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抗战中举世震惊的一战，第10军在湖南衡阳以孤立无援的疲惫之军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顽强苦战整整47天，综观抗战史，其持续之弥久，战斗之惨烈，影响之深远，无出其右者。虽然衡阳最后还是失陷了，甚至留下了“污点”，但是丝毫不能抹杀第10军坚守衡阳的辉煌。

衡阳之战的历史之最

衡阳之战写下了抗战历史的两项之最：

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最大——抗战时期，日军1个大队（兵力编制相当于加强营，约600人）通常要中国军队1个师（约6000人）来对抗，换言之，通常情况下中国军队要有10：1的兵力对比。而在衡阳之战，日军参战部队初期为2个师团，后期更是达到4个师团，衡阳守军却只有1个第10军，而且还不是满编的，其真实的实力不过2个师而已。如此算来，衡阳之战日军与守军的兵力为5：1！而且衡阳之战参战日军是其在中国战区唯一的野战攻击军第11军所部，是日军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敌我伤亡交换比最大——整个衡阳之战，日军战史记录自身伤亡约为2.9万，而众所周知日军战史历来是缩小己方伤亡数字，因此通常认为日军伤亡在4万以上，而第10军总兵力还不足1.7万，伤亡约1.1万，敌我伤亡交换比达到了3.6：1！

再用抗战中两次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的战役来做个对比：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八路军115师主力约6000人伏击日军第5师团21旅团1200多人的辎重部队，歼灭日军约1000人，八路军伤亡约900人。1938年3月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共约15万人迎战日军第5、第10师团各一部约2万人，歼灭日军约7000人，自身伤亡约1万人（不包括临沂、滕县等地伤亡数字）。

从上述对比之中，可见第10军的战斗力确实称得上是中国军队的顶尖精锐。

衡阳保卫战

日军的一号作战

1943年下半年，盟军在世界各战场上均转入了反攻，在亚洲，日本所面临的战局也日趋严峻。日军意识到从东南亚到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线迟早将被切断。这样一来，从东南亚经中国到朝鲜再到日本本土的大陆交通线就将成为日本的生命线。而这样一条大陆交通线，当时在中国河南、湖南、江西及广西等地还为中国军队所控制，因此打通大陆交通线，将是保障东亚大陆作战的关键。

从1944年起，盟军的B-29轰炸机从中国西南地区起飞对东北、日本本土的重要目标进行空袭。美国空军在中国越来越活跃的行动，也进一步使日本大本营感受到了巨大威胁，因为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加入了摧毁中国大西南的美军轰炸机基地的内容。

当然日军还念念不忘记希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同时，能与中国军队展开主力会战，消灭或击溃中国军队主力，以彻底消除中国军队配合美军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登陆的可能。

但是这个计划在日军内部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理由很简单，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势必将投入庞大的军事力量，将会给整个战争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其实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虽好，但已不是此时的日本军事机器所能承受的。退一步说，即使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要想维持这条交通线的运转，也非易事。何况以日军现有力量来看，要巩固住如此漫长的交通线，肯定是处处薄弱，形成脆弱的一字长蛇阵，成为任人宰割的极其恶劣的态势。所以这是个典型的疯狂计划，用饮鸩止渴来形容毫不为过。

最后日本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还是同意了这一计划。其中还有一个说不上台面的原因，那就是日本陆军与海军之间深刻的矛盾，看到海军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陆军在幸灾乐祸的同时也迫切希望通过这样一场胜利来压过海军。1944年1月24日，经日本天皇批准，由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陆命921号”作战命令，战役代号“一号作战”，因为此次大会战主要是在河南、湖南和广西进行，所以中国称之为“豫湘桂会战”。

此次战役目的就在于击溃中国军队，占领和确保平汉铁路南段与湘桂、粤汉铁路及其沿线要地，摧毁中国主要空军基地以制止其空军活动。整个作战分三步，第一步，1944年4月以华北方面军投入4个师团发动河南作战，预计1个半月打通平汉线；第二步，1944年6月以华中的第11军为主，广东的第23军为辅，总共投入10至12个师团发动湖南作战，预计5个月打通粤汉线中段；第三步，1945年1月以第23军发动广西作战，预计1至2个月打通湘桂线和粤汉线南段。

