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跟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通了一次电话，被美国媒体报道称为“极不愉快”，原定1小时的通话被特朗普在25分钟时挂断。加上特朗普拒绝接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TPP），让许多澳大利亚人想知道是否到了该减少关心美国、与中国更多地接触的时候了。

据美国纽约时报今天（17日）报道，澳大利亚的首位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即费思芬，Stephen Fitz Gerald）日前在西悉尼大学发表的演讲，进一步扩大了这场辩论，认为世界上一个由欧洲和美国领导的时代已行将结束，他呼吁澳大利亚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经济政策的主要焦点，并“在我们的教育中注入中国问题研究和中文课程”。

纽约时报：向中国靠拢的呼声在澳大利亚日渐高涨

菲茨杰拉德的这番话是作为一个受欢迎的讲座系列的一部分发表的，这个名为“高夫·惠特拉姆演说”(Gough Whitlam Oration)的讲座系列以澳大利亚前总理的名字命名，正是这位前总理在1973年将菲茨杰拉德任命为驻华大使。1973年，毛泽东、周恩来和惠特拉姆等中澳老一辈政治家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勇气，作出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重大抉择。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3月16日刊登了菲茨杰拉德的这篇名为《澳大利亚有必要郑重反思我们对待盟友的方式》的演讲摘录，引起广泛关注。

文章开始，他回忆起1973年4月还是驻华大使时前往北京，怀揣着一份8页时任总理高夫·惠特拉姆交给他的历史性信函，文件讲到了澳发展对华关系的构想和长远目标。信中写道：“我们寻求在友好、合作和互信的基础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与我们已经拥有或寻求与其他大国（暗指美国，英国以及日本）发展关系相当的那种关系。”

“这份历史性文件的主旨仍然切中如今的现实。在高夫看来，还有能够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能够说‘不’。但澳大利亚从未与中国发展出这种‘相当的’关系。”菲茨杰拉德说。

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澳有必要郑重反思我们对待盟友的方式

“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世界里”

纽约时报称，菲茨杰拉德的话反映了近年来，特别是自从特朗普大选获胜以来，在澳大利亚越来越流行的一种观点。

报道称，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在犹犹豫豫地跟着美国行事，与美国共享情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与美国共同作战。现在，许多在外交政策工作和属于经济当权派的澳大利亚人正在质疑这种做法，一些人称其是对美国在该区域重点的满不在乎的偏爱。

菲茨杰拉德是一位受澳大利亚人尊敬的人，人们密切注意他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言论，他似乎尤其积极地抓住了特朗普崛起的机会，来争辩转移关注点的问题。

菲茨杰拉德

“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世界里，”他说。“但我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两国关系。”

他在演讲中说，特朗普既对旧秩序构成威胁，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让其变得更加独立于美国的“机会时刻”，澳大利亚可以利用这个时刻发展让其能够缓和中国在该地区行为的那种与中国的关系。

菲茨杰拉德说，在亚洲，我们开始迈入一个新的时代，它或许可被称为“中国时代”。这个事实不仅涉及中国的财富和权力，还有影响——政治和社会的，不仅仅是经济的。中国融资、修建和获得基础设施的影响力；中国游客、商人、学生和移民的影响;庞大的资金外流的影响；中国人带来的文化，包括商业文化的影响；中国国家主导的活动及其寻求重新激发华人的中国意识，对我们国内社会的影响。

他认为，现在这种影响大多数是友善的，对澳大利亚有益和受欢迎的。但“澳大利亚政界似乎对此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往往拒绝承认中国的影响力”。

菲茨杰拉德为第一任澳驻华大使 中国领导人会面资料图

菲茨杰拉德建议，“现在，我们必须甩掉依赖美国的精神包袱，才能看清楚中国，从我们的国家利益角度理解中国，按照我们的条件与之打交道。现在是我们而非美国活在‘中国世界’里，是我们不得不设法应对其带来的冲击。”

澳学者：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表达——接受一个中国领导的亚洲秩序

在演讲中，菲茨杰拉德也批评了中国的“反民主倾向”，尤其是中国通过投资和竞选捐款来影响澳大利亚政治的做法等等。菲茨杰拉德坚持认为，对付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通过“足够密切的关系，让澳大利亚在中国有声音和影响力”。

基本上同意菲茨杰拉德所建议的做法的中澳关系专家认为，他的这个说法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的怀疑和愤怒，甚至甚于他有关特朗普的言论。

“这些言论是澳大利亚辩论的一个方面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表达，既我们应该接受一种中国领导下的亚洲秩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罗里·梅卡福（Rory Medcalf）教授说。“但在澳大利亚内部也有相反的坚定观点。针对中国势力和影响，澳大利亚如何保护其自身利益和主权？”

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分析员兼研究员艾伦·杜邦（Alan Dupont）则表示，虽然菲茨杰拉德在演讲中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但演讲反映的是一位终身亲华者的观点，他过高地估计了澳大利亚影响中国行为的能力。

“总之，只有大国才能影响其他大国，”杜邦说。“我觉得他高估了（澳大利亚）影响中国的潜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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