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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历史可以借鉴而不可比附

2012-12-18 10:25:26

最近一年多来中国政界和知识界出现了一波“托克维尔热潮”,《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成了关心中国命运的文化精英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也不奇怪,从戊戌变法失败以来,法国大革命就是中国文化精英圈内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各种褒贬都有,而且有的评价甚为极端。由于二十世纪中国发展的主旋律是社会革命,所以,彻底、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知识界主流中一直具有伟大光辉的形象。康有为等人认为大革命是导致法国近代长期动荡的祸首,却被中国知识界主流视为异端邪说而大加挞伐。

近三四十年以来,英美文化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逐渐上升,对革命的反思成为潮流。由于法国大革命是西方最为激进的暴力革命,而现代中国则是以暴力革命立国,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又开始在法国革命的弊端中去寻找中国革命的弊端。随着今天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进步和诸多的社会问题,各种新的比附又开始出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提出的社会发展悖论:革命往往会在苛政开始改善,经济相对繁荣的时代爆发。因此有人认为,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现在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革命的风险;托克维尔指出,统治集团只进行有限改革,而拒绝从根本上改革旧制度,所以会被革命所推翻。因此有人预测,如果今天的中国拒绝彻底改革,暴力革命终究难免;托克维尔深刻地指出了专制社会是产生暴民的温床。因此很多人担忧,中国社会今天出现的暴虐现象都是专制酿成的,中国如不从根本制度上改变,中国将被暴民摧毁。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研究历史,总是希望能够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启发。但是,历史毕竟是过去了的事实,事实必须得到尊重。如果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裁剪历史,就成了“六经注我”。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相信历史可以给当下的发展和未来的道路提供宝贵的借鉴。但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之道,还是必须立足于对现实的认识和了解。如果简单地用历史上特定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解读现实,最后难以避免演变为一种脱离现实的自言自语。托克维尔在历史上有很多真知灼见,《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启迪。但是,历史只能借鉴而不能比附。毕竟大革命前的法国,和今天的中国相去甚远。

法国旧制度的本质是血缘等级

托克维尔本人出身贵族,但在思想上却倾向于自由主义。目睹1848年法国革命,以及路易•波拿巴政变上台的史实,托克维尔感时伤世,追思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大革命,撰写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由于托克维尔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历,他能以比较全面的视角来考察法国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对大革命前的旧制度、革命的合理性和弊端,革命后专制主义的复活都有比较中肯和理性的评价,而没有陷入非黑即白的简单化论断。但是,这也导致他对旧制度的看法有很大局限。尽管托克维尔在很多地方批评旧制度,并为法国大革命辩护,但他始终坚持“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在他看来,波旁法国要比革命后六十多年后路易•波拿巴的帝国有着更多的自由,尽管这种旧制度的自由时断时续,有很大局限。

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上分析,会发现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确实是一种奴役制度。这个制度的本质是血缘等级制度,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的欧洲各国,可以说是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在史学界和政治学界,对大革命前法国和欧洲的血缘等级制度,已有基本共识。但是今天许多讨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学者,却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其实,不了解法国的血缘等级制度,就不能够理解法国的旧制度,也就谈不上理解法国大革命。

法国的血缘等级制度首先表现在君主专制制度上。在欧洲各国中,法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最为典型,并在路易十四时达到顶点。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制度不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相对更完善和强大。国王通过御前会议完全掌握了中央权力。为了防止地方贵族在政治和军事上坐大,国王把最富有的三千贵族招纳入宫,让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又不给他们管理国家的权力。革命前,法国地方事务基本掌握在国王派出的官吏手中。关于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谈了很多,但他更多是从中央集权制度与贵族冲突的角度来看问题,更多是为贵族受到王权的压制而惋惜。对于王权与贵族制度都依托于血缘等级制度这一关键问题,托克维尔谈得很少。这不能不说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个缺陷。

贵族制度是法国血缘等级制度的中坚。贵族不仅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王室成员,而且是构成三级会议的重要力量。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法国贵族虽然丧失了管理政府的权力,但贵族血缘制度本身还是很强大。即使在第三等级兴起后,贵族仍然凭借特权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在17世纪,法国公爵们的收入是巴黎富有资产阶级的100倍,殷富工匠的500倍。在18世纪,80%的法国贵族虽然不事生产,但仍然过着体面的富裕生活,其中大约有40%的贵族拥有仆人。从路易十四开始,法国几千最富有的贵族都集中居住在大巴黎地区,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跟普通民众的穷困形成鲜明对比。与英国贵族不同,法国贵族大约从13世纪起就获得免税特权。到了1695年,路易十四的王权达到顶峰,开始向贵族征收人头税和什一税,但贵族仍然享有很多免税特权。由于第一等级的僧侣不交税,第二等级的贵族交很少的税,法国财政出现了严重问题。路易十六希望召开三级会议来解决财政问题,却揭开了革命的序幕。

