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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博宁:歧视遍地,澳洲原住民的心理创伤如何平复?

2018-09-20 17:55:27
导读
改善原住民社会经济境况都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是澳大利亚一大课题。提升原住民社区对教育的重视,为下一代入学提供便利条件,提升大学入学率,是各界的广泛共识,也是彻底扭转原住民不利地位的关键。至于如何能解开心结,原住民认为除了倾听,得到公平正常对待,不窥探本族传说之外,加害者还尤其没有资格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因为过去“并没有真正过去”,“偷走一代”的心理创伤,在其抚育下一代的过程中还在发酵。

了解一定世界政治和历史的人,对澳大利亚国旗都不会陌生。澳大利亚以前是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现在是英联邦的主要成员国。澳洲国旗上的上米字和联邦星,代表两国的紧密联系。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澳大利亚还有一面代表原住民团结与统一旗帜。

这面旗帜在澳大利亚同样有官方地位。它水平分割,上方的黑色代表原住民,下方的红色代表土地,中间的黄色圆形代表太阳。澳洲广袤的土地上,原住民旗常常飘扬在国旗旁边,默默诉说原住民与欧洲白人的过去与现在。

原住民在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4万年。英国舰队大规模抵达澳洲前,拥有超过500个部落、300种语言的原住民,是这片土地唯一的主人。

18世纪末,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澳洲原住民的生活。

1788年,菲利普船长率众登陆,以“无主地(terra nullius)”之名,宣布占领土地。这一做法的根据,是当时沿海地区原住民极少。随后他们发现,内陆情况与沿海相去甚远,却拒绝更正法令。于是,占有先进武器和生产资料的欧洲人,以强买强卖、强取豪夺等方式,拿走了原住民的土地。

原住民语境中,土地是世间一切物质和信仰的来源,是部落依附土地,而非土地属于部落。失去土地,如同失去一切。欧洲人不仅抢走土地,还引入了19世纪无药可解的传染病。天花、流感、麻疹几次爆发。加之食物和水资源引发的冲突,偶发的械斗、有规模的屠杀和被迫的迁徙,原住民的数量,在白人存在的100年中,从至少35万(最高估值约100万),锐减到6万。

19世纪末,各州逐渐把原住民迁到城市郊区的定居点,实行宵禁制度。传教士之外,白人无故不得进入。当局强迫原住民与白人通婚。20世纪20年代开始,混血儿童又被带离定居点,男孩进入农场当苦力,女孩在人家当佣人。政府逐渐合并人口减少的定居点,把土地租赁给白人耕种。

澳洲原住民   图自“视觉中国”

20世纪40年代,原住民迎来了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幕。

二战以后,澳大利亚开始实行“同化政策(assimilation policy)”。以“文明化、白化”之名,将大比例的混血及部分纯血儿童带离父母,送入社会收容机构、训练营以及白人寄养家庭,企图切断他们与原生社区的血缘、语言和文化联系;以同化和稀释的方式,减少原住民人口,解决“原住民问题”。这样的行径持续了20多年,直至70年代“白澳政策”废除,才彻底消失。

带走的原住民,被称为“偷走一代”。带走时,工作人员告诉父母,是把孩子送出去读书。父母当然知道,这一送是有去无回,却无力回天。有些儿童得到了寄养家庭的善待,长大后融入所谓主流社会。大多数辗转在收容机构、寄养家庭,居无定所,无法享受到应得的教育。据统计,同化政策期间,有10%至30%的原住民儿童被带离父母。

2003年,根据原住民作家Doris Pilkington Garimara母亲的亲身经历,改编的电影《悲惨的日子(Sorry Day)》上映。影片讲述女孩Molly在十四岁时,带着妹妹和表妹逃离白人训练营、走过沙漠和防护栏,徒步1500公里与母亲团圆的故事。

原住民Faye Parriman回忆,她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明知不是亲人,又没其他地方可去,想自己的母亲,却没有母亲的记忆,除了对着镜子哭,不知道还可以干什么。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法官、为原住民奔走的律师Ronald Wilson,转达一位母亲的自述,“我是糟透了的母亲,甚至不知道怎么抱自己的孩子,也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此生最接近的体验,也许是被强暴的时候”。也许当初联邦政府的政策,确实带有某种善意的成分,但这位大法官认为,“没有一个原住民家庭的心中,没有同化政策带来的伤疤。”

上世纪20年代开始,原住民展开平权运动,60、70年代发展到顶峰。

1938年,原住民上书时任总理约瑟夫•莱昂斯(Joseph Lyons),要求联邦政府成立原住民事务委员会,呼吁原住民的公民权、地权,教育、工作及薪水的相关权利。然而直到1967年,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代表的澳大利亚政府,才通过针对原住民的公投,修改宪法条款。原住民获得公民权,在选举时计入人口总数。