日军大本营对于“一号作战”的所有兵力与支援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保证。想尽办法从各处抽调了约15万人加强给中国派遣军，这样就使战役总兵力达到了51万、火炮1500门、坦克800辆、汽车15500辆，战役规模是整个抗战期间最大的。

战火很快就到了衡阳

“一号作战”主要部分也就是第二阶段，是在湖南地区的作战。负责这一地区作战的第11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唯一的野战军，经过加强后，总兵力更是达到了空前的近20万人。豫中会战一结束，军委会就判断日军必将向湖南的湘桂路粤汉路进攻，因此立即指示第九战区积极备战。但直到5月底，日军进攻意图已十分明显，第九战区这才开始仓促调整部署。

5月27日，日军第11军5个师团兵分三路向崇阳、公安、南县一线发起攻击。见日军大举来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还是想以此前曾多次奏功的“天炉战法”抗击日军，决心主力从两翼夹击，在渌水、涟水北岸与日军决战。

但这次日军准备充足，兵力雄厚，因此到6月14日，日军就已逼近长沙，由于长沙守军第4军军长张德能部署失当，指挥不利，长沙在6月19日就告失守。

长沙既失，日军下一个目标便是湖南中南部重镇衡阳了。衡阳为当时湖南第二大城市，粤汉线、湘桂线在此连接，从湖南腹地通往西南大后方的多条公路也从这里经过，是西南交通的枢纽。而衡阳飞机场是中美空军重要基地之一，一旦失守就将使空袭日本本土的轰炸机前进机场退至桂林，航线距离将延长2000千米以上！此外，衡阳还是湘江、蒸水和耒水的交汇合流之处，依靠这些江河，可以转运湖南出产的大量粮食、矿产等资源。因此一旦衡阳失守，无论在交通、军事还是经济上都将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有鉴于此，衡阳便自然而然成为日军“一号作战”的重要目标。

日军在湖南作战的战略构想中，衡阳是作为重要目标必须予以攻占并确保，计划以1个师团用于湘江以西，2个师团进攻衡阳，3个师团用于湘东山地，掩护攻城部队侧翼。中国军队对衡阳会战的战略构想还是“天炉战法”的老套路，中间正面堵，两翼夹击，击退来犯日军。但是两翼部队在日军的强势进攻下未能实现预先计划，那么负责在中间的衡阳守军便要面临巨大的压力了。

此时守备衡阳的部队是第10军，下辖第3师、190师和预备第10师。在190师的3个团中，只有570团是完整的建制团，568团和569团都是只有干部而没有士兵的架子团。所以第10军名义上是3个师9个团，实际仅7个团，且刚刚经过常德会战而未及补充，加上临时配属的暂54师1个团，总共才8个团1.7万人。

困守孤城的47天血战

第10军军长方先觉见衡阳东有湘江，北有蒸水，这两处天然屏障难以逾越，只用少数部队警戒就可。日军来犯的主攻方向要么从西北，要么从西南。西北地形平坦，而西南多山丘地形复杂，方先觉认为日军主攻方向必定是西南，因为西北地形平坦固然利于机动，但此时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陈兵西北，无疑将成为空中打击的活靶子。而且长衡公路沿线多为连绵山地，并不利于部队机动，一旦遭到阻击或空袭，难以展开。而如从长沙向东绕至衡阳西南，道路情况就好得多。加之日军历来轻视我军，不会以西南山丘为虑。更重要的是，如果从西北主攻，即便攻下衡阳城，也还得再攻西南山地，因为衡阳的公路铁路都从西南山地经过。而从西南主攻，不仅可以在战斗一开始就切断衡阳与后方的公路铁路联系，而且只要拿下城区就大功告成，根本不必在意衡阳西北——这一判断相当准确，日军主攻方向就是在西南。

