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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总理最后的日子:逝世前终言“我累了”

2017-01-08 12:08:38

【编者按】2017年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41周年纪念日。

周总理曾两次为普通战士雷锋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巧合的是,1962年8月15日,一个普通战士在辽宁抚顺因公殉职,这个战士叫雷锋。不足70万人的抚顺,十万人走向街头为他送别。

而在十几年之后,这感人的场景在十里长街再次重现,那是送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热爱他们,因为他们对人民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好事。他们的离去重于泰山。

今天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以纪念伟大的周总理和伟大的战士雷锋。

在总理身边的8年,我未见总理休息过一个星期日、过过一个假日。大年初一我推开他的房门说:“总理,我给您拜年!”他说:“是啊,我也听到外面的鞭炮响了,今天大年初一啦!”但老人家还是坐在那里办公。

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人经常发难、捣乱、找茬儿、诬陷。尤其是“四人帮”,把周总理看作他们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更加猖狂,不仅加快了夺权的步伐,还对总理百般刁难,有意与总理斗气。文字改革本来是张春桥分管的工作,他说不懂,硬把文件给总理退了回来。江青想见的外宾,中央不安排她接见,她非见不可;安排她见,她又称病不见。

“九一三”事件后,总理对国务院的少数几位领导人说:“林彪出事了,你们认为中央的问题就解决了吗?”他又说:“没有,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他说的时候,眼里闪着泪光。面对“文革”的复杂局面,他累、忧、气、愤,何止是“难”啊?

我想起1970年夏的一个下午,我在整理他的办公桌时,无意间看到一张白纸上他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

蚕要缓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读着它,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那时独自站在总理办公室里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1972年5月,一次常规体检时,在总理的尿液中发现了癌细胞。由于不能按时治疗,更不能住院治疗,再加上劳累过度,病情逐渐发展成小便带血。一个大试瓶,大半瓶没有一点黄色,完全是鲜红鲜红的血。

有两次他从外面回来,给他打开车门时,我一低头,他就把整个身体趴在了我身上。车离他的办公室有20来米,但他很难自己走过去。我一手搂着他的腰,一手牵着他的左手,一步步地把他拖回到办公室。他坐下来又批阅那厚厚的一堆文件。

我们劝过他:“咱能不能休息三天五天,最多一个礼拜,好好地治疗一下再干?”但是每一次劝他,他都这样对我们说:“总理,总理,我是全国人民的总理啊,现在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我不干谁干,你们看看我怎么样休息得成?”

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来到总理办公室,说江青无中生有,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想辞职不干了。总理听了,就笑着说,“耿飚同志,我跟你说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想赶走你,不论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想整你,不论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就是不要自杀)。”耿飚听了这三句话豁然开朗,拿起辞职文件报告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这也是总理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我不能走,不能倒,也不能出现其他问题。”他也曾经说过,“除非我自己把我自己打倒。”

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这是一直以来为了照顾毛主席的身体和工作习惯,总理长期形成的习惯。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作息变得极不规律了。我到总理身边工作的时候,他基本是下午两三点、三四点起床,第二天凌晨两三点、三四点睡觉,后来延迟到七八点,患了癌症之后甚至延迟到九点、十点才睡。如果他每天能睡上五六个小时,我们心里还会比较踏实,但到后来这五六个小时很难保证。

周总理在位26年,他的工作日程安排都记载在当年的日历上,共积累了26本。这26本台历的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

下面是他的台历1974年3月26日这一页上记载的内容:

下午3时起床

下午4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7时陪餐

晚10时政治局会议

晨2时半约民航局同志开会

晨7时办公

中午12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

下午2时休息

从26日下午3点到27日下午2点,整整23个小时没有合眼,这时他已经76岁高龄,而且癌症缠身。这样的日程安排并不少见。

邓大姐和总理的办公室、睡觉房虽然在同一层,但是两个人工作时间不一样,有时几天见不着面,更谈不上一起吃一顿饭。邓大姐便会写一些小条,留在总理的办公桌上,或者是让我们转交给总理。小条写了很多很多,都是提醒总理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按时睡觉。

下面是1971年3月3日邓大姐写给总理的一张小条:

恩来,你从昨天下午6时起床,到今天晚上12时睡的话,就达30小时,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小超

