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卢周来

宏观政策再遇“两难”

今年过去的四五个月里，央行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偏紧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力度之大、使用之频繁都显示中央政府管理通胀的坚定决心。这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定物价作为今年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延续。

目前，尽管央行偏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胀方面的效果还待进一步观察，但可以预期的是，要完成全年CPI控制在4%左右的目标难度非常大：这不仅仅因为反危机过程中释放的天量流动性短期内难以消化，还因为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国际范围内粮食价格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在波动中上行趋势难改等内外因素交互影响。所以，如果从单一的稳定物价水平这一目标看，央行无疑还应该继续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

然而，随着最近宏观经济景气指标密集出台，社会上却又弥漫着另一种担心：在偏紧的货币政策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会否出现较快下滑的趋势？

应该说，社会上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一季度，全国GDP增长9.7%，同比回落2.2个百分点；企业景气指数为133.8，环比回落4.2点。更直接让市场感受到“寒意”的是：按惯例本应较高之时，今年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却例外回落到52.9%，环比回落0.5%；服务业PMI，整体增速在当前持续25个月的增长期内最低；4月份新订单指数不升反降1.4%。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比上月回落1.2%。

面对上述格局，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再次面临“两难”选择：如果继续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首要任务，继续执行偏紧货币政策，经济景气可能继续下滑；而如果把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也放进宏观调控目标，适度放松货币政策，那么，物价总水平可能加快上行。

看来，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确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偏紧货币政策不宜贸然放松

就我个人对于宏观调控政策未来取向看，我建议的第一条就是：央行目前偏紧的货币政策不宜贸然放松。

首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科斯说过，传统经济学往往研究选择何种方案使得收益最大化，而在现实生活中，决策者面对的问题往往却是选择何种方案使得损失最小化。决策者现在不得不在“允许A损坏B，还是允许B损坏A”中进行痛苦抉择。仅就货币政策而言，当前要同时完成“治通胀”与“保增长”两项目标实际已经不可能。

所以，我们先要问一问自己：是通胀造成的危害更大，还是增长放缓造成的危害更大。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肯定的：通胀在当下造成的危害更大，不仅直接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压力，而且从长期看扭曲市场信号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相比较而言，经济增长尽管有放缓的趋势，却仍然维持在高位；其对于普通百姓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一个传导过程；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时还是偏紧货币政策累加产生的预期效果，也有利于控制通胀水平。基于以上评估，未来央行仍应把货币政策目标锁定在稳定物价水平，保持偏紧力度不变。

稍展开些说。关于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在当代金融学界一直有争议。由于受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曾把货币政策目标从原先的单一的稳定物价水平的“通胀目标法（Inflation Targeting）”，转向保持物价稳定、保持经济增长、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等多重目标。

结果表明，多重目标的货币政策尽管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长期看后患无穷。尤其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鲜活的教训。在小布什政府时代，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不断降息，不断降低放贷门槛，泛滥的流动性使得通胀率越来越高；为了降低通胀率，美联储又急剧升息，结果导致前期积累的大规模次级贷出现还贷危机，最终引发金融危机。总结经验教训，未来把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更紧地锁定通胀，而不是随着经济增长波动起舞，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

我之所以主张偏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如果草率放松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偏紧货币政策，对政府公信力与执行力将造成很大的伤害，进而进一步损害政府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现代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作“时间不一致”现象。其含义是，中央政府每针对某一问题出台某项经济政策，都会改变某些利益集团的预期，并由此改变这些利益集团的行为选择，这些出于自利的利益集团总会试图抵消政策对它们造成的损失。而政府也完全可能要么因为原来的政策本身受到干扰或者原来的政策已与变化了的形势不太适应而改变原来的政策，其结果，不仅使政府出台的这项政策失效，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政府因为丧失公信力而使得调控经济的能力不断下降。

这就是政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在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如果政策制订者能够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或者制订某种规则使得公众相信，无论哪个利益集团采取如何的自利行为，当经济进入下一阶段之后，政府在前一阶段的承诺仍然是它的最佳选择，那么政府所期望的结果就能实现。也就是说，最好的政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纵观中央政府近几年宏观调控，力度很大，总体效果明显。但也不可否认的是，调控代价越来越昂贵，一些具体领域的调控效果令人存疑，尤其是与宏观经济景气与总体物价水平联系非常紧密的房地产业业。深究其原因，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受到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利益集团的扭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此次受偏紧的货币政策影响最大的，仍然是追求GDP增长的地方政府与追求高利润的房地产利益集团。

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央贸然放松不久前刚刚确定下的“偏紧的货币政策”，那么，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将不可避免地再度受到重创。房地产市场将出现新一轮报复性反弹，而未来中央政府再进行调控更有可能沦为“空调”，后果十分严重。

最大限度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

偏紧货币政策持续下去，肯定会对经济增长继续造成下行压力。是否有其他途径予以弥补呢？

实际上，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年初两会上，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套的，还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十分奇怪的是，在此前社会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讨论中，财政政策出现了习惯性“缺位”，决策者进行调控的所有法宝也似乎都押在“货币政策”上。其实，当货币政策在“治通胀”还是“保增长”上出现两难选择，而我们最终又只能把货币政策目标锁定在“治通胀”的时候，恰是需要财政政策最大限度发挥其在“保增长”中的作用。

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方式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财政要继续为反危机时期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进行规划好的后期投入。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危机时期确定的项目主要集中有“铁（路）、公（路）、机（场）”，而这些基础设施在中国已经过剩。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非常短视。

1997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央政府确定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建成并完善了我国高速公路网。当时有人批评：一个发展中国家，高速公路总里程快赶上美国，跑的车只有美国1/3；然而十年过后，中国公路上跑的车辆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回过头来看，也正是1997年开始进行的“基础设施大进步”为此后十余年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奠定了基础。所以，我认为与中国的发展速度相比较，并且为了保持中国经济较快增长势头，继续投资于基础设施不会出现大的方向性偏差。

二是财政应该更注重民生投入。通过加大民生投入，还清民生性投入的历史欠账，使老百姓口袋里钱更多，有钱消费；同时，通过加大民生投入，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老百姓后顾之忧，使老百姓敢消费。以此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同时推动经济发展更好地立足于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拉动。

三是作为财政政策一部分，政府要在降低经济宏观税负的同时，尤其是应该继续实行差别式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目前我国企业宏观税负已经超过中上等发展国家水平，降低宏观税负有较大空间。与此同时，更要真正减轻“十二五”期间确定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税负，真正减轻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税负；还要继续推进增值税改革。以此推动产业、行业与企业快速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使宏观经济未来稳定增长更可持续。

（作者任教于国防大学，兼任当代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