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界面新闻11日援引英国《卫报》报道，三位耶鲁科学家在一篇引人深思的新论文中提出，真正让我们烦心的不是生活中的不平等，而是不公平。当人们坚信社会阶层可以流动，对不平等的宽容也会更大。

《卫报》报道截图

人们似乎生来就对不平等感到厌恶，对此大量文献可以证明。比如，一项研究发现，“人们普遍渴望薪资平等”，还有的研究称，“人类存在平等的动机”、“年轻儿童身上体现了平等主义”以及“平等比互惠更重要”。用谷歌学术搜索查找“不平等厌恶”，能找到一万多篇关于这一话题的论文。

当实验研究的对象被要求在互不相关的个体中划分资源时，他们倾向于平均分配。如果之前已经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人们为了纠正或尽可能减少这种不平等，就不再会平均分配资源了。这种偏向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受试者有时候为了追求平等，甚至宁愿选择总体所得较少的分配方式。

此外，人们似乎把平均分配资源看作品德高尚之举，他们还会对那些从不平等分配中获益的人表达愤怒。这种愤怒非常强大，受试者们甚至会主动去惩罚不平等的分配者。针对这种现象，在15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一项研究发现各个文化背景的成员都或多或少愿意对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实行昂贵的第三方惩罚——尽管不同人群之间这种惩罚的力度存在很大差异。

对3至8岁的儿童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平等偏向。3岁的儿童在第三方之间平等地分配资源，而6岁的儿童则展示出了更加强烈的平等分配倾向，宁愿坚持扔掉多余的资源也不愿意在其他两方中不平等地进行分配。

在一项研究中，6至8岁的儿童负责向两个打扫了自己房间的男孩分发橡皮擦。当橡皮擦总数为单数时，他们宁愿坚持让实验员将多余的橡皮擦扔进垃圾桶也不愿意导致分配不均。即使接受分配的人永远都不知道其中有一个人拿到的更少，他们还是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也就是说孩子们并不是担心接收方的感受，而是反对制造不平等，就算在没有一个接受方知情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们在展示大方（分配者将所有糖果给接受方）和自私（分配者自己留着所有的糖果）时，同样也会拒绝不平等分配。这表明这种拒绝行为确切来说就是对不平等的厌恶，并不是对自私的惩罚。

“对不平等的渴望”

基于这些研究，也许有人会认为在现实世界的群体里分配资源时，人们会在群体的所有阶层里平等地分配资源。但事实并非如此。

诺顿和艾瑞利最近一项研究获得了媒体极大的关注，这项研究显示人们低估了我们社会中不平等的程度，并且跟现实相比，自认为生活在更加平等的社会里。

作者们称他们的研究测试了“关于财富分配不均最佳程度的不同意见”，并且发表了调查报告“惊人的一致：所有群体——甚至包括那些通常与财富分配不相关的共和党人和富人等群体——都渴望一个比现在更加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艾瑞利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美国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加平等的国家（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总结都非常准确：与现状相比，这些研究的参与者确实都更希望更多的平等。但研究结果也表明他们并不是特别担心大规模的不平等。恰恰相反，受试者声称，在完美的社会里，最富有的20%群体中，个人拥有的财富应该是底层20%中的个体的三倍还多。

当他们不得不在财富平等和不平等分配之间做出选择，被告知他们将被随机分配到某一个财富阶层，从最富有到最贫穷不定，超过半数的受试者明确拒绝了财富平均分配，更倾向于不平等。因此，该数据表明在实际的财富分配中，人们偏向于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

对不平等的这种偏向在其他16个国家也是一样，涵盖了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和右翼以及青少年群体。就像诺顿说的那样：“人们显示出了对不平等的渴望——不能太平等，但也不能太不平等。”

