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卞飞流）

从甘地到尼赫鲁，有一种把想象或者意愿当作真实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本来是非常“普世”的，鲁迅先生所批判的“精神胜利法”与此差相仿佛。应该说，普通人偶一为之，聊以自慰，无伤大雅，未尝不可，但若国民乐此不疲，就不免陷入“国民劣根性”的泥坑。至于国家领导人如此做派，更非国家之幸，人民之福——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印度的国内外方略，为这种自欺心态的危害提供了上好的例证。

比如说，阿萨姆的150万那伽人中的半数（15个左右的主要部族，讲30种语言）信奉基督教，并拥有自己的立法机构那伽国民议会（Naga National Council）。甘地同意阿萨姆独立，尼赫鲁却坚决反对。1952年3月，那伽人的领袖费佐（Phizo）到新德里会见尼赫鲁时，后者捶着桌子咆哮道：“无论是天塌下来，还是印度四分五裂，血流成河，无论是我还是别人掌权，那伽都不能独立！”

天塌不下来，阿萨姆却真是血流成河了。1955年末，那伽国民政府成立，战争随即爆发。尼赫鲁派遣了大批军队到阿萨姆镇压起义；1958年，尼赫鲁政权更是颁布了被安德森称为“自由民主编年史上最为血腥的单部压制性法律”——《武装力量特别权力法案》（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Regulation）。按照这部法律，任何人只要被发现置身于法令禁止的五人或以上规模团体中，就可以被当场处决。得到合法杀人授权的印度军队，从此在那伽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大开杀戒；而这部毒辣的法律，直到今天仍在施行。

如此不遗余力、不顾毁誉地把这块土地保持在印度的版图之内，想必具有历史和法理上的充分理由（然而并没有）。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曾经孕育了摩亨佐·达罗文明和哈拉帕文明的印度河流域，因为本可避免的分治拱手交给了巴基斯坦；另一方面，印度的疆界究竟何在，并非以系统缜密的历史考察为基础划定，甚至也不是对英国殖民者遗产的简单接收，而是以尼赫鲁在1930年代中期出版的又一部神作《印度的统一》（The Unity of India）为本的。尼赫鲁的毕生功业，就是把他想象中的印度变成现实。在阿萨姆，他勉强成功了；在克什米尔，他成功了一半；而在面对比那伽人和巴基斯坦人更强大的对手时，他终于吃了瘪。

这个对手，就是中国。

印度在中印东段边界上据以侵占藏南的西姆拉条约（Simla Accord），是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政府代表签订的条约，并未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安德森援引一位美国记者的话指出，麦克马洪线的出台，是英国殖民官员矫诏抗上、胆大妄为的结果，甚至故意违背了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协定。即便如此，直到1935年，英国出版的国际条约集都没有收录西姆拉条约，印度官方出版的地图仍以中国传统主张的边界为中印分界——偶然发现这一点后，所有的条约集被回收销毁，取而代之的是伪造日期、收入西姆拉条约的另一个版本。

在西线，伦敦方面倒是敦促英印当局占领阿克赛钦，以作为英属印度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带。印度总督在1899年向清廷发了一份索要阿克赛钦的照会，结果没有收到任何回复。1913年西姆拉会议召开时，英国地图仍把这个地区标为中国领土——1927年，不知为何，在地图上就变成了印度的一部分，但直到其殖民统治结束，英印当局也并未尝试占领阿克赛钦。

结合这样的历史背景，周恩来总理1956年向尼赫鲁提出的建议，对于印度可以说是相当有利的。这一建议的基本内容是，尽管麦克马洪线是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产物，但中国愿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这里飞流我要插一句，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并未遵循刻板的民族国家原则，更看重的是在解决疆界遗留问题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在险恶的冷战格局中争取尽可能大的生存空间和回旋余地。近年来，有些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指责当时的做法，持论未必公允）。在中国方面，这显然已经释放了很大的善意：印度通过不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拿到的藏南，既然已经实际控制，我们且就认了；既然如此，英印当局曾经觊觎过、但从未染指的阿克赛钦，总该承认是中国领土吧？

