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一季度的财政赤字来的太晚,规模太小
来源:观察者网
2017-04-26 16:49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钟】
就在这几天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的时刻,中国财政部网站的一则消息却引起了大家的议论纷纷: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政府财政上出现了一个1551亿元的财政赤字。根据专家的介绍,我国财政赤字一般出现在下半年,在第一季度就产生赤字,这是二十来年没有发生过的情况。
先亮观点:我认为这财政赤字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赤字规模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了。
财政赤字就是政府支出超过了政府税收,根据财政部的数字,今年1-3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366亿元,同比增长14.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917亿元,同比增长21%。从财税收入方面来看,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还是超过去年第一季度的政府收入增长速度。但是由于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更大,所以才会出现赤字。
联想到前两天出现的另一则新闻,中国第一季度GDP增长速度是6.9%,超过去年第一季度6.7%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看起来,政府开支的高速增长也在第一季度GDP里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从目前对于财政赤字问题的诸多评论来看,大家普遍对于这么早就产生赤字的情况感到担忧,担心今年后面三个季度的国内经济境况会更加困难。但是,从我的观察来看,这个财政赤字中固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先说这个财政赤字中的正面信息。中国经济从过去几年到现在一直处在转型之中,一个是要推动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一个要加速扩张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同时还要将国内企业的高额债务负担缓慢减低。而实体经济的困境加上货币政策的宽松,造成了部分资本市场的泡沫,比如一二线城市的疯狂房价。
在经济出现暂时的困难的时候,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作为缓冲已经是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一个常识。但是在中国来说,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很多是由地方政府牵头实施。而在主要税源都被中央政府掌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更多的依靠土地财政和发债。而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在某种程度上又被许多人认为是造成现在房价畸高,房地产行业独大的罪魁祸首之一。
而房价泡沫的不断增长,既抬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又从实体经济中抽取资金,严重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减少了地方政府原本就不多的税源,迫使政府对土地财政更加依赖,这就造成了许多地方的地方经济不断恶化的一个怪圈。
因此,由掌握了主要税源和具有更好发债能力的中央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产生更大的财政赤字来承担更大的经济缓冲的作用,是打破这个地方经济对于土地财政和房价依赖的怪圈的必要手段之一。因此,财政部第一季度的财政赤字是一个良好的信号。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第一季度的财政赤字,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收入和支出两部分来看。用当前的流行语来标示,财政支出是宏观经济的需求侧,财政收入是宏观经济的供给侧。
以提高财政支出为主的手段造成的财政赤字,即需求侧的财政赤字,又可以分成两个大致的资金使用方向:政府投资和公共福利。过去,我国的财政支出更多的集中在政府投资上,尤其是基础建设投资(高铁,高速公路),使我国部分地区的硬件设施已经超过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水准。
这种基建投资可以集中力量建设大工程,而且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带动效应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直接受益部门集中在建筑工程、钢铁、水泥等重工业,污染比较大,能耗比较高。目前这些行业的泡沫可以说也达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
世界粗钢产能截至2015年达到23亿吨,似乎比实际需求高出5成以上。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进行供给侧改革是这两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而我国在社会福利如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才刚刚开始加速。在硬件日益完善的今天,这方面的支出对于提高大家生活质量的效果很明显:大家对于看病难、子女上学难、父母养老难的怨气积累已久,社会新闻中关于医闹、学区房的新闻往往能成为焦点就是明证。但是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开支对于提升GDP的带动效应可比基建工程小的很多了。
通过需求侧的财政政策拉升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我国政府的强项,但是这一类政策有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政府主导的开支项目往往“隐含交易成本”比较高,或者直白的说容易滋生腐败。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省的交通厅往往都是官员落马的重灾区,有些地方是接连几任的交通厅长都最后锒铛入狱。
