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苗青】

近些年来，北欧国家的福利被国内吹到了天上，有关文章的作者很多都是旅行者和旅游机构。表面上来看，北欧国家的风景犹如天才艺术家精雕细琢的仙境，人民生活富足，甚至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在党内竞选中说要美国学习丹麦福利模式。

但是通过维基解密、斯诺登的揭秘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叫嚣着人权至上的国家，对别国事务屡屡插手谴责，自己背地里却干着违背人权的事。两年仅晒过20分钟太阳的阿桑奇说过：未来的主要战争将不是种族宗教和地域冲突，而是普通民众对这些Authorities（权威机构）的斗争。

二战后，北欧国家逐渐发展出有自身特色的普惠性互惠性的福利制度，确实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平等、维护个人尊严和安全，北欧诸国很好地承担了“试验田”的角色。然而现在福利制度受到了高失业率、人口老龄化、高离婚率和全球化、移民的涌入带来的挑战，以及福利系统运行过程的规范性等一系列的问题。正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教诲：“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裕，可以承受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本文主要根据北欧国家媒体的披露、受害家庭自诉与在北欧国家福利系统员工自述来做一个总结。

今年十一月，一则登在Finlandtimes的新闻引起了我的关注：家庭和社会服务部长Juha Rehula向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到儿童保护服务虐待的人致歉。在国际儿童权利观察日，部长又向联合国道歉。

芬兰家庭和社会服务部长Juha Rehula（资料图）

现年46岁在Pusula居住的Sirpa Palm，在遭受父母虐待后成为寄养儿童。她认为部长道歉是不够的。“这点道歉微不足道，许多人的生活已经被毁了。我们想要政府具体的行动。”Plam说。她希望根据芬兰第一部儿童保护法，对在寄养家庭中被忽视的人获得经济补偿：“到了寄养家庭里，我很疑惑的是居然没人告诉我要去接受教育。”

以下来自芬兰国家公共服务媒体Yleisradio的报道：目前丹麦对于寄养儿童可供选择的机会、设施以及对合格社工的监督和培训等资源都十分稀缺。多年来，一些本地和国际机构已经披露出芬兰儿童保护和寄养制度的诸多缺陷。一位评论家认为，举报人制度给予社工的权力过大，很难受到制约；另外，为了安置儿童，大笔预算与费用支出去，收益比却很差。

Leeni Ikonen是一位长期致力于改变芬兰儿童保护制度的资深律师。她说，2008年引进的一些经验而创造出的举报人制度，使得家庭任由所谓的知情人和社工的摆布：“这个法律框架加强了官方的力量，给与了社工看似无限的权力，家庭获得法律保护的机会几乎不存在，这就导致了一系列我们一直无法解决的老问题：儿童保护的前瞻操作性本来就比较低，自己的孩子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儿童保护系统的‘潜在客户’。”

一切向钱看

Ikonen是“10月运动”这一非政府组织创始人（对非合理的儿童保护程序进行纠偏的组织），她对无数陷入儿童保护案件的家庭给于指导。她指控该系统对原生家庭进行分拆，孩子被送去寄养，该行业已经成为了需要稳定客户的靠供求关系的行业。

“在芬兰没有人问过这些寄养的费用是多少，在这种反对儿童歧视的制度下，我们准备每月支付15000欧元给寄养家庭与提供诊断治疗的机构，却不要求他们保证质量，如今这可是十亿欧元的商机。”

Yle新闻采访了社会与健康事务内阁顾问Mario Lavikainen，Mario回应了Ikonen的诉求，但是她也不知道整个国家到底在寄养制度上到底花了多少钱。“我们也想知道更多内幕，所以也问询了THL（国家健康与福利部）多关注儿童福利服务的成本，我们大约会在春季发布相关数据。”

Yle还接触到国家健康与福利部，让我们来看看到底他们手中有多少关于运行这个系统花费的现成数据。他们提供了一份来自Kuusikko儿童保护工作组的数据报告： 2014年芬兰六个最大城市的儿童保护服务费用比较。它提供了六个主要城市的儿童福利费用数据：赫尔辛基，万塔，埃斯波，图尔库，坦佩雷和奥卢。

