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后将兰州拉面店开到非洲 总统女儿曾光顾

来源:界面新闻

2018-08-24 09:46

非洲,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非常之洲”,一个落后与商机交织的“神秘之洲”。

近日,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试图发现一个真实鲜活的非洲,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的援建生活和商业足迹。“到非洲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需要精心准备的奇幻冒险。

8月24日,界面报道了一群在非洲创业的80后青年的经历,在他们眼里,非洲是冒险之地,也是创业乐土。

原文如下:

一把枪顶住刘勇的太阳穴。他瞬间举起了双手。

“Money!Money!”车门外,劫匪叫嚣着简短的英语,鸭舌帽下一排白牙。

这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处繁华街区,晚上八点,街头空旷。坐在副驾驶上的刘勇定了定神。“放松点,要什么,我全给你。”他语气平缓,并试图安抚劫匪。

坐在车后的哥哥刘忠,大脑早已一片空白。他机械地看着劫匪从刘勇身上摸走手机、护照和现金。还没等反应过来,枪口顶住了他的腰部。

“哥,不要反抗。”声音从前面传来,刘忠的身体僵在座位上,手机、护照也被洗劫一空。之后,劫匪骑上摩托车,绝尘而去。

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内罗毕“中国兰州牛肉面馆”里,刘勇讲起曾经的惊险一刻,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30岁的刘勇,脸色微红,一句话还未说完,嘴角先荡开一圈微笑,带着西北人的质朴与生意人的和气。

一年前,他和一群80后朋友来到内罗毕,开办了第一家中国兰州牛肉面馆,迅速爆红当地华人华侨圈;开业两个月,他和面馆就登上了新华社和当地媒体的版面,被称为“一碗面轰动一座城”;一年后,第二家拉面馆即将开业,第三家、第四家也已经在筹备之中。

在刘勇眼里,肯尼亚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既是冒险之地,也是创业乐土。

肯尼亚时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的千金Ngina来面馆就餐,并与工作人员合影。(图中:Ngina 右一:刘勇)

“非洲是个丢命的地方。”去肯尼亚之前,国内的朋友劝刘忠一定要慎重,“那里热、脏、乱,特别不靠谱!”

和那些朋友们一样,刘忠从来没有去过非洲,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弟弟回家探亲时的闲谈,以及一些新闻报道。

去年10月初,为了帮弟弟打理生意,刘忠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了肯尼亚。当时正值肯尼亚第二次总统大选前夕,内罗毕弥漫在慌恐之中。

“逢选必乱”是肯尼亚政局的定律。去年8月,第一次总统大选前几天,副总统住所遭遇袭击、独立选举与界限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被勒毙于郊县树林……大选结果出炉后,乌胡鲁·肯雅塔以54.27%的得票率获得连任,但是参与选举的反对派拒绝承认结果。最高法院最终决定,10月26日进行第二次选举。

这一期间是政府管控能力最弱的时候。前车之鉴是,2007年总统大选期间,肯尼亚爆发流血冲突,致使上千人死亡,60万人转移。

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暴乱,大量城市居民撤离内罗毕。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的安全提醒下,中国公民也大都外出或回国避祸。

刘勇选择留下。那时面馆刚开业两月,局势一旦稳定,他希望马上营业。“毕竟是小本生意”,一想到每天高昂的房屋租金,刘勇焦虑得整夜睡不着。

肯尼亚员工和后厨师傅准备晚餐。摄影:安晶

被持枪抢劫就发生在这段时间。说起被抢时的感受,刘忠停顿了一下,憨笑道:“没啥感受,连害怕都忘了。”回到住所,他才缓过神来,后怕得厉害,“当时万一劫匪开枪了呢?”

刘勇则淡定很多,“尽管被抢光了,但还是觉得内罗毕安全,安全很多。”他在非洲呆了七年,经历过比这更危险的事情。

在安哥拉工作期间,他乘坐的汽车曾被游行队伍哄抬打砸;还曾在七名持枪保安的保护下,从催泪弹、烟雾弹、枪声中脱身而出;他的同事曾惨遭抢劫枪杀……回国探亲,听到鞭炮声,他的第一反应是“哪里又开枪了?”

去年6月,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对非洲1000多家中资企业的调研发现,人身安全是在非中企最担忧的第二大问题。

“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就没什么怕的了。”刘勇觉得肯尼亚民众友好温和很多,“他们只要钱,不伤人。”

小黑屋

真正让刘勇担忧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要在这里长期工作生活,签证问题可能是以后最大的困难。”他露出少有的忧虑。

6月18日,肯尼亚移民局突袭内罗毕老鹰小区,“抓”走了78名中国人,理由是检查护照和工作签证。当地中国公民的圈子里,人心惶惶。

刘勇的拉面馆坐落在内罗毕闹市区yaya购物中心附近,是中国人生活和工作的聚集区之一。平日里爆满的拉面馆,顿时异常冷清。

“这两天,中国人都不敢出来了。”店里零星几个客人,让刘勇看到了潜藏的危机,“如果工作签证审查越来越频繁,有一部分中国人会选择离开。”对中餐厅而言,这意味着主力客源的大量流失。

观赏后厨师傅拉面工艺的印尼母女。摄影:侯瑞宁

刘勇自己也被移民局“抓”进去过一次。

去年圣诞节前夕,早餐高峰期刚过,两位移民局工作人员闯进了面馆,“检查签证”。一番交涉之后,刘勇和两名中国员工被带走。

他们被带到肯尼亚移民局白色大楼,穿过长长的办公楼通道,来到尽头处一间小屋,大约10平方米,几条板凳。一道铁门把他们与外界分开,光线从高处的小窗户射进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小黑屋”。