晚10时

在我们的眼中,总理和大姐的爱,深沉、浓郁、真挚,是信念理想毕生不移的一致奋斗,是思想感情自始至终的倾心交融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爱呵护。

我有幸看到总理和大姐一次拥抱和亲吻。1971年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总理应邀率代表团前往越南进行访问。当时越美战争不断向越南北方扩大,美国的飞机经常对北方进行轰炸。周总理到越南访问有很大危险性。邓大姐得知总理平安归来时,在总理的车快要进入中南海西花厅时,她把所有工作人员都召集到自己身边,坐在客厅里。当她看到周总理推门进来,65岁的老人家“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边跑边说:“老头子啊,你可回来了,你在越南亲吻了拥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你得同我亲吻,同我拥抱。”一下子扑到总理的怀里!只见总理大大方方、风度翩翩地把大姐揽在怀里,深深地在大姐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看到这个情景,我们都鼓起掌来,对邓大姐以这样一种我们方式来欢迎总理归来感到惊喜,又兴高采烈。

1974年4月到5月间,同“四人帮”争夺领导权到了最激烈的时候。由于过度劳累,病情加重,总理曾经发生过缺氧现象。他睡觉前要吸氧气、吃安眠药,有时吃一次不行还要吃第二次。每天到了时间就要叫他起床,他困极了、累坏了,以至于警卫员叫一次不醒,再叫一次还不醒,便推他肩膀。老人家醒来以后,立刻就从床上起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次赖床,没有一次说再多躺几分钟。有时候晚上开会,他体力不支,就用椅子背顶着自己。老同志让他坐下来讲话,他说:“不行啊,我一坐下来就要睡着的。”

1974年6月1日,由于总理的病情不断加重,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研究决定,总理住进305医院进行治疗。在此期间,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总理与“四人帮”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

1974年底,做完大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总理便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总理坐一架飞机先飞,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在总理的飞机起飞半个小时之后再飞。没想到,王洪文和江青等人商量之后,超过了总理半个小时,提前到了毛主席那里,向主席告总理和邓小平的状。总理的飞机到了以后,两个老人家一直谈到深夜,谈了好几个小时,这是我到总理身边工作以后,从来没有见过的。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国务院工作,一大批老干部进入人大、国务院。四届人大“组阁”的胜利,为后来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只有5000字,但就是这么短,总理还是没有念完。他只念了个头、念了个尾,中间由播音员代替。他的体力实在支撑不下来。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他留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遗言”。

如果把中国的革命事业比作一艘航船,那么,真正确立方向、指引方向的是毛主席。周总理的功劳则是他驾驶着这条船绕过了一些险滩和暗礁。总理一直说自己只是给毛主席当助手,我想,“文革”中多亏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的身边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在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互建立信任。周恩来选择了毛泽东,并终生不渝;毛泽东选择了周恩来这样一位得力助手,是历史的必然,更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1974年6月总理住进305医院,到1976年1月8日辞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一共手术14次,其中大手术4次。第3次大手术后,他体重只有61斤多点。

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在地狱、在苦海中履薄冰、临深渊,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也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支持了邓小平的工作。

1975年12月31日,钱嘉东、赵茂峰和我到医院看望总理,老人家对我们说:“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同志好。”说完又闭上了眼睛,陷入昏迷中。这一天离总理辞世只有不到8天时间。这是总理生前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这几句话也是老人家给我们最后的话,他第一次向我们真正说出“累”这个字。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总理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等候的人们簇拥着扑向灵柩,高声哭喊:“总理呀总理,你不能走。”似乎要把总理重新唤醒,挽留在人间。邓颖超大姐拍着总理的棺木,哭着说:“恩来呀,你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们俩谁都没有说过,你就放心地走吧。我们还要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说完,她强忍着悲痛,率先离开了灵柩。人们的哭喊声更大了,那种炽烈、那种悲怆,至今想起来都会让人潸然泪下。主持总理火化仪式的是当时国务院管理局副局长高富有,他带着哭喊声哀求大家:“同志们啊,你们就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吧!让总理走吧!”这时,大家才由哭喊着变为肃立,并让出了一条小道,让总理的遗体进了火化炉。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的话,也许是对总理最准确的概括。

(来源:《雷锋》杂志官方微信号(leifengzazhiguanfang);作者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周恩来秘书,原题为《周恩来总理秘书纪东将军:难忘周总理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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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雷锋杂志微平台 | 责任编辑:陶立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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