其实，这些数据有可能低估了人们对不平等分配的倾向。诺顿和艾瑞利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若将美国民众划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分别应该获得总体百分之多少的财富。按照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最穷与最富的人群之间，其拥有的财富理想比例是1：4左右。然而，接下来一项研究把问题做了下改变，改成“每个等级的人平均应该分配多少财富”，结果显示，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50。当研究人员向参与者解释了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联后，大多数人认为更高的这个比例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感知。

对公平（fairness）的偏向

世界中人们对不平等的偏向，与实验研究中发现的对平等的强烈偏好，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如何解释？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实验研究实际上未提供证据表明对不平等的厌恶导致了人们对平均分配的偏向。相反，这些研究发现正好同对平等（equality）和公平（fairness）的偏向相一致——因为这些研究的设计就是这样，因此平等的结果也就是公平的结果。

这是因为，就一些考量因素，比如需求和美德，受试者们无法区分开来。因此，不管受试者是否对公平或平等敏感，他们都倾向于平等地分配物品。许多详细区分公平和平等的实验都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些实验发现，人们在公平和平等之中选择了前者。

想象一下这种情景：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两个人中其中一个得到了10美元而另一个人什么都没有。这显然是不平等的，但是公平吗？如果分配是随机的，那当然是公平的。并且成年人认为，在分配许多不同的资源时通过抛硬币和抽签等不偏不倚的方式都是公平的。

小孩也有类似的观点。在上面所描述的给清理房间的小朋友分配橡皮擦的研究中，如果他们有一个公平的旋转亮片来随机选择谁将获得额外的橡皮擦，那他们很乐于制造不平等。一个人得到两块橡皮擦而另一个人只有一块（在这一点上说，或者一个人10块而另一个人一块也没有）的情况可能完全是公平且可接受的，尽管这显然不平等。

那么就由此可得出结论，如果现实世界的人在努力、能力和道德等方面有所不同，有一个公平的系统将这些都纳入考量，那么对公平的偏向也就表明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更偏向不平等的结果。

汤姆·泰勒利用另一项研究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经济上的不平等时公众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愤怒。他认为美国人认为该国的市场体系是划分财富的公平手段，据此他们强烈相信，社会阶层之间是可以流动的。那么由此看来，通过人们对于财富划分不公而非不平等的看法就能更好地预测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

相对性理论

人们在社会中倾向于不平等分配财富也可能有其他动机。这种考量与理论上对公平的渴望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反映出了想要比别人获得更多的渴望。有趣的是，这些期望并不总是为了增加个人的绝对数量，往往是为了与其他人相比提升个人的排名。

比如说，针对收入和幸福感的研究显示，一旦达到基本的财富水平，相对财富对总体的幸福感更加重要。同样地，社会心理学大量研究发现人们一直把自己与其他人相比较。知道自己的收入比邻居高得多（或低得多）对幸福感有着重大影响。正如戈尔·维达尔说的那样：“每次有朋友取得成功，我都会难过一阵。”

获取“相对优势”的这种动机会激发不平等分配的欲望。的确，为了取得相对优势带来的光环，人们甚至愿意自己支付费用来降低其他人的收入。

甚至小孩子都显示出了这种寻求相对优势的行为。5岁的孩子常常会拒绝自己接受两枚奖牌、同时分配给另外一个孩子两枚奖牌的做法，宁愿选择自己拿一枚奖牌，不过前提是另一个孩子一个奖牌都得不到。相对优势所带来的不平等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凌驾于对公平和绝对增益的渴望之上。

偏向不平等的另外一个动机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不平等对提升刻苦耐劳精神和推动社会阶层移动来说必不可少。比如说，诺顿认为人们偏向于不平等是因为他们把这当成了一个动力，使得人们更加努力和出色地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做可以改善他们自己和儿女的生活状况。

这种观点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精英阶层可流动性”作为支撑——并且这种流动性也确实是不平等社会变成公平社会的必要条件。毕竟，在一个缺乏流动性的社会里，那些生来贫穷的人会一直穷下去，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工作和多么有才华。

