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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思:学习中文,信仰共产主义——印度低种姓年轻人的精神世界

2017-05-06 09:47:23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高学思】

在上篇文章中,笔者讲述了两位高种姓印度年轻人的故事,那么中低种姓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接下来,我们会认识一位吠舍小朋友、一位首陀罗小哥和一位达利特(贱民)大哥。

三、立志建立“中印贸易帝国”的吠舍小朋友

在印度期间,笔者曾经在一家外语教学机构兼职教中文。最近几年,中文培训在印度大城市里悄然兴起,然而学习人数还不多。我的班上有五名学员,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有专职司机接送。但是有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小个子,长期独来独往,衣着也比较朴实,但学习非常认真用功。他叫Suresh Jain,是位初中生,比别人年龄都小,但成绩却是全班最好的。一天下课,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吃饭,聊起了他的家世。

家道中落的昔日巨贾

Suresh的祖辈曾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商业世家——来自古吉拉特的“Jain”家族。正如其姓氏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耆那教(Jainism)家族。许多人可能对耆那教感到陌生,的确,它不如印度教或者佛教有名,信徒也只占印度人口的0.4%,但是,这一教派却在印度商界很具影响力。这一宗教的祖师玛哈维拉(“大雄”),与佛陀身处同一时代,都是反对婆罗门权威的代表人物。他的教义则比佛陀更为严格——凡入此教,必须完全素食,戒绝暴力,严禁杀生。由于农民在耕作中不免伤及小虫,所以大部分耆那教徒的都来自吠舍商人阶层。两千多年来的经商传统也让这一群体成为了“南亚犹太人”。

到了十九世纪末英属印度时期,Suresh祖辈因出色的商业才能,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委任,主管孟买辖区的谷物贸易,跻身当地名流。后来,升职调任南印度马德拉斯辖区的商务部,整个家族也就一起搬到了金奈(即马德拉斯)。除在商务部工作之外,Suresh的祖辈还经营高利贷生意,有自己的“民间银行”,获利颇丰。

谁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令Suresh的家族从山峰跌入谷底。在金奈所处的达罗毗荼地区,低种姓民众因不满婆罗门等高种姓群体长期以来在社会上的主宰地位,以及北方雅利安人种对南方达罗毗荼人种的霸权,所以发起了“自尊运动”,誓言要为达罗毗荼低种性群体争取平等的地位。Suresh家族虽在严格意义上不算是高种姓,但由于来自于北方,既富且贵,所以不幸成为了“运动”的对象。这场社会运动大体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也有个别暴力事件发生。最终,Suresh家族不仅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职位,绝大部分家产也被扫荡一空,家道中落,很是凄凉。

印度独立后,因长期仿效苏联路线,市场经济并不发达,善于经商的Suresh家族一直没有找到东山再起的机会。直到90年代“经济自由化”后,Suresh父辈通过努力,经营农产品贸易,才重新跨入中产阶级。

小商贩吠舍

押宝中国,学做“文青”

怎么样才能在21世纪再造一个有影响力的商业家族呢?Suresh家给出的答案是——押宝中国。Suresh最开始对日语感兴趣(也是个动漫迷),但在报名外语课程时,却在其父母的建议下选择了中文。Suresh对我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世纪。我要把中文学好,将来建立‘苏瑞氏’(Suresh)的中印贸易帝国!”

另外,Suresh学习中文的方式也颇可称道。掌握课本上的知识自然不在话下,在这之外,Suresh还广泛涉猎中文名著,以“文艺青年”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开了微信号,记录自己的中文学习动态。Suresh经常会发一些《道德经》名句,比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可能是由于对老子思想情有独钟,当然也可能是迷上了《诛仙》。最有意思的是,一天晚上,他发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他和几个同学畅饮青岛啤酒,桌子上杯盘狼藉,Suresh配的感言是:“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我们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勤奋好学的Suresh偶尔也有“掉链子”的时候。一个周末,他来上课时,略带愧疚的对我说,不好意思,这个周的作业没有完成。我惊讶地问道:“你一向是最努力的学生,难道出什么事了吗?”Suresh答道:“哎,昨天玩PokemonGo,跑到家附近的印度教神庙找精灵,结果被庙里的僧人扣住,批评教育了我整整两个小时才让我回家,所以耽误了学习。”他愤愤地说:“这些印度教分子真有趣。到一个房间中去,找一些不存在的想象出来的生物,不正是他们的日常吗?反倒教训起我来了!”