结果，总理错估了尼赫鲁的脑回路。

尼赫鲁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藏南？那是大英帝国的馈赠，不在话下。阿克赛钦？印度人最开始犹豫了一下，说这个地方有争议，很快又推翻了自己的表态。不，没有争议，也不会有协商，阿克赛钦就是印度的，中国人必须滚出去。1959年，西藏爆发叛乱，仓皇逃到印度的达赖喇嘛指责印度：如果你们否认西藏的主权地位，还怎么主张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但对尼赫鲁来说，这并不是问题。1960年，周恩来再次建议“麦克马洪线换阿克赛钦”，遭到又一次拒绝。

显然，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僵化的，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权衡利弊的能力。阿克赛钦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对印度来说意义不大（英印当局最初的“缓冲带”设想已经过时），并且中国当时已经在此修筑了具有战略价值的新藏公路，对该地的控制非常牢固。放弃争取这块从未到手、现实中也很难拿下的土地，换取中国对印占藏南的承认，在巩固既得利益的同时，与周边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消除边境纠纷，建立良好关系，何乐而不为？尼赫鲁为什么要一条道走到黑呢？

尼赫鲁自称，他承受着民意的压力，印度人民不会同意他们的总理把国土拱手让出。问题在于，“永恒印度”（sempiternal India）的概念及其范围，本来就是尼赫鲁自己制造的神话。在尼赫鲁所“发现”的“大一统”印度存在其中的梦幻世界中，麦克马洪线和三千年以来（飞流被雷到了！）的印度边界是一致的，依据是《奥义书》（Upanishads）（照这么说，中国可以根据《山海经》来主张疆界啦！）

《印度对华战争》的作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自独立以来，印度人（或者说尼赫鲁总理本人）就认为，印度的国家边界应该由印度自己单方面、私下里全权决定。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从未有一刻想到应该与中国人坐在一起谈一谈两国间的边境问题，一个理智的、对国际关系有基本理解的政治家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更要命的是，这种幻觉不仅让尼赫鲁失去了政治家应有的灵活性，还让他的手下也随之飘飘欲仙。他的幕僚长B. M. Kaul宣称，“只要向中国人放几排枪就可以把他们吓跑”，内务部长夏斯特里表示，如果中国人不撤退，印度就会像在果阿对付葡萄牙人那样，把他们踢出去。1962年9月，尼赫鲁甚至没有坐镇新德里，而是在伦敦参加一场毫无意义的英联邦会议期间，做出了发动战争的决定。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欺负那伽的农民和射杀克什米尔抗议者是一回事，和解放军刚正面是另一回事。

带着屈辱和不甘，心力交瘁（psychologically broken and physically diminished）的尼赫鲁在1964年春天撒手人寰。毫无疑问，对于这位印度国父的盖棺论定是安德森在全面审视印度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他的性格有严重的瑕疵乃至阴影，这不仅可由前文对其政治生涯的回顾和分析得见，在他的朋友和敌人中也有共识。

尼赫鲁传记作者、前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萨维帕利·戈帕尔（Sarvepalli Gopal）认为，尼赫鲁“资质平平”，“没有能力进行深刻的或原创性的思考”。他的知识储备的浮浅，与其不愿直面与其希望或幻想相悖的现实这一人格倾向息息相关。国大党元老、印度首任内政部长帕特尔说尼赫鲁“像孩子一样天真”，真纳则直接将他比作彼得潘。

……彼得潘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无论如何，尼赫鲁领导国大党完成了建国大业，这是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吧？但在安德森看来，尼赫鲁并不是一个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政党领袖。在帕特尔、安贝德卡尔、博斯等国大党元老或早逝或遭到排挤后，尼赫鲁任用的多为庸才。更糟糕的是，他的心腹之人尽是些并无才干而又心术不正的马屁精，如尼赫鲁的远亲、在中印之战中身先士卒逃命的B. M. 考尔中将，又如他的私人秘书M. O. Mothai，不仅把他的女儿、也就是后来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搞上了床（关于此事，Mothai在其自传中声称他和英迪拉·甘地的男女关系持续了十二年之久，戈帕尔等尼赫鲁传记作者对此闪烁其词），还把大量机密出卖给CIA。