当时建成一条高速公路带来的社会效益应当远远大于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本。但是今天这种成本效益的计算是否还适用恐怕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今年1月3日,财政部官方网站转载《经济日报》文章,指出今年会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民生保障的支出
我国第一季度的财政赤字中,政府收入和支出都有大幅度增长,很多人只重视了支出一侧的高增长,担心经济发展对于政府投资的依赖太重。实际上大家忽视了收入一侧即供给侧的14.1%的增长,其中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综合起来的增长速度更是接近了20%。这就是我看到的财政赤字里面的问题:我国企业和居民的税费负担太重了。
相对于需求侧的财政政策,供给侧的积极财政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即在政策实施中“损耗”小。打个比方,假如说减免税费这样的供给侧政策减少10块钱的财政收入,这10块钱基本上都返回到企业或居民的手里;而需求侧的政策增加了10块钱的政府开支,最乐观的估算也只有7-8块钱流入到企业或居民的腰包。
那么为什么我们目前看到的多是增加开支的积极财政政策呢?一个是增加开支的效果立竿见影,一个项目投下去GDP立刻就上去了,而且工程项目对于经济的连带刺激作用也相当可观。而减免税费的覆盖面更广,受益的人更多,但是相对的每个人或单个企业的受益就比较分散了。
而且,企业或个人享受到税费减免以后不一定会把这些资金再度投入到消费和投资这样的经济活动中,有很多人可能会拿这笔钱还债,或者把这钱储蓄起来,因此减免税费对于经济的短期刺激作用就小很多。
2009年,小布什采取了大规模的退税政策,美国媒体对此举是否促进了就业率有着巨大的分歧
这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2009美国经济危机以后小布什曾经采取了大规模的退税政策,人均退税大概在1000到2000美元左右。事后调查大部分美国人拿这笔钱来归还信用卡债和房屋汽车贷款了,只有一小部分人将这笔钱直接用于消费。
虽然短期刺激作用小,减税免费这样的供给侧积极财政政策却恰恰是我国转型期经济最需要的一剂良药。从我国内部情况来说,政府支出中的基建投资已经持续几十年,带来的综合效益已经慢慢变小,目前更需要将这些支出转移到推动产业升级的方向去,提高支出的质量,而不是一味的扩大支出规模。
另一方面,许多地方的实体经济的经营目前仍然十分困难,税费负担和债务负担让很多企业生存都有困难,更不要说还要向价值链的上游前进了。减免一部分税费负担,让企业有机会争取产业升级或者降低自身债务负担,给实体经济提供一个更好的中长期运作环境,比起短期的冲击GDP目标数字更有意义。
从外部环境来看,如果稍微关心一下其他国家的新闻,就应该会留意到印度刚刚在国内废除了国内各个行政区的区域关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统一的销售税并制定了统一税率,极大的降低了商品在印度国内生产运输销售的成本,同时还降低了其国内市场的开发成本。
美国特朗普就在这两天要宣布政策目标将公司税率由目前的35%-39.6%降低15%,同时对于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将征收一次性的10%的税率。当然特朗普的政策目标现在还是愿景,不像印度那样已经通过立法。在美国国债上限的压力下,特朗普是否能够得到他提出的全部目标还是个未知数。
美国财政部部长努钦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所谓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式”(dynamic models)将会帮助美国政府在未来多出2万亿美元的税收,同时GDP的增长会达到“令人惊讶”的3%。2016年美国全年的GDP增长也不过只有1.6%
但是从已有的信息分析,特朗普减税的大目标肯定可以实现,虽然不一定会减到15%,但是降幅最终应该在50%左右。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针对美国的跨国公司藏在海外多年的几万亿利润征税的目的就是促使其转移回美国国内。这种利润转移虽然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会计处理,但是可以给美国政府增加几千亿的税收,弥补特朗普带来的亏空。
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目标是实现产业升级,占据价值链的更高端。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减税计划将会吸引美国产业资本回流,客观上对我国吸引中高端产业资本进行狙击。而印度作为和我国体量相当的人口大国,也在采取减税的政策来和我国争夺低端的产业资本。
这是一种商业投资环境的竞争,我们面对着前有美国后有印度的激烈竞争,这还没有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采取的相应政策。我国目前仍然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税费负担等相应领域和其他国家缩小差距,争取让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不在起跑线上落后,现有的这些优势恐怕也很难继续保持下去,而经济转型也可能会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前景。
当然,从新闻里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已经有了相应的举措:从4月份开始,国内的减税降费政策将减少5800多亿元的政府收入。虽然在我看来这个减税降费政策来的有些晚,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但是的确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
第一季度才过完没多久,后面三个季度会怎么样?
第一美国新闻网(One America News)记者特雷(Trey Yingst)也发文称,一名白宫政府官员亦证实此言论消息。不仅如此,特朗普还提到将对加拿大的奶制品也征税,“加拿大对待我们非常不公平。”
首先得说不能对外部环境的改善期待太多。特朗普最近对加拿大的木材和牛奶征收高额关税,又启动了对美国所有进口钢材的反垄断调查,种种迹象都表明国际贸易环境短期内只会继续恶化。
而在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给资产泡沫放气的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可以提高政府支出的投资质量,将重点转移到扶植产业升级上来。在供给侧加大加快减税免费的步伐,为企业减轻负担,吸引产业资本的投资,我们仍然可以较好地度过这一段经济转型期,而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作为此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应成为阻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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