与不纳税、享有封建特权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不同,由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占了法国人口的95%以上。尽管法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农奴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在整个社会阶层中仍然处于最底层,而且负担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没有任何权利。最重要的是,法国的王室和贵族垄断了上层社会的所有职位,第三等级的人无论如何勤劳富有也无发突破血缘等级的藩篱。正如西耶斯在革命前夕的演讲《第三等级是什么?》中所说:

“谁是第三等级?”“谁都是。”“现在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他们希望什么?”“不再什么都不是……”

显而易见,法国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构成了旧制度的基础,这个旧制度的本质就是奴役和压迫。今天人们探究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事实,去探讨经济的繁荣、苛政的缓和等等非本质的现象,最终是不得要领的。狄更斯的《双城记》已经把法国大革命的根源讲得很清楚,很形象。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分裂

当然,仅仅讲到法国旧制度的本质还不能够解释大革命为什么爆发,因为封建的血缘等级制度并不为当时的法国所独有,而是整个欧洲大陆共有的制度。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既把法国的封建贵族制度跟海峡对面更为开明自由的英国贵族制度做了比较,也跟欧洲中部和东部的日耳曼社会做了比较。与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相比,法国毕竟基本上废除了农奴制,而在路易十六时代经济还相当繁荣。为什么在一个苛政正在减轻,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人民正在获得更多自由和财产的时代,法国竟然爆发了大革命,而在此之前更为专制和贫困的年代,在欧洲农奴制盛行的国家却没有爆发革命?托克维尔的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些人热衷于用法国历史来比附今天中国现状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历史上大多数的革命都不是爆发在苛政最严重,民众最困苦的时代。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政治学家对这种历史现象都有论述。一般说来,民众起义或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通常都是社会发生分裂。一方面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另一方面是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发生分裂,而这两种分裂都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之中。这使得法国社会形成四个对立的社会群体:王室、贵族、第三等级中的富有者与农民,这四个群体的对立使得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

首先是法国社会中的王权和贵族的分裂。封建制度之所以能有效治理农业社会,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在于分权。层层分封构成了一个分层式的梯田结构,所谓“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但是,法国是欧洲封建制度最先衰落,王权最强大的国家。到路易十四时,法国贵族在政治上的统治权逐渐被剥夺,贵族逐渐成为有头衔、有地位但无实权的政治贵族。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为了防止贵族重新坐大,常常以国王身份代表全国民众来压制贵族。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路易十六还把如何防范贵族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

如果仅仅是王权与贵族的分裂,还不足以引发革命,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分裂也可能导致贵族革命而弱化王权,像13世纪初英国贵族强迫无地王约翰签署《大宪章》。引发法国革命的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分裂,这就是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裂。

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错位与分裂,第一个表现是贵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在大革命前,尽管王权和贵族在总体上掌握着巨额的社会财富,但贵族本身在经济上发生了分化,中小贵族开始出现贫困化。而在另一方面,第三等级中有产者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由此形成了法国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裂。

在贵族继承制度上,法国和英国虽然都是长子继承制,但两国实行起来却有很大差异。英国是在贵族爵位和财产两方面都严格实行长子继承制,唯有长子才能继承爵位和全部财产。这种制度在家庭内部虽不公平,但却保证了贵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始终居于强势地位。而法国通常是次子也能继承贵族爵位,但只能继承少数财产。由于法国贵族本身并不从事生产活动,许多豪门贵族经过几代分家就会出现一些贫穷的贵族。这些贵族保持着贵族的政治地位和高傲,但却常常不得不向第三等级中的有产者借钱。由于不屑从第三等级的手上拿钱,破落贵族常常是用剑从前者手中挑起钱袋以显示自己的高傲,这种现象本身就彰显出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裂。

第二个分裂是第三等级,或者说无套裤汉中有产者的崛起。第三等级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很容易在经济领域大展拳脚。第三等级中的银行家、商人、作坊主、律师尽管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但却有很大机会迅速暴富,这些新富起来的第三等级对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极为不满。大革命前就流传一个故事,第三等级中的富翁有一次买了剧院豪华包厢的席位,演出刚开始,一个贵族家庭来到剧院,而剧院包厢已坐满。这时贵族发现一个无套裤汉和他的家人竟然坐在包厢内,于是叫来剧院老板命令让他们离开包厢。在政治权力的威逼下,这个无套裤汉只好带着他的家人离开,但临走时他说了一句话:“不要说你这个包厢,就是整个剧院我都可以买下来作我的马厩”。在当时的法国,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裂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形下,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都不能继续照旧生活下去了。

