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瀚海蓝波】

科幻作品通常以架空的背景行社会寓言与讽谏之功能。通常说来，科幻想象影射了两种类型的未来：一种是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带来了第二次大航海时代，一种是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带来了更严密的社会管理组织。

要想让描写未来的科幻电影能被如今的人类看懂，片子的人文内核必然是存在于当今社会中的：要么是科学定律为冒险留下了可能性，要么是技术爆炸让哲学思考成为必须。从这种分野上，太空科幻和赛博科幻“花开两朵”，构成了电影市场上的热门片型。

不妨单单把太空科幻拿出来分析一下。受视角限制，太空科幻电影通常是个人主义的；这是因为剧情无法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营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又对主人公以外的其他角色进行“查户口式”的立体塑造。因而，主人公身边的角色有特定的功用，并在这种功用中体现一定的个人情感，就已经代表着电影的人文诉求达到了令人满意的高度。

无论是个人至上的电影还是呼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电影，科幻电影终究是难以构造一个“合力”行动的。主人公通常只是执行任务的一线人员（唯此电影才能好看，否则难道拍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天吗？），信息不完全的大背景下，花费笔墨去塑造人类整体的恐慌或者混乱是没有价值的。

即使这样仍然不够。太空科幻片里，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让联系变得困难，如果两队探索者近到了能够相互联系的距离，他们基本上就不可能是在独立的执行各自的任务。既要相互联系，又要独立行动，这样的科幻片描写的必然是一个巨大的任务，一方面沟通必须是随时随地才能保证任务不走样，另一方面又有强有力的管制力量保证不会有一线工作人员“独走”，破坏既有的计划。通常而言，这样的任务出现在电影中，会让电影的代入感下降不少，甚至破坏电影叙事的完整性。

除非这个任务足够打破常规，比如，让地球动起来。

《流浪地球》的核心设计就是让地球动起来。以往的科幻电影从未认真设想过这个设计，这是因为拖动地球需要消耗的能量可以支撑人类在飞船方面做得更多，甚至把航行能力提升一个档次。

与其保留地球并被其拖累，还不如让少数人突破技术的极限，再反过头来拯救世界。容易看得出来，科幻电影通常的个人主义价值，同时也是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即柏拉图在“洞穴寓言”中提到的少数人走出洞穴，看到实体后回洞穴带更多人出来。在这种精英主义价值观下，流浪地球的设想是不实用且不切实际的。

我们可以用前年上映的吕克·贝松电影《星际特工》来管窥这种精英主义价值观下的合格流水线作品应该是怎样的水平。在片中，一支小分队在多种族的宇宙国家内穿行，挖掘混乱背后的阴谋所在，并在其间遭遇一个个奇观。

冒险者既是价值观的捍卫者，同时也是游客；观众在关注剧情主线时，也会被电影所营造的视觉奇观所吸引并迷醉其间，从而产生对冒险者角色的代入感。受视角限制，片中的角色是高度脸谱化的，有冒险家、野心家、插科打诨的小丑、暴走的疯子、保证安全的肌肉男，男女主角则是一直靠热情行事并且扰乱了大多数任务的闯入者。直到最后，个人至上的独走行为都是推动情节的主要因素，管理者从头到尾没有出现。

但在价值观设计和情节设计的冲突中，《流浪地球》选择放弃的是精英主义价值观。从片中的大多数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个人算计，看不到故意的耍弄阴谋，也看不到冲动离开集体的行为；在男主和女主两人接连失去逃生的希望、失去行动自由乃至失去亲人后，这样两个普通人在短暂的情绪崩溃之后，立刻选择承担起更高的使命。

不止男女主角如此。通常承担插科打诨任务的丑角“中国心”，在任务无法完成时选择把自己置于危险中，让男主角顺利脱离险境；“肌肉男”队长尽管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但也没有保证任何人的安全，他被指派的所有任务都没有真正完成。

不管是程序员、跟班、小队里的悲观者还是失控打爆“火石”的女性角色，在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时都会毫不犹豫的站出来，以致到最后相当一部分人死去，剩下的几位看起来也没有保证活下来。在电影进行的过程中，所有人展现自己性格的同时，都没有触犯到“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这根红线，也因此既失去了某些个人形象的记忆点，又让一种超越个人的集体形象隐隐竖立起来。