1976年,爱德华•惠特兰(Edward Gough Whitlam)领导的澳洲政府,修订了《原住民土地权利法令(北领地)》,推翻之前的“无主地”论述,原住民地权在北领地获得承认。1985年,澳大利亚政府将“红土中心”乌鲁鲁,交还给当地原住民。原住民领主根据协议规定,交接仪式后将土地租给澳大利亚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Australia Park and Wildlife service),为期99年。现在由原住民与政府组成的董事会共同管理,负责旅游资源开发及生态环境保护 。

1992年,澳洲最高法院再次推翻“无主地”的认定,原住民地权在澳洲全境得到承认。不过,有法律的支持及成功的案例,不代表能理所当然“讨要”回土地。让教育水平远低于澳大利亚平均值的原住民,在档案馆查资料,和联邦政府对峙,注定不会容易。土地仍是原住民与政府的纷争点。

澳大利亚现在约有61万原住民,占整体人口比例的2.7%。

他们主要聚居在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占当地25万人口的约三成。其他散居在昆士兰州(4.2%)、西澳大利亚州(3.8%)、新南威尔士州(2.9%)以及南澳大利亚州(2.3%)。其中纯血原住民主要集中在人烟稀少,与世隔绝的北领地。那里以原始生存方式过活的原住民,甚至无法承担澳洲基本的食物及蔬菜价格;也存在适龄儿童有学上,但碍于观念、地理条件等限制,失学的情况。

尽管享有生活、上学、就业方面的优惠,原住民依旧是澳洲最弱势的群体。居住在西澳的老一辈原住民Lorna Hudson指出,在“现代文明社会”没有容身之地,在部落又“不知道自己是谁”,是近两代原住民的普遍困境。15岁以上人群中,原住民吸烟率达到41%,北领地原住民酒精消耗量是平均值的1.5倍。失业率、犯罪率、婴儿死亡率、自杀率,糖尿病、肥胖及慢性病等指标均进展缓慢。根据澳洲官方最新统计数字,原住民男性平均寿命69.1岁,女性平均寿命73.7,总计比澳洲人均寿命短10.6岁。

九十年代,联邦政府认识到以往的过错,推出和解政策(Reconciliation Australia),希望社会提高对原住民的关注,促进民族间的和解。1995年,原住民运动领袖哈罗德•托马斯(Harold Joseph Thomas)设计的原住民旗帜,获得官方地位。2008年,时任总理陆克文代表澳洲政府,正式对原住民道歉。

近期,澳洲一名九岁女孩为原住民发声

如今的原住民,每天仍然要面对随处可见的歧视。

有纯血原住民讲述,公交车座位已满时,乘客宁愿站着,也不愿或不敢坐到他们身边。也有肤色较浅、相貌特征不明显的混血原住民身份遭质疑,闲言碎语讥讽他们自称原住民是为了“领补贴”。这在因强制通婚而混血,语言文化都有一定流失的“混二代”看来,简直是伤口上撒盐,不可饶恕。以原住民的视角看,每年1月26日,纪念1788年第一艘英国军舰登陆的“澳大利亚日”,绝非“国庆”,而是不折不扣的“入侵日”,实在没有理由庆祝。

笔者接触的原住民多认为,不论血统成分是1/2,1/4还是1/8,只要有原住民血统,认同原住民文化,就是原住民。居住在大城市的二代、三代原住民,苦苦在现代社会和民族传统之间寻找平衡,竭尽所能延续原有的文化及信仰。他们坚持以图腾作画,以舞蹈串联部落仪式,并以传统称谓称呼直系及近亲属。新一代原住民有摆脱刻板印象的意愿强烈,大声疾呼自己受过教育、不“恐怖”、不领补助、不打架、不酗酒、不犯罪…

改善原住民社会经济境况都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是澳大利亚一大课题。提升原住民社区对教育的重视,为下一代入学提供便利条件,提升大学入学率,是各界的广泛共识,也是彻底扭转原住民不利地位的关键。至于如何能解开心结,原住民认为除了倾听,得到公平正常对待,不窥探本族传说之外,加害者还尤其没有资格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因为过去“并没有真正过去”,“偷走一代”的心理创伤,在其抚育下一代的过程中还在发酵。

或许在原住民不需要被特殊对待,各个种族之间实现真正平等之时,“过去”才能真正翻篇。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黄博宁

黄博宁

香港浸会大学硕士,北京、香港、悉尼三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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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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