六个城市在2014年为儿童福利服务总支出为3.3亿欧元。 赫尔辛基分走的蛋糕最多，花了1.26亿。

报告还指出：“安置费用是儿童保护总费用中最大的支出项目。这六个城市2014年在安置儿童上花费了超过2.62亿欧元，相当于79.4％的儿童保护费用。为了让足够的儿童在机构或家庭寄养，赫尔辛基花费了超过1亿欧元，埃斯波接近3800万，万塔3900万，图尔库37万，坦佩雷27万和奥卢2100万。 除了奥卢（35.8％），所有这些资金中有一半以上（60％-77％）用于机构护理。

2014年，这些城市为维持儿童替代照料的平均费用为：每个儿童51,174欧元; 其中图尔库的费用最多，为59533欧元，奥卢至少也平均支付了32822欧元。

THL还透露，2014年芬兰共有89个儿童福利机构由州、市或联合市政委员会管理。 私营护理机构和专业家庭寄养总数为615个，而通过佣金协议提供护理服务的寄养家庭总数为4290个。

去年12月THL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有近18,000名儿童被托管，另有9万名儿童是开放式“托管系统”的客源。此外，公众向当局提交了63 000多份儿童保护报告。

诸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也对大量被照料儿童表示特别关注。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芬兰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的第四次定期报告中具体提到了儿童被托管的问题。

令委员会真正关心的是：安置在福利机构中和更换寄养家庭的儿童人数不断增加，但是可能够安置的寄养家庭数量又不足，而且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去制定寄养规划和定期审查制度，还有对儿童托管监督和监测不足。这些调查结果于2011年通报，联合国CROC将于2017年7月将对此问题进行再次评估。甚至芬兰的议会监察专员也强调过该制度的缺点。在2014年对芬兰民主和人权状况的审查中，议会监察员Petri Jääskeläinen也表达了他对该制度的关切，包括对社会工作者的教育不足，以及对寄养的监督不足（主要是缺乏监督途径）。

下面我们来看看欧洲各国媒体爆出来的有关儿童保护的案例：

在挪威，有五名儿童被国家带走，这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对儿童保护做法的高度关注。世界各地的抗议者和挪威专业人士说，社会工作者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往往操之过急。露丝和马吕斯当时就被打了一记闷棍。他们有三个孩子，分别是五岁、两岁还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这一天，露丝像往常一样等待两个女儿的校车。不过这一天她看到的不是校车，而是两辆黑色汽车。一个自称来自当地儿童保护服务的女人下了车，敲门并告诉露丝是警察局来审讯，随后露丝的两个女儿就被宣布进入紧急照看状态。

英国广播公司（BBC）于2016年4月报道了露丝的故事

这事引发了挪威媒体的广泛关注，而且在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支持露丝和马吕斯的示威活动。挪威儿童保护服务，被称为Barnevernet，被示威者指控有“绑架”儿童的嫌疑。但露丝和马吕斯的故事并不像一些社会活动家所暗示的那么简单：他们被怀疑对孩子体进行罚。当时这对夫妇坐在客厅里接受了询问。

孩子的父亲是一个罗马尼亚裔的计算机专家。露丝承认他们打过孩子：“如果孩子们做了坏事，我们也偶尔会稍稍的惩罚一下。当社工对孩子们进行体检时，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伤痕，他们都很好。”但根据挪威的法律，社工们会尽量深挖到最细微的变化，一旦立项，几乎不太可能有人为纠正的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事的法律实践会如此的严格。”

当然也有确实有一些不负责的有酗酒等不良嗜好的父母，孩子们在社工的协助下孩子得到了应有的保护。

图片来自YouTube：2015年5月底，欧洲议会成员Tomas Zdechovsky称挪威寄养制度是一个“纳粹制度”，他与数百名示威者以及家长一起参加了在奥斯陆国会前的示威活动。

