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马力】在过去10年里，资本主义的声誉遭受了一系列沉重打击。有一种现象令人们感受颇深：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了操控，资本所有者因之获利，而工人的利益却遭到了损害。201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美国年轻人不再拥护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信仰的失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不过这个现象的出现并非毫无积极意义。

今天的资本主义的确出了问题，不过并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眼中的那些问题。对于旧经济中的一些公司来说，他们已经把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与此同时，在新经济当中，很多科技公司正在迅速构建自己的市场地位。资本主义的确需要经历一场革命，一场能够促进竞争、降低已经太高的利润率并确保创新活动在未来仍然可以蓬勃开展的革命。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8年11月15日刊发封面文章：《资本主义需要经历一场革命》

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曾采取措施促进市场竞争。20世纪初，美国打破了铁路和能源产业的垄断状况；二战结束后，西德曾致力于培育充满竞争氛围的国内市场，并赋予其国家重建计划的核心地位；受到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大力推动的欧洲单一市场在建立之后使各国一潭死水的国内市场向充满活力的外国公司打开了大门；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主政白宫的时代，美国经济很多领域里的竞争活力都得到了释放。

今天的我们也需要采取类似行动。自1997年以来，美国2/3产业的市场集中度（market concentration）出现了上升。美国经济的1/10是由2/3以上市场份额被4家大公司控制的行业所构成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健康状态时，市场竞争将拉低利润率，而目前美国公司的自由现金流（free cashflow）相对于整体GDP的比例却要比近50年来的平均水平高出76%。欧洲的情况虽然没有美国这么严重，但情况十分相似。自2000年以来，欧洲每个产业中最大4家公司的平均市场份额已经提高了3个百分点。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北美，主导性大企业的市场地位都变得更加稳固了。

不过，那些主导性大企业却对指责自己“日子过得太舒服”的说法嗤之以鼻。他们辩解称，无论国内市场集中度变得多么高，全球化一直是加剧市场竞争的巨大因素。不过，在那些受国际贸易影响较小的行业，很多公司的确在收获巨额利润。据我们测算，全球超常利润（abnormal profits）的规模约为6600亿美元，其中2/3来自美国，而美国的超常利润中又有1/3来自科技企业。

不过，并非所有的“租”（rents，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凭借垄断地位获得的收入中，超出该要素机会成本所得到的剩余部分——观察者网注）都是显而易见的。Google和Facebook网站向消费者提供广受欢迎的免费服务，不过他们通过在服务中夹带广告，不引人注意地间接推高了其他公司的经营成本。此外，旧经济里的一些价格高、利润高的行业都隐藏在国际贸易活动的表面之下，比如：信用卡、药品销售和信用调查等行业。当人们直接与垄断企业打交道时，问题会暴露地更加明显：美国受到庇护的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比欧洲同行价格更高而且质量更差，美国有线电视服务的价格之高早已声名远扬，如今美国有线电视付费用户比2011年平均要多支出44%。有时候，来自社会的压力会使新公司也有机会挤进这个市场，比如收费视频网站Netflix，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另外，股市对Netflix和Amazon这种消费者友好型的新经济成员给予了足够重视，好像它们也会成为垄断企业似的。

更加强大的市场力量应该可以帮助解决一些问题。首先，尽管利率较低，可众多公司还是只愿拿出庞大利润中的一小部分进行再投资，可能原因在于，即便实力雄厚的新来者也会受到竞争壁垒的阻挡而无法进入某一市场；其次，新千年伊始，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美国，劳动力价值在GDP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那些强大的企业通过垄断价格（monopolistic prices）侵蚀了工资的购买力。而在一些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的行业，劳动力价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得尤其明显；第三个问题在于，进入某一行业的新企业的数量一直在下降，而且生产力的提高十分缓慢。这也可以用“缺乏有助于推动创新的竞争压力”来解释。

有些人认为，解决资本越轨问题（capital’s excesses）的良策在于加强劳工的力量。有望竞逐美国总统大位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认为应该允许更多工人持股，英国工党承诺将对员工持股制定强制性政策，而几乎所有的左派人士都希望重振正在日益衰落的工会力量。在现代经济体系当中，行业工会（trade unions）应该可以扮演某种角色。不过我们需要避免重回上世纪60年代的资本主义模式，当时膨胀的寡头们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在工人罢工的威胁下他们仅给予了少量的施舍。对超常利润的容忍（只要这种利润能够以某种令当权者满意的方式获得分配）是任人唯亲现象的催化剂。那些受到特别优待的内部人士会过得不错，你可以去看看意大利那些被忽视的局外人和被宠坏的工人之间的差距。当一个经济体系内到处都是“日子过得太舒服”的主导性企业时，创新活动便难以开展，而生活水平已将因此难以继续提高。因此最好是把“租”破除掉。而欲打击主导市场的力量，我们在进行改革时有三个角度可供考虑。

首先，我们的数据和知识产权制度应该致力于鼓励创新，而不是保护那些主导性企业。这就意味着技术服务的个人用户应该被赋予更大的自由度，以便他们的信息可以流动起来；而且大型平台还应该许可竞争对手使用匿名批量数据；另外，专利的数量也应该加以控制，专利保护期应该缩短，而且法律也不应对专利进行过度的保护。

第二，政府应该打破行业准入的壁垒，比如说废除不利于促进竞争的政策、职业许可要求以及由产业游说集团制定的复杂规定等。目前，有超过20%的美国工人必须持许可证上岗，而1950年这一比例仅为5%。

第三，反垄断法必须进行修订以符合21世纪的实际情况。反垄断法执法者促进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不过监管机构还是应该对市场整体竞争状况的健康度和资本回报率给予更多关注；美国监管机构应该像英国同行那样被赋予更多权力，以便对运转失灵的市场展开调查；而且我们应该提高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收购潜在长期竞争对手的难度（Facebook2012年收购了Instagram，2014年又收购了WhatsApp）。

这些改革手段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不过如果它们能够促使美国公司的利润率回归历史正常水平，使普通私营公司的劳工受益，那么实际工资就有望提高6%，消费者就会有更多选择，生产力也会得到提高。民粹主义的崛起也许并不会因此受到阻止，不过一场能够重新激发市场竞争活力的革命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振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8年11月15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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