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雷定坤】

2017年12月5日，印度最高法院的三名大法官将原本定于当日举行的13项民事诉讼最终听证会推迟到次年2月。这些诉讼主要针对2010年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关于“巴布里清真寺-罗摩庙”争端的判决。这一与印度当前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在1990年代初正式崛起以及与众多宗教冲突流血事件（包括2002年古吉拉特暴乱）有着密切关联的“巴布里清真寺-罗摩庙”争端，又一次引发了印度国内的激烈探讨。

1、简要回顾

距今有400多年历史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相传修建于1528年，由莫卧儿征服者巴布尔（Babur）下令修建，并以其名字命名。而印度教的传说中，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地是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出生地，印度教徒坚称巴布里清真寺是于1528年穆斯林统治者推倒罗摩庙之后修建起来的，因此他们有理由重建罗摩庙。

回顾印度历史，不难发现印度是一个不断受到外族入侵，又不断融合发展的国度。对于外族“入侵”的问题，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受莫卧儿王朝穆斯林的统治是个耻辱，拆毁巴布里清真寺重建罗摩庙能很好地雪耻。强烈的宗教情感使得这一小城从20世纪80年代起变得不再安宁。

1992年12月6日，发生于印度北方邦圣城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毁寺运动以及该运动发生后带来的严重后果震惊了国内外。当日中午，约20万印度教徒聚集在寺前，假遵法院之令准备举行颂诗等宗教仪式，但在仪式开始前印度教徒冲破境界线，强占并捣毁了清真寺。而随后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骚乱在短短一周内（据官方统计）造成了一千多人死亡、三千多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约3亿卢比。据 BBC事后报道，由最初的毁寺运动到后来的一系列冲突和骚乱造成了至少2000多人丧生 。

印度教徒拆毁巴布里清真寺（图/hinduexistence.org）

笔者称其为毁寺“运动”，而不同于大多数国内外媒体将其定性为“群体性事件”，根本原因在于若深入研究毁寺的起因，以及整个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相关团体严密的组织结构，巧妙的动员策略及完整的运行框架，再加上印度人民党公开介入事件后的政治诉求，可显而易见地看出这不并是一般意义上的群体性事件，而是完完全全符合社会学视角下对社会运动的定义。

鉴于篇幅限制，此文无法展开整个毁寺运动的详细过程，但是笔者将集中关心一个问题：寺庙争端为何在当下时刻凸显？

巴布里清真寺毁寺前后

2、最高法院首次介入争端

1992年巴布里清真寺被拆除后，印度教信徒依据既定的目标要求在清真寺原址上修建罗摩庙，而同样愤怒的穆斯林则强烈要求重修被毁坏的清真寺。毁寺运动之后印穆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争执变成了谁拥有在原址上修建寺庙的权利。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对这一争端进行立案审理。

1994年1月7日法院判定阿约迪亚约27万平方米的争议土地暂且归政府接管，谁也不能动用。尽管此判决之后，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和印度国民志愿团（RSS）继续鼓动印度教徒要求尽快将阿约迪亚圣地归还给印度教徒并且在原址上重建罗摩庙，但是直到2002年3月法院的判决仍然如下：不允许在政府已经接管的约27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举行任何形式的宗教仪式。

八年之后的2010年，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最终判决，将阿约迪亚具有争议的约2.8英亩土地分别划分给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逊尼派穆斯林宗教委员会（Sunni Waqf Board）以及印度教的“无念教派”（Nirmohi Akhara）。可是这一判决所带来的相对短暂的平和在印度2014年大选后似乎又变得不再平静。

早在2014年大选前，印度人民党（BJP）的竞选声明中清楚地将重建罗摩寺庙作为其目标。BJP执政后，与其同属 “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的世界印度教大会（VHP）于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号召为重建罗摩庙筹集砖瓦并运抵阿约迪亚，而这些“砖块进城”被时任北方邦首席部长的Akhilesh Yadav阻挠。但是在2017年初BJP成功拿下北方邦议会选举后，带有极强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首席部长Yogi Adityanath又开始积极地推动罗摩庙的重建进程。

2017年11月，什叶派穆斯林中央理事会（Shia Waqf Central Board）向最高院申请在争议地区修建清真寺，而全印逊尼派穆斯林理事会（All India Sunni Waqf Board）则强烈反对。此外，从今年8月起，最高院展开了对于BJP主要领导人阿德瓦尼（L.K. Advani）在1992年毁寺运动中存在犯罪行为的相关指控。

这一系列看似独立的事件却仍然紧紧围绕着长达25年的巴布里清真寺-罗摩庙争端，强烈的宗教情绪和政党博弈在2017年底再次将阿约迪亚这座小城推到了聚光灯下。虽然说此次最高法院牢牢地将诉讼的性质限定在民事诉讼范畴，可争端本身的诸多因素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毋庸置疑地远远超出了民事诉讼可涵盖的范畴。

印度最高法院（图/印度最高法院官网）

3、政党力量博弈？

此次最高法院对争端的听证中，不得不谈到两个人，一位是印度人民党成员，现联邦院（上院）议员Subramanian Swamy；另一位是国大党领导人之一，同样为现联邦院议员的Kapil Sibal。

