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高燕军】

前段时间，“葛宇路”火爆网络。一位名叫葛宇路的同学寻找地图上的空白路段，并贴上自制的“葛宇路”路牌。随后，地图软件收录这条道路，这条本来无名的道路竟以“葛宇路”这个人名开始命名。7月13日，“葛宇路”路牌因非法设立而被拆除。

位于北京双井苹果社区的葛宇路，正式名称为“百子湾南一路”。7月13日，“葛宇路”路牌因非法设立而被拆除

拆除“葛宇路”的一个重要依据是，1986年民政部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路名，一般也不以人名作地名。这部只有13条规定的条例是我国地名的“根本大法”，结合后来1996年新增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为我国地名的命名提供基本的法律法规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这部关于地名的法律法规已经超过二十年没有更新，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化的深入，在现实中出现了涉及地名的命名、更名、管理等的新问题。

葛宇路事件的走红，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个“葛宇路”新路名的特殊性。假如被放的路牌不是“葛宇路”而是什么“苹果社区路”，可能这件事根本不会引爆网络。我国城市对城市化中出现的新路，大多采用“方向+数字”的命名方式，正如“葛宇路”的正式名“百子湾南一路”一样，虽命名方便，容易记忆，但却显得冰冷，缺乏个性。

放眼全国，大多数城市对道路的命名显得千篇一律，全国有上千条人民路、迎宾路等耳熟的名字。理想的地名，应承载着历史、体现着城市的风格，给人以归属感。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地名洋化。这在小区楼盘等方面尤其突出，“曼哈顿”、“威尼斯”、“维也纳”、“香舍丽舍”等洋名，无所不用其极。目前在各地的地名管理办法中，这种地名洋化的问题基本都被叫停。

所以说对地名的命名是一个学问。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地名的概念一直伴随着人类存在。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空间位置的专有名称，深受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的影响。地名寄托着人们赋予的情感，承载着一段历史。我们透过地名，可以了解地区的环境和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可以说，地名是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当前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改革原有的地名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名体系，应是今后地名研究的重点方向。对地名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命名、改名，以方便人们的社会交往，称为地名标准化。我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研究地名标准化，197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名委员会，负责管理中国地名事务。九十年代机构改革中被撤销，相关工作交由民政部负责。今天的民政部内有区划地名司、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地名研究所等机构研究地名事务。联合国也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地名标准化会议（UNCSGN），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地名标准化工作。

我们谈完了地名的命名，而地名的更名也颇有意思。早期的人们活动范围有限，人们对地名的命名多具有特定性。例如，“河”字最早即特指黄河，“江”字特指长江。随着后来活动范围的扩大，人们开始把“河”和“江”作为同类的代表，在其前缀字用来描述其他的河流。“河”也改称“黄河”，“江”改称“长江”。可以说，地名的变化伴随着人类发展史，见证着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

地名的变化可以记载对外交往关系。位于中越交界的友谊关，明朝初年命名为“镇夷关”，而后改名为“镇南关”，表达了当时明朝对南方夷族的态度。建国后，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为了表示与越南同志坚定的友谊，在1953年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但睦南关这个名字还是带有一丝对南方的“偏见”，于1965年再次更名为友谊关，象征中共与越共“同志加兄弟”的革命情谊。

1965年改名的还有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其原名为安东；吉林省集安，其原名为辑安。根据外交部在2008年解密的档案，1964年周恩来总理给外交部的批示“凡有这类刺激朝、越两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地名统统改掉”。

1949年解放镇南关，当时名叫镇南关，如今已改名友谊关

地名的变化可以记录我们的民族关系。1951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揭、匾联的指示》，对当时国内存在的一些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的名称进行了更改。新疆的迪化、内蒙古的归绥等名称都含有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蔑视，采用民族的原名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无疑更能体现民族平等。当然，我们在使用民族原名时，也需要采用较为合理的译字。西藏的琼结县原名穷结县，显然不如现在的名字更恰当。

1953年的新疆地图上有大量诸如迪化（今乌鲁木齐）、绥定（今霍城）、镇西（今巴里坤）、孚远（今吉木萨尔）、绥来(今玛纳斯)、承化县（今阿勒泰）之类的地名，均在1953-1954年左右更名，大多采用民族语言音译（来源：1953年地图出版社《新中国分省图》）

地名的更替也可以记录一段历史。我国历史上地名更名最频繁发生在汉代王莽新朝时期。在这期间，全国约有一半的地名被更改。《汉书》记载：“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改名频繁到已经老百姓也分不清改成什么了，平时交流中必须新名旧名同时标注才能正常沟通。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许多新的地名更改场景。为了吸引旅游资源而更名的情况越来越突出。都江堰更名自灌县（1988年），武夷山更名自崇安县（1989年），九寨沟更名自南坪（1998年），张家界更名自大庸（1994年），香格里拉更名自中甸（2001年）。旅游城市都想将自己的地名以旅游景点命名，以期赢得更大的关注。

但这都是门面工程，从深层次看，游客更关心的是景点的质量，而足够优质的景点是不会被地名所掩盖的。而随意更改掉的地名，可能使得上百上千年的地名承载史彻底断掉。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安徽省黄山市，是中国地名史上的经典案例。黄山市其原名为徽州，1988年，由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改名的目的是想借助黄山吸引游客。但实际更名后，黄山风景区的游客并没有显著增多。而对于外来游客，反而难以分清黄山市（屯溪）、黄山区、黄山风景区的关系，有很多游客想去屯溪的去了黄山区，想去黄山的去了黄山风景区，想去风景区的去了屯溪，让人哭笑不得。

徽州这个延续了近千年，颇具历史传承意义的名字，如今挂在了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徽州区的头上，造成了“安徽不见徽”的窘境。

黄山市（屯溪）、黄山区、黄山风景区的关系。如果你选择在黄山火车站下车，距离黄山风景区还有40公里。

推而广之，如今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地名命名与更名管理制度，探索城市化中地名问题的解决方案。冯骥才先生说过：“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是有生命的，是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地名并非简单的有和无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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