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位于印控克什米尔乌里地区的印度军队司令部凌晨5点半左右遭到一伙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了18名印度士兵死亡，30多名士兵受伤，4名武装分子在交火中被击毙。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但是印度政府在事发后指责袭击与“穆罕默德军”有关，并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但后者对此坚决否认。

印度司令部遭袭击现场

9月27日，一份证明指出乌里袭击中的武装分子来自巴基斯坦，以及2名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村名协助恐怖分子进入印控克什米尔，相关证据已转交给巴政府。与此次乌里事件相似的是早在今年1月份，约6名武装分子在当地时间凌晨袭击位于旁遮普邦的帕坦科特（Pathankot）空军基地，与印度士兵交火超过17个小时，导致了7名印度士兵死亡，事后，印度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该恐怖袭击由巴基斯坦恐怖组织“穆罕默德军”策动。

一年内，两次武装袭击彻底破坏了2015年圣诞节莫迪突访巴基斯坦，并努力与其改善关系的美好愿景。此次乌里事件发生后，包括莫迪总理在内的多位印度政府高官通过国内外大大小小不同的场合影射“巴基斯坦‘出口’恐怖主义”，并表示要“还以颜色”。除了言语上公开表示对巴基斯坦的愤怒，莫迪政府也运用了一系列的外交手段试图对巴基斯坦施压，并且在国际社会中孤立巴基斯坦。

袭击发生后一周的26日，莫迪政府提出重新审视于1960年在世界银行调解下与巴基斯坦签订的《印度河水协定》，考虑“最大限度地使用流向巴基斯坦的河流”，并表示“血水不相容”（注：根据《协定》，巴基斯坦拥有对印度河、奇纳布河以及杰赫勒姆河80%河水量的使用资格）。

仅一天之后，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维卡斯·斯瓦鲁普（Vikas Swarup）27日表示“在当前的环境下，印度政府无法参加11月份将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第十一届南盟（SAARC）会议，我们同时也了解到南盟其它一些国家也对是否前往参加表示出疑虑”，随后莫迪本人也亲自表示将不会前往伊斯兰堡。

据悉，在莫迪做出决定之后，阿富汗、不丹和孟加拉国也发声明谴责近期发生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一系列袭击行为，并很可能也不会出席此次南盟会议。

很显然，尽管这些都是印度政府用来遏制、孤立巴基斯坦的外交手段，但是同时，不得不说，南盟又躺枪了。

南盟全称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又称SAARC），从1985年成立到现在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典型失败的区域性组织”，根本无法与亚洲其它区域性国际组织相比较。

究其原因，除了广泛被接受的观点外，例如印度作为南亚地区最强国实际掌控南盟走向，限制双边问题双边解决等，笔者认为不妨从南盟这一组织本身出发，探一探南盟为什么老是不顺，常常躺枪。

1.南盟组织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对立性

组织身份这一概念，最早由著名学者艾伯特（Albert）和韦腾（Whetten）于1985年在“Organizational Identity”一文中提出，韦腾和艾伯特最初给出的关于组织身份概念有三个属性：核心、持久和独特的特征（Central, Enduring, Distinctive Features，CED）。

学者安德里亚·奥斯纳（Anderea Oelsner）在其“The Institutional Identity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or Mercosur’s Identity Crisis”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制度身份的概念，她认为组织的制度身份（Institutional Identity）需要在传统的三个属性中增加一个属性——Cohesion（结合力或凝聚力）。

笔者暂且不区分制度身份和组织身份两个概念，而是一并借助这四个属性来探析南盟“内心的苦”。

一般而言，成员实力相差悬殊的地区性组织，容易被某个实力强大的成员操纵成为工具。而对于区域内小国来说，为了最大程度地削减大国的区域霸权，最佳选择同样是通过联合成立国际组织，团结力量增加谈判筹码，进而通过多边协商机制解决区域内问题和冲突。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最初的成立背景和意图同样如此。南亚区域合作的构想最初由孟加拉国前总统齐亚·拉赫曼于1977-1980年访问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时提出。

除印度外的南亚国家对这一提议显示了极大的热情。它们希望借助南盟，共同应对不利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通过集体的力量与地区大国印度达成较为有利的协议。而另一方面，印度则担心南亚其它领国联合起来借用多边组织框架提出双边问题。