即便如此，尼赫鲁也是一个始终躬行民主的政治家。放眼遍布独裁者的非西方世界，尼赫鲁堪称一股清流，万世师表。作为独揽大权的总理，尼赫鲁确实认真履行了他的职责，通过在人民院（Lok Sabha）发表演说和辩论展开政治斗争，从未操纵选举，压制异议，这足以让许多西方统治者蒙羞。在这个方面，尼赫鲁不仅有着无可辩驳的优异表现，也为后来的印度政治家做了很好的示范。

但既然“圣雄”甘地都远非圣洁，尼赫鲁所恪守的“自由民主”也自有其边界。首先，尼赫鲁在根本上是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当民意与他对国家的想象发生冲突时，他会义无反顾地镇压民意。恰如他在不经意间所说，这个时候政府要使用的工具就不再是选票（ballots），而是刺刀（bayonets）。其次，尼赫鲁非常倚重情报部门，如对所有反对党的秘密监控。根据尼赫鲁所提拔的情报局（Intelligence Bureau）局长马利克的回忆录，当共产党在喀拉拉邦赢得选举胜利，尼赫鲁授意情报部门组织当地国大党势力煽动宗教骚乱，最终颠覆了共产党政权，从而消除了妨碍中央意图的“民主障碍”（democratic obstacle）。

或许我们不能因此苛责尼赫鲁，因为这样的黑历史在其他奉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家的从政生涯中并不少见。但是，安德森认为，尼赫鲁的记录总体上看还算光鲜，这是因为他掌权后几乎没遇到什么挑战。他担任总理期间，国大党始终占据着国会的绝对多数，并在这个按种姓分层的社会中，实际控制着每一个邦政府。在这种“一党民主”体制下，尼赫鲁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根本没有专制统治的必要。主观上，尼赫鲁没有想过成为独裁者，但客观上也从未出现过向那个方向发展的必要性。这样来看，尼赫鲁也就是个无须篡位的王莽。

比较一下尼赫鲁与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执政风格，不得不说这个纳入了历史可能性考量的判断有其洞见。尼赫鲁明确表示拒绝世袭，但他的自欺能力或许足以使他相信，他在这方面言行一致——拒绝指定任何同僚继任，并纵容并无资历的女儿一路高升到国大党主席，都为尼赫鲁家族长期执掌印度铺平了道路。

英迪拉·甘地没有父亲一呼百应的威信，于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更加专横独断。1975年，她在身陷弊案、遭受围攻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逮捕了所有反对党领导人，将14万平民不经审讯关进监狱。这其实是英印政府当年常用的一招：民事戒严（civil martial law）。其招数包括：大规模逮捕，搁置常规司法程序，当桀骜不驯的反抗势力造成的危险平息后，再释放囚犯，恢复司法和选举机制。印度独立后，中央政府用这一招来对付不听话的邦政府，屡试不爽——到1977年用了不下40次，只有5个邦幸免于难。尼赫鲁父女实际上都是殖民者的好学生，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英迪拉·甘地（1917-1984，印度第三任总理）

震荡巨大的紧急状态成为印度政治的分水岭，因为民众对此的反应打破了国大党自独立以来对中央政府的垄断。虽然1977年大选后取代国大党的反对党联盟只是昙花一现，尼赫鲁王朝又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手中繁盛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国大党最强劲的对手——印度人民党就此脱颖而出，并在二十年后成长到能够与国大党分庭抗礼的程度。随着明确标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民党发展壮大，印度立国的结构性缺陷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国大党是以“世俗民族主义”自居的。若非如此，国大党就不能自称为整个次大陆的代言人。分治之前，英国官员通常将国大党将要治理的区域称为印度斯坦（Hindustan），国大党领导人私下里有时也会使用这个称谓。

印度独立后，官方立场是拒绝任何宗教身份，强调国家的统一性，但宪法并未将印度界定为世俗国家（secular state），也没有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没有统一的民法典，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仍然服从于其宗教传统。贱民“不可接触”的陈规被废除了，种姓制度本身却岿然不动。政府颁布了保护母牛和禁酒的法令，国会也为两个少数族群——“在册种姓”（Scheduled Castes）和“在册部族”（Scheduled Tribes），也就说今天所谓贱民（Dalits）和原住民（Adivasis）——设置了保留席位，但却没有穆斯林的份。