2016年2月份，Swamy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请愿书，申请在原巴布里清真寺地点修建罗摩庙并恳请最高院加快审理对阿拉哈巴德高院于2010年的相关判定。该请愿书随后被最高院受理，但是拒绝Swamy对于尽早进行相关听证的要求。

Subramanian Swamy资料图（图/Facebook）

而国大党成员Kapil Sibal另一身份则是作为此次最高院听证会中逊尼派穆斯林委员会的代表律师，他在2017年12月5日的听证会上强烈呼吁，由于相关材料并不充分，应将听证会延迟到2019年大选之后，另一理由是避免而后的判决结果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Kapil Sibal资料图（图/India Today）

12月6日，诸多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包括正在古吉拉特邦开展选举前动员活动的莫迪总理在内，公开批评国大党将司法听证程序政治化，其中Swamy更是指出国大党只是一味担心输掉大选，阻挠听证会的进行。而国大党诸位领导人则纷纷出面表示，Kapil Sibal的立场并不代表国大党，只代表其自己。

一位是催促尽快进行听证，另外一位则是呼吁推迟到大选之后，这一截然相反的对立诉求不得不让人联想起25年前毁寺运动后印人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壮大以及25年后的最高院听证对当下即将进行的一系列选举的潜在影响。

1992年的毁寺运动之后，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影响力不减反增，“同盟家族”成员的社会影响力也持续增强。虽然印度人民党在1993年的邦议会选举中除了德里地区，丢掉了包括北方邦、喜马偕尔邦的多个地方议会，但是总的来说印人党在拉奥政府任期中扮演了第一反对党的角色。

此外，印人党凭借在毁寺运动中建立起的影响力，加以 “反腐败”、“爱国主义”等政治口号，终于使得以“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为指导思想的宗教民族主义通过重建罗摩庙而具象化。

拉奥所在的国大党完成了从199年6月到1996年5月的一个任期后，在1996年的大选中印人党一跃成为了议会第一大党（161席），领导人瓦杰帕伊被邀请组阁执政印度。虽然仅仅执政13天的瓦杰帕伊政府就垮了台，但是此时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1997年为了加紧拉拢地方盟党，阿德瓦尼领导了第二次全国范围内“战车进军游行（Rath Yatra）”（第一次是毁寺前“进军”前往阿约迪亚），旨在改善印度人民党的形象。随后在1998年的大选中，印人党又成为了议会第一大党，瓦杰帕伊第二次受邀组建政府。

BJP领导人阿德瓦尼乘坐的游行战车（图/India Today）

2014年莫迪领衔的印人党除了高举古吉拉特模式的发展大旗，更多地还是通过宗教民族主义的思想利器短暂地刺穿了阶级和种姓的隔层，最终赢得大选。

虽说莫迪带领的BJP执政后不久，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一连串宗教冲突事件，例如：

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导者印度国民志愿团（RSS）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宗及再改宗活动（conversion-reconversion），规劝穆斯林、基督教徒等少数宗教群体改宗信仰印度教；

2014年12月至2月期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现了多起基督教教堂被打砸抢烧的恶劣事件，而印度法庭将这几起事件定义为一般性偷抢犯罪，而不是宗教冲突；

2015年9月份，在离首都新德里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一位名叫阿赫拉奇的52岁穆斯林老汉被一群印度教暴徒殴打致死，起因是有人谣传这家人宰吃牛肉（印度教信仰中牛是神圣的，而穆斯林历来是吃牛肉的）；

多个由BJP执政的邦通过了禁止宰牛的法令，引起了许多宗教群体尤其是穆斯林的不满等等，但是莫迪政府极少做出正面回应，一直以到访各国、宣传“印度制造”，推出废钞令，颁布GST法案的发展主义话语来回避谈及具体的宗教冲突。

一只牛在印度街头“漫步”（图/@视觉中国）

有人批评他沉默就是默许，有人支持他表示作为总理的他也很无奈，但是对于曾经狂热的印度教“铁杆粉丝”来说，莫迪政府的做法却令他们失望。

在12月中旬即将进行的古吉拉特邦议会选举以及2018年8个地方邦选举前，已经有不少莫迪的支持者表达出了对其刻意忽视和违背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不满乃至怨恨，例如最具代表性的古吉拉特邦的帕蒂达尔种姓（Patidar，多以Patel作为其姓氏）。

稍加浏览印度各类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关于古邦选举前的讨论则不难发现，Patel群体公开表示会支持国大党，因莫迪刻意忽视了那些为“印度教特性（Hindutva）”奋斗一生的教徒，并呼吁其群体成员转而支持国大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看出，若印人党重新并尽快地挑动“巴布里清真寺-罗摩庙”这一敏感神经，再次强化印度教民族情绪，那将很大程度上稳固其票仓，助力各邦议会选举甚至2019年的大选。从这点来看，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何印人党的Swamy如此积极请愿最高院批准重建罗摩庙并迫切希望尽早听证的做法，而国大党的Kapil Sibal则一味恳求应推迟到大选之后的说法了。

压力再一次转移到最高法院，2018年2月的最后听证以及之后的判决也许会给这个争端画上一个句号或感叹号，只是不知到时候的社会代价又会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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