屋里坐着四五个中国人,两人戴着手铐。其中一个是位20出头的小伙子,瘦瘦弱弱。因为在执法时反抗,被强行戴了手铐。“那天他才知道,自己的签证是假的。”刘勇无奈地笑笑。

经过七个小时的审查,移民局证实,刘勇面馆的两位中国员工,一位是工作签过期,续签还在申请中;另一个以“旅游签证”刚来内罗毕,工作签还没有发放下来。而刘勇在被“抓”两个小时后,工作签证由朋友送了过来。

最终,三人被全部释放。代价是两名中国员工需要缴纳20多万肯尼亚先令,相当于人民币14000元左右。

刘勇很清楚,因为各种原因,不是所有驻肯尼亚的中国公民都拥有合法的工作签证。“这和我们未能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有关,也和当地政府的腐败有关。”

在肯尼亚,没有工作签证,基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因为资金问题,自己没有主动申请;二是申请人主动积极申请,但是难度大、期限长,有时会不了了之;三是申请了假的工作签证,但申请人并不知道是“假签证”。

后两种情况,在当地一些中国人看来,都指向了“小费”问题。“有些政府官员希望中国人多给小费,给的越多,申请的越快。”刘勇说。

麦肯锡曾在题为《龙狮共舞》的报告中指出。贪污腐败是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最大障碍,“在五个国家有60%-87%的商人表示他们给过小费或贿赂”、“索贿的对象并不只是中国人,但让中国人付钱要容易得多”。

刘勇认为,这和中国人的处事方式有一定关系,“中国人怕麻烦,加上英语不好,很难和对方去理论,喜欢用钱解决问题。”

肯尼亚的工作签证政策正在收紧。7月中旬,肯尼亚政府明确规定,将不再给餐饮行业发放新的老板签证,从业人员的工作签证只给予两次,总共四年,四年之后将不再续签;已经进入的餐饮公司,四年后必须全部采用本地员工。

法庭

目前,刘勇的面馆有九名肯尼亚员工,占到员工总数的60%。丽贝卡是外方员工中工龄最长的一位,圆脸大眼,一寸长的头发在头顶竖成一簇,配着黝黑的肤色,显出别样的风情。她一会倒水、一会端饭,忙完后,便坐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干起其他活儿来。

面馆员工丽贝卡。摄影:侯瑞宁

“她很机灵,眼里有活儿。”刘勇喜欢这样的员工,“一个简单的事情,会想好几种方法去解决。”

本地化用工一直是当地政府的政策。因为“能够大幅降低用工成本”,外国投资者也乐见其成。数据显示,在非洲,中资企业招聘了大量本地员工——非洲员工平均占比达到89%,在肯尼亚约5%的就业岗位来自中资企业。

不过,因为法律法规的差异,劳资纠纷是外国投资者在非洲最普遍的问题之一。刘勇就曾被员工送上法庭。

有一次,他发现一位老员工偷东西,因为已经不是初犯,所以当场决定解雇他。对方要求赔偿4个月工资,刘勇只同意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最终,他成了“被告”。

当地劳动法规定,雇主不满雇员的工作和行为,或者雇员行为不端,雇主不能立即辞退雇员,应该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两次书面警告。如果雇员第三次犯错,才可解雇。雇员在第二次警告后,292个工作日内没有犯错,则以往过失记录被取消。如终止劳动合同,双方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否则,需支付不少于一个月的工资。

“当地法律和工会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非常严格,将雇主送上法庭是常有的事情。”刘勇觉得这和国内有很大不同,“我不怕打官司,只是无休止的上庭,太耽误时间。”

麦肯锡在上述报告中表示,非洲官员认为,中国企业普遍对当地法规重视程度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语言障碍。涉案的主要是小企业,它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非洲很多国家的法规与中国有所不同。

随着对肯尼亚认识的不断加深,刘勇意识到,要在当地长期发展,必须熟悉当地法律。被告上法庭的第二天,他为公司请了一名当地律师,负责面馆所有的合同签订和劳资纠纷。经过律师不断的协调,他和员工的劳资纠纷最终被妥善解决。

半年后,这名员工给刘勇发来一条短信:老板,我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面馆还需要人吗?

刘勇没有回复。

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刘勇问自己“做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看到国内的大学同学在朋友圈晒幸福,他会心生羡慕;在内罗毕大街上看到年迈的老人,他会想起家乡的父母。

尽管如此,刘勇并没有打算回国。

这些年国内经济发展迅猛,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吃饭叫外卖,打车叫滴滴,就连骑自行车,也扫二维码了……”这些让刘勇感到新鲜又陌生,“在非洲呆久了,回去反而不适应。”

留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是刘勇事业的起点,也承载着他更大的希望。现在,当地民众和其他外国顾客对拉面馆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印尼人、菲律宾人、欧美人纷纷光顾,更加坚定了他把面馆做成国际连锁店的信心。“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前两天,忙完第二家分店的装修工作后,刘勇和父母通了次电话。大半年没听到彼此的声音,视频刚打开,母亲就开始抹泪:

“你在非洲过得好不好?”

“挺好的。”

“那边冷不冷?”刘勇的母亲在甘肃生活了一辈子,觉得走哪儿都应该会冷。

“不冷。”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话音刚落,母亲擦干的泪又滚下来。

“等忙完这一阵,再过两三个月就回去。”他总这么说,母亲也不反驳,只是听着。(记者/侯瑞宁)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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