在兵力部署上，第10军所辖3个师中，第3师是老骨干，战斗力最强。一般人如果认定西南为主攻方向，自然会将第3师布防于西南山地，但方先觉却是将预备第10师放在西南山地，而将第3师放在城西的二线位置，因为他深知此战绝不会在三五日内结束，所以将预10师放在前，第3师放在二线，有意保存第3师的实力，作长期坚守的打算。正是这一部署使第10军有了后来坚守47天的绵绵后劲。

6月23日13时许，日军从泉溪市强渡耒河，向190师568团1营据守的曾码头发起攻击，揭开了悲壮惨烈的衡阳之战的序幕。守军在五马归槽、衡阳机场等外围要点与日军经过激战后，主动退守警戒阵地。26日，日军开始在炮火掩护下全线猛攻，尤以江西会馆、五桂岭的战况最为激烈。28日，日军开始了总攻，但均被守军击退。当天上午，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发现正南方约800米欧家町小高地上，有日军指挥人员在观察地形，当即决心不作试射，直接以全连8门迫击炮集火射击。第一轮炮弹就全部命中，这是日军第68师团长带着师团部主要参谋和所属各联队长在观察地形，结果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重伤，师团参谋长原田贞大佐以及下属各联队长、师团部参谋非死即伤。

标高仅25米的张家山为守军防御阵地的突出部，是预10师乃至第10军的核心阵地，日军以猛烈炮火甚至施放毒气，但守军拼死苦战，日军三次突破都被夺回，预10师也伤亡惨重，全师预备队只剩下5个连。30日日军继续猛攻张家山，黄昏时分被日军突破，守军随即在天黑后组织反击，以白刃战将阵地夺回。30日一天中，日军总共投入了15个步兵大队，在炮兵、航空兵配合下，全线猛攻，依然毫无进展。激战至7月2日，日军弹药耗尽伤亡惨重，被迫停止进攻。

7月11日，日军在经过补充和准备后，发起了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张家山还是争夺的焦点，日军12次冲锋有10次突入了阵地，每次都是被守军以手榴弹和刺刀击退，双方死伤均十分惨重。直到14日守军才放弃张家山，退守肖家山、打线坪二线阵地。这时张家山上的草木全为炮火所荡尽，弹坑里积满鲜血，阵地前布满了尸体，山头土壤因为饱吸了大量的鲜血，颜色尽为骇人的赤色！就在这块小小的阵地上，中国军队有7个建制连的官兵整连牺牲在此！而日军进攻部队133联队也付出巨大代价，3个大队长全部战死，6个中队长亡5伤1，伤亡之惨重可见一斑。其他阵地的战斗也同样惨烈，到21日日军也仅取得了有限的进展，第二次总攻再告破产。

守军伤亡也相当惨重，预10师伤亡达90%以上，第3师伤亡也高达70%以上，190师伤亡也在60%，军直属部队所剩兵力也不到三分之一，营连干部更是伤亡殆尽，在第3师8团五桂岭争夺战，半天时间就连续晋升5个营长，均先后壮烈殉职。

8月4日，日军又发起了第三次总攻，而且投入兵力比前两次增加了一倍，达到4个师团约11万人，火炮100余门，全天发射炮弹达4万发以上，日军叫嚣“一天之内攻下衡阳”，投入兵力之众、火力之猛、攻势之强，都是衡阳开战以来所未见。但还是没能够取得突破。5日，日军继续猛攻，激战终日，守军阵地工事全毁，官兵不眠不休不饮不食，仍然抵死奋战。青山街、西禅寺、天马山、五显庙、岳屏山、接龙山、五桂岭、外新街，每一处阵地均反复争夺。午后15时，方先觉在中央银行指挥所召集军参谋长和4位师长举行紧急会议，研究战局。大家一致认为，日军攻势如此猛烈，守军的兵员和弹药都所剩无几，如果援军再不能到，拼尽全力最多不过再撑3天。有人主张突围，但衡阳城内伤员超过8000，根本无法随队突围。

入夜，日军继续彻夜猛攻，其炮火的浓密弹幕，笼罩着衡阳全城。守军苦苦坚持奋战不退。

6日，日军第68师团第5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被守军迫击炮炸死。7日日军攻势更是达到了高潮，第11军司令横山勇也亲自来到前线督战。当天日军终于突入衡阳城内，守军依然坚持巷战。方先觉军长见大势已去，以悲痛欲绝的心情，向军委会发出最后一电：“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该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蒋介石接到这封电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也。”