2015年年底，一个旅居挪威的捷克母亲被剥夺了抚养权，引起了捷克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图片来自YouTube:捷克总统抨击挪威寄养制度，将其与纳粹的种族育种计划进行比较。

斯蒂芬（英国移民）:

在芬兰居住的15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与家人住在西南地区。他说自己的家庭正面临着一份匿名举报信，举报信被送到了国家儿童保护系统那里，其内容直指他们家的儿童受到了不公对待。按照程序，孩子们接受了一次面试（访谈），主要是提供有关证词是否可以撤销对其父母的指控。

但那些访谈最终被证实是无稽之谈——社工们在伪造证据。在经历了三年与当地各类行政机构的周旋之后，史蒂芬终于消除了所有的指控，他的孩子才没有被寄养。史蒂芬是极少数几个和新闻媒体机构分享他和儿童寄养机构斗智斗勇过程的当事人。背负着一系列对他的负面报道，史蒂芬是带着羞辱、愤怒、挫折感以及脆弱与无望的情绪来反抗国家儿童福利机器。

他在采访中这样说：“这里牵扯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寄养家庭和与政府签订合同的私营实体是永远不会犯罪和犯错的，另一个则是证明父母那些教育孩子过程中虚实难分的‘错误’以及凭空想象出来的罪状让父母永久失去了对孩子的监护权。”

“如果我不这样做，社工就威胁要带走孩子们。甚至我的律师都说我应该尽量少说话，我无法反抗整个体制。”

茱莉亚（罗马尼亚移民）：

我的基本人权曾被侵犯10年之久。我来到芬兰不久后，我的前夫开始对我进行身体上的家庭暴力。2007年，我的孩子和我不得不被带到一个用来调停家庭关系的住所中。我当时不能讲芬兰语，没有翻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2010年，前夫试图杀了我们，警察却没有对这个情况进行足够深入的调查。当我像搬出去的时候，他却儿童保护系统为手段对付我。我没有办法找翻译，只有我前夫的话被记录下来。2015年，一名当地的法官在没有问询我的意见的情况下，直接把孩子判给了前夫，所以一个执法官和儿童保护工作者来到我家，试图带走孩子。我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了身体虐待。

孩子们被安置在寄养家庭后被移交给了他们的父亲。几个月后，孩子们从他们的父亲哪里被带走后再次被寄养。当前夫威胁孩子时，社工拒绝允许前夫去探视孩子们。而且我被强制支付了15,000欧元的罚款（因为我有一份正式工作）。我已两次上诉司法机构，但我都被拒绝且没有给我任何解释。

自12月起孩子回到我身边之后，我被迫要求与社工进行每周三次的会面，每次1.5小时。在此期间我一直能很好地照顾孩子，我的学校和朋友可以证实这一点。我认为这个系统下的各种社工和其他工作人员没能足够地尊重孩子、家庭和社区。此前三年我都没怎么看到我的孩子们。这和“靠卖别人家的孩子换现金的营利制度”有什么区别？

克劳德（住在Lippu，美国移民）：

我和我的芬兰藉伴侣已经在芬兰生活了20多年了，当她决定带我们的四个孩子来芬兰过一段时间，我刚开始觉得这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停留。她后来决定留下来的时候，居然切断了我和孩子的联系。而且此事还成了一起违背“海牙公约”下的诱拐案件。这案件前后持续了两年多，最终上诉到了芬兰最高法院，法院判决我可以立即把孩子带回美国。

但是孩子们在芬兰已经生活近两年了，我在儿童保护组织敦促下把孩子留了下来，因为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芬兰，并且他们的母亲可能挑起另一个漫长的官司。所以我们和儿童保护机构签了合同，我可以来芬兰探视访问他们，他们也可以到美国看我。

我住在美国之后便定期探视孩子们。但在2013年4月，两个较小的孩子被带到寄养家庭，彼此被分开。而且孩子他妈也被隔离在50公里以外的地方。儿童保护工作者则认为这符合了各方最大利益，因为老大辍学过，但老二没有任何问题。儿童社工还不停地敦促我返回芬兰居住：“你在身边的话，有助于恢复他们的心理创伤。”

