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万程】

近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学习指导要领修订案，要求将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及与韩国有领土纠纷的竹岛（韩国称独岛）为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事，中韩两国纷纷约见日本驻本国外交官，并提出强烈抗议，不少媒体也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

加上前一阵子，日本APA酒店在客房内摆放右翼色彩严重、否认二战中侵略与屠杀历史的《本当の日本の歴史・理論近現代史》书籍，同时APA经营者称“日本人现在所学的历史教科书为虚假的自虐史，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真正的历史”等发言所引起的争端，让国际上、尤其是东亚地区对于这次日本教科书的修改极为关注。

各种版本的日本历史教科书

教科书的威力不容小觑

教科书中对于历史和领土的相关描述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有国际性的背景因素，同时也与本国的政治问题、发展方向紧密相关。再加之各国历史记忆的选择性保留与遗忘，近来各国民族主义的抬头，使得历史共识、民族情感与国际关系、国内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客观上来说，与中国存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不在少数，比如印度、韩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但彼此教科书上写了些什么，说实话关注度非常低。唯独日本教科书却让邻国们不得不小心提防，这是为何呢？

二战结束后第二年，日本在美国人的强烈干涉下于1946年11月3日颁布了《日本国宪法》。宪法中第九条明确规定了日本放弃战争权利，不拥有宣战权。虽然宪法在70多年中经过多个版本的更迭，但是第九条直到今天也被基本保留下来，日本维持了70多年无任何战事的和平。现在生活在日本本土上的大部分人，大都可以拍着胸膛说“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但是相信这种话的人，说实话在日本的邻国里，可能寥寥无几。一方面是因为日本近年来的动作大胆，试图修宪、修改教科书、右翼言论、参拜战犯，他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消极态度始终激怒战争被害国；另一方面也因为日本经济总量大和科技实力强，始终是邻国不可忽视的一股威胁性力量。

大多数国家都有着领土纠纷，但一旦把领土争议从己方视角以教学内容的形式呈现在教科书上的话，这件事就变得意义很重大了。教科书等于什么，等于国民教育。国民教育直接关联着下一代国民的知识构成，价值判断与文化共识。一旦教科书发生重大改变，下一代国民的整体社会文化就会随之发生重大改变。

举个例子，假设日本人教科书上写的是“我们二战后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二战中我们是遭受原子弹的被害国，和平宪法是那些敌国为了削弱我们，禁锢在我们身上的一把枷锁”，那么当原有拥有正常历史认识的日本人随着年龄增长慢慢退居二线，新一代拥有“崭新”历史记忆的日本国民们，很自然地就会去想修改现行法律，使日本重新获得开战权，随后“报复”那些教科书上记载着曾经迫害过他们的国家。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教科书不会掩盖历史真相，因为互联网时代获得信息的方式是多渠道的，不可能通过一本“大家只是应付考试，考完试就扔的”教科书而把整体国民的记忆改变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却大大高估了每个人对于历史学习的兴趣，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研究历史真相的。青少年时，通过十几年课堂整片时间的学习，加上统一考试这种极端性半强迫式的方法，会决定大多数人一生的基础文化构成与记忆共识。《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安德森说过：

民族之所以是民族，是因为大家都拥有着共同的共识。因为即使在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从来不认识他们的大多数同胞，并和他们相遇，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他们的心中。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及剥削，民族总是被想像成一个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情谊。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现实层面上，我们转向台湾地区，看看接受陈水扁时期“去中国化”“同心圆史观”历史教育的台湾青少年是如何在“太阳花运动”、课纲之争中对大陆地区的背离趋向，“天然独”思想也能对教科书的威力可见一斑。

