放，看不到变革的可能，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极端政治力量所许诺的革命性变化。民心思变是科尔宾、梅朗雄等人获得支持的最重要社会基础。

当前英、法等国极左力量的兴起还可视为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南欧极左浪潮的扩展。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的兴起是南欧民众对不平等、失业、经济停滞等一系列问题的民粹大爆发，而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与南欧极左翼政党正在形成反对欧盟财政紧缩政策的联盟。

尽管极左政治力量的崛起不容小觑。其政纲终究难以成为主流政经道路的选项。总体而言，激进左翼思想与英国社会保守、偏好渐进改良的传统价值观念背道而驰，难以获得主流社会的支持。科尔宾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政策势必引发中上层阶级的恐慌和大企业、财团的抵制，竞选承诺难以兑现。此外，他的极左政策使工党进一步分裂，目前已经有多位影子内阁成员由于不满科尔宾政策而辞职。一个内部矛盾冲突不断、高度分裂的工党难以获得执政地位；此种情况下即便得到组阁机会，政策落实也会举步维艰。

从根本上讲，当前欧洲面临的经济社会困局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经济一体化的失衡。欧元区设立之初的结构性缺陷为今天的矛盾集中爆发埋下了隐患。而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激进地左转，并不能切中问题要害，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更加迷茫的英欧关系与脱欧前景

英国大选的意外结果，为脱欧谈判直接带来更多变数。作为昔日的全球霸主，相对于欧洲大陆，偏安一隅的英国在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时，一直从本国利益出发而表现的置身事外。从十九世纪末欧洲大陆各大国结盟浪潮中采取“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到加入欧盟后英国在四个政策领域维持“豁免”（opt-outs，即不执行欧盟法律与条约规定的统一性政策），并以英国支付给欧盟预算过多为由开启脱欧进程，可以看出英国并不是坚定的欧洲联盟主义者（unionist），而是擅于与欧盟保持距离而谋取利益的成员国。

然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特雷莎·梅当选首相、议会下院提前选举保守党失去多数议席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脱欧公投一年后的英国既失去了留在欧盟中继续谋取自身利益的谈判资本，又因下院“悬浮议会”选举结果影响，暂时无法“坚强而稳固”地推进脱欧进程。英欧关系与英国脱欧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从英国方面来看，特雷莎·梅提出并在议会下院通过的英国脱欧十二点方案依然延续了英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策略。这份方案所提出的收回对法律的控制，限制来自欧盟成员国的移民，与欧盟谈判达成介于自贸区与关税同盟之间的自贸协定等谈判主张体现出英国对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部分主权上移至欧盟机构导致的部分立法与政策制定和执行权丧失的担忧与不平。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欧洲一体化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东扩速度明显加快，多个并不发达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使得这些国家与民众享受到欧洲单一市场的“四个自由流动”，从而大量涌入英国等更加发达的成员国，并根据欧盟法律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福利与社会保障。欧债危机引发的欧元区经济暗淡拖累了欧盟，难民危机加剧了恐袭威胁，也影响了一直并未真正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英国的心态与利益考量。然而，在脱欧公投后，英国政治分裂加剧，特雷莎·梅提出的脱欧方案令许多英国人感到模糊不清，无法真正实现“坚强稳固”、“顺利”、“确定”地理清英欧关系与退出欧盟。

从欧盟方面来看，相较于英国的迷茫与拖延，出于谈判策略考量，欧盟敦促英国尽快正式开启退出欧盟具体事务的谈判。欧债危机以来，特别是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危机之中的欧盟面临的内部政治分歧与分裂愈演愈烈。尽管坚定的联盟主义者眼中英国脱欧的“闹剧”并未在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法国等国家上演，但面对危机，欧盟一直呼吁危机只有通过欧盟各成员国达成的共同的解决方案才能够解决。

因此，为了降低三驾马车之一英国脱欧引发的欧盟内外疑欧浪潮，也为了向一直以来轻视欧盟能力的有关方面证明欧盟对于危机的掌控能力，欧盟必须与英国尽快完成脱欧谈判。面对英国的迷茫与拖延策略，欧盟的施压也将步步升级，包括最近欧盟宣布从伦敦撤走欧元结算业务。这将使得英欧关系更加迷茫，脱欧前景更加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