用一句话总结。在地球面临重大灾难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尽职的，但他们的尽职是无用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这种独特之处在全人类的灾变面前毫无意义。面对世界性大灾难，一线的执行人员没有进行价值辩论的自由，他们只能去执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为了活下去挖掘更多技术上的可能性。饶是如此，他们还险些前功尽弃，葬身木星。

所谓“天地之不仁”，就体现在这个意义上。

基于“天地之不仁”，《流浪地球》的剧情主线是反好莱坞叙事的。主角所在的小分队千辛万苦赶到了最需要“火石”的地方，却发现那里的推进器已经被其他小分队修复完毕，这成为了一种隐喻——在集体灾难面前，没有谁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个人的性格甚至决断很大程度上不能影响任务的完成，这让每个人首先是一颗棋子，其次才是一个主体。

这种集体主义人性论让某些习惯了精英视角，把“不从众”看做成人前提的“觉醒分子”非常难受，它们对《流浪地球》的批判多数从这个角度切入。温和的批评称“角色过于脸谱化，区分度不高”；激烈的批评则称“所有人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这样的地球活着也没用”。有一位评论者单刀直入，指出带着地球跑是设定中的联合政府“慷他人之慨”的体现，说“如果注定地球要毁灭，最好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利把其他人往死里折腾”。

总结起来，这类评论吵嚷的核心就是在电影里看不到（抽象的）人性存在，一切人性都为某个既定目标服务。这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永远不受外界影响，独立存在的人性？

《流浪地球》在电影剧情里其实试图探讨这个问题，但或许是时长的限制，最鲜明的探讨来自于吴孟达角色的一段独白。因为是独白，也因为导演并未置入流浪时代和前流浪时代的地球样子对比，让人性的转变显得不那么自然。

然而，这并不是评论者们把灾难面前人性转变贬斥为“洗脑”的理由，因为导演已经在电影中多次展现过灾难面前个人的无力，与没有希望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崩溃的。甚至在片尾，还能看到刚刚摆脱危机三年的人类开始出现了为阳光而示威的运动，最终导致了《流浪地球》原著小说中最高潮的那场冲突。

实际上，这场冲突已经在吴京饰演的宇航员反抗并摧毁空间站中控电脑的情节中有所暗示。在空间站里，人类其实给拖动地球失败后留下了备用的方案，并在地球面临危机时选择启动这个方案；但吴京作为出场人物中最接近全知全能的那个人，最有能力与电脑展开文明路线的辩论。这场辩论并不是以言语的方式进行的，吴京的角色始终克制自己的情感，尽可能服从上级的命令，最后做出决定时也先用手段保证了其他宇航员的安全，孤独的冲向木星，完成牺牲。

这段对于刘慈欣本人另一篇小说的致敬，其实是集体主义人性论在个体维度上的最佳展现，即一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理性和情感对人类命运进行判断，但他无权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抛弃全体人类。宇航员在木星上尸骨无存，人类获得了重生的机会，这个高潮点与《2012》当中主角完成了自我保存，全世界人类却大多数死于非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者是“主动的求死”，一者是“被动的求死”；一者展现人类的能动性，一者展现人类的无力和审慎。

甚至在电影的情节基础上进行这样的推论也是合理的：就算宇航员的自我牺牲没有拯救人类，他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因为保存了更多的人。这样的价值观在西方科幻电影里并不多见，大多数的灾难片持一种“因为要主动牺牲某些人，所以不如什么都不做，最后无奈的牺牲掉更多人”的态度。两种态度孰优孰劣，在超越性的角度看去或许得不出结论，但以中国人的身份去看，或许高下立见。

其实西方科幻电影也并非全都认为只要主人公保存人性，地球其他人都可以死去。诺兰在《星际穿越》中巧妙的倒置了宇宙电影“塑造奇观”和“讲述价值观”的关系，在主人公的伙伴们迅速失去帮助他的能力后，主人公意外的成为了一个能够打通时间的“全知全能者”。

在这个全知全能的角色建立之后，剧情的推动就几乎全部系于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上，这样一来，主人公仅仅需要将哲学思考完成，就已经对冒险活动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诺兰获得好评的原因也在于此：他把纯粹个人主义的电影变成了“呼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电影，使得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有了更多的人文关怀。