那么，对精英阶层可流动性的坚信，与对不平等的宽容紧密相关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反映在现实中就是，人们对现有的财富不平等不会很不开心、不那么愿意支持重新分配教育资源，以及不那么愿意提高对富人的征税。

从这一角度来看，对阶层流动性的期许不同或许是不同文化下对不平等忍受程度不同的原因。比如，有些美国人对于不平等有着过高的容忍度，因为他们往往高估了美国的阶层流动性，而事实上美国的阶层流动性要低于加拿大和大部分欧洲地区。

这种流动性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收入分配——最穷和最富的人之间的差距——比起这些国家要大得多。在丹麦，从10%的阶层上升到90%这个阶层，收入需增加45000美元，但是在美国获取同样的提升则需要增加93000美元。

并且这种形势并未得到改善。1940年出生的美国人之中，92%的人收入将超过他们的父母，而出生在1980年的人之中只有50%的人做到了这一点。

不平等社会的后果

尽管对公平的关注或许会导致对不平等的偏向，但还有许多与之抗衡的心理力量会让人们认可平等。其中之一就是对于不平等社会所带来的后果的担忧。也就是说，即使人们对于不平等本身并没有什么意见，它所产生的负面结果，可能会让人们希望去避免。

首先，不平等增加的同时，自我幸福感会降低，这在个人收入垫底的40%的阶层中尤为明显。原因之一就在于“相对劣势”对幸福的消极影响要比相对优势的积极影响大得多。当人们知道自己在总的收入分配中所站的位置时，那些处于低端的人的工作满意度更低，可是那些处于高端的人却并没有更高的满意度。

这对生产力也有消极影响：那些知道自己处于低端的工作者们会减少努力，但知道自己处于高端的人却并不会因此增加努力。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消极效应是由不平等本身，还是由对不公平的不平等感知造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相信自己处在一个公平的体系之中——个人的努力可以推动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收获比他人少的人，其幸福感和生产力会不会下降，这是个开放式问题。

在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对公平的关注恰好能促使人们减少现阶段的不平等程度。然而，从目前和历史上许多其他社会（比如当前苏联面对共产主义理想时）来看，对公平的关注却使得人们对太过平等产生愤怒。要弄明白这种反向的激励，人们要关注的不仅是这种系统是否让财富相对平等或不平等地分配，同时还要关注这种分配方式是否被视为公平。

真正让人们烦恼的是什么？

正如大多数心理学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建议最多也只是能给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一点间接的启发。即使一般人想要一个某种程度上不平等的社会，可能有人也会说人们没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或许人们在绝对平等的社会里会有更好的处境——他们只是不想而已。

不过，我们的确能从本次研究中找出两项启发。

首先，很明显，许多人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与自己的理想社会之间的匹配度方面受到了误导。他们未能正确地认识到不平等的程度，一味相信目前的形势比实际上要平等得多。另外，美国人夸大了美国境内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以及过于乐观地认为美国当前市场体系是财富划分的公平手段。

我们之前已经提出，对公平的看法最能预测对经济不平等的不满程度。因此，针对当前实际阶层流动进行公众教育可以帮助确保，人们对于所生活的世界的道德评估是基于相关事实做出的。

其次，当代政治论述往往把许多截然不同的事项模糊到了一起。对不平等的忧虑和对贫困的担忧、基本权利的退化，还有我们本文重点讨论的不公平混为一谈。

如果让人困扰的确实不是不平等本身，那么我们如果仔细区分这些担忧并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或许会幸福很多。

认识到公平和平等之间的不同不应仅仅是实验研究的一个注脚，也不能只是政治谈话中鲜有提及的一件小事，将本应该是不平等的话题，变成不公平的话题。

专注地探讨人们真正关注的“公平”，而非人们并不关注的“平等”，能够促进实验室里和现实世界的进步。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17年4月7日发表在Nature子刊 Nature human behaviour）(《自然人类行为》上，有删减。三名作者均为耶鲁大学学者。翻译：熊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