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状况是，即便设备做得再好，似乎也不如发表篇论文更实际。”

《科技日报》6月29日的文章报道了近日对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物理学院教授颜学庆，以及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忠范的采访，他们都指出了目前科技界、产业领域普遍存在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颜学庆表示，科研要从‘有用—可用—商用’三个阶段之间，跨越一个比一个大的沟壑。

以下为全文：

“我们用10年时间，研发出有望治疗肿瘤的激光加速器原理样机，造价6000万元，其中激光器部件是花2000万元从法国公司购买。”近日，颜学庆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内激光器目前尚达不到国外最好水准。而这背后，颜学庆透露出另一层无奈。

“现在的状况是，即便设备做得再好，似乎也不如发表篇论文更实际。通常科研人员只就科学而言科学，不太关心技术。”颜学庆说。

刘忠范指出：“现在科技界、产业领域普遍存在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把在《自然》《科学》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目的，至于能在现实中解决什么问题，就不深究了。这其实是科学精神缺位的表现”。

“科学精神追求真理，追求事实本质，没有私心杂念，更无关功利性、虚荣心。”刘忠范说，创新过程投入多、周期长、见效慢，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这就出现有些人耐不住寂寞、急于求成等现象。

“不能单纯将这些违背科学精神的行为，都归结为科研人员自身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对科研成果、人才的评价机制密切相关。现行评价机制多为引导大家做仅对自己有用之事，如发表论文直接挂钩拿学位、提职称、发奖金等，但对成果转化却无大用。”刘忠范进一步指出。

颜学庆表示：“目前国内对科研的评价体系指标，停滞于鼓励发表论文、专利，这只是迈向产业化最初级的一步，造成我们过多关注文章，却很少有人能够沉下心来探索最前沿的核心技术，并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科研要从‘有用—可用—商用’三个阶段之间，跨越一个比一个大的沟壑。这就需要从评价体系的源头改变，把‘可用—商用’纳入评价体系”。

刘忠范认为，做有用的东西分两个层面：不仅对科学有用，留在科学史，写进教科书；更要对国计民生有用，真正把一项科研变成造福社会的产品、商品。

“例如，石墨烯是目前炙手可热的新材料之一。我们要潜心科研，努力做出优质的石墨烯材料，要避免‘泡沫化’群众运动式做法、热极一时。石墨烯未来能否形成真正产业没人能打包票，唯有我们把材料做到如理论或理想中的水准，把其特性应用做到极致，通过5年到10年努力把原本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这需要科学精神的支撑，少一点功利性，多一些责任心。”刘忠范说。

“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国家在新形势下对科技发展的导向及要求，其深远意义在于厚积培植科学精神滋长的土壤。由此，对于科研成果、人才的评价机制，要去功利化，而非单纯量化指标，为科研人员松绑，才有益于今后产业化道路的健康发展。”刘忠范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