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晓兵】

5月3日，美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举行了题为“主权回归20周年，香港模式能否持续？”的听证会，对香港回归20年来落实“一国两制”的情况提出指责。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一并出席“作证”，原港英政府末代总督彭定康则以视频方式参会。

而在此之前，李柱铭和黄之锋于5月1日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黄之锋在演说时还称，希望美国国会能恢复“香港事务议员团”，同时希望台湾“立法院”能成立一个“香港事务议员团”，关心香港民主进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声称，“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1.5制”。

5月4日，黄之锋与纽约大学香港留学生敖卓轩在美国《纽约时报》共同撰文，声称“美国国会应该尽自己的责任，恢复白宫对香港的兴趣，释放出美国关心香港政治自由的信号”。

对此，中国外交部在5月4日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中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香港个别人士勾结外国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的企图不会得逞。

黄之锋、李柱铭等参加美国国会关于香港问题听证会

警惕香港问题上的“英退美进”

香港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过一个多世纪，但是英国对于香港的影响力在日渐衰减。事实上，二战之后英国对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颓势已经无力回天，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是大英帝国的一次体面撤退。今日的英国，国内分离主义活动频频以及“公投脱欧”等问题让英国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应接不暇。

英国在2015年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并成为创始成员国，中英两国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出，积极响应中国倡议并推动中英关系走向“黄金时代”，种种迹象表明，英国对于中国最近几十年蓬勃的发展势头和取得的长足进步，日益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

过去，香港社会一些政治力量罔顾香港回归之后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和全面管制权的基本事实，曾经对伦敦的政治影响力念念不忘，甚至希望曾管制香港的英国仍要承担其政治责任。而今，随着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下降，当下的香港则呈现出一种“英退美进”的趋势，这是战略态势上的转换。

由于英美传统的特殊盟友关系，二者在战略利益上有着多重交集。在亚太地区，英美之间的战略利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依存性，但也存在着一些矛盾。整体而言，二战之后美国要在全球挤压英国的战略利益空间，并努力实现取而代之的基本目标；另外一方面，英国在诸多方面有求于美国，对于“英退美进”的既成事实也被迫采取了务实态度。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转换符合英国的现实需要，同时满足了美国的要求。

1997年6月30日，工人们把政府大厅里面的英国国徽移走

现在，中英关系日渐走上良性互动的轨道，英国一些政治人物对于香港问题的表态，已经不能产生他们所期待的影响，于是，李柱铭、黄之锋之流就将期待的目光投向华盛顿，这就是他们选择去美国国会而不是去伦敦的原因。当然，英国过气的政治人物彭定康对于他们在美国的“政治秀”也积极配合。

奥巴马时期在香港问题上已经日益呈现出“英退美进”的趋势，特朗普上台后，对于香港这一重要的战略据点，美国不会简单的撤退。尽管有收缩的迹象，但是美国国内一些鹰派，以及在中美关系上持强硬立场的人士，并不会放弃香港这个战略据点。

在过去几年中，香港特区所经历的违法“占中运动”、“雨伞革命”等政治过程中，都有美国一些政治力量频繁活跃积极介入的影子。但事实上，在涉及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围绕香港做出出格的表态。

不过，在美国国会内部，由于多元政治力量的存在，有些政客可能会和香港的一些政治力量联合进行表演，甚至希望在香港问题上做一些文章。这也是美国本身政治结构使然，也是美国政治过程中的一种常态化表现。

在此过程中，一些美国的顽固派、强硬派发出一些异样的声音是有可能的，不过，香港问题并不是中美较量、利益碰撞的前沿。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直接碰撞的利益点很多，比如在中美贸易、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鲜问题、互联网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中美直接的碰撞与接触更多，香港问题则是中美利益交叉和交错点。

“一国1.5制”：掩耳盗铃的政治判断

面对香港特区丰富多彩的“一国两制”实践，李柱铭和黄之锋在美国的“政治秀”无疑显得格外无力。黄之锋所提出的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1.5制”，将来可能会变成“一国一制”，这样的说法更是显示出于其对香港特区过去20年“一国两制”实践认识的浅薄，可谓是罔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一种幼稚的、掩耳盗铃的政治判断。在他们的眼中，根本看不到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在实践中面对新问题、迎接新挑战过程中的发展，更不愿深刻理解和认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丰富多彩的实践。

黄之锋提出的所谓“一国1.5制”正是出于对现实的简单判断

事实上，在过去20年间，香港特区“一国两制”的实践不断走向纵深，我们对于“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香港特区今天的“一国两制”，一定不是《中英联合声明》中所描述的“一国两制”，也不是1990年《基本法》通过时确定的“一国两制”，而是香港特区成立20年，历经风雨之后又见彩虹的“一国两制”。

在香港社会内部治理以及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上，《基本法》的实施以及各种宪制惯例的积累和沉淀，这一切让“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都有了新的发展，也让“一国两制”原则增加了新内涵,即在“国家统一”目标得以实现之后,香港特区“一国两制”的制度性安排和创造性实践让“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一国两制”原则的基本内容。“一国两制”的实践从国家统一目标的实现到国家治理目标的落实，这是对“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深化。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深度整合和变化的临界点上，中国过去三十年经历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香港特区也需要在变幻的世界中转换角色，如若不变，反而无法应对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那么“一国两制”也将会沦落为一种幼稚的法治实践和政治过程。在香港特区成立20周年的历史时刻，深入地认识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变与不变，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中国中央政府落实“一国两制”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而在香港特区内部治理，以及在香港特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良性互动上，在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实践和惯例沉淀下来形成新的关系，以及香港特区和周边区域之间从自然分工到优势竞争而带来的此消彼长的改变，特别是区域融合进程的加速和优势互补合作的展开，这些都是必须正视的实践和现实。

在此情况下，“一国两制”不可能是简单的重复过去政治判断的问题，也不可能是机械适用《基本法》文本规定的问题，而是在现实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下，特区的高度自治和“一国两制”的实践，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应对新问题时，所呈现出的必要的发展和变化。

香港回归20年，“一国两制”也随实践不断发展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发展可谓是形势使然。“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可能停留在中英谈判的那一刻，也不可能停留在香港回归、英国撤离的那一刻。我们对“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和政治承诺，以及《基本法》的保障是不变的。但是应对香港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时，要丰富和深化“一国两制”理论，让“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走向纵深，这样才能够让“一国两制”在现实而多彩的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对于李柱铭、黄之锋等人在美国的“表演”，我们无法简单地能进行禁止或限制，更没办法一厢情愿地要求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不要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一国两制”实践上，保持战略定力，坚守中国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节奏。当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民生发展、循序渐进的民主政治进程，以及社会氛围进一步改善等目标稳步得到实现之后，国际上的这些杂音和谬论就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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