在日本教科书中，历史被多次改写

回溯历史，中国与日本的教科书修改上升到外交问题的争论，其实已经有80多年以上的历史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认为日本教科书包含大量反华内容与污蔑中国的内容，向国际调查团提出了抗议。14年艰苦抗战时期，中方教科书主力批判日本侵略，呼吁民族团结，鼓励人民反抗为论调。而日方教科书则一分为二，在伪满洲地区大书特书满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在日本本土宣扬大日本主义，向外侵略思想，不乏反华贬华内容。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内战开始，之后新中国成立。由于冷战两大阵营对抗需要，大陆地区毛泽东提出军民二分法为前提的“中日友好”口号，而败退到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提出“以德报怨”的政策，加上日本专念于战后恢复，总体上这段时间呈现比较和平的态势，教科书并无出现争执。日本战后，出现了由日本知识分子主导的“战争责任论”的讨论，很多日本普通人通过东京审判，才第一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残忍行为，这时候日本社会主张的是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二战期间国家与天皇领导者的战争责任。

随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后，中国重新在社会强调了军民二分法，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在联合声明中加入了“痛感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语句。恢复邦交后，众多历史问题双方都选择了暂且搁置，中日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之后由于很多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残暴行为的著作的出版，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日本人应该自觉认识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检讨战时的民族主义与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这段时间日本教科书中的二战历史是在“反省”“检讨”“谢罪”的观点下编写出来的。

但八九十年代冷战后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突然失势，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者的声音猛然间爆发出来。检讨日本自虐史，恢复民族自信心，拒绝无止境谢罪的声音逐渐弥漫于日本社会之中，右翼攻击思考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是被共产主义“洗脑”。

教科书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改变，1982年经日本文部省提出修改审定的一批教科书，其中关于二战历史的部分修改巨大，改变了南京大屠杀的叙述方式，成为“占领南京后的清除间谍行为”，删去奸淫中国妇女、七三一细菌部队等战争罪行内容，把“侵略”改为“进入”这种措辞上的改动比比皆是。这种右翼思想抬头的教科书改动，引起了东亚地区的强烈反应，至此开始，日本教科书问题成为了东亚的重要关注对象。

日本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以及教学启发（由于各方面的数字争议，没有涉及确切杀害人数）

1986年，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审定为“合格”，其中内容更加淡化侵略史，甚至没有明确承认战争为侵略战争性质。

1999年，中小学教科书再次修改，日军暴行照片被删去，慰安妇被描述为海外从军人员。

2001年，被认为右翼色彩严重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了初中历史教科书的137处修改，编写内容持续美化侵略历史，改变历史事件叙述。虽然此类教科书的实际使用率较低，但是文部省审定通过的结果令东亚各国感到无比愤怒。

同时21世纪之后，小泉纯一郎首相反复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政治层面上的中日关系恶化明显，二战历史已经成为了中日两国感情的重大芥蒂。随着一代又一代拥有“新”历史认识的日本国民成为社会主流，以教科书为代表的历史认识问题呈现出更加难以解决的状态。虽然日本民间也有部分史学家坚持正视历史真相的观点，但是在主流社会里已被视为异类，其观点几乎无法被主流认识接受。

因为工作关系，我在日本居住三年了，据自身亲身体验，现在30岁以下的日本人大部分已经对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日军侵略暴行事件知之甚少，知道的话也就是一个名词而已，他们不会相信，也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日本在二战时候的恶魔行为。反而，他们会对中韩两国对于日本持续性的要求反省、谢罪的声音反感，他们想要挣脱桎梏，想要重返日本往日的荣光。可以预见的是，一批又一批日本人在往成为拥有开战权的“正常国家”的道路上前赴后继地前行。

教科书是当代人为了国家今后前进的方向，而希望下一代人拥有的思想的前提下编写出来的，教科书的使用受到了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市场、资源、权利、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制约。历史作为特殊的文化共识类学科，更不会是单纯的，其选取、切入、剖析都有着前人的构思与目的。我们作为中国人，面对这个曾经给我们先祖带来深重灾难的，右翼思想难以根除威胁性国家，从教科书中管窥它的未来前发展方向，对于我们政府对它进行战略性防控与遏制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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