第三个分裂是法国农民的反抗。在1789年,法国绝大多数农民已不是农奴,而是自由人。但是农民却要向教会、国王以及领主缴纳多种赋税,经济状况十分悲惨。一个农民需要缴纳的税有:年贡(cens)交给领主;田租(champart)作为当年收成的一部分交给领主;杂税是为使用领主的磨坊和压榨机交税;三十年税,租地的农民每隔三十年交给领主,以证明这块地不是他自己的;土地交易税,农民可以买卖租来的土地,但卖者需向领主交纳地价的10%;继承税,租地的农民去世后,如果他的儿子想继承土地,就要向领主交纳继承税;人头税;交给国王;什一税,把收成的10%交给当地神父。所以,尽管农民与商人、银行家、作坊主、律师同属于第三等级,但他们在经济上的巨大差别决定了他们在根本利益上相互冲突。以上可看出,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国王和贵族对立,国王、贵族和第三等级对立,第三等级内部对立,整个社会已经无法继续以原状持续下去了。经济格局的变化必然要求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政治格局的变化就意味着法国血缘等级制度的崩溃,对此法国的王室和贵族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分裂的情形下,革命已经无法避免。

关于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状况,20世纪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讲得比托克维尔更为深入细致。乔治•勒费弗尔认为,早在网球场宣誓前的1788年,“法国贵族就利用政府危机,希图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夺回曾被国王剥夺了的政治权威。在搞垮了维护其至高无上地位的王权之后,贵族阶级为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城市里的群众革命和最后的农民革命开辟了道路,并发现自己亦被埋葬在旧制度的废墟下。” 乔治•勒费弗尔把法国大革命分为四场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城市市民革命和农民革命。这四种革命就像汹涌澎湃的江水,一浪高过一浪。这四种革命恰恰印证了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已经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群体。

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中法两国不可比附

托克维尔是出身于贵族的政治家,担任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游历过英美等国,以如此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来研究法国大革命当然有其独到之处。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最大贡献是立足于经验,全面理性地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和爆发的形式。无论是对旧制度还是大革命,托克维尔都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这让习惯于非黑即白思维方式的中国知识界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托克维尔关于革命产生的根源与条件、社会转型与革命、革命与改革、经济繁荣与社会矛盾等问题的论述比大多数书斋里的学者更有现实感,对今天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许多政界和学界人士已从不同方面探讨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今天中国的现实意义。而本文想要强调的是,中国和法国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两国所经历的革命也大不相同。今天中国的现状与当年的法国差别实在太大。如果过多地用法国的旧制度或法国大革命来比附中国的现状或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可能既不能准确解读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也不能给中国现实以启迪。

从制度上看,法国革命前旧制度的本质是血缘等级制度,国王与贵族、贵族与第三等级在身份上是无法转化和流动。而中国大约在两千多年前就消灭了贵族,一千多年前设立科举制度,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已有上千年的时间。中法两国虽然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但中国的中央政权远较法国的中央政府强大。即使是在路易十四时代,太阳王的权力与威望也难以跟中国古代的皇帝相比。

从现实上看,今天的中国虽然处于剧烈转型中而矛盾重重,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流动性,中国政界的高级官员和商界成功人士大多出于平民阶层,这从他们的出身和经历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等级制度,而是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和贫富悬殊现象。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亟需解决既有问题,但整个社会并未像法国那样分裂为几个泾渭分明的等级,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也并未发生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有极大空间跟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法国多米诺骨牌式的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城市市民革命和农民革命很难在中国发生。

从革命的性质上看,中国在上世纪爆发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以社会革命的形式实现现代建国,这跟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后来俄国十月革命都有根本的区别。中国革命的初始根源是来自外敌入侵构成的危机。从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列强瓜分,到日本全面侵华,中国近代一直濒临亡国边缘,救亡图存是压倒一切的历史使命。但是,谁能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如何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清王朝历经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后,由于中央权力衰落和土地兼并,中国的上层社会已没有能力凝聚社会并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当时唯有动员下层民众进行社会革命才能重新凝聚社会,这是中国革命最深刻的根源。中国在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都离不开救亡图存、现代建国这个最基本的主题。简单地把中国革命比附于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简单地把中国今天的问题都看成是革命的后遗症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概而言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政界和知识界引起热议,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现象,说明中国社会正在日益走向成熟。无论是旧制度还是大革命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旧制度需要推翻,但旧制度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社会自由与经济发繁荣是巨大的进步,却可能引发民众更高的欲望和期待,这种高涨的欲望和期待极有可能引发革命;大革命是合理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但是大革命留下的并不都是积极遗产,推翻专制制度后的大革命有可能造成更为专制的制度,等等。托克维尔这些看法确有独到之处,也对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有很大启迪。但是,如果过度地拿法国旧制度来比附中国今天的现实,或拿法国大革命来比附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可能会既误读法国历史,也脱离中国现实,最后成为一种政治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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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竹

寒竹

旅美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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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陆旻瀚
专题 > 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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