8月8日，守军与日军接洽，停止抵抗，衡阳遂告失守。日军自己战报就称伤亡在29000人以上，实际伤亡估计约在4万左右。

第10军军长方先觉

争议不休的结局

直到今天有关衡阳之战的争议却历久不衰，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第10军最后是不是投降。笔者以为，第10军最后放弃抵抗，在日军指定地点集合交出武器，尽管没有签署正式的投降书，但确实与投降的实质无异。不过，笔者同时也认为坚守衡阳47天的第10军，最后的结局是有其独特的情况，当时经过47天的浴血苦战，第10军已经超额完成了预期任务，何况此时已经粮尽弹绝，援军又杳无音讯，继续抵抗也已毫无意义，在这样的情况，用西方的观点来说这是“光荣的投降”。

争议的第二个焦点就是如何评价方先觉。有些人把方先觉看作是“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甚至因此全盘否定第10军坚守孤城47天的辉煌事迹，那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

首先，方先觉无论是在衡阳保卫战中，还是在此前的长沙、常德历次作战中，表现均相当出色，堪称军人楷模，连日军也称其为“英勇善战的虎将”。即便是在衡阳之战的后期，方先觉如要突围，还是有机会的，在最后时刻还有拔枪自戕之举，因此如果真是“贪生怕死”的话，也不会出现最后的局面，这四个字的评价绝对是不实之辞。第10军能够以疲惫之师坚守孤城47天，创造抗战史上守城时间最长的战例，作为军长的方先觉自然是功不可没。方先觉是在衡阳之战失败已成定居的最后时刻才投降的，当时守军指挥通信系统全部中断，官兵死伤惨重，在不到1.8万的守军中阵亡约4000，负伤约9000，伤亡比例已超过全军总数的70%，按照这一比率，可以说一线的战斗兵早已全部拼光了。而且粮尽弹绝，外援又杳无音信，即使继续抵抗，也不过再支撑一两天而已，对于衡阳最后的结局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战前军委会给第10军的任务是坚守衡阳10天，第10军早已完成了任务，无论是对战局的影响，还是直接杀伤敌军的战果，第10军都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那么导致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满城近万的伤兵，如果抵抗到底，依然无法改变城破的最终结局，而这些伤兵必然难逃日军的屠刀，这点同时也是方先觉断然拒绝突围的原因。所以不杀俘虏医治伤兵就成了第10军放弃抵抗的交换条件，日军也同意了这些条件。当然，这不是日军的守诺与仁慈，而是感佩第10军的忠勇，正是第10军47天的英勇抵抗，才使自己赢得了对手的敬重。

有人称方先觉是“惟欠一死”，意思就是如果他自杀成仁，绝对就是流芳百世的抗日大英雄，但他不惜以军人最屈辱的放下武器来换取部属的生存，第10军有此军长，实在幸哉！

后来方先觉逃出日军控制，回到重庆，重庆的各家报纸均以前所未有的一致态度，发表文章，对方先觉归来极尽赞颂欢迎。当时重庆数十家报纸只有一家没作报道，立即被指摘为“别有用心”——可见，民众心中还是有一秆秤的！毛泽东主席在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中也对第10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面对如此盛赞，方先觉曾表示愧对“各界的欢迎”，称自己“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要看到方先觉最后的投降，是在衡阳破城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又有保全部下官兵生命的考虑。从人道主义立场说，无可厚非。更何况他投降之后，仍然寻机逃脱，这与“贪生怕死”、“叛国投敌”显然是有天壤之别的。当然，投降是与尊崇以死殉难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也与抗战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不相容的。这也说明历史背后的复杂，后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绝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对于那些抨击第10军及方先觉的言辞，笔者一直认为尽管衡阳最后的结局不那么光彩，但绝不能因此而掩盖甚至抹杀第10军喋血孤城的英勇与顽强，那是真正尽了一个军人的职守，真正体现了一个中国人的不屈精神，真正要批评的是那些丧师失地、解围不力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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