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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为国|“记得我访学时,N个中国人才有一个语伴”

2019-07-15 14:55:26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为国】

最近,山东大学学伴事件引发巨大争议。“一个外国留学生配三个异性中国学生”、“一人骨折招募25人当志愿者”,种种细节让网友们看得很不舒服。虽然山大方面公开回应了此事,但大家似乎并不买账。就在舆论指责山大之余,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认为淫者见淫,不必对此事做过多解读,只是正常的国际交往而已。两种观点交锋很是火热,从风闻社区的一个帖子也可窥见一斑。

孰是孰非,大家心中自有判定的尺度。而从“学伴”事件不难看出,大众怨“差别对待”久矣,对山大的口诛笔伐更多地是怨念的集中爆发。说实在的,当我看到“一个外国留学生配三个异性中国学生”这条新闻时,第一反应直接酸了。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去访学,那所国外学校对我们这群留学生基本是放养的。一年之中,就只有国际生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几封邮件聊表关怀,其他再无体恤。从租房、选课到日常生活的种种,都是自己料理的。照着当时一师姐的说法:“人家国外都讲究独立,习惯就好!”现在品品这话,真是耐人寻味。

那时候,同学里也有人主动去找学伴,主要是为了能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个照应,以免遇到突发情况时手足无措。所谓的学伴,要么是一起上课的同学,要么是老师、同学介绍的靠谱之人。当然也有人会选择用贴广告的方式寻找有偿学伴。

学校也给留学生提供找语伴的机会,为的是帮助留学生提升学习效率和语言能力。具体流程如下:

首先,填写申请表寻找语伴;

第二,一旦结对成功,要一起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

第三,定期上交学习记录。

我们那会儿审核很严格,而且语伴人数明显不足,基本N个交流生才有一个当地语伴。我比较“不幸”,因为语伴不够了,最后学校给我塞了个在当地留学多年的中国同学做语伴。访学结束,照理要做一个汇报总结。可能是担心我没有好的语伴,语言能力会不过关吧,我的主管教授临了告诉我:“你要是能说就说,不能说就用中文随便讲讲就行了……”

记得在母校学习的时候,也有交换生同学选修我们系的课。老师不会特别照顾他,但也不会放养他。这位同学可能不喜欢我们的课,一学期里有几回都是课都没上完就背着书包走了。但即使这样,在临近期末考评的时候,在他焦头烂额寻求帮助的时候,老师依然会宽容地帮助他。

凡此种种对比之下,你说我能不酸吗?当然我也遇到过许多友善、优秀的外国同学,但我总觉得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付出了很多,可是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

其实,只要流程合规、双方公平自愿,学伴制度仍然是个能惠及本校学生与留学生的好制度。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曾和系里一个韩国女生结为学伴,这样的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有益处,我可以通过她来练习韩语,而她则因为中文水平有限需要有人辅导她完成作业。我们的相处模式很简单,每周约一个下午见面,见面时间基本在四小时左右,两个小时是她辅导我学韩语,剩下两个小时则是我对她进行学业辅导。除了课业交流之外,我们也会有约饭之类的活动。

大概也是想着学伴制度的优点,山东大学回应表示中外学生都很欢迎组学伴的活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以礼待人也是“文德”的一种。可若是过度,难免就给人留下谄媚的印象。

另外多说一句,这次学伴事件让一些人直接对山东开起了地图炮,甚至对山大女生说出了各种侮辱之辞。这种粗暴的歪楼之举显然是不对的,而开地图炮确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和那个韩国女生结为学伴的日子里,她也会时常邀请我去参加她的朋友们组织的派对。但本人比较宅,对于party那种闹哄哄的氛围实在不感兴趣,所以都婉拒了。既然是“学伴”,当然是要以学为主,过多地牵涉社交活动不太合适。

我想,对于学伴制度来说,把酒言欢是很次要的事情。要想进行跨文化交流,了解异域的风土人情,有的是方式方法。

前几天,我看到几位喜欢文学的高中同学在转载一条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网格本”世界文学名著的消息,这套书是50年代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在许多老一代翻译家的辛勤工作下才得以问世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中学历史老师在讲授世界史时经常提起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这套书也诞生于那一时期,里面收录了大量西方文明史上的优秀著作。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那种奋发有为之风,这样的文化工程能持之以恒的进行下去吗?