就算有文化差异，那也不能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我！

Mary（ 尼日尼亚）：

2010年我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来到芬兰，然后又怀孕了。分娩后，大女儿不知道怎么了身体很不舒服，于是我请求帮助，社工们来到接待中心后带她离开，还说他们还会带她回来。然后社工居然说孩子被虐待，但医生说她不确定是不是被虐待，社工们就把孩子带走了。我只能整夜整夜地哭泣，社工对待我就像对待动物一样。难道文化差异这个词真的可以当借口吗？

我后来发现，较大的孩子是因为感染了感冒病毒，但医生说却有证据证明她被虐待。警察介入之后把我列为了嫌疑犯。过了两年多，我才被洗刷了罪名——我是无辜的。但他们至今没有通知我，让我把孩子接回来。

孩子现在只会说芬兰语，因为社工不允许他们接受任何英语教学。目前这两个孩子住在同一个寄养家庭里。现在小孩子的五岁，大的十岁。我仍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与孩子们不能有任何非官方的接触：只能在官方的安排下与寄养父母合作。但我下定决心，绝不签署任何文件放弃孩子的监护权，我每月和孩子们有三个小时的见面机会。我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还好现在有个新的社工来管这事，他年轻又比较善解人意，自去年秋天以来，我能够更经常地看到孩子了，可以让我稍稍宽慰一些。

下面是本文作者采访北欧华人与律师关于儿童保护的自诉：

小婉：漫长的等待和痛苦的忍耐换来的不是剥开云雾见光明的喜悦，而是大家对这个整个事件真实度的质疑和疲劳战造成的厌烦感。

起初我只是听了老师的建议去给孩子做了个心理测试，不想噩梦就此向我们的生活逼近了。结果出来，显示孩子的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再就是社交能力不是太好，而且逻辑思维能力比同龄孩子低1-2个阶乘。 不知道为什么儿童保护机构Pikujati做完这个测时候适时地介入了，决定把我们转到Passila儿童精神医院，认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帮助。

2016年初我们被迫去了Passila. 一晃半年过去了，我只跟孩子见了四次面。在跟儿童保护社工以及Passila的医生一起开会的时候，一位社工 (曾和我一起参加过两次会议) 告诉我说:“ 你的情绪很不稳定，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理由是我开会期间有时候哭，有时候笑。问题是我笑了吗？

自己孩子面临被托管监护，而且判决结果遥遥无期，正在焦急等待的家长如果还能笑的出来的一定不是孩子的亲妈。

首先我承认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确实有很大差别。但身处于高度发达的商务时代和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网络时代，怎么就没有让本土的芬兰人能够理解和尊重外来文化的气度和理解能力呢？他们的教育水平和所谓完善的福利制度也许只是镜中花。比如说他们对暴力的理解是这样的: 稍微碰一下孩子，哪怕本意完全是为孩子好，只要孩子不乐意就有可能被定义为暴力。

自从第一次报警到现在，外加我前夫自2015年起的多次恶意儿童保护举报(全是无中生有)，至今两年的时间和我打交道的社工人员不下20个，就愣是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反倒我孩子自己都被逼到要离开芬兰的地步。我敢肯定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可能无法理解我说的一切。一旦摊上了这种事，把精神状态养好，脾气养好，说话语气要平缓，谈论任何情况都只展示一张铁锅脸......也许你能有幸躲过一劫吧。

这是一位本身在福利系统工作的华人妈妈的遭遇：我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只是想更好地拥抱光明。

我虽然离婚了，但是在孩子的问题上还是跟芬兰前夫保持了较为和睦的关系，孩子有段时间沉迷于玩手机游戏，我相信这绝大多数孩子甚至成年人在某个阶段都会对手游有依赖，何况芬兰的手游非常发达。但此事遭到了班主任的举报，我的孩子被社工带走长达两个月之久。由于我本身在福利系统工作，对社工权力过大这事情知道的内幕比较多，我跟各个机构斗智斗勇，最后把我的孩子要回来了。让我感到欣慰的孩子回来之后变得很懂事，并说长大后要从政来改善这个制度。