四、“共产主义接班人”首陀罗小哥

Kalki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他住在与我相邻的单元楼上,第一次见面是在楼下偶遇。他在得知我来自中国后,就模仿了一段中文发音:“Chingchong Linglong Dingdong…”。我当时有点哭笑不得,因为不确定他这玩笑中是否含有侮辱的意思,就冷淡地告诉他,这样和中国人说话不太礼貌,有歧视意味,就像北印度人叫南印度人Lungi或Madrasee一样。然后我们就各自回了住处,没有更多地交谈。

几天后,恰逢排灯节,可能是因为有些内疚,Kalki专门到我们公寓来送节日甜点。他说想和我们交个朋友,并自我介绍说:“我叫Kalki,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为何会信仰共产主义

Kalki的这句简短自我介绍令我们对他兴趣倍增。首先,他的名字“Kalki”与印度教“末世战神”相同,可谓很有冲击力;更吸引我的是,他竟是印度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会信仰共产主义,他给我们讲了一个跨越百年的家族故事:

在殖民年代,英国人曾同时控制印度次大陆和缅甸。二十世纪初,Kalki的曾祖父Balaji本是泰米尔地区(属于达罗毗荼地区)一个小村庄里的佃农,后应征入伍参加英军,被派遣到缅甸,驻扎在仰光。四十年代,日军进攻缅甸,Balaji参与抵抗,失败后被解除武装。无奈之下,Balaji在当地做起了小买卖,而Kalki的祖父和父亲都出生于缅甸。当时仰光市里一半的人口都是印度移民。

后来,缅甸独立,开始清算曾经充当英殖民者“爪牙”的印度移民。在民族矛盾激化下,印度裔越来越不受欢迎,终于在1962年,缅甸政府开始强行驱逐印度移民。Balaji一家只好回到印度泰米尔地区,当时Kalki的父亲Vijay还在襁褓之中。

回到祖国的Balaji一家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困窘:在家乡没有土地,在城市中又很难立足,只能打零工勉强度日。Vijay更是从小就受同学的欺负,被叫做“缅甸佬”,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

八十年代,适逢共产主义思潮(尤其是武装斗争)在印度兴起,而Vijay家作为十足的无产阶级,很快被“重新分配土地”等革命理想所吸引。Vijay积极参与了金奈党支部的建设与维护,还曾短暂加入安得拉邦的“人民战争集团”(PWG),参与武装斗争。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分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代代相传,以为生计。可惜,发生在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令Vijay有些灰心丧气,他退出了民兵队伍,回到金奈,结婚生子。还好,Vijay掌握简单的摄影技术,于是租了个小铺位,开了家照相馆,总算还是在城市里生存了下来。而家里最贵重的可动资产,就是一部Nikon相机。

仆人首陀罗

工作不好找,老婆无处寻

Kalki受父亲Vijay影响,也加入了金奈的党组织,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自称熟读泰米尔语版的《毛主席语录》,而最喜欢的一句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而他理解的“高贵者”,不仅包括传统的印度高种姓群体,也包括近些年发家的一些低种姓资本家和政客。Kalki憎恨他们官商勾结,为富不仁——“我们正遭受着种姓和阶级的双重压迫!”

不过,Kalki毕竟已经在城市生活惯了,所以对于分配一块农村的土地不感兴趣,他最关心的是组织能不能给他分个工作,然后再配个老婆。Kalki今年二十二岁,高中上到一半就辍学了,在家里的照相馆帮忙。近来家庭相机日渐普及,照相馆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Kalki需要找一份别的营生。他的英语、印地语口语水平还算勉强,阅读写作就不行了,所以考公务员是不可能了,Kalki现在正在学习电子电路方面的知识,希望能考个从业证,以后去做电工。

结婚是另一件大难事。虽然在印度,嫁妆是由女方家庭出,但就Kalki目前的条件,有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呢?当然,也有清洁工家庭来向他家提过亲,但Kalki对此很是不屑,说那家人毕竟是“达利特”(贱民),身份也太低了。他说自己曾立志要打破种姓通婚的禁忌,将来娶一个更高种姓的女孩。

Kalki自打在电视上看到了对比中国高铁和印度铁路的新闻报道后,就对中国佩服之至,在他心中,中国已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发达国家。一天,Kaliki问我:“中国的低种姓生活得怎么样?”我回答说:“还可以啊,我就属于中国最低的种姓——因为我们只有一种种姓。”Kalki愣了一下,随后羡慕道:“那敢情好,想娶谁就娶谁!”