这难道不是在以一种健康的心态来进行中外交流?

其实仔细分析这几天网上关于“优待留学生”的言论,很多人都提到了“自卑论”。

我们知道在近代史上,中国遭遇了很大的危机。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之事更是屡屡出现。如此,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遭受到极大的打击,许多中国人面对外国势力往往抬不起头来。一些善于“耍聪明”的识时务者,则时常借助外力来欺压同胞。久而久之,在文化心理上,外国就成了高高在上的崇拜对象,而中国人反观自己,则往往自惭形愧,觉得万事如不人,甚至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自我厌恶。

在历史上,还有不少自诩为“文明”的人,则处处效仿外国人,起洋名、吃洋饭、嫌弃同胞“保守”、“愚昧”,希望通过表面的模仿来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更是希望这样的中外形势能持续下去,好让自己从中获益。这种行径的流传,造成了极大的民族心理内伤。

1949年新中国成立极大提高了民族自信心,一扫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欺压与凌辱。新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帝国主义与买办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彻底消失;广大工农群众得到翻身解放,突破旧枷锁,成为新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建设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在此背景下,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许多历史的阴霾一扫而空。而正是具有这样的条件,中国人能够健康的吸收、借鉴一切世界上的优秀文化。

照理来说,经过了这样的历史进程,解放前的那种崇洋媚外、自我作贱的行径应该从中国大地上消失才对。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受到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波云诡谲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些不好的习气,多多少少又在重现。包括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肤浅想象、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鄙弃,以及更为重要的,对中国革命史、中国建设史的污名化,致使许多人觉得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美好的,但我们一直未曾真正融入的“他者”。通过“他者”看自己,觉得自己浑身不是,简直没脸见人。

所以,坊间有个段子: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另一个叫“外国”。中国要实现强国之路,就必须全方位地和这个“外国”比较,军事实力和经济水平要比美国强,人口综合素质要比日本强,工业能力要比德国强,空气要比新西兰香甜,不然就是落后。

记得有一回,我送我母亲去参加老年大学的聚会。下车后便想找垃圾桶扔一下矿泉水瓶,而一个大伯竟直接地告诉我:“你随便找个草丛扔一下得了,这是在中国呀,你以为是在外国,要那么讲素质哒!”这种例子,我想各位身边也有吧。

这种现象还有个表现,就是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价值基础、人生目标,都建立在被外国人,特别是被西方“承认”的基础之上,似乎没有受到外国人那一番面带微笑的首肯,自己活在这个世上就缺少足够的合法性。甚至自己认识周围社会、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也要以西方人的各种观点为基准。似乎没了西方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就不能自立,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不能自己判断自己的价值。一言以蔽之,失魂落魄。

我在访学时,有位外国教授对于一些中国人的表现也很纳闷,他困惑地问我:“你们为何如此急于寻找材料来抹黑自己的历史?就是为了得到国际学界的支持?”

所谓的“融入世界”,其潜台词就是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之外,不配称为“世界”一员,只有彻底改弦易辙,照着这个伟大的“他者”的要求来进行自我改造,才有可能被“接受”称为世界的一分子。更有甚者,这些感觉背后有大量的所谓学术研究为其背书,形成一套的“学术理论”来论证必须如此这般。而拒绝接受这一行为逻辑的人就要遭受各种污名化,要么是“封闭自大”,要么是“民族主义”,要么是“民粹主义”。仿佛成为让遵照这一逻辑来立身处世的“文明人”深恶痛绝的顽劣之徒。

我相信,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样的逻辑本身并不正确、值得反省,那么我们其实就已经走在进步的道路上了。而此次学伴事件之所以引来广大网友的议论,其实也证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随着国人眼界日益开阔,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只受这样的逻辑影响了。

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要展现中国人最基本的自豪感,“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并非只是在各种派对和集体活动中拿来聊备一说的噱头,而是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日常行为中时刻牢记于心的价值观。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李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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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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