不过《星际穿越》在人文价值观上确实没有突破西方传统科幻的窠臼。即使一个人通过呼唤人际关系的复归，拯救了全人类，这也并不意味着是人际关系本身，而非这个人，成为了拯救地球的英雄。诺兰虽然在《星际穿越》中口口声声讲“爱能拯救世界”，但这个能够拯救世界的爱还是属于那些有能力破解电影核心诡计的科学家和宇航员的，普通人之间的爱并无作用。

这种取巧而无力的爱甚至体现在主人公的家庭里，父女关系成为了剧情核心，母亲和儿子都是缺位的。戴锦华曾说，这种对父女关系的书写本身体现了WASP（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白人）文化的核心，就是对家庭的崇拜。在家庭当中，父亲是冒险者，是探索并传授新鲜知识的人；女儿是被庇护者，是接受关爱并学习知识的人。当儿子一旦独立，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淡化掉了，因为他要组成自己的家庭；而母亲其实首先是她自己父亲的女儿，她被疼爱的客观特质决定了在面对灾难时她最好不出场。

这种WASP核心家庭文化在《流浪地球》中也能找得到，正是两个父亲完成了一对儿女的关爱，其中的儿子又化身为父亲，继续关爱他的妹妹。始终被保护的女孩直到最后才完成了一次演讲，但从颤抖的声音和恳求的态度（这或许是导演反好莱坞套路的设计）来看，她的正面作用并不足够。不过导演也足够忠实于客观实际，一个家庭对女孩的关爱最终没有成为拯救人类的关键因素。

那么，什么是拯救地球的关键呢？是未出场的母亲。这个母亲并不是吴京在电影里的妻子，也不是女孩本人的亲生母亲，而是地球，这个沉默的、隐形的“母亲”。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流浪地球》灵感的来源所在：耗费这么多的能量和科技推动地球走，就是因为地球本身是不应该被舍弃的。

有了与地球之间的母子关爱，一种集体主义的人性论才成为了可能。所有用飞船来展开太空幻想的科幻片都无法摆脱一种恐惧，就是进入了宇宙的人类不再拥有统一的价值观。不管是《星球大战》这样的太空歌剧还是《星际迷航》这类探险片，乃至《火星救援》这种切口很小的科幻片，都必然涉及“人不再成为人”的设想。出现这种设想，就是因为人们失去了共同生活的环境，被飞船里的环境所影响，再也无法想象一个广阔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流浪地球》不接受这种可能性；它在叙事中明确的说出，“没有了人类的文明又有什么意义”。这里的没有人类当然不是指没有人类的DNA，而是指不再以人类法则运行的社会，这个社会有其物理前提，那就是我们全体人类踩在同一片大地上。

因为人类踩在同一片大地上，跨文化的交流和集体行动成为了可能。日本驾驶员在无望时自杀，韩国、澳大利亚驾驶员救援中国人的计划，联合政府用法语与中国宇航员无障碍沟通，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孩子在互相帮助。而牺牲大量有血有肉的角色，完成最后的关键一步，也是因为孩子们在齐心协力的拯救母亲不被木星毁灭——这也是“回家”这个词被反复强调的意义所在，家不只是自己的核心家庭，更是地球母亲。

看出这一层来，我们就会发觉《流浪地球》在两个方向上实现了平等主义：一是角色之间的平等主义，它拒斥的是精英主义的视角；二是角色与环境之间的平等主义，它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种平等的力量，在一场略有物理学硬伤的爆炸中得以图像化——氢气和氧气充分点燃，一场没有人能正面顶住的大冲击波中，地球缓缓远离木星而去。个体在爆炸中消失了，广角镜头则彰显出地球得救究竟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人类在地球上如同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尘埃却拯救了庞大的星球，这就是夹杂了乐观主义和对母亲的爱的，属于全人类的奇观。

《流浪地球》的缺憾还是很多的。由于视角太多，剧情显得过于匆忙，一些可以舒缓节奏的笑点也没有起到效果；主角两人的转变还是显得突兀，导演更愿意用独白而不是细节来展现男孩和女孩内心的变化，稍有说教之嫌；对其他国家的救援行动原本可以更加个性化，塑造除俄罗斯宇航员外第三个外国人，但最终这个任务被Mike隋部分承担了。

但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它已经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看待未来的可能性——或许人类并不会在冒险中变成鲁滨逊，也不会在技术爆炸时代变成动物庄园，而是真正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种层次的人文思考，已经让《流浪地球》具备了合格科幻片的“魂”；再加上出色特效做成的“形”，说一句该片是中国科幻的世界级作品，并不是什么太过夸张的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