五、为改变命运而读书的达利特大哥


关于印度贱民阶层的生活处境,笔者曾有一次难忘的经历。我曾在南印度的卡纳塔克邦游历。有一次,我正从一个乡下的小镇徒步走向另一个小镇,途中感到口渴,看到附近有一个村庄,就准备去求一口水喝。走近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达利特(即“贱民”)村庄,土路两侧都是特别简陋的茅草屋,与我之前在那一地区见到的村庄大不相同。村民十分淳朴,对我这个外人的到来似乎感到又惊讶又畏惧。由于他们听不懂英语或印地语,我便用手示意想要喝点水。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把我领到了他家的水缸前,但表情明显流露出了怀疑:身为“不可接触者”,达利特家里的水连一般低种姓的农民都不会喝,这个外国来宾真的不嫌弃吗?本来我还有些顾忌,怕这个村里的水不干净,但看到他们不自信的样子,我反而觉得自己一定要多喝几口。事实证明,那水清凉可口,喝过以后我也没出现什么不良反应。

不过,这一节我想要讲的主人公并不住在这个村子,而是居住在印度的商业之都孟买的一个达利特小家庭。男主人公名叫Vikrant Jadhav,生于1980年,现在也算是个“老男孩”了,他的大儿子正在上初中,小女儿则刚上小学。我在浦那结识了这一家人,当时他们正在自驾游,我便搭他们的顺风车一同去孟买。

一路上我们聊了工作、学业,从而得知Vikrant在一家能源公司做客户经理,而他的妻子则是一名中学生物教师。由于种姓、宗教属于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我没有主动去询问。回到孟买后,我应邀去他们家做客,进门时我看到玻璃架上摆着一尊小佛像(旁边墙上挂着佛教印度教耆那教通用的真言“唵”字符),才好奇地问道:“你们对佛陀很感兴趣吗?”“是的,我们就是佛教徒,”Vikrant回答说:“不知道你有没听说过马哈尔人,我们就属于那个族群,大部分马哈尔人都是佛教徒。”

知识改变命运

我确实知道“马哈尔人”,这个族群是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所在邦,也是经济第一大邦)最重要的一个达利特群体。数百年来,马哈尔人被当作“贱民”对待,饱受屈辱。二十世纪,马哈尔人中出了一位杰出的大人物——“印度共和国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他是印度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同时也是为达利特争取平等权益的最坚定的斗士。在他看来,佛教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宗教,可以是引领达利特摆脱歧视的一条进路。于是,在1956年,他与50万追随者在那格浦尔宣誓皈依佛教。在那之后,又陆续有大批马哈尔人效仿。今天生活在印度的约一千万佛教徒,大部分都来自于这场“达利特佛教运动”。

Vikrant的家乡在奥兰加巴德(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座中型城市)外的一座农村,他的父辈都是砌墙的泥工。当时他们家还没有皈依佛教,在村里地位很低。Vikrant现在仍清晰地记得,他在村里的小学上学时,学校的同学绝不允许他在学校的水龙头里接水喝,怕他污染了学校的水源。小Vikrant只好在每天早晨去学校前饱饱地喝上一肚子水,然后滴水不沾,一直撑到下午回家。六年的小学时光就这样熬过来了。Vikrant说,当时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受到这样的歧视,内心感觉到很屈辱,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改变。

中学时,Vikrant来到了镇上一所马哈尔人办的学校读书。在那里,他第一次清楚地了解了种姓制度的由来和其罪恶之处,以及安贝德卡尔的达利特平权斗争理论。从这时起,他就立志用刻苦的学习和工作,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老天不负有心人,Vikrant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贝德卡尔大学的热力工程专业,并获得了政府的助学金。在大二的暑假,他带着不识字的父母双亲来到奥兰加巴德,一同皈依了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与达利特的身份说了再见。