我生活的这个小城并不大，但一年下来类似的案件则高达5000多起，搞得人心惶惶。儿童保护系统往往遵循一个原则：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有时候我发现福利系统的一些员工缺乏最基本的护理常识却处处显得“傲娇”：凡是不符合他们观念的，就觉得别人错了。比如房子太小，打扫的不干净；儿童体重减轻和牙齿问题；印度移民的手抓饭；与孩子同睡一张床，中国产妇坐月子……这都可能成为孩子被带走那些五花八门的理由。比如视频中的这位美国移民母亲因为孩子体检的时候体重减轻，孩子就被带走了。

Youtube上一个有关挪威“合法绑架”美国母亲的孩子的视频

凡是孩子医疗效果不太好的，甚至医疗事故都被说成是家庭教育问题。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却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或者是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有时候我有些奇怪，为什么很多芬兰家长不反抗。其中的奥秘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要依靠福利生活，国家想要包办一切那么个人的选择就会减少，哪怕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到了侵害——各方面你都要依靠这个国家啊。我跟一些芬兰人聊过，他们居然说有没有父母生活都差不多，反正都要依靠国家。这种畸形的福利系统其实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或许是是北欧离婚率处于世界前列的原因之一。

社会活动家Leeni Ikonen坚持认为，许多家庭的孩子问题其实并不需要的社工强力介入，也根本不必须让孩子离开原生家庭：“新的儿童保护法必须要修改，更正‘强迫援助’的模式也已迫在眉睫。”

她补充说，目前的制度对移民家庭尤其不利。“各种儿童保护机构和移民人群接触时带有偏见和刻板的印象，移民通常会被福利机构的官员们潜意识里视为‘怪异’人群，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研究表明，在移民中，许多孩子被送去寄养的比例远高于非移民家庭。”

芬兰儿童福利机构的顾问Marjo Lavikainen没有直接处理Ikonen的上访，但指出儿童福利立法一直是需要进行大变革的目标之一。2014年引入“强调早期干预”的改革已经初见效果。

“近年来，儿童紧急安置的数量有所下降，2013年相比2000年减少了10％，这也表明如果父母与孩子的问题如果在早期阶段能有所帮助，孩子们就不需要被寄养。”

THL的数据显示，与2013年相比，2014年家庭外安置儿童的总数为17958，减少了不到一个百分点。此外，THL趋势线还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儿童托管照料呈总体稳定增长趋势。

Lavikainen也倾向于对移民家庭出现的儿童托管照料事件进行专门立法。她指出，社会和儿童福利法案要求社工考虑可替代措施来支援家庭，包括“客户”参与和互动，还要考虑到托管对象的语言、文化和宗教背景。

虽然她承认：虽然目前的法律已经非常具体，但是儿童福利服务的质量因市政资源而异，而且暴露在敏感性话题和文化培训上的风险也可能因地而异。

另一方面，部长官员却对此显得比较乐观，最近正在进行一项新的法律改革，而且增加了一个新的部委立项：“按以往经验，太多的权力被委托给了地方当局，这对相关专业和伦理道德的维护是极不负责任的”。

笔者认为在社工权力过大的背后，还有如下原因：

1.移民问题

鉴于移民家庭是儿童保护社工重点关注对象，社会学家考夫曼对欧洲家庭移民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移民融合的前景恐怕不那么乐观，移民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最底层种族”。特别是未受过教育或者没有受过欧洲教育的配偶往往被认为是没有能力抚养和教育下一代。女性移民也处于风口浪尖，尤其是穆斯林家庭生活一贯被西方媒体描述成西方自由的家庭规范格格不入的样态。

