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暨中秋佳节前夕，沪上暑气渐消，9月28日濛濛秋雨中，上午九点整，同济大学中德大楼九楼会议室内国内外德国问题专家学者群贤毕至，菁英汇聚——“德国大选后的中德关系”国际研讨会在此地召开。

本次会议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德语国家分会、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几十名专家学者前来参会。论坛围绕德国大选后对华政策的延续性，两国在“中国制造2025+工业4.0”框架下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合作，企业中的中德关系，德国/欧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三边关系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董琦主任致开幕词

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董琦为会议做了致辞。董琦主任在致辞中提到，2017年是中德建交45周年，也是和波恩大学合作的第5个年头，双方开展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特别是今年中国的国家总理李克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都相继访问德国。目前两国之间已经建立了一套长效、有序且成熟的对话机制，中德两国的关系目前是我们历史上或是在45年的建交历史上处于最好的历史时期。

会议的第一单元由美国北卡罗纳大学圣堂山分校的克劳斯·拉瑞斯（Klaus Larres）教授主持。一个很温馨的细节是，在各位学者在发言之前，拉瑞斯教授倡议大家集体向现场两位做同声翻译的女士鼓掌。

辜学武教授在发言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的辜学武教授首先做了“德国对华政策的延续与可能的调整”为主题的演讲。辜教授认为现在中德关系处在一个合作的十字路口处，在全球市场的框架下，中德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并不是相互补充的伙伴关系，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背后的原因很复杂。

而且在德国大选后，其国内政坛如何组阁将会对中德关系发展产生微妙的变化，比如外交部长的人选问题。

此外辜学武教授还基于德国政坛各个政党的民意支持度的变化，阐述了“德国民主”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症状，即对大选不满的民众越来越多，但在目前的投票模式下选民们却对大选中的系统性的缺陷无可奈何。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芮悟峰（Wolfgang Röhr）博士第二个发言，他曾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有独特的中德关系“一线观察员”的视角。在发言中他着重阐述了德国大选后新政府的亚太政策的走向问题；德国外交部新设立了亚太事务处，而且德国新内阁如何组成将会对未来的亚太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目前看来联盟两党外加自民党、绿党组成“牙买加”组合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内阁成员的党派问题对德国的亚太政策不可小视，比如自民党还是绿党成员出任经济部长，对中德贸易发展的导向会有较大不同。

此外，芮悟峰博士还提到了与会人员普遍关注的南海问题，德国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表态也是中德未来外交关系的焦点之一。

第三个发言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研究员。崔洪建提出了几个中德关系问题中的尖锐议题：德国对华关系会“退化”吗？如果有退化的可能，原因主要是来自哪些方面？ 首先是出现了以特朗普为风向标的全球国家本位的回归潮，在经济上表现为反全球化的贸易战；其次是中欧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得中德之间的信任度在下降；欧洲的德国化也让德国有自信成为欧洲的代言人，法德双方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有意避开中国，不刻意去强调和突出中国；最后，中德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受到第三方的影响，比如有可能被双方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所左右。

第一单元最后发言的是德国对外关系政策协会法德关系部负责人克莱尔·德马斯迈（Claire Demesmay）。她认为大选之后德国将会和法国进一步夯实欧盟的协同防务问题，而且默克尔和马克龙会在应对严峻的难民问题时凝聚更多共识。

左一为崔洪建研究员，左二为德马斯迈女士

德马斯迈女士在演讲中还提到，今年2月份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出台了一个倡议，认为欧盟对外投资希望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政策，这对中国投资也会有影响。

会议的第二单元由芮悟峰博士主持。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的恩里科·费尔斯（Enrico Fels）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刘丽荣副教授共同阐述了近年来双方贸易额的显著增长这一可喜的变化，也共同认为存在的隐忧是中资企业对德投资受阻问题，尤其是德国《对外经济法》实施条例的修订为未来的中德经济合作，尤其是中企在德国的生存状况增添了不少不确定性因素。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梅飞虎（Maximilian Mayer）着重点明了目前法德意等欧盟有影响力的大国有意联合组成一个投资审查制度，会对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对华合作构成挑战；另外，中国的“一带一路”是“战略”还是“倡议”在德语语境中还比较模糊，这也影响到了目前中德经贸合作以及德国政坛高层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误读。

德国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俞宙明博士和朱宇方博士也分别作了发言。前者的演讲主题是“中德数字化战略的合作潜力”，后者则着重阐述了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对接过程中造成的时间差问题，即如果以德国作为标准，中国制造目前还处在“3.0” 之前的“2.5”阶段。

下午的第三单元首先由梅飞虎研究员主持。

德国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卢德格·库恩哈特（Ludger Kuehnhardt）教授再次回应了上午的会议中对中国“一带一路”理念的诠释，比如某些德国媒体担忧“一带一路”不单单是一个经济政策，而是还涉及到国家层面的政治安全议题，但德国本身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外资需求，客观上促使整个德国新政府的经济决策会去拥抱这样一个宽容的“一带一路”框架。

之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宋黎磊副教授开辟了一个新话题，即“德国对中欧16+1”合作的影响”，其中涉及到冷战结束后，也就是过去几十年以来“中东欧”这一概念的微妙演变。

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与亚洲学研究所克里斯托弗·安特魏勒（Christoph Antweiler）教授以及接下来的主讲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一致强调了两国的文化因素，即无论是在“企业中的中德关系”还是“中德研究中的人文赤字”问题上，要把双方的互信理解建立在更深层次上的文化沟通上。

在会议的最后一个单元中，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学院东亚国际政治经济系主任白沙天（Sebastian Bersick）和克劳斯·拉瑞斯教授则在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下论述了德国大选后的中德关系：即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到底会把中德美带向“三角关系”还是“三边关系”，这一字之差也成为在本单元结束后与会人员热议的话题。

与会人员合影

德国波恩大学国际安全和治理中心的詹姆斯·宾德纳格尔（James Bindenagel）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领导伙伴关系；与之相应的是德国汉堡联邦国防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的米歇尔·斯塔克（Micheal Staack）的发言主题是“欧盟与东亚的中美霸权之争”，前者是新概念的传统诠释方法问题，后者是旧议题的在新形势下的新展望，而且后者在最后一个发言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陈弢博士也有所补充。陈博士向与会人员回顾了冷战前后德国与一系列东亚国家的交往史。

会议的一大亮点是专门在每个单元之后设立讨论环节，给予了各个学者以思想交流和观点碰撞的机会。在这个环节中，德国对中资企业的审查问题、德国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双方交流磋商机制中的深层次文化冲突问题，让这一场研讨会的思想交锋达到了一般同类型论坛难以具有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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