南亚地区国家的地理特征十分独特，以印度为中心，东濒孟加拉湾，西连阿拉伯海，南临印度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南亚其它国家分居印度东西南北，其周边各国都互不相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印度为什么一直奉行双边主义，利用自身的地理条件一对一解决问题。因此1980年倡议提出后，印度曾一度持冷淡态度 。

韦腾和麦基认为初始成员国的早期组织选择对集体身份的影响，就好比一个人的自然性格特点对其身份的影响，而嵌入组织身份构建的过程当中，至少有三个主要的解析要素（analytical elements）可以被清晰地识别出来：突发灵感的个人领导力，主导国家和社会的交互过程。

突发灵感的个人领导力，指一个或多个个体对共同建立一项制度的努力能够影响其身份的形成；核心国家或轴心国家，指在区域性组织身份形成的过程当中扮演主导角色的国家,或者发薪人员（paymaster）；社会的互动交互，包括身份构建过程中组织成立国之间的互动以及与其它组织或行为体之间的交互。

对于南盟来说，孟加拉国前总统齐亚·拉赫曼和其它南亚小国领导人的倡议就属突发灵感的个人领导力要素，核心国家要素毫无疑问是印度，而社会的互动则更多聚焦于成立国之间的交互过程。

南盟身份建立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前两个因素的对立性使组织身份建立过程中第三个要素的权重过高:

一方面，南亚小国希望通过多边合作框架更好地解决双边问题从而更有利于自身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的强戒备心以及自己核心国家的身份使得组织身份的发展方向与“突发灵感的个人领导力”背向而驰，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对立。如此的对立性使得南亚区域联盟从一开始的身份建构就已经掉入了南亚小国与印度之间的相互博弈当中。

2.南盟组织身份的不完整性

如上文提到，组织身份（制度身份）的概念含有四个基本属性，核心、持久性、独特性和结合力。核心的属性是指该组织由较少数量的国家组成，任何一个国家在组织当中都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从这方面来看，南盟成立之初到现在，8个国家（随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加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退出，基本上拥有核心的属性。1985年成立后所发表的《合作宣言》和《宪章》来看，持久性这一属性的有无暂时无法判断。

而南盟组织身份的不完整性恰恰表现在独特性和结合力属性的缺失。《章程》和《宣言》提出了可首先进行合作的10多个领域，包括电讯、气象、运输、航运、旅游、农业研究、合资经营企业、产品推销等等。

结合组织的宗旨来看，南盟从成立之初表面上内容丰富，涉及的领域也较多，展现出“雄心勃勃”的态势，力图为促进南亚国家和人民的发展不遗余力。但正是因为组织定性太泛，似乎几个非政府组织多多少少都能实现南盟提到的发展目标和奋斗方向，那南盟的价值何在？

再谈结合力属性，最初使南亚小国凝聚在一起的力量来源于一种希望通过多边框架有效地管控与印度的双边冲突的畅想。例如，1976年孟加拉国与印度关于恒河河水分享的问题；印巴之间存在已久的边界分歧等。

但是印度从尼赫鲁时期就已经确立并且日趋鲜明的“地区霸主”的思想使得南盟绝不可能成为以政治协商为主的国际组织。因此，南亚小国原本的渴望与现实的落差使得凝聚力这一属性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而凝聚力属性又直接决定了组织合作的效率。

1985年12月7日，南亚七国——印度、不丹、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举行了南亚历史上第一次首脑会议。通过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南亚区域合作宣言》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值得一提的是南盟宪章中还明确规定南盟宪章禁止各级会议讨论双边争议或冲突问题，而现实却是几乎所有南盟的国家都存在双边争议或冲突。

因此，南盟真正的独特性被掩盖，或者说被故意隐藏了；结合力也因为“动力不足”变得若有若无。南盟最初既没有定性为区域合作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同时又鲜明地反对作为管控冲突的组织。

独特性属性和结合力属性的缺失使得组织身份概念的不完整，南盟似乎“可有可无”，从一开始似乎就已经注定了“容易受伤”的特质。从组织身份的角度来看，似乎也可以更好理解为什么印度总是能够“左右”南盟了。

显然，第十一届南盟会议又躺枪了，南盟的发展愈发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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