对此，北欧主流群体往往有一个偏见性的假设：移民背景家庭的女性会对男性产生依赖，这样的依赖型关系忽略了移民女性作为独立个人的可能性，因为其地位取决于家属的地位。由于近年来欧洲难民危机以及难民引起的安全问题，芬兰、瑞典的一些新纳粹上街抗议接受难民。

2016年年底，芬兰新纳粹杀害移民家庭全家的案子开庭审理。虽然主流媒体试图粉饰移民的融合度，“但在芬兰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就是，每一个离婚带孩的移民母亲都被儿童保护机构强迫配置一个社工，而不用顾忌本人是否同意。”一位芬兰福利系统员工说道。

2.北欧国家的高离婚率

根据芬兰统计局关于人口变化的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婚姻数量有所增加，为24708起，比前一年多了246起。与上一年相比，年龄在40岁左右的人的结婚率略高，而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婚姻率则略有下降或保持不变。上图显示，仍然有一半的婚姻以离婚收场。根据2015年的离婚率的统计，第一次婚姻以离婚的方式结束的概率为39％，2015年离婚的双方中68％是配偶双方的第一次婚姻。无疑，高离婚率会导致儿童心理问题以及孤独感。

50年以来芬兰离婚曲线图（蓝色曲线为结婚数，红色曲线为离婚数）

如制造二战后挪威第一惨案的制造者布雷维克就是个例子：回顾这个“杀人恶魔”的成长史可以发现，布雷维克早年的家庭生活非常不幸，父亲虽然是外交官，但是父母离婚后生活清苦，据布雷维克的描述：继父是禽兽。有媒体分析认为，童年的遭遇和父母失败的婚姻，孕育了布雷维克逆反的性格。此后，布雷维克很少与人交往，这可能和他曾被朋友嘲笑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有关，造成了他纯正血统的推崇以及近乎偏执的性格。

布雷维克惨案发生后，已经76岁的生父詹斯说，布雷维克小时候是个非常普通的男孩，其实根本就不喜欢政治。“现在我希望他自杀，而不是杀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至于一些少数家庭破碎的北欧青年领着福利跑去叙利亚参加圣战，类似的新闻报道在媒体上也并不罕见。

结语

曾几何时国内崇尚的北欧教育传说：“不要天才要平等”，“北欧教育世界第一的秘密”，“孩子不需要刻意培养”之类的文章一时很火；北欧学生前几年在PISA测试中成为黑马，让世界纷纷瞩目教育北欧，（现在是中国上海学生在PISA测试中成为世界第一）。笔者承认，在对北欧国家强制父母带薪休产假和育儿补贴，学生工资、法律明令禁止体罚孩子方面北欧国家确实有独到之处，而且这类教育体系也确实培养出很多创新人才、艺术设计方面的人才。

然而笔者发现最近的舆论风向有一些转变，过分强调平等则会使父母和老师丧失权威。由于北欧人崇尚孩子的社会属性大于家庭属性，一不留心，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就会给社工带走孩子提供证据。2013年瑞典精神科医生爱博哈德出版了一本书《孩子们如何夺了权》：对孩子们“卑躬屈膝”的做法其实是对全社会和孩子的终身教育弊大于利，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长大后出现焦虑和自残问题与此教育理念不无关系，放羊式的教育方式让一些学生连简单的逻辑也搞不懂，旷课率和不能按时毕业率暴增。“政府也在帮忙传递一种不良讯息，家长没必要抚养自己的孩子，专门的机构会帮你管孩子。”爱博哈德说。

按照芬兰社会法的定义，可以找出家庭的内圈和外圈，内圈由亲生父母和其子女组成，如果父母和子女行为不规范，或者是父母经济上的原因，可以采取由祖父母和其他亲戚的家庭外圈辅导制观察干预效果。从芬兰第一部《济贫法》到1956年的《公共福利法》，这种一以贯之的社会援助理念是为了确保收入保障而采取兜底手段。那么，为何在很多案例中社工着急把孩子带到素不相识的寄养家庭里，然后由政府买单？在貌似光鲜的北欧儿童保护系统下，又隐藏着多少家庭的血和泪？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