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高学思】

“印度不费一兵一卒，就在文化上控制并支配中国逾两千年。这就是印度的影响力！”最近，在一场由印度旅游部组织的全国性旅游盛典的闭幕式上，印度内政部长辛格在其致辞中引用中国近代学者胡适的话如是说。

印度内政部长辛格

辛格这段充满侵略性的言论迅速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大家都知道，在我国的文化领域中，有不少元素，如佛教、西游记，都和印度密切相关。那么，辛格所宣称的“印度文化支配中国”能让人信服吗？中国的文化元素有没有曾经传入印度并造成广泛影响的呢？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力能说是印度的胜利吗？

“印度文化支配中国”能让人信服吗？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的是，自东汉以来，印度文化的确对中国影响深远。在中印交流中，佛教无疑起了主导作用。起源于印度的佛教【1】于西汉传入中国，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活动，在隋唐时期声势达到极盛，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信仰。佛教流传之广，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影响之深，毋庸赘言。一时，在中华大地上，凡名山必有佛寺，凡求法必言天竺。佛教填补了中国本土文化中宗教领域的相对贫瘠，很快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为了不令中国人感到陌生或产生抵触情绪，主张“便宜从事”，尽量使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讲道，大量借用儒、道中的观念，视孔孟老庄为友，大谈玄理，兼论孝道，很快得到了中国人的接纳。但到了隋唐佛教鼎盛时期，当时的高僧玄奘则不再提倡使用儒、道来解佛，而是确立了一套独立的汉传佛教话语体系。这一套佛教语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比如现在我们常讲的因果、缘分、轮回等词，都是出自梵语译词。而佛教文化中所包含的大量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知识，也对中国声韵学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出现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正是这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令如胡适、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对印度文化充满崇敬之情。

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大学遗址，是根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发掘出来的

佛祖初转法轮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佛教宗派，都经过了长期而深刻的本土化过程，其教义与印度本身的佛教有很大的差别。这在慧远所传之净土宗、惠能所传之禅宗上就能看出来。另外，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与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少时候甚至超过了印度的各派“祖师”，这些成就也为来中国的梵僧所承认。《宋高僧传》中记载：“如无相空教出乎龙树，智者演之，令西域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弥勒，慈恩解之，疑西域之罕及。”就是说，天台宗大师智顗对大乘空宗的演绎，以及法相宗名僧慈恩对大乘有宗的解读，都超过了印度同行的水平。所谓“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结步摇而饰冠配”，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后，经过中国高僧的加工，变得更为精致实用了。

公元五世纪，在中国佛教声势日隆之际，印度佛教却正显颓势，高深的佛教知识后继乏人。汉传禅宗祖师达摩来自南印度，据说他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二十八代传人。他在师父的建议下来到中国传教，看到了比印度更适合发展佛教知识的土壤。在达摩行将示寂之时，他对选定的接班人慧可说：“吾自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逾海越漠，为法求人……今得汝传授，吾意已终。”也就是说，他不顾艰难险阻，为的就是给自己所学之佛法找一个合格的传人，而这个传人就是中国的慧可禅师。

果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印度佛教逐渐衰落，虽有戒日王之中兴，但也难挽颓势，在印度教的压迫下生存空间日益狭小，而在穆斯林入侵印度后几乎完全绝迹。那烂陀等佛教重镇被入侵者拆毁，次大陆北部等曾经佛教最盛之地更是彻底伊斯兰化。而中国反而为佛教保留了大量典籍和历史记录。所以我们可以说，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确实不小，但印度文化“支配”中国则言过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反而挽救了一部分印度文化，使其免于衰亡。

敦煌壁画中的玄奘取经图

中国的文化元素有没有传入印度呢？

印度的佛教风行中国，反过来，中国的文化元素有没有对印度产生重大影响的呢？季羡林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遗憾的是，所能找到的相关记录寥寥无几。据学者考证，二十八星宿可能是中国文化传入印度的不多的例证之一，对印度的天文学、占星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历史记载文献的缺乏，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文化可能的确没在印度留下明显印记。