达利特的明天

Vikrant和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现在住在孟买一个中档小区的公寓楼里,除了楼下有两条流浪狗以外,周边环境还算不错。我问他,这楼是公司盖的吗?Vikrant说:“不,不,这是我们自己买的房子。”他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他显然对自己努力争取到幸福生活感到自豪。

是的,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而骄傲。就在几十年前,他的父辈们还被自己的种姓枷锁束缚得喘不过气来,要低三下四、唯唯诺诺的在村子里生活一辈子。而Vikrant和他的妻子(也是一位马哈尔人)如今都是大学毕业生,在大都市里做着体面的工作,有着不错的收入,两个孩子也都很争气,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最重要的是,他们以前因为自己的种姓出身而受到歧视的情况,现在已经大大改善了。

Vikrant说,如今在孟买这样的大城市,种姓已经不再重要,只要你有能力,总能找到适合的岗位。即使是回到了小时候生活的村子,他也很受尊敬。有很多小时候的玩伴为之前对他的不公平对待而向他道歉,只有个别婆罗门家庭还会有些顾忌,避免和他握手,Vikrant也只是一笑置之。

对于达利特群体在未来印度的处境,Vikrant表示很乐观。他说,安贝德卡尔是他的指路明灯,指引着他和许多达利特兄弟姐妹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而像安贝德卡尔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和改革家还有很多。实际上,近代以来,破除种姓歧视,尤其是根除“贱民”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许多印度教的领袖都在倡导平等与平权,而印度政府在这方面也着力不少,在升学、就业和低保等方面,给予达利特等低种姓很多政策上的优待。总体来说,达利特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在达利特都能做印度总统了(第10任印度总统纳拉亚南),”Vikrant笑道:“其实,我的人生经历也算是个不错的案例,说明印度在不断进步。我们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达利特(贱民)

本文简单讲述了五个印度年轻人的故事。笔者只是具言所闻,并非意在对当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做一个系统的论述。不过,在这些零零碎碎的人物和事件中,或许我们可以一瞥种姓在当代印度的影响力。

一般说来,我们作为外国人,在观察印度时,容易走两种极端:对印度毫不了解时,会忽视种姓这一重要且印度独有的维度;对印度稍有了解之后呢,又常常高估种姓的作用,认为它决定了印度人的命运和印度社会的运作秩序。实际上,真实的种姓制度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在笔者看来,在当代印度,生下来就被规定从事某种职业的时代已经远去,尤其是城市中,种姓已经不太重要,比如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决定因素当然是一个人的能力和效率,而不是祖上是祭司还是奴仆。即使是农村人,也可以通过进城务工,或者争取高等教育或技术教育的机会来改变命运。

但是,不可否认,种姓仍然是印度人重要的身份标签之一。一个人的种姓与他的家庭环境、人脉资源、经济基础等等因素密切关联,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对其职业选择和人生境遇有不小的影响。同时,虽然政府已经就从法律上“消灭”了种姓歧视(在升学和就业上对低种姓的“保留配额”等优惠制度,甚至造成了某种“逆向歧视”),但这一制度实在根深蒂固,与三千年的种姓社会相比,近七十年的“无种姓社会”还显得太过稚嫩。无论从民众心理上,还是从社会组织上,现代式的理念和实践都还远没有普及。例如,据笔者观察了解,农村地区贱民的生活境遇,恐怕没有Vikrant大哥所说的那么乐观。印度如果想要完全摆脱种姓制度的不利影响,可能尚需几代人的努力。

作为一个在印度生活了几年,已经开始熟悉种姓制度运转方式的中国年轻人,现在如果让我想象一个完全摆脱了种姓的印度,我还会感觉有几分“超现实”。我猜测,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印度人来说,这大概就像一个清朝人想象没有“天子”的中国吧。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我一定要再去那个“科幻”的印度转转,找这几位朋友聊聊天,再写一篇“我认识的五个印度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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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思

高学思

马德拉斯大学印度历史硕士,文理双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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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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