国大党之所以对分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他们不能直面自己就构成成分而言主要是一个印度教政党的事实，不承认有善待穆斯林反对党的必要，而是沉浸在自己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幻觉中。据实而论，印度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也没有公开奉行认信主义（confessionalism，法理上融合宗教与政治，政治和体制权力在不同宗教群体间按比例分配），国大党的世俗主义并不虚伪，而是半心半意。

言行之间既然有此裂隙，那就必须设法把话给说圆。国大党解释道，世俗主义在印度绝不意味着国家和宗教的简单分离。一种说法是，印度的世俗性就在于，国家虽然资助这种或那种宗教机构或者活动，但和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都保持着“等距离”（equidistance）。另一种说法则表示，国家应该和各种宗教保持“原则上的距离”（principled distance），但在面对不同的宗教时，这个“原则距离”又是有弹性的。这样，在公共权力和虔信群体之间，发展出了更加丰富、更有价值的关系网络，比起西方和远东的政教分离，更符合多元文化时代的最高理想。

这话看起来真是滴水不漏！（甚至让飞流产生了鼓掌的冲动）然而，安德森不为所动，直捣黄龙：穆斯林在这种“等距离”或者“因群制宜”（group-sensitive）的世俗主义下，究竟过得怎么样呢？

2006年，政府任命的桑奇委员会（Sachar Commission）汇报，印度有1.38亿穆斯林，占总人口的13.4%，识字率低于60%，其中三分之一属于印度最穷困阶层。6-14岁的穆斯林儿童中，有四分之一没有入学。印度最好的五十所高等院校中，只有百分之二的研究生是穆斯林，在精英技术学院中，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四。穆斯林在城市中找到正常工作的机会比贱民和原住民还少，失业率则高于后者。

穆斯林群体的贫困，有其历史渊源。印巴分治时，大部分中产阶级穆斯林都移民去了巴基斯坦，留下来的穆斯林既贫穷又缺乏组织领导，在新生的印度共和国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印度宪法赋予少数群体代表权，为数众多的穆斯林不在“少数群体”之中。贱民和原住民在人民院有保留席位，后来又获得了公务员职位的保留配额，“其他落后阶层”（种姓）也逐渐得到了后一类照顾。这些都没有穆斯林的份，理由是这会把宗教引入国家事务，从而损害世俗原则。印度社会的最底层不是贱民，也不是原住民，而是穆斯林。

显然，苦难如此深重的群体，不能让他们拿到枪杆子，尽管投身行伍是世界各国穷人的社会上升通道之一。在印度的近200万“安全机构”人员中，穆斯林少之又少。1999年，印度前国防部长无意中透露，印度的110万现役军人中，只有1%是穆斯林。而在印度调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和情报局——相当于印度的CIA和FBI——中，一个穆斯林都不能要。和英国殖民时期一样，印度军队大体上由印度教徒组成，点缀着锡克教徒，辅以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人。

穆斯林群体中的名人——板球手或电影明星，科学家或者担任象征性职务的官员——并不能给大多数印度穆斯林的社会地位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考虑到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印度穆斯林和美国黑人可堪比拟。前者没有背负种族污名，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出身上流阶层的精英群体，但大多数人的处境比美国黑人还要糟得多，因为他们得不到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的扶助，而且，在一个种姓社会，他们只能内部通婚，也就无法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群体，穆斯林在印度就是二等公民。

印度国宝影星沙鲁克·汗（Shahrukh Khan），就是穆斯林

事实俱在，国大党的漂亮话也就落了空。的确，国大党始终坚持着世俗理想，但它在构成和实践上又扎根于印度教群体。正如国大党从未认真尝试与穆斯林联盟达成任何协议，国大党主宰的印度也从未认真采取措施来改善其穆斯林少数群体的社会或政治地位。任何真正世俗的政党和国家都会优先考虑这类问题，对于国大党来说这却是最无关紧要的。这个政党不愿直面宗教迷信和偏见，因为其统治基础就是印度教种姓社会。如果说人民党的崛起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此前执掌印度数十年的国大党也是要为从未努力消除这种矛盾而背锅的。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ID：jingluewang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