实际上，中国的道家文化曾经有机会传至印度，但由于僧人和道士之间的争论最终没能成功。《旧唐书》中记载，唐朝使者王玄策到印度迦没路国时，其国王请求唐帝国传授老子图像及《道德经》。这说明当时的印度人已经听说了中国的道家文化，并很感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学习。唐太宗得知后，便敕令当时已经取经回国的玄奘法师和诸道士合作，将《道德经》译成梵文。

《集古今佛道论衡》中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玄奘得令后，与名道士蔡晃、成英商议翻译的具体事宜。《道德经》的重中之重便在对“道”字含义的理解，而玄奘和两位道士在翻译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时，便对“道”字的梵文译法产生了分歧。道士们主张用“菩提”（Bodhi）来翻，而玄奘则坚持译为“末伽”（Marga）。“菩提”意为“觉悟”，是一个精神层面的用语，而“末伽”意为“道路”，是一个现实层面的用语。玄奘认为道家所言之“道”更多属于现实、客观层面，而不具有“觉悟”的意思，而道士们则觉得“菩提”的译法能够更容易令印度人理解。双方相持不下。因为这场争论，很可能《道德经》最终没有译为梵文，道家文化也就因此没有正式传入印度。

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力能说是印度的胜利吗？

由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文化对中国影响颇深，而中国文化却在印度难觅踪迹，这也难怪有些印度政客会骄傲地宣称“支配中国”。这样的言论也许可以在如今中国国力令印度自惭形秽的情况下，给这些虚荣的政客们一些心理安慰。但是，这种单方向的文化流动对印度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印度共和国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其著作《印度的发现》中曾总结道：“中国曾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由于中国人经常有充分的坚强性格和自信心，所以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这是他对中国成功将印度文化本土化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他也提及中国文化对印度影响不大的事实，从而悲叹道：“这是很可惜的事，因为印度若是得了中国人健全的常识，用之来制止自己过分的幻想，是对自己十分有益的。”

尼赫鲁所谓“健全的常识”，大概是指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积极入世的观念。这与印度人对于往生来世、彼岸世界和追忆往昔美好时代的执着大为不同。显然，尼赫鲁认为印度人没能学到中国文化，对印度来说并非幸事。另外，在当时中印都处于反帝国主义（日本、英国）的时代背景下，尼赫鲁通过对比中印人民的生活状态，在书中略带无奈的写道：“中国人的生命力使我感到惊奇，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富有力量的民族还会没落下去”，而他对印度则不甚乐观，“在中国人身上看到的那种生命力，我觉得印度人中也是有的，但却不敢说是经常有。”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文人，目睹了印度灭国于万里之外英伦岛国之手，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意识到了印度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晚清外交家薛福成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印度有暑无寒，人民多颓废、散漫、昏聩、懦弱，“地方万里、物产丰饶，在昔未闻有强盛之国，元明以后，蒙古翦之。近者英人并之。”即使是视印度为中国文化上的“大哥哥”的梁启超，也惊叹道：“印度之灭亡，可为千古之国之奇闻也。自古闻有以国灭人国者，未闻有以无国灭人国者（笔者注：“无国”是指东印度公司）。”因此，印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一落千丈，从令人向往的“西土天竺”，变成了一个落后、失败之国，可以说至今仍然如此。印度堕落到这种境地，印度文化中的一些消极成分恐怕难辞其咎。

有能力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将其本土化并加以创新，是一个伟大文明开放、自信的表现。中国从古代印度学习到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们自身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发展，可谓收获颇丰。我们应将此视为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而对于印度政客所抛出的具有侵略性的“支配中国”说，我们微笑就好，不必太在意。

【1】有观点认为佛教起源于尼泊尔，因为佛陀的出生地在如今印度尼泊尔边境的尼泊尔侧，但这种观点基本得不到学界的支持。实际上，除佛陀出生外，其他绝大部分佛教重要事件，如佛陀证道、讲经、圆寂，乃至后来大乘佛教的兴起，都发生在今日的印度境内，所以说佛教是一个印度宗教，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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